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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最後階段,我調到基因治療中心, 其時58歲。
上文已經敘述, 第一個老板從不給我書寫論文, 我隻能受控於他, 不能獨立。 我沒有甘心,跳槽! 第二任老板無能, 我和他共事四年, 竟然沒有發表一篇論文, 不可思議! 自信憑我自己的科研能力,每年發出一篇文章應該輕而易舉的。 那時,即使我出了很好的結果, 寫成文章, 老板常常往抽屜中一放, 幾個月都不看一眼。 不過,這段時期卻是鍛煉我分子生物學實驗技術的好機會。 我曾經和一個技術員在一起,一年的時間成功構建了16個載體。 老板把這些載體當作私有財產, 往-20度冰箱一放了事, 從不考慮用這些載體做幾篇文章出來。我不能忍耐了,這不浪費時間嗎? 換工作!
在網上一查,連續發出5個郵件,在本院尋找工作機會。 不到5分鍾, 一個回音來了, 是基因治療中心發來的, 中心主任C博士。 他要求我當天下午2 點麵試。 我對於基因治療一無所知,心中茫然。 要去查閱資料,時間上不可許, 如何準備下午的麵試呢? 我猶豫不決! 靈機一動, 複印了所有發表的文章, 共有21 篇, 把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放在上麵。麵試時我告訴C 博士,這是我所有的工作經曆。
麵試準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 他快速瀏覽了我所有文章的文摘, 5分鍾後他告訴我:“你被錄用了!”竟然如此簡單, 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最簡短快速的麵試。
他看我做過大量分子生物學工作, 願意加我工資5千刀,配給我一個技術員,如果他對我的工作滿意, 工資還可上調。 不過,後來由於科研基金不斷緊縮, 繼續上調工資並沒有兌現, 隻是每年增加3%而已。
從他辦公室走出來時,在走道的一側, 看到用紅漆在牆上寫上三個大字:“FOCUS! FOCUS! FOCUS!” 看著氣氛有點緊張, 心頭不禁一顫。 好多人告訴我C 博士不好對付, 對手下極其嚴格, 如果做不出結果,出不了文章,或拿不到基金,6個月到兩年時間,解雇走人! 我倒很自信,自信不至於被解雇。
上班後我以最快的速度, 瀏覽了50篇從這個基因治療中心發出的科研論文, 對C博士的科研方向, 進展有個大概的了解。 一周後,找我到他辦公室談話,布置工作,他一口氣給了我7個課題, 要我齊頭並進。 我做科研不是一天兩天, 對於科研題目的難易程度,一目了然。 我十分清楚, 7個課題齊頭並進,即使三頭六臂,也是難以做到的, 必須重點突破。
我選擇了其中最容易突破的課題先做,80%的時間花在這個課題上, 其他20% 的時間稍稍做一下其他課題, 應付而已。 又選擇了一個同類課題(在七個課題以外,我自選的),要求我的技術員兩個實驗同步並進(為了節約時間), 我自己做一個比較困難的探索性課題。 技術員和我配合良好,一年以後, 同時發表兩篇文章。 C 教授十分滿意的對我說:“你是在我實驗室中,工作一年後能夠發表兩篇文章的第一人。 一般而言第一篇文章的發表, 在進我實驗室一年半以後。”
半年後, 我又完成了一個腺病毒膜轉移機理, 即不需要受體的腺病毒膜轉移。 為他開辟了這個中心的一個嶄新的領域, 奠定了我在這個中心的工作的良好基礎。
這個實驗室鼎盛時期有60工作人員, 兩大勢力把持著這個實驗中心。 一個來自Oxford的Ph.D, 還是這個老板的博士後,她有極好的英文水平, 老板很多的書籍和綜述都出自她手, 很受老板重用;另外一批人來自俄國的國家病毒所, 有很好的理論基礎和實驗手段, 他們為這個老板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 也是老板依靠的對象。要在這兩股勢力中站立起來不很容易,很多人進去6個月到兩年時間完不成老板交代的任務, 隻能走人。我很清楚, 在這種環境下, 我的英語比不上人家,隻有多出文章才能立足。
我和C博士的配合非常默契。做完實驗, 分析總結, 寫成論文,我總是在下午5點前, 把論文初稿放到他門上的一個信箱中。 他5點下班, 把論文帶回家中閱讀。 第二天一早, 我上班時, 一定在我門上的信箱中有他給我的回複。很簡短, 他給我論文做出的評價, 指點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並指示我盡快發出。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8 年中,無一次例外。 和C博士一起工作過程中, 最滿意的是他工作的高效率。
我廣泛地和國內外同道合作, 由於我在合作過程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以課題的進展,實驗的結果為重,引來了諸多的合作對象。 得以使我在短短的7年半年中, 發表了35篇論文,當然包括合作論文。成為當時病理係發表論文最多的高產科研人員(不一定質量最高)。
一個由我研發的腺病毒載體,Survivin-Ad, 對於腦部腫瘤(Glioma)的特異性,引起芝加哥大學一位神經外科主任的興趣, 和他合作, 拿到一筆科研基金。 因此,係裏把我從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提升到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
美國和中國不同, 教授分三級, 正教授, 付教授, 助理教授。 中國隻有兩級, 正教授和副教授。在當時基金已經開始緊縮的情況下,職位提升是十分困難,基因治療中心8個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中, 我是唯一提升為副教授的, 而其他七人都有Ph.D.學位,隻有我一人是M.D.而沒有Ph.D.學位, 按照“梅”的說法: “還是國產的。” 可見,在美國科研領域,論文和基金,何等重要,並不在乎你有沒有Ph.D.的學位!
在提升我為副教授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在上報材料中有一項難倒我了。 這一項叫“Service”, 也就是為臨床或其他科研做過哪些服務項目,我沒有啊! 如果缺如這項, 肯定是通不過的。我冥思苦想, 有了! 我做出的那些腺病毒載體, 世界上很多科研單位向我索取, 我總是大方的給予。 每次索取載體都有信件來往, 我把所有的信件存檔。 結果一總結, 有31個科研單位或大學, 包括世界上8 個不同國家或地區, 使用我構建的腺病毒載體。 把所有來往的信件, 複印後, 進入我的“Service”上報欄目。 我的“Service”可謂是世界範圍的啊,反而成為上報材料中的強項。
回憶我43歲來到美國,從博士後做起, 通過20 年的努力, 做到這個地步, 當然算不上出類拔萃, 也算是盡了自己的努力, 沒有浪費年華。“梅”對此也感到滿意。 其實, 從我立誌不讀哲學博士(Ph.D.)學位後,“梅”再也沒有提起過這個雙學位的問題了。
我在這最後的七八年間,做得風生水起。 “梅”卻沒有我這麽幸運, 病魔在一步一步向她靠近!
我就知道你們二人會在美國在專業上做出自己的貢獻, 尤其你們萊美已經不年輕了。你寫出來對我們大家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和鼓勵: 任何時候奮鬥努力都不晚,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一片文章
應是
-篇
在我的專業方向如果一年能在比較有影響的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就很好了(我們同時有教學和服務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