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時,汪東興對我說,辦公廳現在就咱們倆了,我很忙,我隻要管警衛局就可以了.秘書局,機要局都歸你管.我說,老汪,我在文革辦公室那一塊就分攤了你很多事情了.我還要忙著寫文章.我連秘書室都管不過來.我跟他說,我這個人有個弱點,就是好寫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辦公廳那麽多事務,我實在沒能力管,還是你來管.因為我的態度很誠懇,他也就接受了.沒跟我再捉迷藏.
汪東興這個人背著主席時,對人,對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對他的人很多,而且領頭的都是局一級的領導幹部,像田疇等人. 後來田疇是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的局長,我出獄後,他跟我提起汪東興來,就一句話,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我聽了說,那是條裝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離開北京去武漢前,找我們去人民大會堂的118號開會.林彪,總理都參加了.大家都反對主席在這種時候去武漢.但主席執意要去.主席就叫楊成武跟著他去. 汪東興急著說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說汪東興一起去好.主席問,那你這裏的事情怎麽辦啊?汪東興說,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讓我代理主任.會後,江青讓我好好把辦公廳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說,那汪東興不是要懷疑我想奪他的權了.她說,你那麽多顧慮幹嘛.傅崇碧幾次向總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衛戍區當政委。說他現在保衛黨中央的壓力很大，他那裏好多事情不好辦，因為我在紅衛兵中影響大,他建議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說,他現在忙得一點空都沒有,我還想調他去當八三四一的政委呢。從這些情況看,江青對汪東興還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後,她怎麽就那麽糊塗呢!
可能是江青長期經曆的那種環境造成了她不輕易相信人的習慣，而且她也不輕易地說人好話，即使是她認為是好的人。她對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較壞的。容易懷疑人。對人的看法好走極端。有個派去照顧她的服務員，頭天她還說她怎麽好，第二天就說這個人壞，知道她怕風，卻故意把窗開著，讓她吹風。要這個人走，送她勞改去。其實，那時說的勞改，並不是去勞改農場的那種，而是下放去工廠勞動。這事是我處理的，我知道江青對這個服務員因誤會而生懷疑,不能送人家去勞改。所以就把她換到一個不讓江青看到的崗位去了。可這個服務員為了這事就非常恨我。後來她的領導跟她說，人家戚本禹是保護你才調你走的，你還瞎說人家。後來我出獄後，這服務員還寫信給我，表示道歉，說她當時因為我把她從江青那裏調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護士長許春華也經常挨江青的批評.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時,卻能公正地說,江青雖然愛懷疑人,主觀片麵,喜歡指責人.但她是忠於革命,忠於主席的,對工作是勤勤懇懇的,也不講享受的.她仍認為江青是一位好首長,好同誌.
我在中南海後樓研究室時,工業組有個同誌,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來是在山東德州開辟地區的一個老幹部，地委書記，又能打遊擊，又能搞工業。我去中央文革後就請他來做我的秘書，這人很有經驗，給我幫了很多忙。紅衛兵運動剛開始時，有些情況很亂，有些所謂老紅衛兵,就是後來聯動那些人亂打人，亂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開表態，說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亂抄家。不然以後這些事都會賴到你們中央文革的頭上的。因為當時都說紅衛兵是我指揮的。我說中央文革可從來沒有叫誰去打人的，這些人怎麽亂搞呢。他跟我說，這些打人的他們後麵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當時就明確地表了態，不準打人,不準亂抄家。後來我們把亂打人,亂抄家的情況報告給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鬥，不要武鬥。還有當時有些地方借破四舊,燒書。他馬上跟我說，曆次運動，毛主席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要燒書的。怎麽可以燒書呢。我就馬上去講話,製止燒書。可有一次江青來我這裏看見了他,就找我過去,說那人不是後樓的麽,有些人是劉少奇的人,你怎麽把他弄在身邊?他年紀都比你大,是你領導他,還是他在領導你?我沒有辦法，隻能把他調走。我出獄後碰到靳耀南,他對我說,你是個好人,我過去怎麽看你,現在還怎麽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這不能怪她.辦公廳到處都是楊尚昆的人,她當然對我有戒心的.
現在有些人拚命說自己當初怎麽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實除了閻長貴,有些人的所謂迫害,多有誇大其詞.有的是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黨內資產階級.在那時有幾個人是不願意在江青那裏工作的.就說吳法憲,有人說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聰明.江青到哪裏去,都願意讓他陪著.至於說有些人後來遭到關押審查.其實那些具體的事情都是汪東興處理的.宣布我受審查後,汪東興馬上就叫人把我雙手銬上,而且銬了一個多月,吃飯睡覺也都銬著.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樣自殺.但我心裏明白,這是汪東興在暗地裏使壞.江青才不會管這種事了.
江青和王力,關鋒
關鋒在我們中間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從理論上，從路線上來看出問題。 主席720事件後的意思在他親自擬定的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名單時已經很明顯了.他叫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老帥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後要穩定軍隊.主席在720以後,在我們寫的報告上在陳再道的名字後麵加上了同誌兩個字.總理馬上把它印發下去.原來陳再道是被關押的,現在一下子待遇馬上就變了.但是我們當時對主席的意思沒有好好的領會. 關鋒寫的八一社論.說下一步鬥爭的大方向就是對準軍隊的走資派.要向軍隊的主要敵人開火.這個問題就嚴重了.是嚴重幹擾主席的戰略部署的.當時紅旗雜誌社論和文章對全國運動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導運動方向的. 不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準,怎麽可以擅自提鬥爭的大方向和主要敵人呢.而當時群眾也是這麽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動起來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聯,第三次大亂了.如果真這麽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那士兵都是拿著槍的,你發動他們起來造反,那不等於是武裝起義了。如果再出幾個720事件,那整個局麵就亂了.
中央文革開會調查這事.關鋒說,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錯誤.但是他的文章是經過陳伯達批準的,而且陳伯達在上麵還加了一些字.陳伯達不承認,說他不知道.總理就當場叫人去調文件來,可文件被陳伯達拿回去了.總理又叫陳伯達的秘書去陳伯達那裏找文件.結果文件找來了.上麵清清楚楚是陳伯達寫的,照發.陳伯達沒辦法,就說當時自己吃了安眠藥了,糊裏糊塗的,忘了.當時我們大家都清楚是怎麽回事了.但我們也明白,這事在當時是不能讓陳伯達來承擔責任的.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把他拿下來,這個震動就大了.所以,總理就在會上總結了,說,看起來這個文章是經過陳伯達同意的.但陳伯達說他當時是吃了安眠藥了.頭腦不清楚.那關鋒當時也沒有把文章給其他中央領導去審查.所以還是要由關鋒負責.
拿今天的話來說,王力在外交部動了總理的奶酪.當時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講過話.但我是嚴格按照主席說的話去說的.主席沒有說的我不能亂說的.主席說,對陳毅鬥鬥也可以麽,打倒也沒什麽了不起麽.打倒了也可以再保麽.而王力從武漢回來後,被當作英雄來看了.他自己也覺得不得了了.一點也不知道他在武漢的時候其實是闖了禍的.主席已經對他很不滿意了,隻是為了維護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當作英雄來歡迎的.他聽到外交部有人對我的講話不滿意,就自己把他們找來和他們談話,那就是所謂王八七講話.他講的就出格了。總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裏,說王力說的,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但王力自己後來堅決否認他說過這話的.姚登山聽了王力的講話回去傳達，主席讓人調來了王力講話的紀錄,有這話.也可能是紅衛兵在傳的時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興了,說,外交部的權是中央的,怎麽可以隨便奪權呢。
楊成武從主席那裏帶著主席的指示來,先去跟總理,江青匯報.然後就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說,主席向他問起過我.他在主席麵前還給我說了好話呢.可後來他卻說什麽主席先說把王關戚一起抓起來.後來又叫他回去,說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爭取過來.老實說,如果主席真的講過這話.那當時楊成武是絕對不敢到我辦公室來的.楊成武來我辦公室來的時候,我的秘書當時都有記錄的. 我從秦城出獄後,還寫過封信給楊成武,說你當初是怎麽和我說的,怎麽後來又在外麵亂說。他也不給我回信。江青那時還跟我開玩笑說,你躲過了一劫了。
其實主席當時對王力,關鋒也沒說要抓起來,隻是說,停止工作,要他們作檢查.江青讓康生對他們的曆史進行審查.後來開了個會,總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讓王力,關鋒在會上作了檢查.然後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怕警衛有誤會,我還特意問了總理,他們什麽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我就按總理的指示,在釣魚台的2號樓找了兩個空的房間,讓他們住在裏麵,他們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學習主席的指示,檢查自己的錯誤，態度很好。我回去就向總理,江青作了匯報.總理聽完了匯報,還交代我說,要我每天去看看他們的情況,要經常用電話向他報告情況.然後他就走了.這時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江青這麽哭.當時春橋,姚文元都在場.姚文元也掉了眼淚。
出獄後,我和關鋒講了這事.關鋒說,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為大家畢竟在一起戰鬥過的,是有感情的.所以關鋒從來都不反江青.但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卻把江青罵得一塌糊塗.還有個叫楊銀祿的,我在的時候他就在那裏了,還是個小戰士,那時他見了江青那個樣子,簡直就可以說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樣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關隔離後，我實際上也已經無所作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煩，弄得別人反感，所以有些會議我都不去參加。可是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開打倒王、關的會議我沒去參加。馬上外麵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所以第二次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麵的標語就沒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文革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國慶前回到北京的。當時中央文革會議上分工由張春橋寫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寫國慶社論；我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我因為參加過編毛選，對主席的講話風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匯總。
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出要“大聯合”。方針改變了。像上海那樣的以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奪權模式不行了。武漢模式更不行，那是軍隊出來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視察以後，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聯合”。各派都要參加掌權。主席提出的這個模式實際上是個戰略大轉變。我在整理的時候就強調了這一點，突出了這一點。因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麽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要實現這個思想。主席對我的整理的東西很滿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什麽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張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本來引述的毛主席的話是，批修鬥私。我看了覺得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因為我想革命總是先內而外，從邏輯上講，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們看了都覺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說好。所以就改成了“要鬥私批修”。
我給主席寫了個檢討,我說,雖然王力的講話,關鋒的文章我都沒有參與。但是我在思想上實際是跟他們一致的。對主席的指示沒有很好地去領會,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錯誤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寫在我給主席的檢討上，由徐業夫直接交給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寫:已閱，
退戚本禹同誌。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誌。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給總理江青他們匯報了，當場還一起討論了如何落實主席的批示。他們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關鋒作個傳達。我就問總理，是我一個人去告訴他們，還是誰跟我一起去？總理說，讓春橋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橋一起向他們作了傳達，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因為主席稱我們是同誌，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後，主席在批的文件裏稱陳再道是同誌，那陳再道的待遇馬上就不一樣了，房間和警衛馬上都換了，沒有原來軟禁的樣子了。主席給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發下去的，可總理也沒讓印發。而且我看出，總理對這事並不起勁。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我就聽到有人說,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陳毅說, 不拿掉戚本禹，黨心不穩，軍心不穩，民心不穩。可見我們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這個時候.連續發生了幾次所謂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跟我們談了她的曆史. 她是在中央文革的會議室(釣魚台十六號樓)講的.文革小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們都坐在江青的對麵,穆欣坐在江青的後麵,他當場作了記錄.談了有三,四個小時。
江青說,你們老聽了那麽多關於我的事情,你們也不清楚,你們又不好來問我.那我就把我的曆史全都跟你們講了吧.請你們審查。
她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但他的缺點是太小器,很軟弱,膽又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一樣.他要說那個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都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拚著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順的.但是她說,唐納比起俞啟威來那簡直是差得太多了.當時我們就很坦率地問,那你為什麽不嫁給俞啟威呢?她說,是俞啟威的家裏反對.他那個家族是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你一個戲子根本就進不了門.她說,俞啟威那個時候也軟弱.不過那時他才是二十多歲的學生,也根本沒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隻能考慮嫁給唐納. 可是,結婚後就不一樣了,限製她這個,限製她那個的,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了.這個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她在台上演過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過她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盡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並不亂搞的.但對待家庭,他還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離婚了.這件事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了.和唐納離婚,對她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她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啟威了.她說她總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種時候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島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像哥哥一樣的保護著她. 那時有好多人就想趁虛而人,來占她便宜.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他們是動機不良的.所以想方設法地拒絕他們.可這些人達不到目的,就到處去散步流言蜚語,造她的謠.這些人當時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她說她最難忘的還是和俞啟威的初戀.俞啟威是她的導師,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見了毛主席之後,她就認定,這輩子就跟定這個人了。 我當時確實是有為江青寫一個傳記的想法的.我覺得她的經曆完全稱得上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範的,哪裏會想去整什麽”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當時有人提出要開放圖書館,文藝組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連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了這個報告.但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北京圖書館開放後,有人在裏麵去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的內容.反映到我這裏來了,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圖書館裏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當著我的麵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麽好擴散的,我有什麽事情可以擴散的.事後, 張春橋跟我說,你現在應該把事情推給下麵,說是文藝組幹的,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我說, 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給他們說話.你不這麽說,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這個人就是缺心眼,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推給了他們,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向我報告過,是經過我同意的.後來我也這麽跟總理說的.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注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了字.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
無獨有偶,稍後一點時間,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 讓我來處理.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可他們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說他們把他們查到的一批誣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裏了.這個他們卻沒跟我講.我打開材料一看,也就是當時國民黨報紙造的一些謠言和一些攻擊的話,說什麽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澤東),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很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麽能拿那麽點小事去幹擾他;交給總理,那可能錯誤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給江青,因為,這不符合組織的原則.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麽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因為它也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它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是怎麽回事.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懷疑我是不是為了想給自己留條後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將來可以賣身投靠別人. 後來張春橋私底下跟我說,我們已經是都綁在一起了的,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麽回事.他也讓謝富治他們拿去燒了。
真是事不過三啊.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又是關鋒的秘書,後來江青要找個秘書,我就把閻長貴推薦給她.他不知錯了什麽勁.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一個叫江倩的寫的信給了江青.江倩(中國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舊社會的一個電影演員,參加過軍統.文革時挨群眾批鬥.她就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閻長貴拿了信,我估計他也沒怎麽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稱江青,還說是曾經參加過軍統.說這是敵人的造謠,應該讓公安部來處理.然後就把信和條子送給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氣衝衝地跑到我辦公室裏,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搞什麽名堂,你前麵弄我的黑材料,現在你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裏的內容.我說,人家根本沒說江青參加過軍統.是說自己(江倩)曆史上參加過軍統,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舊社會當過演員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你在當演員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麽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那時江青已經聽不進去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那個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找人寫信的方法來陷害她.這件事,連總理也幫不上忙了.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閻長貴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蔑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胡說八道,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裏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那麽重要的兩件事情搞混在一起來,你坐牢是活該,可害得我也坐了那麽多年的牢。
這事發生以後,就規定我不能離開釣魚台的辦公室. 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後”,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麽,再見了。我心裏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抓閻長貴之前,江青也請他看了場電影,叫《一仆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邊的人。過來幾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準,就宣布我“請假檢討”.汪東興就把我銬在釣魚台的一個房間裏.那年春節過後,王關戚一起都被送進了秦城監獄。與我被捕的同時,文革的快報組被解散,文革辦公室和中南海秘書室的許多人也都被隔離審查.汪東興把他們都說成是田家英的餘黨。
在我被抓後的那段時間,連張春橋,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顧慮的,因為好多事情我們都是聯著一起做的.所以他們都一直不說話.籍以自保.主席也長期不講話。
紅旗雜誌從1968年第一期,還是我拉著姚文元一起簽字後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紅旗的副總編),這以後紅旗就停刊了好幾期.直到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他們才找到了宣傳的綱要。
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可以說,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沒有任何的過節。那江青這時候為什麽那麽恨我呢.我想也許是因為她認為她對我那麽好,可我還要“背叛”她的緣故. 當時也確實是常有這種情況的,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發的,那田家英早該槍斃好幾次了.陶鑄被打倒,揭發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書張XX. 但是,我想她在那個 “法庭”上的時候,她應該明白,我並沒有背叛她.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出庭去作證.那個法庭也曾經要我出庭作證的,我跟他們說,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麽都講.他們問,那你都要講什麽呢.我說,一切我都如實的來講.但我不能保證會按照你們的要求去講的,你們如果同意,我就出庭.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沒有讓我出庭.結果他們全部的旁證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話,我說 “鬥爭彭德懷是我積極主張的,在討論的時候,總理,江青也力主此議.” 隻是在他們宣讀的時候去掉了總理,變成是江青力主此議了.而且我後來被判了十八年,王關戚隻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關鋒在監獄裏瘋了,免予起訴.隻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沒有少。
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 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樣子了,典型的風派人物.我說, 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搶文化部檔案室,當時魯迅手稿,茅盾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檔案室.我把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 “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還有康生都在上麵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並要我去處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講了話,說魯迅手稿是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裏.管保密室的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自己忘了,再一個就是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沒想到,這件事卻成了“楊傅餘”事件的導火線.其實,王關戚一抓,大家就覺得現在風向變了,中央文革不行了.軍隊成了老大了.軍隊不但不能反對,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來領導一切了.這時軍隊的一些人開始膨脹了,楊成武就說了很多話.說他早就看出王關戚不好.一下子又從中央文革的擁護派變成了反對派了.其實,楊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軍隊裏也有著強大的反對派的.在北京軍區,總參謀部都有.因為這個人好張揚.他鬥了羅瑞卿,自己卻又走了羅瑞卿的老路. 後來江青在釣魚台向傅崇碧發難,這恐怕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楊餘傅,軍隊倏然無聲。
然後派工宣隊進清華,北大,把造反派也壓下去,這樣大局就穩定下來了。
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麽大的局麵,不這樣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