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七十歲高齡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打破曆任總理不談政治改革的慣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陳辭，呼籲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對溫家寶不同場合的講話進行分析，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需要經過正式審查的講話稿，尤其是政府工作報告等一類的文件，關於政治改革之類的言論通常比較少；而在個人有發揮空間的場合，關於政治改革的言論往往脫口而出。一國總理用類似遊擊戰的方式與鐵板一塊的輿論玩導向遊戲，在中共黨的曆史上應該是一種罕見的“創新”。盡管中共宣傳部門每每淡化溫家寶的講話，或是封堵“和諧”，或是《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的批駁，更有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公開宣布“五個不搞”，但溫家寶依然不屈不撓地向世界向中自乃至向曆史傳遞自己的價值取向。溫家寶要求的政治改革到底是什麽？即使是在接受CNN專訪時，他都避而不談，給海內外很大的想像空間。但海內外觀察人士一致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實施憲政民主，憲政民主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一個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溫家寶並不具有推動中國政改的力量，但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中共高層核心，不免顯得形影孤單，孤掌難鳴，而其政改的雄心必然是一個壯誌難酬的結局，最終淪為空談。
專製與集權是中國一切問題和危機的根源，政治改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改革要堅持普世價值，要堅持憲政民主的思想理念。首先是啟蒙階段。在民主、普世價值比較深入人心的情況下，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分權階段，黨政分開、權力分公和權力製衡，徹底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權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遊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形成了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當今大陸，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無法完全封堵，曆史前進的車輪更是不可能阻擋。盡管北京中南海裏高天滾滾寒流急，但在南粵廣東卻是一派大地微微暖風吹的景象。
汪洋，中共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2007年底，他肩赴重任，主政廣東。他上任第一天就宣示了施政理念，就是改革開放。他說：“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
也靠改革開放起飛。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首先必須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他第一次主持省委全委會，在兩個小時的講話中，22次提到“解放思想”，
要求廣東重拾改革開放初期“殺出一條血路”的氣魄。新一輪的解放思想要讓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省委書記如此用詞在中國官場並不常見，於是人們開始揣測，廣東究竟要殺出怎樣的血路? “解放思想”究竟是要解放什麽思想？解放誰的思想？於是有大陸媒體把汪洋的講話稱為“第三次解放思想”。由於前兩次的解放思想分別是70年代末針對文革時錯誤路線的更正和對‘“兩個凡是”的否認，和90年代初針對自由化和經濟建設中“姓資還是姓社“等一係列問題的討論。許多人認為，2008年思想解放的對象輪到了政治體製。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使廣東成為了全中國最發達的省份，但經濟的高速增長也給現行的政治體製帶來了很大壓力。而不同於鄧小平的是，汪洋的解放思想是要通過對利益和體製的洗牌對經濟和政治資源進行重新分配。
汪洋“血路”的第一步在深圳邁出。深圳5月22日出台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這是一個相對粗糙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涉及黨內民主、基層直選、人大、政協職能轉變，司法機構改革、反腐、政府職能改革等等諸多方麵。深圳19條改革措施中涉及政治改革的前8條處處可見撰寫者對在一黨專政前提下盡可能擴展政治參與麵的希望。例如，綱要建議在區級進行區長差額選舉，並為“條件成熟時”的市長選舉積累經驗；又如，綱要談到要“大膽探索建立健全法官獨立審判製度”，隱約中透露著對未來司法獨立的願望。雖然關鍵的段落前都留下了“在黨的領導下”這一定語，我們不能不承認，深圳的這份綱要，如果可以得到良好的貫徹，確實可以帶來一些實質性的變化，為中國未來的民主實踐提供豐富的經驗。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汪洋的態度後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汪洋說，在廣東做工作，要多做少說。廣東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很快就告一段落，《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也幾盡夭折。但是，作為中共黨內一個比較開明的政治家，作為一個有遠大理想和堅定目標的改革者，汪洋治下的廣東在解放思想、“殺出一條血路”上一刻也沒有停息。在2011年11月召開的廣東省深化體製改革工作會議上，汪洋強調，改革是廣東的根、廣東的魂。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促進發展成本最低、動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有什麽樣的體製機製決定了什麽樣的發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體製機製“軟實力”上狠下功夫，發展“硬實力”的提升將難以持久，未來發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遠。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在傳達會議精神時作了如下解讀：30多年來改革是由易而難，如今進入攻堅階段，而真正的難點在於政府要向社會放權，“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改政府本身，無疑是要政府革自己的命。“應該揚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取而代之為現代市場經濟，如此改革就有了通暢的邏輯。”
毫無疑問，廣東解放思想、“殺出一條血路”具有極其寶貴的實踐價值和深刻的曆史意義。廣東的改革事業正在穩步推進，為大陸未來的民主進步探索路徑，累積基礎。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觀察：
觀察一：新聞自由在廣東開了先河，大陸輿論控製的堅冰已被打破，不可逆轉。
汪洋關於解放思想，“殺出一條血路”的講話發表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南方周末》連續發表了7篇評論，其中《解放思想從哪裏殺出血路》一文提出，要營造一個寬厚、寬容、寬鬆的輿論環境，思想本來是自由的，隻有言者無罪，自然言無不盡。汪洋很是欣賞這篇評論，他在廣東省思想解放領導小組會議上念了幾段。
《南方周末》是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子報，創辦之初內定的辦報方針有四條，其中第三條就是先做瓶後釀酒，“瓶”是新聞形式，“酒”是新聞自由。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南方周末》的精神奠基，其意義在於突破中共新聞報道的所謂黨性原則這一真理報模式的潛規則，為中國的新聞擠出了自由空間，它不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新聞自由，而是通過不斷地打破真理報模式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實際上就是擴大了新聞自由。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中共體製內的媒體，大陸新聞輿論業的“巨無霸”，旗下有11報、8刊、4網站、1出版社，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巨大的影響力。近兩年，廣東“南方報係”發表了一係列的評論和文章。比如：《人權成為治理標準的憲政啟示》、《愛國不等於愛朝庭》、《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對西藏的另一種思維》、《見了達賴，又能如何？》、《毛澤東塑像是什麽傳統？》、“毛澤東巨額稿費”專題、《“毛澤東的稿酬”要區別對待》、《毛澤東稿費再思考》、《十五位父親和他們的世界》等等。執著地揭秘中共和大陸的真相，恢複事實的本原，複接世界的聲音，批判中國由來已久的集權、專製和“大一統’’思想，傳播自由、民主、人性、人權和普世價值理念。這種努力對大陸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衝破了中共新聞的黨性原則和真理報模式各種潛規則，新聞自由的輿論口徑日益增大，公眾話語權得到真正解放；打碎了中共“偉光正”的神話，抨擊中共極權，針砭大陸時弊，使民眾不再仰視；造就了一大批崇尚新聞自由的人才，礪練出一大批具有曆史使命感和人文情懷的現代媒體人；培育了一大批公共知識分子和人文精英，打造了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脊梁；承擔了新啟蒙的責任，引進了西方現代社會、民主政治和公民權利理念，傳播了普世價值、宗教關懷：民族和解，推動了大陸公民精神的建立。
作為中共體製內的媒體，廣東“南方報係’’的這種堅忍執著和持之一恒的努力得到海內外的廣泛認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當選“2001-2010中國報業（報業集團）領軍品牌”。旗下媒體和個人還獲得傳媒領軍品牌、領軍人物、年度人物等若幹獎項。美國之音肯定了南都副總編輯長平在“捍衛新聞自由"、 “擺脫政府控製’’、 “促進社會民生進步’’等方麵做出的“傑出貢獻’’，稱南方報係代表了中國媒體未來的方向。特別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訪華期間，在眾多大陸媒體中選擇接受了《南方周末》專訪，並給《南方周末》題詞，令人大感意外。海外媒體人士認為，奧巴馬此舉絕非隨來之筆，大有傳達新聞自由、支持大陸敢言報章，間接抨擊大陸嚴控媒體，管製言論自由的意思，而這也與奧巴馬在上海傳達自由與普世價值的立場相符。但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奧巴馬的這個選擇引爆了一個新聞自由的炸彈， 《南方周末》報道專訪時，在頭版和A2版分別開了大大的天窗，向中共政府及其新聞審查製度表達了無聲的抗議，並分別寫下了，“不是每一期都有獨家專訪，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他們自我評論說，“南方的立場”，其實應該是中國的立場，也是普世價值的立場：凜然而深情，堅定且包容，高蹈又踏實。 “凱風自南，吹披棘心"一一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中國茁壯成長，也需要有母愛般的耐心來培育。
據廣東媒體業內人士透露，汪洋將繼續扛起改革和進步的大旗，將在廣東開放輿論監督，徹底掙脫束縛的廣東媒體必將引領全國。
觀察之二：公民社會建設如火如荼，公民意識已經覺醒，公民精神昂揚迸發。
汪洋強力推行政府改革。在順德“強區擴權”， 賦予順德行使地級市的管理權限，推行“大部製改革”，將41個黨政機構縮減為16個，包括黨委部門6個，其中5個黨委部門同時加掛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門序列，朝著小政府和縮減黨委政府權力的改革方向邁出了一步。在東莞，推行了“強鎮擴權”，向下轄的鎮放權，使鎮具備縣級管理功能。在深考II，重新啟動了“行政權三分”的改革，將政府職能部門分為決策部門、執行部門、監督部門三大板塊，各自運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提出探索取消區級政府的改革。順德、東莞和深圳的改革，說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減少行政層級，減少中間環節，削弱權力壟斷。
汪洋強調社會力量的動員。在他的強力督導之下，廣州市委出台了《中共廣州市委政治協商規程》，規定廣州市的重大問題必須事先經過政治協商通過，才能提交廣州市委和人大。廣州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在大陸沿屬首次，充分體現了中共對政協職能的強化探索，這個改革具有爆炸性，反映出中共改革的新動向。
“公民社會建設”是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就任後，大力倡導推行的一項涉政治改革的內容。深圳市委審議通過深圳“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建議時，還特別將“探索社會組織與公眾廣泛參與的公共治理模式，率先建立現代公民社會”的提法，納入規劃，引起內地媒體極大關注，紛紛報道。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廣東省委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公民社會”建設的匯報，深圳高層原以為，這是一項可炫耀的重要政績。不料被汪洋痛批，指深圳此舉是“不講政治”。隨後，深圳“已變得很講政治”，當地媒體已把“公民社會”當成敏感詞，不敢再提。但世事難料，2011年10月，汪洋在《南方日報》《坤叔公益團隊“轉正”受挫背後》的文章上做出重要批示：看了這篇報道，很為坤叔的公益團隊憤憤不平。群眾想辦點好事怎麽這麽難!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的觀念是有代表性的。他們的出發點並不壞，但結果卻很糟糕。我們不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後卻疏於管理。有什麽理由從他姓“俞”，就推斷人家會去“偷”，實在是沒道理。更何況坤叔已做慈善多年，有業績可鑒。同年7月，廣東省委通過了《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政府將購買服務，權力讓步，逐步分解和轉移到社會組織中去；通過讓渡，把政府的一部分權力讓渡給社會組織；通過社會組織實現社會管理、社會自治。與此同時，深圳市委全會通過了深圳市“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率先建立現代公民社會，這也是全國第一個將公民社會建設寫進“十二五”規劃當中。現在，廣東正在學習香港、成立大量民間組織，出台配套政策，給社會組織提供廣闊平台、空間和寬鬆的管理方式。計劃到十二五末，達到每萬人有5個社會組織。要達到這麽個水平，社會工作者要達到常住人口的10％，廣東就得有上千萬人。
公民社會的發展，將打破權力壟斷的堅冰，使公民和中共黨委政府的角色反轉，公民將不再是被教化的對象，公民將教育執政黨如何執政、如何為人民服務。在中共一黨專政製度下，公民社會的發展，對打破權力壟斷、推進政治改革、推動多黨製和民主化，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是開啟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實行憲政民主既正當又合法的根本保證。
觀察之三：廣東模式注入了新的內涵，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將成為廣東改革的新追求。
作為一個政治家，汪洋總是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潮頭，站在中國與世界的接點上。汪洋2007年主政廣東後， “廣東模式”浮出水麵，其實，廣東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放大。但是，大陸的經濟體製改革目前已經進入“深水區”，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單靠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無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滯帶來的是經濟發展的活力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改革束縛經濟發展的僵硬的體製機製，這個體製機製必須而且已經開始從以經濟改革為主轉化為以政府改革為主。廣東一直嚐試在體製和價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權利等新元素，廣東省委省政府正采取積極措施，全力推進。
廣東強調社會發展要以幸福為導向，現在要把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尤其強調要注重民生問題，提倡社會自治，建設公民社會。
廣東注重市場機製。汪洋認為，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當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為中心的輿論不合時宜，還是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經濟建設、經濟發展、經濟效率比社會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
廣東重視民主。如果隻用一個詞來定義廣東模式的話，那就是民主。汪洋在最近召開的廣東依法治省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謂淋漓盡致地表達了這一理念。他在講話中說：要以民主為核心，加快推進政治建設法治化；沒有民主就沒有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規範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不斷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廣東人民群眾在法治的陽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嚴和高質量的生活已成為全社會的強烈呼聲和價值取向，人們的幸福感不僅僅依賴物質條件，還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來提升。汪洋就是談到民生，也是從法治的角度來闡述：以民生為重點，加快推進社會建設法治化。要寓民生於行政執法之中，特別是把農民工，失業人員等作為關注對象，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予以重點保護。一句話，廣東模式要打造民主廣東、幸福廣東。
廣東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強烈的現代民主意識、鮮明的現代民主觀念的現代公民，他們關注公共事務，並且依法、和平、理性地表達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毫無疑問，廣東模式因應了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建立與擴展，正在推動著大陸製度變遷。其實，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到今天，人類發展到今天， “發展”早已不是硬道理， “民生”也不是硬道理，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謂民主乃世界潮流，民主包含的自由、法治與人權理念，也涵蓋了“發展”與“民生”在內。大陸知名學者茅於軾在評論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時說，“在我看來，還要拿普世價值來衡量，哪一個模式更接近於民主、法製、人權、平等、自由”。私有經濟、新聞自由、公民教育、公民社會、民主法治是憲政民主的基本基礎和重要內容。有觀察人士說， “長遠來說，廣東模式將更具有生命力”。
廣東模式自有其曆史淵源。晚清時期廣東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也是革命在實踐上的試驗場，改革開放也是在廣東打響了第一槍；此外，經濟的發達和距離港澳的地利之便，思想新風容易傳入。如果說重慶模式的顏色是紅色的話，那麽，廣東模式則呈現出海洋文明所特有的藍色。
也許中南海裏的政改呼籲與廣東的改革實踐並無必然的聯係，但社會發展進步有著自己的規律。在大陸，中共高層實行政治改革的理想和訴求一旦與廣東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憲政民主就會實現，普世價值必將照耀大陸，一個嶄新的光明的中國就會到來。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汪洋將成為繼溫家寶之後中共黨內又一個民主旗手！我們完全有理由寄希望於汪洋！
汪洋和廣東，正是中國的希望和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