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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章 苦思力索而不易
但毛主席曾於同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主席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隻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
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麵教材加以貶低。
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
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麵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麵。隻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評價魯迅：「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鬱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
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麵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麵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委馬悅然曾澄清魯迅拒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說：「魯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個時候，1930年代根本就沒有外邊的人知道魯迅是誰，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
《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話如此，經查證，魯迅作品最早被翻譯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國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楊憲益翻譯的，（真實譯者為斯諾）翻譯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魯迅已經不在了。」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有的人，騎在人民頭上：「嗬，我多偉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給人民當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隻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1949年11月1日於北京臧克家。”
著名學者胡適：「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麵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麵是與他同等的。」
日本文學家尾崎秀實：「左聯的泰鬥」。日本作家山上正義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唯一代表者」。日本作家增田涉稱讚魯迅為「中國文藝界龐然的斯芬克斯」。
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
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薛湧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起點（qidian.com）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手機用戶請到m.qidian.com閱讀。)
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麵教材加以貶低。
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
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麵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麵。隻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評價魯迅：「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鬱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
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麵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麵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委馬悅然曾澄清魯迅拒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說：「魯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個時候，1930年代根本就沒有外邊的人知道魯迅是誰，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
《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話如此，經查證，魯迅作品最早被翻譯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國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楊憲益翻譯的，（真實譯者為斯諾）翻譯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魯迅已經不在了。」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有的人，騎在人民頭上：「嗬，我多偉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給人民當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隻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1949年11月1日於北京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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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麵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麵是與他同等的。」
日本文學家尾崎秀實：「左聯的泰鬥」。日本作家山上正義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唯一代表者」。日本作家增田涉稱讚魯迅為「中國文藝界龐然的斯芬克斯」。
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
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薛湧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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