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
深海
發表時間： 2012-03-23 13:30 作者： 何清漣
共產黨政權交替時期出現內部危機是規律，中國2002年第三、四代權力交接未出現外化的矛盾與摩擦，可說是少見的異數。如果說此次權鬥內幕目前還處於半模糊狀態，但有一件事情卻異常清晰：非政治精英圈的中國人，雖然抱著“看彩”的態度觀劇，但大多都希冀這場權鬥像1976年那場高層權鬥一樣，發生於宮廷之內，最後卻催化了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之局。
一、1976年：中國人希望擺脫物質匱乏與毛思想的禁錮
我個人覺得，除了人心思變、流言滿天飛這兩點與1976年相似之外，無論是從黨內分化程度、雙方政治主張與政治實踐、還是社會環境，均與1976年無太多相似之處。隻要雙方都奉行一黨專政，無論哪一方勝出，都不會再為中國帶來1976年那種變化。
我這樣說的原因很簡單：1976年與2012年兩次中共高層權鬥，參與幾方所依據的政治合法性、社會財富分布狀態、社會依托的生態環境及國際環境完全不同。
1976年，中國已被毛澤東的“文革”折騰得精疲力盡，苦不堪言，物質匱乏到了極點，各種生活必需品定量供給，民眾連買包白糖都要開後門，人心普遍思變。1975年周恩來住院，鄧小平複出，於7月4日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下大力抓發展經濟，力圖將全國的經濟生活重新納入正常軌道。此舉很得人心，但卻被毛派斥為“右傾翻案風”嚴厲打壓。其時各種有關鄧小平如何與毛妻江青鬥爭的小道消息在民間廣為流傳，除了在“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與愚民之外，鄧小平在人民當中已經享有很高的社會威望。1976年10月的那場政變既符合政治高層的利益，在中國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即使那時鄧小平、葉劍英沒拿出任何政治綱領，但人們覺得換人換活法，所以華國鋒主張的“兩個凡是”很不得人心，下台也就無人同情。鄧以後通過恢複高考、取消階級成份、平反等一係列措施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此後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也就順理成章，雖然有黨內鬥爭，但更多的是意識形態之爭，權力之爭的色彩較淡。
中國人當時普遍厭倦了物質極度貧乏、思想上受到嚴厲禁錮的中世紀黑暗狀態，因此大都對毛派失勢都非常歡迎，假裝不知那是一次“宮廷政變”，接受了勝利者的一切解釋與言說。
二、2012年，權鬥雙方給出的未來政治願景對國人都無吸引力，政治合法性資源都麵臨枯竭
先說薄熙來與“紅二代”們的政治理論。奠基於“唱紅打黑”基礎上的“重慶模式”，不管新左派如何用後現代語言將其包裝成一套看起來很華麗的理論，但畢竟遮蓋不住政治上專製、經濟上國有這幾個基本特點。在經濟上，利用“打黑”、舉債的錢，通過行政性濟貧給百姓分點“蛋糕”屑之外，“重慶模式“甚至找不到持續生產“蛋糕”、解決就業問題的途徑。重慶作為一個中央直轄市，既無法回複到其曆史上做國民政府時期陪都的榮光，甚至連恢複計劃經濟時期在中國的相對先進位勢都非常困難。
太子黨劉源派係的張木生的“新民主主義論”，算是太子黨、紅二代當中最成型的理論，本質上仍是由中共壟斷政治權力，以國有經濟為主、多種所有製並存為輔這套中共在50年代前半期實行過的老路子。“紅二代”的政治主張除了反腐敗，以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衰敗之外，還有一些政治要求，比如希望當局對父輩曾參與建立中共政權的紅二代開放中央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位，讓其加入人大、政協等，其政治主張真與“民”沒有多少關係。
再說目前在任的中央政治高層。江胡這兩代領導人治國23年，其中江主政13年，真正當家做主的也就是六七年而已（算上鄧小平在世的最後一兩年）；胡錦濤主政前後十年，在政治、經濟社會政策上基本都奉行鄧小平在世時定好的框架：一黨專製領導下的半行政幹預半市場經濟。如果要形容這兩代領導人的治績，與明朝萬曆、天啟兩位皇帝有一比，江澤民時代有如萬曆朝，前期托鄧小平（張居正）經濟改革之福，積累了不少財源，又還有未曾破壞的資源依托，所有給中國長臉的事情，比如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申奧成功、外資大量湧入……可謂接踵而來，在世界眼中，中國繁花似錦，有如“冉冉崛起”的一顆明星。江澤民在承接經濟成就的同時，也承接了鄧小平開啟的權力市場化之路，其弊端我已經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有過分析，今年寫的“鄧小平南巡講話20年後再回首”中也集中涉及。
胡錦濤執政之後，除了必須在政治理論上有套說法之外，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幾乎全部是蕭規曹隨，不事更張。他從朝拜西柏坡、回延安開始，最後落腳到“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最初那種“左”的政治主張是否與其“右”的經濟社會政策之間相容，在“政左經右”兩條腿反方向撕扯的狀態中如何走路，胡總書記及其智囊似乎都不願意多思考。
但胡總書記的運氣顯然比其前任江三代要差許多。所有社會經濟政策，江時代是享其利不見其弊，胡時代是利盡失而弊漸顯。鄧的“跛足改革”當其在世之時，大多數人隻見其利，不見其患，這些隱患到江時期也隻開始顯山露水，因此江總書記風風光光地當了一代太平天子，四處出訪，顯其多才多藝，最後落下不少“政績”，平安下車後還當了兩年“太上皇”（軍委主席）。這也是本人《現代化的陷阱》問世後遭到不少苛責的原因，今天國人常說拙著“很有預見性”，隻是因為當年我根據當局經濟社會政策邏輯推演而出的結論成為了現實而已。
胡錦濤的第二任期之內，官員腐敗已使政府正常的社會管理功能癱瘓，貧富差距之大已經影響社會安定，各種群體性事件從2003年的5萬餘起逐年上升，直至2010年的20餘萬起。江澤民開啟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最初圓了國民都能升大學之美夢，到胡錦濤時代卻成了知識型勞力嚴重過剩的噩夢。在江澤民時代舉國歡慶、標誌“中國崛起”的申奧成功，到了胡錦濤2008年舉辦之時，卻不得不在“六張網”籠罩下的軍管狀態下開鑼，成了警界與北京居民的沉重負擔。最不幸的是，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問題，經過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成為一個再也無法遮掩、回避的公共問題。胡溫的不作為，成為在朝的政治勢力與在野異議人士共同批評的目標。胡總書記應對薄督咄咄逼人的“唱紅”挑戰，竟然是源於毛文化一脈的“學習雷鋒”，其智窮力短，於此可見一斑。
三、有無社會重建資源，是1976與2012年的最大區別
中共方麵，無論是誰上台，區別隻在於誰來接權力之棒。這於當權的派係來說“茲事體大”，畢竟是搶到了權力之棒（即財富的點金手指）。但如果沒人想放棄一黨專製這核心利益，也就無法改變現有的資源國有狀態與社會財富占有狀態。即使想進行觸及深層次問題的“經濟改革”，比如放棄資源國有，讓農民擁有土地及山水資源，這就等於放棄經濟資源的掌控大權，無異於黨自斷經脈；改變財富占有狀況，等於是向掌權者所屬的權貴集團自身開刀。所以，目前中共除了繼續呆在自身挖就的這個巨大的轉型陷阱裏，將利益現狀固定化之外，本身已無改革動力。
更要命的是，鄧當年啟動改革時，老祖宗留給中國人的山河依舊，隻需要重新調整利益分配方式就可以取得改革效果。而如今30餘年過去，中國的資源——金（地下礦產）、木（地麵森林）、水（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土（沙化，麵積在縮小；重金屬汙染導致土地有害；其他種類的汙染讓使用價值嚴重降低）——被嚴重掏空或被破壞，中國已經沒有1976年經濟改革時期所具有的資源本錢了。
也因為看到了這種無法逆轉的危險，中共官員的避險之路——“裸官”已經成了黨內的潛規則，人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被統治者與精英集團所拋棄。
人們可以期待2012年會出現1976年那種不傷筋動骨的變局。但事實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一次1976年以後曾有過的機遇。
文章來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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