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的冬天，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中國的民族工業開始獲得發展機會的時候，我降生在江南一個工業城市一一杭州。城東六，七裏，東部郊區的中心彭埠鎮是我家的所在.
絲綢是這個工業城市的主要工業產品。彭埠鎮的附近就集結了絲綢業作坊。
父親是一個舊社會的紈袴子弟，雖說是書香傳家，卻因為祖父的鍾愛並不精於“詩雲子曰”的老八股；又因祖父早死，青年時代的父親就單獨承擔起了家業。一家不大不小的中藥鋪與數十畝幹地是父撐持家業的資本。套用一句舊社會的俗話：“浪子回頭金不換”。祖父去世後的父親正是一個回頭的浪子，憑著他自己的聰明，通過封建剝削，又積累了一些財產。當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壓迫，中國絲綢工業開始抬頭的時候，我們家鄉的絲綢作坊也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了。在絲綢驟然勃興的浪潮裏，唯利是圖的父親，就以他所積蓄的資本，去從事絲綢工業的活動。
假如說寄生與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快活可以說是幸福，我的幼年、童年、甚至少年生活是幸福的。從家庭教師的教育而小學、中學，以至於專科學校，這中間的生活，一直是平靜而安寧的。如果說有變化，也隻是自己對生活的態度有了改變。初中二年以前，我是一個極其頑皮的孩子，打罵嬉笑無所不用其極。母親的去世是給我的刺激之一；親友間一些兄弟姐妹們失學失業的情況是另一種刺激。少年紈袴的父親，這時成了唯利是圖的事業家，對孩子不是溫順和藹的笑容，而是義正詞嚴的訓斥。父親要我用功，勉勵我將來能夠在社會上獲得名譽與地位。雖說自己的姑媽，後來又成了自己的母親，而心理上的轉變已經形成，初中以後的學校生活，我就變得恬靜而謹嚴了。
（二）
蘆溝橋畔的炮聲震撼了全中國，也驚醒了學校裏埋頭讀書的青年人。那時，我是杭州高級工業學校的學生。形勢的發展，使埋頭讀書的觀念動搖了。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注意閱讀課外的書報，至今還活躍在眼底的是茅盾的《子夜》。這是一愊多麽現實的圖畫嗬：它寫出了我們家以及親友家庭的興亡史，它的每一頁都在摧垮我曽經視為珍寶的理想。一個有了，一點知識的青年人，又怎能扼製得住他的向往呢？怎樣的環境就會叫人產生怎樣的想法。當我出世的時候，父親有了一個小作坊，因為帝國主義的“恩賜”，在以後的一、二十年裏麵，它得到了發展，也曾遭過厄運。一、二十年這個小作坊的興衰史，正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縮影。但是，我當時幼稚的心靈，還充滿著一套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念。我歸咎於父親的經營不得法、中國的科學落後,等等，就是為此，我進了工業專科學校。巜子夜》給我指出了一個真理：“在帝國主義不斷侵略的情況下，中國的民族工業不可能得到發展". 這本書增加了我對帝國主義的憎恨，也增加我對抗戰的熱情。1937年冬天，敵人長驅直入，學校從杭州遷到嚴州。杭州淪陷後，學校又要遷往贛南。這時家裏的信息不通了，經濟來源斷絕了。如土崩瓦解的軍事形勢，人們的心裏不時浮起“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的歌聲，國仇家恨充滿了整個心窟。是懦弱--不願意作那無涯的流浪呢？還是憤恨--擺脫一切顧慮勇往直前呢？反正總得一死，置之死地而後生，勇往直前還可能絕處逢生，於是我決心留在浙江，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三）
1938年初?，與浙大一些同樣不願作無止境逃亡的同學，離開了學校轉赴浙江的戰時省政府金華。在國共合作的情形下，浙江省主席黃紹雄號召茌浙江推行新政，延攬青年參加地方行政工作，我和浙大同學一起參加了浙南十縣的新政建設。數十個學生青年與大學教授，以浙江省建設廳物產調整處經濟調查員與處屬三個縣行政人員的名義參加了新政建設，打算在那裏發動民眾，作為“保衛大浙江”的最後根據地。浙江是國民黨C。C。派的根據地，雖然在全國抗日救國浪潮的衝擊下，黃紹雄提出了推行新政的號召，仍不免暗中受到cc分子的阻撓。原來黃紹雄打算將處屬十個縣放手讓青年們去幹的，後來隻剩了三個縣.同樣在省級機關物產調整處的工作也受到了限製。那時我才十幾歲，年輕也成了被排斥的理由，把我調到浙江省電話總局無線電技術訓練班去接受無線電收發報的訓練。當年七月，我學習期滿，被派到浙江的一個小縣-仙居電台實習。九月又被浙江省政府借調到江西，在江西省保安處通訊大隊，協助江西的電訊建設；在南昌總部停留一個月後，又被派赴景德鎮工作。
與淅江相比，江西是一個科學技術比較落後的省份。我們去江西是因為江西缺乏技術人員，是江西省政府向浙江省借調的。但事情卻出人意外，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機關，就是那麽矛盾、不合情理與腐敗。為了需要而去，但到了景德鎮，我競沒有工作可做。景德鎮專署通訊隊的負責人，給了我名義、給我發薪水，光叫我吃飯不做亊。他們寧可自己忙，甚至於躭誤了工作，也不願讓別人為他們分勞。經過兩個月的摸索，我懂得了其中的奧妙，原來他們不讓插手，是為了便於他們行私舞弊。一個上級派來的外人，又怎不叫人懷疑呢？這兩個月，除了看書看報，我是景德鎮第一等的閑人。但我????甘寂寞，我不甘心光拿錢不做亊，過著像豬一樣的生活。日軍的炮火不斷南移，當時的景德鎮雖還寧靜得如同1936年的杭州。但是我想明天的?德鎮，又有誰敢斷言不會成為今日的杭州？在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環境裏，找不到一個可以商量一下的朋友，我感到十分孤單，於是下決心回浙江去，去找那些和我一起出來的浙大同學。
一個深秋的月夜，我籍口去南昌接洽公亊而離開了景德鎮。整夜整日的汽車、火車，又將我載到了金華。我又站在大朋友麵前了。這次我不願再去幹什麽技術工作了，我覺得技術無力挽救中國的危亡。經朋友們介紹，我進了浙江省軍管區教導總隊，擔任政訓員；雖則當時自己對政治工作還感到茫茫然，但我自信隻要肯在工作中學習，再加朋友們的幫助，困難是能夠克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