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賢”？

中國模式真的可以“任人唯賢”？歐立德 2012年11月15日sinatencentmore 打印 轉發 寄信給編輯 字號圍繞所謂的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展開的討論正在繼續，一些評論人士最近將目光聚焦於中國的“任人唯賢”慣例，他們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該國最高領導層的一條有效途徑。由於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大部分席位將由中國革命英雄的兒子們，即“太子黨”占據，很難證明中國當前的政治體製是任人唯賢的，不過這個問題應該留給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人去探討。但是，但是作為一名曆史學家，對於將中國前現代政治文化形容為“任人唯賢”的說法，我不能視而不見，不去反駁。政治學家、暢銷書作家張維為在《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一文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無論是政治觀察人士的文章，還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提到“任人唯賢”時都和張維為一樣，不可避免地將其與中國著名的科舉製度聯係在一起，這種製度從公元7世紀開始廣泛應用，直到十多個世紀後，才在1905年廢除。流行的觀點認為，科舉考試是客觀的選拔方法，所有想謀得官職者都要經過考核，依據是他們是否有能力證明自己對大量的經典著述熟稔於心。據信，有關良好治理的必備知識都蘊藏在這些經典之中。既然（幾乎）所有男性都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按照這一理論，全國上下最優秀的人才，會定期通過考試躍升至精英階層，為國家的政治體製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確保那些聰明、有抱負的人有上升的渠道。以這種觀點來看，直到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個沒有關係的年輕人隻要學習足夠用功，就可以夢想成為大權在握（並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張維為等“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明顯讚同這種觀點。這是一個值得讚賞的理想境界。但在實踐過程中，科舉製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賢呢？在過去20年間，研究顯示科舉遠非長期以來廣受讚譽的“成功的階梯”。例如，我們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絕對不允許商人的兒子參加考試，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明確地闡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競爭官職的考核內容，無疑將90%的中國人排除在外，連成功階梯的第一階都登不上。”換句話說，但凡想有一定的機會通過考試，就需要來自一個有古典文學素養的家庭，也就是說家中要有錢買書，或者與這種家庭有親密的關係。隻有10%的人有這種條件。此外，我以前的學生張樂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論文中，極有說服力地闡述到，以“買官”鋪就榮耀之路的清朝官員，其數量被極大地低估了。不僅身在“權貴”階層之外的家庭會花錢幫助兒子在競爭中勝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會使用金錢隨意操縱體製，雖然人們以往認為這樣的家庭無須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過層層考試晉升至最高層的比例隻有區區百萬分之一，這樣做似乎無可厚非。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多數精英階層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賢、能”以外的手段。他們依賴家庭關係和物質資源，很像是西方社會中的政治精英。由於極少有人有機會通過考試，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參加考試，所以今天的共識是，科舉製度的主要意義在於強化和複製特定模式的精英話語，從而在社會、政治、文化層麵為國家需求服務。與張維為及持相似觀點者的論述恰恰相反，科舉製度與所謂的搜遍全國各地的每個村莊，廣招人才輔佐朝廷，沒有多大關係。這並不是說科舉製度完全無用。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確有有才能的人被選中擔任官職。但多數官員的選拔，並不是以“任人唯賢”的標準執行的，這裏我們所說的“任人唯賢”指的是“根據客觀的標準判斷能力優於他人”（如考察哲學知識和文學技巧）。與張維為持相同觀點者，可能不會認同我對“任人唯賢”的這種理解，因為他們在論述中所用的語匯是“選賢任能”——選擇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說，這兩種概念並不是相同的，因為後者沒有表明選擇是如何進行的。我們對於所闡述的“任人唯賢”，從一開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義。當然，在20世紀以前，中國社會的很多人都相信“誰都可以成功”，而國家也默許這種誤解的存在。然而文獻資料清晰地表明，隻有天真的人才會對這種幻想深信不疑。當下的評論人士仍然在宣揚這種過時的圍繞帝國式“任人唯賢”的思維方式，這不僅顯示出這種意識形態很難消亡，還顯示出，中國官方對於中國（甚至中國以外的）知識界仍然有著很強的掌控力。這種掌控力，比所謂的“任人唯賢”，更好地展示了中國漫長的曆史對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可見。歐立德(Mark Elliott)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係中國與亞洲內陸史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翻譯：許欣、王童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