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的文章係原北京醫學院人民醫院院長,北京醫學院副院長,北京市創傷骨科研究所所長,骨科教授馮傳漢所寫。年過90歲的馮教授,雖一隻眼睛因青光眼失明,但仍伏案精心總結自己多年來管理醫院,醫學教育的經驗,對國內的高等教育及醫學教育提出非常有見解的意見。
在征得馮教授的同意後,將文章放在網上供有識之士交流。
前一些時,“看病難”、“看病貴”、“小病解決在基層”、“多培養全科醫生”、“培養社區醫療”的呼聲,推動了醫療衛生改革。有些省市已開始行動,基本藥物統一采購並降低價格。國家有關部門計劃三年培養6萬名全科醫生,上海市2010年啟動住院醫生規範培養,這是良好的開端。
然而,上述問題涉及眾多方麵,諸如醫療體製、醫生的素質及水平、機構建設及運營等,不能靠幾項措施解決,畢其功於一日。我認為醫學人才的培養與配用,至少是重要關鍵之一,有必要根據我國國情和需要,係統地重新審視我國醫學教育的任務與取向。
作為一個老醫生、老教師,我匯集了近來閱讀報章與書刊的相關資料和本人學醫、從醫、任教以及出國訪問考察中對醫學教育的一些認識和感悟,為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和淺見。
由於醫學教育是大學教育的一個部門,除了專業課程及培訓不同的特性外,其立德樹人、為社會人民服務的目標與任務是連貫的和共同的,醫學教育的改革發展與大學教育的改革發展密切關聯。加之,近來,圍繞解答“錢學森之問”[高校培養出的英才數量不理想],報刊上刊出了一係列評論和意見,很多觀點和理念有助於發展改革醫學教育的思考,所以我也作了一定量的劄記,並且陳於前部。
I.大學的涵義
大學是實施高等教育的主陣地,教師學生學習的共同體(Community)是其本質,培養人才是首要功能。歐洲大學始於十一世紀末,隨後陸續建立。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亞大學,隨後有意大利薩萊羅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英國牛津及劍橋大學。我國第一所大學是1898年建的京師大學堂。漢代的太學,晉代以來的國子監都屬於大學性質的學校。大學包括綜合大學和專科大學。綜合大學內也設有多種學科的學院以及高等職業技術學院。
大學一詞英文為University,詞根是Universus,意思是普遍(適)性世界性。大學要達到一流,必須有 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老師聚在一起探索世界/宇宙的奧秘,追求真理,實現夢(理)想。(見楊福家講演)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大學是各種社會組織中最具獨特魅力機構之一。大學精神起關鍵作用。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大學是各種社會組織中最具獨特魅力機構之一。大學精神起關鍵作用。
大學應有彰顯的學科特長。1931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過,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也,有大師之大也。有了大師就有了學科的領軍人。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召開的首屆國際大學校長會議就指出:大學必須有其特點特長的學科,不一定要學科齊全。也不必須辦醫學院,因為耗資巨大。Priceton大學連續6年排名第一,它不辦醫學院,研究生少於本科生。除了有20多名諾獎得主外,懷爾斯教授1944年為解了費馬大定理(360年未解),獲數學最高菲爾茨獎。還拍成《美麗的心靈》電影並獲奧斯卡獎,提示大學要有美麗的心靈。美國卡內基(Carnegie)大學規模不大,以計算機、信息學聞名。哈佛大學商學院雄視全球。我國一些學院都急於致力升為大學,有些非綜合大學也將醫學院並入以期升格。然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教學工作及數學突出,同時也是公認的一流大學,但它隻稱為“學校”。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不大,2005年度,教師研究人員不足400,學生研究生2000餘名,董事會決定不擴大,不稱大學。但其學科交叉,研究科技中最具挑戰性問題。二戰期間90%的火箭在此設計,隨後又發現太陽係第十個行星,擴充了人類知識寶庫。該校除了有32位諾獎得主(2005年度)還有一批傑出校友,包括我國的周培源(1928年物理學博士)、趙忠堯(1930年博士,我國原子核物理奠基人)、談家楨(1936年博士,我國遺傳學奠基人)、錢學森(1939年博士,我國第一位大科學家,美國曾軟禁他5年,不準他回中國,說他抵5個師)。這些大師奠定這所學校在世界的地位,雖然不稱大學,卻是世界頂尖大學(見楊福家講演)。
我用唐代劉禹錫《陋室銘》文中的幾句結束此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大學必須有特長的學科,有學科領軍的大師,有其精神和個性才能在大學之林中獲得高席位,最近國務委員劉延東也反複強調大學要辦好學科 [大學醫院當然也是如此]。
一流大學要有一流的學生、教師、學科領軍人、管理人員、傑出的校友(培養出的人才),一流的設備、學術氛圍和充足的經費。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成為國內一流大學。
II-1. 一流學生
我國以統考分數來判定生員,這是不全麵的。美國則除了考分以外,中學校長的推薦信占很重要地位,它包括中學期間多方麵的表現,如品德、勤奮、創造性、潛力、團體精神、校外活動等 [目前,我國由於“關係學”的弊端,很難做到公正的推薦]。我曾為報考美國博士生的大學生寫推薦信,要求我填寫對該生十三項素質評分表。
大學是群體薈萃的地方,有一流學生,才能成長出一流人才,報效祖國,服務社會,這是大學對國家的貢獻。大學生不是被動受教育的對象,他能參與大學裏的學術探討活動,是一種資源。Best發現胰島細胞時是個醫學生,Crick參與發現DNA時是物理博士生。
學生在校培養自我探求、發揮潛能的能力,到社會國家服務或繼續作學術研究才能成長成材。所以大學要跟蹤校友的成就與對國家的貢獻。他們也反映了一個大學的地位 [在校友節中將再詳述]。
大師不僅是學科領軍人,而應學德兼備。傳授知識,引領品德,身教言教,體現該大學的文化精神,培養出一流學生。上海交通大學老校長鹿文治說,成就一等人才、學問、事業要一等品行。國外聘任一個學科主任,董事會要考察兩年, Johns Hopkins 大學骨科Reiley教師親自對我講的。相對來說,我國太寬鬆了。同時也要實行聘任製,聘任有期限,這點芬蘭做得很好。
2008年11月18日醫學生理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受聘於上海交大任講習教授。交大看中蒙塔尼研究課題方向,而蒙是看上了交大生命科學、醫學科學、物理、化學等交叉學科平台以及中國高水平研究人員的合作。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羅伯特.帕克(在該校任職12年)也就聘於交大的密西根學院。吸引他的是中國建立國際化一流大學的決心,交大的辦學理念和管理模式。
交大有海外人才信息庫,入庫人員達萬名,交大建立13年的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建樹頗多,但仍希望引進國際學術大師和研究團隊。給科研理念、視野和氛圍注入新鮮條件。上海交大提出人才金字塔的目標,塔頂是兩院院士,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和講習教授;第二層是特聘教授如長江學者,海外著名大學的終身正副教授;第三層是優秀青年教師;塔底是後備人才,35歲以下青年教師,計劃擁有領軍人才200人,特聘教授400人。大學培養,全民教育是基礎,精英畢竟是少數。
交大校長張傑說引進國際化傑出人才的障礙,不是待遇、研究經費、實驗室配套,而是管理模式、目標、理念。此外,國際大學對有成就教師4-5年休假一年,不是休息,而是訪問、調研、考察教研的進展,跟上時代,這是很重要的措施。
這裏講的是校長是最主要的,一流的校長應是學術專家、教育家、甚至在政府任過職,具有強的領導組織管理能力。舉幾個例子:
耶魯大學(美國大學連續排名第三)1993年任命Richard Levin教授為第22任校長。Levin 是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學士,牛津大學政治及哲學碩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從事教學、研究和行政工作20年,曾任耶魯大學經濟係主任及文理研究生院院長。他也是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技術經濟政策委員會委員(見楊福家講演)。
複旦大學校長楊福家(1990)。1958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物理係,1963年赴丹麥進修後任中科院上海核原子研究所所長,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2005年以來任中國科技協會副會長,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Chancellor),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同時任香港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美國達拉斯大學顧問,日本創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香港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美國康涅狄克大學授予名譽博士。
國內不乏大學一流校長,如童第周(山東大學),竺可楨(浙江大學),高錕(2009年物理諾獎得主,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優秀的校長應掌握國際一流大學實況、動態與發展。楊福家校長就是其中之一,連一些大學的校訓都熟悉。這是北醫應跟上的。Flexner 為將協和醫學院建成一流醫學院,他調研考察了280所醫學院校。
其他管理人員也是要求很高的,必須有受過專業教育的人員。如圖書館、實驗室、校舍、校園、食堂等。除了我就讀的燕京大學的燕園之外,我參觀過劍橋、諾丁漢大學校園,牛津大學的學生宿舍,都給人一種寧靜、整潔的感受,是研究治學的佳處。
大學介紹資料,不常提到校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公告(Bulletin)就提出校友是重要的資源,校友的成就反映大學的貢獻、果實。國際上不少私立大學經費來源於校友的捐贈及募集,有學術地位的也可聘回作教師。國內大學很少作這一工作,最多做個通訊錄。因此,要提高這方麵的認識。看一下耶魯大學(1701年成立,排名在Princeton, Harvard 之後列第三),在校生(2005)11483,本科生5316,文理學院研究生2522,專科學院醫、藝、法等11個,3522畢業生入學。耶魯建校後第一個使命是培養領袖。計有美國總統6人(包括老布什、克林頓),議員530人。還有墨西哥、德國總統,韓國總理,日本外交部長。並為很多一流大學培養校長。
這些校友既是耶校結的果實,也反映其辦學的成就,而校友會在多方麵支持學校。
關於硬件的建設無須細論,關鍵是管理製度和統一使用問題。我1978年重訪英國時,有位實驗室人員問我中國的實驗室是否很少互通有無。1981年我訪問Iowa大學醫院,其實驗器材是全校統一使用的,無論是校本部或學院、醫院設備都互通有無。
圖書館學(Library Science)是一門學問,圖書館不僅為大學師生提供書刊,為教學科研參考,還是保存保護文化知識及有關文物的場所。耶魯大學擁有最好的稀有圖書專館。正是承受這樣使命。有的大學還建立博物館和有關大學學科的資料、人才成就數據庫。目前有電子版書刊。大學圖書館長及人員必須受過圖書館學的教育與培訓。
複旦大學楊福家校長認為中國高等教育長期處於學習、模仿、追趕的模式,所謂後發外生模式,學術研究和大學發展停留在模仿追趕水平。大學校長必須考慮10-20年之後,我國國際地位必定進一步提高,是負責任的大國身份,大學站在世界知識的中心和前沿。否則,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隻是空談。
楊校長認為:突破的關鍵在於我們要走出中國特色的新路,中國的悠久堅實教育、學術傳統,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它們被中斷或泯滅。在全球化和現代文明的背景下,這些寶貴傳統,應得到創造性的轉化和發揚。從理念、模式到製度、環境的根本性創新,形成一流大學建設的中國模式。
各國大學的成功,有二基本前提: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中國一流大學建設必須加上文化自覺,成為中國大學而不是“在中國的大學”或西方大學的附庸。
中國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學建立在深厚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和本土學術傳統和教育傳統之中。要建立中國文化發展和傳播戰略。另一方麵,在全球化和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對多元文化的整合和創新。
宜賓學院汪明義院長闡述,大學是思想文化重要陣地,在推進思想文化建設,促進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有很重要的作用。
⑴ 讓大學生接受係統的傳統文化教育,提升人文素養,培養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通過研究提煉傳統文化中符合時代要求及與當代文明相協調的內容。
⑵ 通過國際學術論壇、會議、互派研究學者,吸收有益外來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⑶ 創新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⑷ 為社會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的高素質人才,大學教育不僅是傳授與學習知識,更是文化教化,以先進文化與價值理念教育學生,使之具備科學精神與人文素養,確立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關係的正確理解。
⑸ 大學師生的良好道德風尚,精神風貌,行為習慣,生活方式影響並輻射到社會。同時,大學在學習與傳播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及社會主義的榮辱觀發揮重要作用。
⑹ 在文化科技方麵提供資源和人才支撐。
楊福家教授(2006)談,傳授知識每個大學都能做到,豐富推動知識,隻有百分之幾的大學,再加“文化”二字,恐怕減到1%。他感到我國很多地方對文化不夠重視。中國盡管是出口大國,但電影、圖書出口很少,每出口一本書,就有一百本書進口。近年中國在國外書展如在Frankfurt的,可能對上一情況有所改善。
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清朝開始就是模仿日、德,1920年代學美國,1950年代學蘇聯,1980年代又轉過來學美國,現在是唯哈佛、耶魯馬首是瞻。
大學是否一流,除了可見數字如:科研經費、獲獎數目、名家大師、校園麵積、師生比例等之外,還要看其對本國社會的影響和貢獻。我們要明白自己所處的曆史舞台,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訂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陳教授還說好大學要有個性(精神個性、學科個性)和與眾不同的特點,這些都不是數字或排行榜所能表達的。硬指標好算,軟實力難評,個性與對社會的貢獻不是三五年能形成的,必須潛心堅持,不可急於求成。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強調,要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科學研究水平,增強社會服務能力,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
大學主要有三大使命:即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三者相互聯係,不可分割。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灼見的提法。偏重科研,投入人才培養的力量不夠的辦學是誤區。[注:近來又增加一項使命,即傳承和發展文化。見胡錦濤講話]
現代意義的大學誕生於歐洲(主要是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C14—C16)。數百年來,大學作為教師和學生學習共同體的本質未變,培養人才始終是大學的首要使命。《綱要》再次強調培養人才是大學工作的中心,逐步擺脫傳統單一的精英教育,實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並重,為公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最近,多位教育學家對大學如何培養人才,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概括有以下幾項:
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學生全麵素質的發展,注重發掘潛能,培養創造精神和實踐能力,推行麵向未
來的教育。但國外很少提到德育教育,這是不足之處。
立德樹人,陶鑄英才人格養成是根本。
上海交通大學老校長唐文治指出:成就一等人才、事業、學問要有一等品行。它包涵愛國心、感恩心(Thanksgiving 對父母、老師、社會/國家、生活、自然的感恩)、責任心。要有激情以戰勝困難,有夢(理)想才能走遠。該校現任校長張傑院士認為,健全的人格,完善的世界觀,價值觀對創新人才是根本。張傑校長指出該校形成“三位一體”的育人模式:①知識傳授;②能力建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③人格養成—愛國、奉獻、創新,這六個字詮釋了錢學森的科學人生 [注:人格—個人品德氣質能力的總和]。
天津南開大學始終將“公能相濟,德才兼備”貫穿於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教授“學德兼導”。青年教師兼任“班導師”、學業導師與學生互勉,共同成長。選拔多人赴國外研修交流,打造一支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專職輔導人員。南開大學通過全員育人,塑造學生的健全人格。南開大學一位少數民族研究生棄筆從戎,立誌報國。她說她之所以勇敢追求有價值的人生目標,得益於南開精神的鍛造和母校給予的奉獻社會的熱情。
上世紀90年人民日報采訪複旦大學楊福家校長,他說該校教師學生會一起努力,首先讓學生學會做人。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指出:要“做好人”,要奉獻國家,淡泊名利,做好本職工作(2011 CCTV“感動中國的人”節目播出)。
美國濱州大學校訓就提出“沒有道德的法規是徒勞的”。哈佛大學提倡“一個人能不能有所成就,不僅看智商,還應看情商,進而看德商”。(見楊福家講演)
北大副校長吳誌攀指出要引導學生加強人格的培養,要有高度的愛國熱情,科學民主精神,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除了改進現有的思想政治課之外,要加強修身教育,特別注意在校園裏挖典型。北大的孟二冬教授,用生命作學問,用心血寫文章,他的事跡拍成電影,同學看了沒有不落淚的。學生們看到真正偉大的人格,蘊於平凡之中,不是說教。上文提到教授要“學德兼優”,同時也“學德兼導”。
吳校長還說,應更加重視學生的實踐,北大鼓勵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真正拔尖人才,不僅要有寬廣的國際視野和對學術前沿方向的準確判斷,更要基於中國的改革和發展。
此外,還要有①遠大的理想,它是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取向,是不斷追求攀登的動力。高遠的理想要與祖國和社會的需要聯係在一起,與務實精神、個人專長及興趣相結合。②有恬美的心境,才能愉快的學習工作,有良好的人文素養和審美情趣,追求真善美,要培養寬廣的胸懷,與他人和諧相處。學會做人、生存、生活,主動適應社會。
楊福家校長在丹麥實驗室工作到午夜,看到《Enjoy Yourself》標語,感到很溫暖。北京理工大學黨委書記郭大成強調,培養會做人、能做事的人,上文幾段記述了做人的培養,下麵是關於培養會做事的人。
⑶ 智力和技能的教育
A.實用地講就是培養動腦動手的能力(Mind and Hand),有理論知識和有技能二者。寬厚的學術基礎應與精專的技能有機結合,尤指理、工、農、醫學科學生。至於社、經、政、法學科的技能應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是每位大學生立足社會,服務社會之本。大學生應具有樂於求知,敢於求真,勇於創新的精神和能力,在學習過程中不斷提高學習能力。學會自學,當一輩子學生與時俱進,德、智二者都要這樣。還要有“質疑”、“獨立思考”、“批評”和“創新”的科學精神,大學實際上就是培養兩種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古人寫的《學說》講過:“君子之學必好問,學與問相輔而行也”,問就是質疑。還有文章說:“學而不思則妄,思而不學則殆”,說明問與思的重要。大學生應學哲學,哲學是智慧的源泉,將思考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才能有批判精神,把那些最根本的問題進行反思,從而有所創見。
B.智利一位專家提出21世紀大學生應學什麽。未來職業的需求是跨學科的、有全球性和靈活性的人才。知識已發生“變異”,各專業之間交叉性強,相互間界限越來越模糊。很多大學生在學習中隻注重成績,但成績隻衡量知識掌握的程度,不能說明能力的高低。參加一些社會計劃活動,到國外學習、實習、旅行,參與學生會工作或當助教,都是學會工作與他人溝通(How to deal with others),培養軟技能好機會。
一些高等教育家認為,年輕專業人才和市場已迅速適應全球化和對各科人才組成的團隊工作模式。但是一些大學對就業市場的突變反應遲鈍。大學的課程設置沒有實現學科交叉。工科學生為什麽不能旁聽哲學係的課程。還要培養廣泛的愛好,不放過任何實習的機會。
必須認識到大學各門專業隻是大學生邁向職場的第一步,如果就業與所學知識發生變化,就要另辟學習途徑。每個人必須在生活和工作中獲取知識,才能提高能力。進修將是一生要作的事。這就是上文說的學會做學生,終生做學生(Learn how to learn)的重要性。
C.在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會上,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芝莫爾講到,任人唯賢,唯一的標準是才華而不是出身,它是美國研究型大學培養出一批傑出人才重要原因。學校裏最重要的價值觀不是尊重權威,而是自由開放和嚴謹求索,一個觀點成立與否是通過論證、辯論決定的。質疑和挑戰權威被認為是開辟新發現和創新的鑰匙。[附記: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搜集足夠的標本,挑戰教會權威和“上帝創造一切”的唯神論,經過激烈爭論而成立的。(CCTV地理世界頻道曾詳細報道)]
美國研究型大學成功另一重要原因,是專長教育與通才教育並重,特別是多學科廣博的通才教育。同時,也要求學生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曆史,得到全球化的視野。職業生涯,生活環境的變化,人們都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具有廣博的視野和批判性的思考,在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美國的高校體係有三個明顯特征:①多樣性;②自治性;③競爭性。它們對每個高校都至關重要。高度的自主權決定其發展目標,確定其優勢,唯才是舉。大學校長、院長不受外來幹擾,與教師一道確定發展目標,可以自行製定教師研究質量的標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長指出,創造優秀的環境以培養創新型人才,讓學生學習怎樣成為某一個項目的領袖。
加州大學的核心目標是打破各種陳舊的邊界和界限,加強學科間和大學與社會的溝通,科學研究和實踐(與轉化)的聯係,大學與外部世界的聯係,有一係列的橋梁。
洛杉磯分校的特點是多元化,有不同背景的學生與教師員工,這是培養創造型學生的重要環境。它是一個小型相對集中的校園,這對學科融合非常重要。校內有很好的學生社團,學生參與其中,能培養多方麵能力,特別是領導能力。國際項目很多,國際學生很多,學生有機會到國外學習。[附記:校園小一些,容易融合學科,班級小一些,少而精才能培養出人才。]
校長、教師要經常與學生聯係,深圳大學和有些日、韓大學建立校長信箱。據悉,劍橋、牛津二大學導師與學生每周聚餐一次,主要為交流討論,從而教學相長。孔子的論語就是師生麵對麵,對多方麵問題的答問。
我國目前正在培養精英傑出人才,但我們必須領會一些哲人和教育家在這方麵的啟示:
⑴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成長需要時間,也不是成批培養出來的。上文提到,大學隻是打基礎,還要在生活、工作中繼續學習成長。
⑵ 三千年前有哲人說“頭腦不是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被點燃的火種”。人無全才,人人有才。巴黎高師學校校長在北京說過一句話“學校的任務是發揮學生的天才”。哈佛大學350周年時,校長說哈佛值得誇耀的不是獲得多少諾獎,而是讓進入哈佛的每顆金子(學生)都發光。(見楊福家講演)
⑶ 人才是有層次的,有如金字塔。有如軍隊中有帥、將、士兵。沒有帥無指揮,沒有將士無人作戰,仗是打不贏的。必須辯證地看待。
美國3688所高等院校中,60%是高等職業學校、社區學院,研究型大學隻占3%。然而我國博士學授予單位比美國還多,職高的數量遠少於美國。我國發展需要的,不僅是大學生數量,還要有合理的高教結構,重點應放在高職學校上,盡管社會上很多家長看不起高職學校。德、日兩國高職教育很受重視,辦得很好。
⑷ 最近上海交大等61所工科大學試行“卓越工程師計劃”,涉及19項專業,覆蓋3萬多名大學生,未來10年將繼續開展。
我國在校工科學生700萬,數量居國際首位,但人才質量排名落後。有兩方麵原因:① 我國一直未建立注冊工程師資格認證製度,也未參加國際通行的工程師認證體係 [注:我國醫學人才也有此問題]。② 國內工程教育多年存在的“學術化”取向,使工科學生在就讀期間以上理論課為主,缺少工程實踐。
工科院校培養的是科學家,卻不是工程設計人才。上海交大教授們認為這是“錯位”現象,令人惋惜 [醫科也有此傾向,隻爭博士學銜]。
因此,①《計劃》將企業實訓定為必修課,例如天津大學軟件工程學院大四學生每周五天在IBM等公司工作。② 工程人員“國際化”培養,同濟大學是最早試點高校之一,建設了七大國際合作平台,與100所高水平大學,300家企業,500所中學合作選拔培養人才。清華大學2011年將有30%本科生是具有海外學習經曆的。
牛頓、達爾文都出自劍橋大學,牛頓的老師貝諾,達爾文的老師(名字記不起了,CCTV地理世界頻道有很好的介紹,我看過),二師均成功地培養傑出的英才。表明學生的成功,是老師的成功。哈佛大學認為,隻有學生的成功,才有哈佛的成功。基於此點,哈佛建立了緊密高效的校友的網絡,強調同學間的互助、關心、友情、合作,使校園生活多彩溫馨,給學生的成功創造良好條件。
這是校風問題,校風好壞,有時直接決定學校教學的成敗(見劉克定文)[我反複提倡,科主任退休時,除了交業務卷,更要交培養接班人卷,此外我在校刊裏建議隨訪校友]。
技術發明和科學研究是大學重要功能,但在大學裏它不能脫離人才培養而獨立存在。大學的科研功能始於19世紀德國,教育家如洪堡、費希特,建立一批以科研為主要功能以獲得知識的新型大學。但洪堡等人繼承德國哲學家康德“人是目的”的思想,認為科研是培養人的重要方法和基本手段,為國家培養全麵發展的人才。英國牛津、劍橋等各知名大學也踐行同樣的理念,因為它能對教學內容及時補充和更新。美國雖然形成若幹研究型大學,但仍然保留了以科研培養人才的傳統(美國研究型大學隻占3%左右)。
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啟動了“211” 工程 (21世紀100所一流大學)及“985”工程(注: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北大100年校慶講話,進一步撥款給大學生創新),推動一流大學的建設。然而,一些人有認識誤區,簡單地認為世界一流大學就是研究型大學,把大量人、物、財力投入科研工作,並引入以科研為核心的量化指標體係。最根本的教書育人功能被忽略。
英國教育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著有《大學理想》—Idea of University Defined),指出如果大學的職能是科研,為什麽還要學生呢。大學與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區別在於大學首要職能是教書育人而不是科研。所以,我們要確立人才培養為基點進行科研的發展思路。(以上見張陳、崔延強文)培養碩、博士生要從此觀點出發。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教書,而且進一步培養獨立思考、探索、培養科學精神。
2010年兩院院士大會上,胡錦濤同誌指出科學精神是科技的靈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我國不僅要大幅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更要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建設先進文化。
科學精神包括幾個方麵:①理性求知精神;②實證求知精神,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③質疑批判精神,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④開拓創新精神,提出新問題、新概念,建立新方法、新理論,創造新技術、新發明,開拓新方向、新應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為中國文化注入了科學精神的要素,開啟了從科學啟蒙到科學救國、科教興國的曆程。
我國中科院院長路甬祥指出,要將科學精神作為創新教育的重要內容(參閱路甬祥文)。我國人才培養模式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缺乏科學精神的培養。深化教改,在青少年教育中把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納入基本教育內容。在高等教育階段,不僅要讓學生係統掌握科學知識,創新成果,而且注意學習科技創新過程,領悟前人創新的思維和方法。(理、工、農、醫科學生當然還要經過實驗課,培養有關的技能)。(參閱路甬祥文)[注:在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中特別要培養客觀、實證、係統性、準確性、精確性精神]。
大學服務社會早就有,美國知名教育學家克爾(Clark Kerr 1911-2003 加州大學Berkley 分校校長,著有Carnegie 高等教育標準分類)追溯曆史。古希臘學府講授實用技能,美國從19到20世紀中期通過法案及贈地運動為大學增加了農業、工程、家政、企業管理等學院,極大的促進大學與社會的融合。在這一新趨勢下,克爾指出,大學作為行會或學院聯合體的時代已結束,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得到公認。
我國從19世紀末大學誕生以來,挽救民族危亡,服務國家,造福社會。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引領科技創新,培養大批人才,對現代化作出突出貢獻。
大學與企業不同,大學服務社會的方式是間接的,主要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來實現。大學還肩負著批評社會的功能,服務與批評相結合,以服務社會引領社會(以上見西南大學教育學院文)。
耶魯大學Levin 校長在北京作過大學如何服務社會的講演,他認為大學服務社會有多種方式,但主要有三種:
(1)作為經濟動力的大學基礎研究
現代經濟中,全球化的競爭優勢取決於創新,開發新產品,提供服務能力。基礎研究促進科學知識、技能和醫學發展。美國大學作為基礎研究的主陣地,提高了國家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
Levin 強調基礎研究並不是一種實踐目標,要培養好奇心,對知識的追求。它是商業和生產的源頭,雖然基研成果轉化為商品生產要有一定的時期。當初DNA的研究,人們並不知其商品及生產價值,但要最初認識其價值 [注:居裏夫人發現鐳,Franklin 發現電都有同樣情況]。
美國大學基研與下列政策有關:①政府必須承擔基研主要資助責任。②隻有大學才是基研的地方而不是政府或私營企業機構,使一流大學的科學家聚集在大學,使用最好的科研設備。③政府大部撥款不是看其商業價值或政治影響,而是通過同行評審,看其科學價值。這些政策不但促進美國科研,也促進教學的發展。因為一流的科學家集中在大學裏,使學生能接觸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科研方法,美國這些政策獲得極大成功。
為了保證大學學術研究為國家作出貢獻,就必須從觀念上由理論轉向實踐。二戰後一個時期,美國大學並沒有主動尋求將科學發現轉化為生產服務。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是例外。20世紀 90年代中期MIT畢業生在美國建立4000家公司,接著每年創出150個公司。麻省地區25%的製造業來自於大學創辦的企業。現在已成普遍現象,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4000家公司的技術來自於大學。
⑵ 以創新和領導能力為基礎的大學人才培養
Levin 認為大學教育有一個更敏感更有深遠意義的目標,也就是最好的美國大學的目標,即是:培養學生的創造性、靈活性以及解決問題、創新和領導的能力。大學正是通過這種對學生能力的培養,積極地服務於社會。
當今世界日新月異,科學發現層出不窮,各種理論推陳出新,在這種時代僅有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批判性的思考和創新能力。美國許多的大學現在實施通識教育,其目的不是給予學生具體專門知識,而是使大學生有多種多樣的信息,能夠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提出問題。培養好奇心、嚴密的邏輯思維和獨立思考實際解決問題能力。
過去的教學方式注重對知識的記憶,這是不夠的。必須學會獨立思考。美國大學主要是通過參與研討會培養這種能力,激發學生的思維,產生並捍衛自己的觀點。本科也上大課,但大課也有討論,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課。教學離不開考試,它不是考學生的記憶,而是考解決問題的能力、批評性和創造性思維。
⑶ 履行好機構性公民(Institutional citizenship)的義務
大學服務於社會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做好機構/團體性公民,通過參與社區建設,提供智力支持,直接為當地的經濟發展,“鄰裏”(Neighbourhood 學校周邊)關係的改善,和對公共教育、健康關懷作出貢獻,使學生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注:簡單地說就是培養合格的公民]。
宜賓學院郭平教授闡述地方高校服務對地方的重要意義。經濟社會發展的知識含量越來越高,知識經濟、創意產業是重要經濟形態。人才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大學是人才密集的地方,可以為地方經濟提供有效支援,同時可以拓展辦學空間,增強辦學能力,有利辦出特色。其主要內容有:①提供政策谘詢,參與地方重大工作,完成地方交辦的研究任務,與地方合辦大學。②為地方企業開發,解決發展或技術難題,與地方企業合辦科技園。高校師生可在專家指導學生實習形式下參與企業建設。③努力成為當地的學習園地或進修場所。
服務形式是多層次多形式的,大體分為:①人才支撐,創辦體現地方經濟社會特色學科和專業,培養輸送技校、專科、研究生人員,組辦函授、短訓、輔導班,培訓黨、政、技、教、文、衛人員。②技術支撐,開展針對性的科研,推廣技術成果,技術轉讓,提供科技資料信息等。③文化支撐,對先進文化的產生、引進、傳播起到引領作用。即是:充分發揮地方高校的道德知識、文化的優勢,將科學精神、人文精神融入地方社會。以理論創新、科學發現、積極思考推動地方文化建設。④思想支撐,即“思想庫”作用,倡導、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為地方社經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楊福家教授講,大學不僅僅是客觀的物質存在,更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和精神存在。[注:文化—廣義指人類實踐中所創造的曆史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別是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狹義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製度及組織結構。它是一種曆史現象,是社會經濟、政治的反映,有互動性及民族性。(見辭海及現代漢語詞典)]
大學之稱,關鍵在於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學的文化是追求真理,嚴謹求實,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負,崇尚學術自由,提倡理論聯係實際,崇尚道德,大度包容,有強烈批評精神的文化。大學文化是一種共性,其核心與靈魂則體現於大學的精神。
蔡元培先生講過:“教育乃養成人格之事業 [注:人格是人的性格、氣質等特征的總和及道德品質],使僅為灌注知識,練習機能之作用,而不貫以理想,則是機械之教育,非所以施於人類也”。大學精神才是大學發展的關鍵所在。如果一所大學舍本逐末,忘記了發展的根本,大作表麵文章,得不償失(見張劍文)。
中山大學校長黃述人指出:培養傑出人才,大學需要‘精神’。中山大學85周年校慶時,他為15位在學校連續服務50年的同仁頒發“卓越服務獎”。此獎是一種榮譽製度,但不帶來晉升金錢收益,而是關乎忠誠、堅持、敬業精神,關乎人類社會所共同認可的基本價值。通過獎項構建一種文化精神。大學是學術共同體,文化精神傳承之地。首先應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理念,對某種絕對精神的追求,這是大學最重要的功能。每個大學都有他獨特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感召力,表現在一個故事裏,一個場合中 [如北大的孟二冬教授]。它的文化、精神功能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與時俱進,綿綿不絕,要靠我們慢慢去感悟,去意會。它時刻在塑造著大學中每一個人 [注:參閱上文南開大學研究生參軍,“我追求人生有價值的目標,得益於南開精神塑造,母校給予的奉獻社會熱情”],尤其是可塑性很強的青年學生。
大學傳承文化精神是表現於以下幾方麵:
⑴ 營造氛圍和學術性教學,全麵地塑造學生,培養出有特定精神的優秀人才。
⑵ 傳承和創新人類知識更好的服務及引領社會。
⑶ 強調知行合一,以學致用,大學與國家社會緊密聯係,關注民生。
⑷ 培養富於社會責任感及曆史使命感的學生。
⑸ 不斷加強學生求知、求真、求善的道德感,貢獻社會的使命感。
大學精神是它在發展中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一種精神,是大學對自身定位的集中表達,體現了人們對大學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思考,又以價值觀念、文化形式等規範、指導和約束大學的行為。它是柔性的,通過師生員工內心自覺發揮作用,不同於剛性的規章製度有強製性。許多大學發展證明大學精神對師生更有重要作用。大學精神除了共性,必須有其個性化的資源、能力、傳統和風格。新中國成立後高度集中管理,缺乏大學個性定位,如目標、類型、形式及規模。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提出:不要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讓實用主義遮蔽大學精神的光芒。當代大學對真理的追求,對理想的保護,似乎不再那麽重要。在這種背景下,弘揚人文素質教育,有特別意義
人文素養高的老師,往往是學校的亮點,多才多藝的老師往往是學生頌揚的老師。所以要注重教師隊伍的建設,鼓勵教師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文化素質,兼有“人格”和“學術”的魅力。力減發生“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和“有知識無文化”的現象。
“寧靜的校園”是教師潛心治學和學生認真讀書的前提,今天的大學管理者,更要摒棄市場經濟和知識商品化帶來的浮躁與紛雜,自覺守護大學的精神。[以上見紀寶成文]
校訓是學校學術和文化的結晶,是大學精神的象征,辦學理念集中體現,下列是一些大學的校訓。
北京大學 “提倡新學,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清華大學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京師大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同濟大學“同舟共濟,自強不息”。複旦大學 “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上海交大 “飲水思源,愛國榮校”。原燕京大學的校訓是“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
國內媒體4762人投票調查,清華、複旦的校訓分列首二位。
再看國外大學的校訓:
哈佛“Truth 真理”。耶魯“Light and Truth 光明與真理”。華盛頓大學 “通過真理取得力量”。麻省理工學院 “Mind and Hand 動腦又動手”。英國諾丁漢大學 “城市建於智慧”。美國賓州大學校訓講到道德,“沒有道德的法規是徒勞的”。
不同大學有不同的文化和精神,上述校訓涵蓋了①真理--求真(不作假);②自由,特別是學術自由;③篤誌自強;④厚德;⑤感恩--飲水思源;⑥愛國;⑦探求和思考。
哈佛大學提倡“一個人有無成就不僅要看智商、情商、還要看德商。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召開迎接21世紀高等教育大會,總幹事講學校要讓學生學會做人,學會生存(Learn to be),學知識(Learn to know),還要學會與其他人相處(Learn to deal with others)。
我國一些大學的校訓(包括醫科大學)是否達到這一目標和高度,有商榷餘地。
青年成才,必須有機遇,我國現在形勢大好,為青年人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大學也為大學生創造機遇,然而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Prepared mind)。劍橋的小布拉克,獲諾獎時才25歲,與華生(Watson)共同發現DNA的克裏克(Crick),當時是物理學博士生。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
青年成功另一要素是好奇心、興趣。興趣驅動我們非常努力工作,好奇心是科學研究的動力。
耶魯校長經常自豪地說,耶魯實行普適教育,學生可以從1800門課程(幾乎包括全部人類知識)中選課。我國有些大學也開始實施廣博教育,學生入校時不分專業,但做起來並不容易,因為它需要①大數量各門課程;②盡心盡職的教師輔導學生。他們是重要條件。
楊福家校長希望大學生都要有一個夢(理想),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夢是有共性的,要使中國真正在世界上站起來,站得直,站得穩。
我國GDP增長很快,但能源消耗和汙染都很嚴重,所以中央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我們正走在十字路口,需要青年人開拓貢獻。
楊校長勉勵大學生:
要發現自我(To be yourself),更要了解自己。在導師和家長的幫助下,真正了解自己,使自己的火種被點燃,才會有大成績。
要有信心(To be confident),英美學生做得很好,要他做,他馬上說:“我能 I can do it”,而中國學生太謙虛。當今世界千變萬化,畢業後的工作與學到的知識能力,不可能完全一致。學校教的是基本知識,真正產生的影響,不是具體知識而是一係列精神。所以應該自信。
要學會享受周圍環境(Enjoy yourself),楊校長在丹麥學習,通宵做實驗時看到室中這條標語感到很溫暖。
成才有三個重要要素:人生觀、興趣、機遇。
我們生活美好,責任重大,要用行動來豐富大學文化,並在大學精神的氛圍中,探索奧秘,追求真理,付諸實踐,實現夢想。
⑴ 楊校長首先談到以色列7所一流大學。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色列拉賓總理訪問複旦大學,介紹以色列隻有550萬人口,領土60%是沙漠,90%是幹旱地。以色列強大正因為有7所一流大學。
以色列重視教育聞名於世,教育投入占GDP 12%。它建國前25年就成立了希伯來(Hebrew)大學,首任校長魏茨曼後為開國總統。近年以色列科學家陸續獲得諾獎。它的土地相當於北京,上海人口是其3倍。中國有60年和平 [注:文革損失了近20年],而以色列戰火不斷。京滬皆有百年老校,卻沒有一所能與以色列的7所相比。
⑵ 溫總理2007年5月在同濟大學的講演指出:一所好大學不在大樓、權威的講壇,不在張揚的東西,而在於獨特的靈魂,獨立思考,自由表達,通過討論交流使師生共進教學相長,形成特色的學術氛圍,不斷完善,擴大影響,形成真正的大學,就會出現有智慧的英才。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正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任務,主要是改革教育體製,培養合格公民。
⑶ 楊校長參與了《綱要》的製定,把答溫總理如何辦好大學問卷的意見,歸納起一、二、三、四、五:
①“一個中心”,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培養合格公民。
②“兩個基本點”,教育公平,教育質量。
③ 需要轉變“三個觀念”並有政策配合。a)大力發展職業教育,360行,行行出狀元;b)正確對待各種學生,學生的興趣愛好決定了最適合他的學位;c)減少名校情結,適合學生的學校才是最好的學校。
溫總理提到英國是不大的國家,僅劍橋大學培養了80多名諾獎獲得者 [牛頓、達爾文都出自劍橋]。 楊校長曾夜訪劍橋,晚上10點鍾實驗室燈火通明,導師與優秀學生仍在工作,他說世界一流大學此種情景到處可見。10年前楊校長與劍橋校長交談,發現複旦的科研經費僅是劍橋的1/10,幾乎全部用在購買儀器上。然而劍橋9/10經費用於聘請最好的教師,招最好的學生。現在我國大學經費與國外差距大為縮小,但用於人的仍然大大低於國際水平。
溫總理指出辦學“以人為本”的理念,要體現在辦學的各個方麵。文化內涵是四要素的核心,大愛是文化內涵的重要內容。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寬容、不浮躁的學術環境,都是大學應有的文化。良好的學術環境是造就傑出人才的必要條件。
改革的關鍵是體製改革。理想的體製應做到:尊重學校辦學的自主權,教育事業應由懂教育的人辦。保證大學在國家憲法和法律框架內,具有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自主辦學權。保證高等學校麵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教育體製不僅是領導體製,質量控製體製及師生激勵體製是同等重要的。可在一兩所大學試點。
楊校長還強調,欲造就傑出人才,根在基礎教育。溫總理訪問名校北京35中發現班級人數太多,不利師生互動。美國克林頓總統在一次講演中指出,為迎接經濟時代到來,采取10項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將中學平均班級人數由22降到18。教學方法上應以學生為本,“我愛我師,但更愛真理”。教師的職責不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是教導學生如何做人,發現學生頭腦中的火種,使之發光,但高考不改革,一切都是空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認為刻不容緩的是,解決好整個民族的“教育價值觀”,回到教育原點。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培養美好的人性,塑造美好的人格,以建成美好的社會。但是現在中小學分數成為教育至高的追求,成為衡量教育的唯一標準。在大學,就業成為最急迫的任務,成為判斷大學優勢最關鍵指標。這是中國教育許多問題的源頭。在教育再出發的時候,要問一問作為教育的價值觀,我們要培養什麽人,把我們民族帶到哪裏去。
從原點出發,朱永新列出5大問題:
① 整體教育程度和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
② 教育發展不平衡,公平問題突出。
③ 應試教育為中心的模式左右著教育。
④ 行政化、官本位色彩濃厚。
⑤ 教育經費依然短缺。上文提到以色列教育經費是GDP的12%,朱永新希望能兌現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教育經費為我國GDP的4%,應先投入西部,農村最薄弱的地方。
在他看來,教育公平、素質教育、教師隊伍,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融入教育生活都與“國家教育價值觀”的形成緊密關聯。
胡錦濤同誌在本次講話中除了介紹清華大學的創建、曆史和大師與知名校友對國家社會的重大貢獻外,又以高屋建瓴之勢,精辟深刻的指出高校教育的任務,並對同學、教師提出希望和要求,摘要於下:
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開展國家急需的戰略性研究,探索尖端科技的前瞻性研究,涉及民生的公益性研究。
要提升原始創新研究,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瞄準科技前沿,推動學科融合,培育新興學科,建設重大創新平台和創新團隊。以高水平科研,支撐高素質高等教育,積極推進協同創新。通過機製體製創新和政策的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聯盟,促進資源共享,聯合開展重大項目攻關。為創新型國家作出貢獻。
⑶ 緊緊圍繞科學發展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自覺參與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學研結合,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及產業化,使“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參與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區,中部地區崛起,東部地區發展,發展繼續教育,普及科學。為社會提供多樣的教育服務。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為國家及民主政策的決策作出貢獻。
⑷ 傳承和創新文化思想。
⑴ 文化知識學習與思想品德修養密切結合
後者指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有遠大理想,高尚情操。培養科學精神,奉獻國家服務人民,把個人成長成才融入國家與人民偉大事業之中。
⑵ 把創新思想與社會實踐密切結合起來
勤奮學習,善於思考,勇於探索,敏於創新,堅持理論聯係實際,投身實踐,在實踐中發現新知。運用新知,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增長才幹,提高創新創業能力。
⑶ 全麵發展與個性發展密切結合
在正確處理個人集體社會關係的基礎上保持個性,彰顯本色,實現德智體美全麵發展,成為堪大用、負重任之才。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高校教師要切實負起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光榮職責。
關愛學生,嚴謹篤學,淡泊名利,自尊自律。加強師德建設,弘揚優良作風,提高業務水平。以高尚師德,人格魅力,學識風範,感染教育學生,做學生健康成長的引路人。教師隊伍建設是教育事業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提升教師素質,提高教師地位,改善其待遇,關心其健康,形成社會上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
醫學教育部分
I-1. 清末及民國時期的現代醫學教育狀況
我國古代幾千年都用祖國醫學治病療傷,有多部醫學經典著作如《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醫宗經鑒》等,記載了大量的理、法、方、藥,中華民族得以繁衍昌盛,功不可沒。
然而,中醫以前基本是師徒傳授,解放後才有中醫學院及研究院,目前形成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的模式。
鴉片戰爭(1840-1842)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使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隨後由於義和團事件,八國與我國1902年簽訂的辛醜條約,使英、美、法、德、日、俄、意、奧八國有通商、傳教設立租界的權利。英、美、法、德的天主/耶穌教會遍布中國,每處教會大都設立中小學校,和一所醫院,擴散了西方醫學,1887年還辦了《中國博醫會報(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20世紀初,上述國家辦了大學醫學院,見下表:
大學醫學院名稱 建立年代 建立的國家
上海聖約翰 1904 美
上海震旦 1908 法
上海同濟 1907 德
成都華西 1910 加拿大
湖南湘雅 1915 美
山東齊魯 1910 英
北京協和醫學院 (1915)1921 美
南滿醫學院 --- 日
沈陽盛京醫學院 --- 英
中國政府辦的醫學堂有:
1880年代李鴻章在天津辦的北洋(水師)醫學堂,4年學製,聘請法國醫生授課,一直延續至民國期間,畢業百人。
1903年在京師大學堂設立醫學實業館,後改為醫學館,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建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1923年改建為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預科二年,本科四年。
1911,1921年東北三省兩次展開鼠疫防治後,籌建了哈爾濱醫專。
1. 解放前的社會衛生狀況
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衛生狀況很不好,傳染病、寄生蟲病(特別是血吸蟲病)、地方病蔓延。當時每年有80%病人得不到正規治療,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全國人民壽命平均35歲。1949年,全國西醫師38,000人(中醫承擔相當量醫療),病床位8萬張。如以當年人口為5億計算,一萬人才有0.76個西醫,即0.076‰,每萬人1.6張床,即0.16‰。
1950年全國衛生會議確立醫學教育以中級教育為主,高等醫學教育並非大力發展對象,希望多辦醫士或專科學校,盡快達到一千人有一個醫生的要求。
1,解放前後中國的醫學教育
我國的現代醫學教育是移植(模仿)西方的醫學教育模式,解放前是學習日、德、法(震旦、昆明醫學院),1920年代又學美國(協和、聖約翰)。1950年代學習蘇聯,醫學院校獨立出來,脫離大學。1980年代又模仿美國並建立高級學位(碩博士)。
在學製方麵,始終沒有統一,民國時期大多是六年,有些省立醫院是四年,有些5年(可能將實習醫的一年算進去)。1930年代前後,北平協和醫學院是唯一的一所八年製學校,齊魯大學醫學院是七年製。
解放區由於條件的限製,主要辦培訓班3-6個月,少數是一年,畢業生作出很大貢獻,不少人解放後成為醫學專家。1946年在張家口的白求恩醫大辦過四年製醫療班,招收都是高中生,有些學員很優秀,如後來的北京腫瘤研究所副所長鄂征,現在為著名專家。
解放前醫學院校每年招生都是四五十人,最多一百名。解放初期,1952年作了一次大的院係調整,在完成接收、改造和調整之前,高等醫校的發展問題考慮不上。
接著,學習蘇聯的體製和醫療方法,如保護性醫療製、睡眠療法、無痛分娩法。包括生物學方麵批判Morgan的基因遺傳學,推廣賴先科的環境影響學說。
再加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係列運動,影響醫學教育進程的穩定實施及發展。還提倡學生上大學、管大學、改革大學,尤其是文革使高等教育停頓了十幾年。文革之後又辦三年製的工農兵學員班,到1980年代才穩定下來。以北醫為例,醫療係一個年級可招收150-200人,分布在三個(隨後增至6個)附屬醫院。加上口腔、藥學、公衛、基礎醫學,每年招生達600人。(以上見彭瑞聰訪談錄)
21世紀前後醫學院大多升格為醫科大學,接著教委又將醫大並入綜合大學,以提高後者的實力,還建立授予碩、博士學位單位。
文革後,北京協和醫學院複校實行八年製,年招生30名,但畢業後,很多都出國了,有的半途就出國。有的人認為這成了“出國預備班”。
當前有些大學醫學院/部,推行八年學製,畢業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基於曆史條件,列強侵占,軍閥內戰,八年抗戰和解放戰爭,援朝戰爭,解放後10餘年間,運動頻繁,再加上文革影響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和資源。雖然建立了不少醫校,學製多樣,在麵向方麵隻落實到工與兵,對農村八億人口的醫療保健以及社區醫療方麵雖采取若幹種措施,都是時過境遷,持續不下去,沒有解決好。再加市場經濟之風,吹進產業化、高利潤,追求專家、學銜之風,因此醫學教育問題必須加以關注。
II.英、美、日醫學教育學製及醫療概況
有些專業例如骨科,可投考骨科碩士M. Ch. Orth.學位。這也是在做Registrar 時期,準備論文(臨床研究),通過答辯授予學位。[我在英進修時,見過投考人及其論文]
楊福家校長講,英國醫院很少博士,有D. Sc. 科學博士學位的基本是作研究的,Consultant 掙的錢比博士們多。英國一個主治醫至少經曆十年或更長的培訓。
要成為專科醫生還要考專業學會文憑(Board Certificate) 獲得會員資格,例如外科的F.A.C.S.,考試也分基礎臨床兩部分,外科專業還要考手術 [醫科院院長黃家駟獲得此文憑,並對我介紹過]。美國專業學會職業(包括開業的),每七年要再次測驗審查,重新發證書(Recertification)。美國現設家庭醫學學科,畢業醫學生也要通過培訓考試才能執業。
美國根底厚,起點高,近年醫學教育趨向於培養若幹醫學家—科學家(醫生—科研人員Clinician --Scientist)人才, 設立M.D./Ph.D學位,獲M.D.後接著從事醫學科研,獲Ph.D 學位,臨床及科研並重。
日本醫學教育始於19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80年代才形成現今體係,學製為本科教育6年,包括兩年文科教育,兩年基礎學科教育,兩年臨床實習。畢業後獲得學士學位,可以參加國家醫師考試,合格者獲得國家醫師執照,並有參加住院醫師培訓的資格。住院醫培訓兩年,醫學畢業生必須參加。要成為專科醫生拿到博士學位,還要參加4-5年的高級培訓。因此從入學到獲得博士學位至少要12年,保證醫學教育的質量和醫療水平。
日本共有80所醫學院校,每校年招生一百名(每年畢業8000醫學生)是精英教育,即使排名靠後的醫學院校,入學考試分數也能達到進入東京大學學習的標準。
對比之下,中國醫校眾多,水平參差不齊,像北醫這樣好的學校,一年招生200名以上,有的一般水平醫校,每年招生3000人。
日本醫校的師生比,遠高於我國。國內醫校招生量如此之大,與日本相比,教育質量醫療水平的差距可想而知。郅新認為醫生是神聖的職業,病人對於醫生是“生命所係,性命相托”,醫生與其他職業有本質的區別,工作對象是活人,醫生要對他們負責,容不得一絲懈怠,要培養精/良醫,而不是庸醫。[注:本文作者是北大人民醫院八年製學生,這是他訪日本後作的評價]。
III.燕京大學醫預係—北京(平)協和醫學院
本節是根據陳方元文及筆者的來年經曆與體驗寫的
燕京大學醫預係一文是陳方元為紀念燕大建校90(1919-2009)周年而寫的,編入《燕京大學辦學特色》書中。燕大醫預係與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簡稱PUMC)有共同的曆史淵源,其辦學宗旨、教育理念、教學模式與PUMC是一脈相承的,通過了解燕大醫預係能明了精英人才是怎樣培養出來的。
燕大醫預係(特別生物係)建於1925年,1941年底因珍珠港事變中斷,1945年燕大複校時恢複,1952年院校調整時停辦,扣除日軍占領期,實際隻有23年曆史。醫預係是燕大的亮點,它為知名的PUMC提供主要優秀生源,為我國培養大批生物醫學的大師和領軍人物奠定基礎,包括:11名院士,19名學科奠基人,72名國家一級學會和全國專業學會領導及學術領軍人物,15名國家領導人醫療組成員和組長,21名解放軍一、二、三級軍級醫療幹部(文職),4名中共黨代表(含1名中央委員),9名全國人大代表(含1名副委員長),14名全國政協委員(含4名常委),10名白求恩獎章、全國勞動模範和三八紅旗手等全國榮譽稱號獲得者,這些是在23年內培養的英才的根子。當然,他們還要依靠協和醫校的教育和隨後的實踐、工作才能取得出色的成就。[注:筆者曾多次強調要跟蹤校友的成就,上文也提出一流大學必須有一流校友,哈佛校長認為學生/校友的成就就是大學的成功]
在考慮建立PUMC時,由於中國綜合大學的理科和教學水平不令人滿意,洛氏基金會董事會建議建立本校的醫預學校,1917年成立PUMC醫預校,學製3年,這是燕京醫預係的前身。
與此同時,中華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 CMB(是洛氏基金會所屬機構)建議少數在華教會大學建立醫預教育。CMB資助聖約翰、燕京、金陵大及其女大、東吳、湘雅、福建協和大。清華、南開也獲資助。
1925年夏,由於上述大學已具備醫預教育條件和能力,協和醫預校停辦,該校8年內培養了205名醫預生,84名獲得PUMC的學位。燕京醫預係成為協和主要醫預基地。PUMC重視基礎學科,強調學生參與實驗的教育理念對燕京醫預係影響深刻。
燕京醫預強調基礎科學和實驗訓練,強調人文教育、英語水平,強調師資水平和學生優選及淘汰製度,並充分利用綜合大學優越的科學、人文環境和豐富的教學資源。
燕京醫預係主任是博愛理(Alice M Boring),她曾在著名的Morgan遺傳實驗室工作,並在協和醫預校任教。她對向協和推薦醫預生起決定性作用。還受協和醫校委托,對其他學校報考協和的學生進行審查評估及麵試,保證了協醫標準的統一。燕京醫預生每人每學期所修選課目,都經Boring 審批,每人學習狀況,都在她腦子裏,真正是負責的係主任。燕大醫預係二十年來形成特有的教育風格和優勢,並在其學生身上留下深深不退色的印記。下列是其標誌性特色:
1. 目標:培養高素質、深基礎、巨大潛能的醫學預備人才,為一流醫校輸送一流生源。
2. 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學習科學方法及思維方式,突出生物學和化學。
強調動手能力,使理論聯係實際,每堂課有三小時的實驗,培養科學精神,獨立工作能力。學期考試包括實驗,無機化學要測出考試標本的元素,定量化學要測出考試標本化學物質的含量,測出結果(兩聯)不能超出規定的誤差,這是準確性及精確性的要求。學科主任經常查閱學生實驗記錄本,要求極為嚴格。
⑴ 化學課程:無機2學期,定性分析1學期,定量分析1學期,物理化學1學期,有機化學1學期。
⑵ 生物學課程:普通生物學2學期,無脊椎動物學1學期,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1學期,胚胎學1學期,遺傳學1學期。
⑶ 物理學課程:大學物理2學期,生物物理1學期
⑷ 數學:微積分2學期
3. 培養深厚的人文底蘊。
⑴ 中文2學期。英文4學期,英文課程包括每學期讀2-3本著名課外讀物,月考時有該讀物的測試題。讀物如狄更斯的《雙城記(Tale of two cities)》、《王子與窮人(Prince and Pauper)》、蕭伯納的《醫生的兩難(Doctor’s Dilema)》等。此外所有理科課程和有些選修課程都是用英文講授,考試用英文答卷,重視及夯實英文基礎,達到中、英兩種文字語言靈活運用。
⑵ 心理2學期。心理衛生(Mental Hygeine)2學期,Sailor教授(進步人士)主講此課。學生分為四組,每周五晚有一小組到其家中討論一小時,了解學生觀點,密切師生關係,其夫人還常待以茶點。此兩課對認識自我及病人心態很有幫助。
⑶ 人文學科選修課。筆者選修鄭振鐸主講的文學史1學期, 鄧之誠講的斷代史1學期,張東蓀講的邏輯學1學期,基督教人生哲學1學期。還常去聽音樂欣賞課的唱片,(在不妨礙該課學生的時間都可去聽)。我記得還選過社會學課一學期。
燕大醫預係教學是啟發式與嚴格要求相結合。學會如何學習和探索,獨立思考工作。醫預生每周有兩個半天空出來可以複習、整理筆記,讀參考書和補作未完成或須重複的實驗。普通生物學每周有10分鍾短考,所有課程都有月考、期終考。第一年期中Mid-term 考,兩門不及格,即令退學。
燕京醫預係雖然沒有自己獨立的課程係統和教師編製,但在綜合大學的大環境中,它的理科課程無論從結構、內容和教學方法稱得上是完美的,這也是燕大醫預係與美國八年製醫學教育不同的地方。哈佛醫學院院長Daniel C. Tosteson 曾說,在綜合大學裏,培養這樣精英的醫預生,是PUMC獨有的特點,極加讚許。燕京醫預係經驗表明,課程絕不限於知識傳授,而在給學生頭腦一種能擴大眼界,深化思維,受用終生的東西。
正如哈佛大學校長Drew Faust 在2007年10月就職演說中說 “大學能鑄造一生的學習,能傳承千年的學習,能塑造未來的學習”。燕京醫預生深切體會這一點。
不少人說,PUMC的學生“後勁足”,而考入PUMC的燕大醫預生認為,這個“後勁”從醫預開始培訓。
4. 燕京醫預係的成功是與燕大的造詣高深、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強勁的教授陣容分不開的。下麵僅列出直接與醫預係有關的教授:[詳細記述希參閱陳方元文]
陸誌偉 心理學家 中科院學部委員。
胡經甫 生物學家 前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文裕 孟昭英 物理學家 中科院院士。
李汝祺 中國遺傳學奠基人之一 中國遺傳學、動物學學會理事長,著名
遺傳學家。談家楨院士當年是他研究生。S.D.Wolson 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 原協和醫預校校長。
W.H.Adolph 曾任齊魯醫學院化學係主任,1946年PUMC複校任生物化學科主任。
筆者在選修課中的名教師有:鄭振鐸 文史家,學部委員。張東蓀 知名哲學家。
5. 燕京精神和燕園文化的陶冶。
醫預生在燕大所受教育絕不止於所修的文理課程,燕京精神和燕園文化的陶冶對醫預生人格情操的塑造,起非常重要作用。燕大有追求真理、愛國主義的傳統。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燕大學生會立即發表公開宣言抗議。
1926年北京抗議日軍艦入侵大沽口,聲討日、美、英八國“最後通牒”,大遊行中燕大女生魏士毅獻出生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燕大師生立即成立了“燕大學生抗日委員會”,醫預生孫慧民為該會執行主席。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燕大學生發揮骨幹作用。
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司徒雷登,陸誌偉被日軍扣押數年。他們正義凜然,氣節高尚,陸誌偉差點病死。
1946-1948年複校後燕京學生又投入到反美暴行一係列運動中。醫預生鄧家棟,孫慧民,方圻等34人分別參加過抗日救亡組織,中共地下黨或其外圍組織或投奔解放區。
燕大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雖然帶點宗教色彩,但很快植入學生心中,成為指引他們人生道路的精神力量。下麵是幾位醫預生對校訓的體會:
黃克維我國神經病理學奠基人之一,他說:“校訓深印我腦海中”。燕大校長、老師為了追求真理服務人民,付出辛勤勞動,是我們的楷模。吳瑞萍(吳階平之兄,我國兒科奠基人之一),在其《燕大精神伴我終生》文中寫到:“燕大校訓指引了我一生的奮鬥方向和服務目標,凡事先人後己,不利人的事絕不作……,都是母校教育的,使我一生受益不淺。”
許多醫預生同上述黃吳二人一樣,如鄧家棟、方圻、曾憲九、吳蔚然、張之南等,都為人正直,謙虛謹慎,淡泊名利,無私奉獻,是醫務工作者的楷模。末班醫預生華益慰的事跡,人民日報,央視都宣傳過。他終生不渝的實踐燕大校訓,他在“良醫”與“名醫”之間選擇了前者。他說病人隻有輕重之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別。他被評為2006年感動中國人物。2007年他病危時,胡錦濤主席親自到病房看望他時說:“華益慰同誌不愧是共產黨員的楷模,是廣大醫務工作者的傑出代表。”
1908年美國教育學家Abraham Flexner 在Carnegie 基金資助下,用兩年考察評估北美155所醫校。1910年發表了《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教育》一文,共360頁,也批評了一些質量平庸的醫校。
Flexner 的醫學教育核心理論(見N Engl J Med 2006; 355: 1339 - 1344)是:應把規範的分析問題能力和對自然科學整體思考的思維方式,放在醫師智能培訓的首位。他認為一所傑出的醫學院應與綜合大學結合,要提供學習並有科研能力的專職優秀教師,學生入學前至少要有兩年的大學基礎。Flexner 提出,醫學生的臨床教育必須在以學術為導向的教學醫院中進行。在那裏,富有思想的臨床醫生可以對醫療中發現的問題進行研究,並教學生也這樣做。
這份報告,有如大地震,使美國的醫學教育體係發生了曆史性的變革。
在此浪潮中,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1914-1915年請了一些美國頂級醫學家和教育家對中國進行了兩次考察,作出了在中國按Flexner 標準建立一所一流醫學院,1914年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CMB),執行洛氏基金在中國有關的出資任務。在戰略討論會上,協和首任院長Franklin McLean (芝加哥大學生物化學家)毫不猶豫的表示,PUMC應成為一個卓越的學術中心,隻培養少數未來可能成為中國醫學界有天賦的領袖人物(而不是培養大量優秀醫生)。[引自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67]
其後,協和董事會對PUMC的宗旨作出明確的決議:
可與歐美最優秀醫學校的醫學教育相媲美,包括本科教育、研究人員、教師、臨床專科醫師的畢業後教育,短期進修教育。
(1) 提供科研機會,特別是遠東疾病(問題)的研究。
(2) 傳播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知識。[引自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UMC p.44] 曆史證明,這個決策是成功的。
2, PUMC的學製、招生數目、課程及學位洛氏基金撥款建醫校及醫院,選址北京原清室豫王府,1921年建成。招收原PUMC醫預校學生及隨後的燕京等大學的醫預學生(見上文)。PUMC學製8年(3年預科見上文,另有5年本科)。
按照培養精英醫學人才的決策,1921-1931期間每年級招生由10人以下增到20人上下,1932年招收了32人(筆者的班),其中燕京醫預生24人。
每一學年分為三學期(Trimester),課程設置如下:
一年級:組織胚胎、大體解剖、神經解剖、生理學、生物化學、藥理學。
二年級:病理學、免疫及細菌學、寄生蟲學、內科總論、物理診斷及血液診斷、外科解剖、外科總論及動物外科。
三年級:內科、外科、婦產科(大課統一上課),三科臨床教學各論轉一學期,每周最少接收一個病人,采取病曆,做物理診斷及常規化驗。
四年級:上述三科門診,眼科、公共衛生實習,傳染病隔離病室見習,精神病及病院見習。分別輪轉一學期。
五年級:定向專科實習一學年。
畢業時授予M.D.學位,文憑是美國紐約州的。國民政府成立後還發教育部文憑。
3,PUMC教學方式及特點
⑵ 生理學。林可勝教授授課時,要求學生集中聽,課後再記筆記。每一部分講完如肌肉與神經、呼吸都有實驗考試。每一學生抽一題。筆者考試時抽著“設計實驗表達刺激與反應的關係”。呼吸生理的實驗試題“示教膈神經與呼吸的關係”(實驗動物已經準備好),觀察學生能否運用解決問題的思維。
⑶ 病理學,各部分講完均考切片的辨認及診斷。寄生蟲學等,則用實際標本及製備的塗片,每項標好號,用1分鍾觀察後寫出結果,一分鍾一項。
⑷ 臨床教學 以內科(三年級)為代表
PUMC教學的理念是培養精英,但同時是一專多能,在多能(全麵)的基礎上專深一門專業。內科病房主治醫生收治心、肺、肝、胃腸等病人。隻有皮科、神經科分出專業組。然而,主治醫生熟練掌握一門內科專業,如心髒、熱帶病、血液病(他們都有專業實驗室)。內科是診斷科 [注:下文在教材趨向部分將進一步闡述,是臨床醫學的基礎,每個醫生都應有的基礎。外科醫生首先要有普外基礎是同樣的道理]。每名學生在內科輪轉一學期(三個月),每生一個導師 [注:這是精華之處,也是當前我國做不到之處],作為醫學生(Ward Clerk)三個月接管約15個病人,每個學習小組8-10人,可看很多病種。
醫學生接到病人要在24小時完成物診、常規血尿便化診並書寫完整病曆,上交導師審閱修改。在2-3日內導師指點病曆缺誤(連英文冠詞都不放過),有時須要重寫,十分嚴格。導師隨即帶學生複核病人物診所見(從頭到腳)及化診,如血液塗片的瘧原蟲、L-D體,白血病的白細胞等。然後指定要讀的參考文獻,下次見導師時導師還要提問檢查。教學查房每周兩次,學生要報告病曆,教師提問並討論鑒別診斷及治療方案。每月還有兩次全班的(其他醫生也去聽)臨床教學大課,將病人送至大教室,學生也要報告病曆。
四年級門診教學以小組為單位,有教師帶,學生先問、寫病曆,作臨床檢查及初步診斷,由教師複查後決定治療並與學生討論。
婦產科教學也有特點,每個學生要觀察10個正常產程並見習接產。還觀查三個以上的非正常產,如用產鉗、剖腹產等,寫出完整的產程報告。四年級學生每人都作一個月婦產科住院實習醫生(24小時負責)。
公衛教學主要在協和醫院公衛科辦的第一衛生所見習,重點在防癆,我在那裏學會普查肺部的透視觀察。還有兒童營養和學校衛生。
五年級專科實習Intern是最繁重辛苦的一年。外科、婦產科實習可能是最累的。PUMC的住院醫、實習醫的體製很有“半軍隊化”的味道,一級管一級。主治醫→住院總醫師→住院醫生→實習醫。以外科為例,實習醫一般負責15張床位病人。入院後的大病曆、全身體檢、常規化驗,包括膿尿的細菌檢驗都要做。住院二周後,要重複病人血尿檢查。入院病人偶爾一天收三個,但上述項目都必須在翌晨查房前完成。普外每周三個手術日,實習醫要作器械手或給麻醉。器械手要在早7點左右挑好器械,換藥、拆線、輸液/血都由實習醫做。術後誌及病程日誌、出院誌要按日記錄。病人的飲食及出入量都要掌握。上午大部是手術,下午2-5時看門診。普外夜裏常有急症如闌尾炎、腸梗阻、胃穿孔等。夜裏工作幾小時,第二天照常工作。由於執行24小時負責製,經管的病人的情況都先由實習醫以及住院醫處理。1940年由於保證住院醫生的健康,每周有一個下午休息,外出時要有人替,離院、回院要電話報告病房。當年用數字閃燈呼叫,如10分鍾之內不到,要受院部批評。外科實習醫輪轉:普外包括神外、胸外4個月,骨科、泌尿、腫瘤、耳鼻喉各2個月。訓練是嚴格的規範的,培養嚴謹、負責、認真的精神,院裏保證2000大卡的膳食和良好的住宿條件。
最後簡單的介紹PUMC 住院醫師培訓。PUMC住院醫師,以外科為例。普外一年(包括兒外),泌尿,骨科,腫瘤,胸科或耳鼻喉科各半年。最後,選一人作住院總醫師主管普外(目前各專業都有住院總),其餘的有的留校作主治醫或往其他醫院工作。少數人做半年或一年的研究生Fellow,做動物實驗或再學相關專業的解剖等。PUMC有一很好的製度。主治醫工作五年有基金送他們出國進修,作住院醫或考察訪問以跟上國外進展,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新療法。
1930年代PUMC擁有遠東最好的圖書館,在珍珠港事變之前,日本即派一名高級醫生來進修病理,實際是來摸底,事變後此人即負責接管PUMC。
PUMC擁有一流的領導管理人員如McLean,Green,Houghton, E. Mary Ferguson,李宗恩,林宗揚。一流的教授如Opie(病理),Zinsser(細菌學),林可勝(生理),吳憲(生化),劉士豪(內科),Snaper(內科),林巧稚(婦科),吳英凱(普外、胸外),孟繼懋(骨科),謝誌光(放射)等不一一列舉。依靠著一流的醫預係,有精選的學生,不愧為一流的醫學院。時至今日北京老百姓評價,看病協和第一,北醫第二。前些時,衛生部陳竺部長在闡論看病貴與難的文中提到“天下人民上協和”的現象,從這一側麵看出老百姓對協和的評估認可。
雖然老協和已不複在,但它的辦學理念,醫學教育的傳統、精神,嚴謹負責的醫風,精益求精的學風一直回蕩在人們心中。這種軟實力,餘音繞梁,經世不絕。在我們醫學教育的改革中,能不三思參考嗎?
IV.幾本標準醫學教材和參考書的導向對我國醫學教育的啟示
醫學教育的過程相當長,從基礎科學到基礎醫學再到臨床醫學,它們密切聯係,互相滲透。然而,學習內容非常之多,學生常常顧此失彼學後忘前,到臨床教學階段,對相關基礎學科的資料記憶模糊,有必要在臨床階段結合病人的病情加以複習,但臨床教師很少理解此點,而不能主動概括聯係相關基礎學科。近年有不少教材,基礎與臨床開始密切聯係,這是對我國醫學教育的重要啟示,同時對我國編修醫學教材的連貫性,隨醫學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特別是對學科的相互聯係滲透,起了導向作用。列舉闡述如下:
1,格氏解剖學(Gray’s Anatomy)。
2004年第九版,它的前身是Pharmacology Review,主編是B.G. Katzung (加州大學細胞與分子藥學係教授)。
本書又是一個基礎緊密聯係臨床的例子。除了在細胞及分子水平作了藥學總論,如受體及其與藥物的關係外,對每類藥物介紹之前,先概括地描述介紹與臨床有關的解剖、生理或其他基礎醫學學科的信息。例如眼科藥物章,開篇即介紹眼球解剖;免疫學藥物章則先複習免疫機製T及B細胞的來源及功能。
其主體是介紹藥物對疾病作用的機製,用法用量及效果。從醫學生到職業醫師都是有益的讀物和參考。本書每三年修訂一次,根據進展增加或更新內容。
4,當代內科(醫學)診斷與治療(Current Medical Diagnosis & Treatment)
⑵ 本書一年一版,不斷編入新近進展,而簡明的概括重點要點,指點診治原則方法,可說是“查之即來,來即能用”。
上麵四種醫學教材對我國醫學教育及醫學書籍編寫的啟示概括於下:
基礎密切聯係臨床,學科互相滲透,係統與局部並重。基礎學科教學要麵向臨床,臨床醫學學科教學過程要重點複習相關的基礎學科。不要孤立地教基礎或臨床醫學。關於醫學人才教育的模式,1980年代美國開始提倡醫學科學家(研究人員)/ 臨床醫學家(醫生)(Scientist-Clinician)模式,當前的M.D./Ph.d 學位即表達此種理念。與此同時1970年代以來英美即有“臨床學科的科學基礎”書籍,以骨科為例,就有Scientific Basis of Orthopedics 及Orthopedic Basic Science 等書。
V.我國醫藥衛生近況與醫療體製機構及醫學教育的關聯
解放以來我國衛生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消滅了烈性傳染病,軀梅、防治血吸蟲病、建立不少醫療機構和醫校。還實施三級醫療製,很多大城市醫院與縣醫院掛鉤,定期巡診、會診。城市醫院建立保健科,地段保健是極其重要的工作。1960年代又大麵積培訓“大隊醫—赤腳醫生”,試圖解決農村缺醫少藥問題。
建國60年來,人口由5億左右增至2011年的13.47億。《2009年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2009年全國醫療機構共診療54.8億人次,入院人數13250萬人。農合參加8.33億,城市職工居民參保4.01億人。到社區醫院、農村衛生所等基層醫療服務機構就診者33.9億,占就診人次的61.7% [此數據與城市就診情況不符須加分析核實],嬰兒死亡率降至13.8‰,孕婦死亡率降至31.9/10萬。任務艱巨,成就斐然。
然而,文革十年,嚴重影響衛生工作的進展,隨後又執行市場經濟,使追求利潤的思想抬頭。上述很有希望的醫療衛生體製逐步變形,甚至不複存在。繼之衛生領導上允許醫院醫生在崗8小時之外自由行醫。醫療衛生事業,特別是醫院產業化 [原衛生部長高強在一次國際經濟論壇上表述,教育和衛生是公益事業,產業化是誤區(CCTV直播)]。在城市職工、居民、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呼聲下,又提倡醫生可在任職醫院之外兩三個醫院工作。多年來公立大醫院的高級醫生就已在周末及假日去外地會診、作手術,醫院還開設所謂特需門診,100元、300元掛一個號,即是有錢人能讓高級醫生看病,錢少的老百姓隻能由普通醫生看,這是不符合社會主義衛生路線的。人民日報早已有文章批評,但已約定俗成,我行我素。即便這樣,幾分鍾看一個特需病人也非罕見 [筆者也知道有花幾十分鍾看一個病人的良醫]。
目前我國醫療體製真是令人感受“理還亂”(李清照詞句)的狀態。早在解放前,上海紅十字會醫院院長知名的顏福慶博士就說過,公立醫院在於一個“公字”。我國醫院可說是“既公又私”,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很難改革。
國外和港台,公立和教學醫院是很嚴格的,香港是退休後可以自由開業。筆者1949年在英進修的醫院,科主任是在市醫院管理委員會的指派下,在兩個醫院工作(一份薪水)。在該委員會的批準下,隻有科主任,每周可看兩個私人門診,在任職醫院裏收5個私人病人(實際收不到)。美國、日本同樣是任公職醫生不得私人開業或“走穴”。美國高級醫師每年有一個月休假,參加學術會議大多不計在內。斯坦福大學規定教授每年可參加公司工作一個月,規定是嚴格的 [見北京國際大學校長論壇紀要],這與我國對比鮮明。
扶持基層或縣級醫院要形成網絡(見彭瑞聰訪談錄)並有一定的規劃和計劃和規章製度,使之製度化,規範化。不能頭痛醫頭,朝令夕廢,或放任自流。以上的狀況折射醫療機構建設、醫療體製、規章製度不健全,是醫改的一大項。
⑴ 護士短缺
醫院醫護之比,按規定應為2:1,而我國基本是1:1,加之醫院將相當護理交給病人家屬及護工,特別是後者。實質上將護理工作及費用轉嫁給病人,護工24小時80元或更多,而醫院又抽收一些。護工大部分是農民工,護理部沒有監督。雙人間病房如用兩個護工等於一間病室容納四人,擁擠雜亂不堪。最近衛生部要求全程護理,恐怕也是政令難行。老年或術後病人要請護工,這同樣是看病貴。[參閱把護士還給病人一文]
⑵ 醫生缺少對病人的關懷溫情(人文關懷)。
據悉北京某醫院一個臨產產婦陣痛時呼喊掙紮,接生大夫訓斥:“喊什麽喊,就你怕痛”。
河南南陽某院有一猝死案例,病人因胸悶疼痛就診,醫生開化驗彩超單後,家屬請求先開點兒藥緩解症狀,醫生說“化驗完再開”,由於化驗等待時間長,中午醫生又下班,下午兩點病人猝死在彩超室門外。
筆者在人民日報看到另一則報導,門診有三類:5元錢的醫生不抬頭不說話,10元錢的醫生說幾句話,30元錢的病人可以多說幾句話。如果醫院院科領導深入了解監督,這些情況決非偶發。
醫學教育先驅奧斯勒Osler(也是內科學家,曾著有內科學),強調“醫生決不隻是治療一種疾病,而是治療一個獨一無二的人,一個活生生有感情正在為疾病所苦的人”。美國女哲學家圖姆斯在她以切身患病經曆而寫的《病患的意義》一書中的名言稱:“對於疾病,醫生與病人的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在醫生看來很平常的疾病,有時病人卻覺得很嚴重。”因此,醫生的職責不僅要關心病情,而且要關心病人的心情。
人文關懷的缺失,往往導致醫患互不信任,加深矛盾,據中國醫師協會統計,90%的醫患糾紛,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醫護人員服務不到位,溝通不當造成的。
加強人文關懷,要從醫生做起,歐美國家也將人文學科作為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我國醫學院校雖有人文課程,但比重僅占5%,遠低於美、英、法的25%,而且理論與實踐存在兩張皮的現象,這與我國醫學教育理念中過分強調治病的科技,忽視培養人文精神有關。我國醫校培訓基本沒有提到對病人關懷的內容。我們應回歸到毛主席“極端負責,極端熱忱,精益求精,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教導 上來。筆者前幾年曾在衛生部辦“中國醫院”雜誌刊出再談上述毛主席教導一文,深感在醫院特別是教學醫院要持之以恒地宣傳此教導。歸根結底大學教育與醫學教育都是要培養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希參閱參考資料中的 ①醫學要有人的溫度,②大夫請多點人文關懷二文)
上述情況,反映除看病難與看病貴外還有看病令人心情不暢 ,不滿意的問題。
⑶ 醫學分專業過細,病人奔走於專科之間
據報,一病人吃海鮮過敏,出了皮疹,內科醫生給服抗過敏藥無效,轉去血液科,經化診後認為無血液病。又轉至皮膚科,也未確診,認為可能是脈管炎或其他血管病。病人最後又去看中醫,三副中藥治愈。也有病人說過,他看了好幾科,每科醫生都說不是他本科的病,可是他真有病而無人診治。這些是我國現代醫學的不足之處,缺乏中醫整體觀念。也提示我國醫學教育應以培訓全科醫生為基礎的必要性,農村及中西部地區,哪裏有那麽多專業醫生。
最近筆者為知名脊柱外科專家葉啟彬的自傳寫序。他從醫早年曾被派往西藏阿裏地區工作,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做過剖腹產、眼球摘除、治療哮喘。筆者稱道他是一個優秀的全科醫生。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 指出,專精必須輔以大眼光、大思維,否則就可能陷入“專家的峽穀”,有深度而無廣度。這是醫學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希參閱醫生莫當鐵路巡警一文)。
筆者綜合報上的資料,認為還有不少因素要考慮。
⑴ 人口劇增,醫療機構資源發展不平衡
60年來全國人口由5億增加到13.5億,增加了2.7倍,而醫療機構資源發展不平衡。加之,中國人的壽命延長,同時也是老齡化。北京地區市民平均壽命超過70歲(73歲),老年人慢性病好發,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病、骨質疏鬆(婦女為主)等,預防不佳,而且是一人多病,療程漫長而複雜,所以就診人次就多。據北京市資料,2005年平均每人看病6.2次,2009年達到6.8次,增加了10%(見崔小波文)。筆者所在醫院每日門診人次高達7千,有的科室門診醫生,四小時之內要看60個或更多的病人。造成掛號、交費、取藥的時間長,醫生問診、檢查時間短的“三長兩短”的現象。若是老年人要看兩個科加上化驗、照X線片,上下幾層樓,半天的時間就過去了,病人苦不堪言。慢性病人一個處方最多隻開兩周的藥,吃完了又要跑醫院。上海、北京不少病人不去社區醫院,大醫院掛號難就去看急診。
⑵ 醫療資源的浪費及醫療機構發展失衡
國家發改委的資料(見白劍鋒報導6)表明,我國基礎醫療衛生機構及人才建設滯後,利用率僅為30%左右,遠低於國際上的50-80%。[注:上文提到衛生部2009年報告農村就診率達到61%可能有問題] 執業醫師尤其是全科醫生嚴重不足,全國有6萬名,執業範圍是全科(助理)醫生的,僅占執業(助理)醫生的3.5%,遠低於國際上30-60%。我國中西部及農村合格的醫療衛生人才更為短缺,有的衛生院無執業醫師。基層醫療隊伍學曆不高,56.7%鄉村醫生,不具備報考國家執業(助理)醫生資格,有大專以上水平的不足23%,有高級職稱的不足4%,難以取得居民的信任。
加之,基層醫衛機構待遇低,又無激勵評升製度,難以吸引穩定這支隊伍。還有醫生對病人的關愛不夠,各管一科(一段),尤其是城市醫院多見,使看病不但難而且“冷”。
國家發改委,衛生部、教育部等多個部門正在建立全科醫生培訓製度。規範化住院醫師培訓為三年,然後參加國家考試,取得執業醫師資格,希望三年培養六萬名全科醫生,到基層工作。上海已開始實施,並試行基層醫生負責一定數量的居民醫衛工作和轉診工作。(見人民日報白劍鋒報導6及王有佳報導)。實際上,我國醫衛人才的數量(美國紐約時報報導見參考消息2010-4-27轉載)不見得少,醫學院校每年培養400萬醫學生(此數字有待核實,2010年度大學招生600餘萬),但隻有半數醫學生進大醫院工作,其餘考研究生,進入製藥業工作,或出國做實驗室工作(國外很難進入臨床工作)。他們多數不願作全科醫生,不去邊遠地區,難道這不是人才、金錢、時間的浪費嗎?甚至給國外免費培養人才嗎?
反過來,北京地區全科醫生的缺口是1-2萬名(見家庭醫生你也可以有文),北京市2010年人口已達到1972萬人,外地來京就醫的占病人的15%,而醫療機構以每年10%遞增,北京市衛生總費用已達GDP的6%,高於WHO 2010-2015要求的4%-5%,但仍滿足不了需求(見崔小波文及人民日報記者王君平2011-1-22報道)。
鍾南山院士指出看病難既是民生問題,也是人才問題,教育問題,將在我國醫學教育改革節中詳述。
然而鄉村醫生的疾苦,也需同樣關注,人大鄉村醫生代表馬文芳道出此情。他走訪三省18個縣100村衛生室,概括地說有下列幾點:
⑴ 老齡化平均63.2歲(78-53)從醫最長60年,最短30年。一邊幹活,一邊看病。
⑵ 隨著農村改革,鄉村醫生被邊緣化,全國102萬鄉村醫生擔負農民醫療、保健、公衛工作,但政府投入嚴重不足,而收費標準又訂得很低,有時幾千幾萬元收不回來。公共衛生費用隻有100元。
⑶ 待遇低,每月最高1000元,最低僅50元,平均342.7元,因此對稍高學曆的醫生沒有吸引力,隊伍難以穩定。
關於看病貴陳部長認為看病貴的概念更為複雜,包括 ①是個人感受的貴,
除此之外,還有若幹使看病貴的因素簡要列述於下:
另一例是克利斯骨折,骨折線通過橈腕關節,但無粉碎,醫生要作內固定,患者不接受,經多位其他醫院醫生診斷,認為作外固定即可。做些不需的手術,不但貴,而且讓病人受不必要的痛苦。
4,分科過細,常使病人轉科
VI.關於我國醫學教育發展與改革的一些觀點和理念
上文提出醫學教育是大學一個部門,並記述關於大學教育的發展、改革,培養人才的理念,基本都須要在醫學教育中體現,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本節也是在上述基礎上討論我國醫學教育的發改。
當今合格的全科醫生太少了,合格的願意去社區醫院工作的太少了。原因是:①目前醫學院校的培養模式、目標、內容是診斷和治療,給大醫院培養後備人才。對預防、衛生、防疫的全科醫學知識傳授不夠 [實際上是不重視],滿足不了社區醫院的需求。②社區醫院待遇低,缺少發揮能力的舞台,留不住人。
看病難不僅是民生問題,也是人才問題,醫學教育問題。鍾院士認為解決的方向與途徑是:①樹立大衛生理念的醫學教育,多培養全科醫生,培養社區醫療。在一定數量的醫學院校設立全科醫療係,或在五年製醫學院有一個全科醫學的方向,培養目標指向社區醫院。②應有學費減免政策,使到社區醫院工作的學生有免費學醫的機會。③畢業後在大醫院任住院醫,培養2-3年再到社區醫院,政府要在這方麵投資埋單。
日前香港南華早報評述,指出醫改的關鍵在於提高社區醫生素質。醫學本科生的教育是麵向人的整體,以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為學生打下較全麵的基礎。所以大衛生的理念不僅是針對“看病難”。上文提到筆者親自體驗,美、英、瑞士、德國早就建立全科醫生製度,而我國卻姍姍來遲,主要是缺少大衛生理念。
⑵ 高級醫學教育理念的動向
上文從晚近醫學教材闡述基礎醫學麵向臨床的動向,同時臨床醫學強調相應的科學及基礎醫學的必要性。在醫學教育及行醫的全過程中要貫串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密切聯係,學科交叉滲透,診治都有明確科學的依據。1980年代就有醫學家提倡培養科學家—臨床醫生模式的人,美國多年前已建立MD/Ph.D學位製。臨床科室也聘任Ph.D.。教學醫院的研究室主任也由獲有Ph.D.學位的科學家擔任。這些理念有待於我們探尋和試建。以上事實,筆者曾考察過。
⑴ 人文精神
對醫學生、醫生來說是根本內容之一,病人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對他們要關愛,治病還要救人,不能治病而不關懷人。中國千百年來稱頌良醫有仁心仁術。醫德醫風不能隻靠上人文課樹立,應成為醫學院校的校風校訓,教學醫院的院風院訓。臨床醫生、教師的言傳身教,長時間的熏陶,才能形成這種人文精神、傳統,無聲的號令。
筆者認為毛主席“極端負責,極端熱忱,精益求精,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教導早已深入人心,值得我們深入再理解反複宣揚,極端負責熱情是高度對病人的關愛,是高度的仁心。它是精益求精的動力,而精益求精的目標是為病人服務。
筆者曾在澳大利亞考察青年醫生的教育,澳醫學會對他們的品德,要求有六項:負責、熱情列前二位,其他四項是勤奮、團結、堅定、能動。負責指的是對病人、對上級醫師和社會負責。青年醫生在培訓中都有記錄冊,每一專業輪轉完畢,除了臨床成績審核外,對上述六項要求都要評估,並由專業主任簽字。[注:國外簽字是認真算數的] 對比之下,我國對青年醫生的人文精神培養,醫德的要求是有明顯差距的。
2010年末,人民日報報導了北京腫瘤醫院陳敏華教授射頻消融6厘米直徑肝癌的事跡。她所建立的符合中國國情早期肝癌診斷標準及應用指南,得到國際權威認可,並據此修改了國際標準。陳敏華講:“一個醫生必須有這樣的信仰,並為這個信仰付出一切,即愛祖國,愛醫學,愛病人”。她就是這樣做的,體現高貴的人文精神,是醫生的楷模。2011年5月又報導了二軍醫大肝膽外科吳孟超教授,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先進事跡。
在大學教育部分裏記述楊福家校長認為大學要有一種精神,它集中體現在校訓上,我們欣悅地看到上海二軍大多年來積澱下的“求實,創新,嚴謹,獻身”的校訓和“博雅,仁愛,篤行”的大學精神。常懷報國之心,遍施仁愛之術,勇攀醫學之峰已成二軍大官兵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見燦爛群星紅十字一文)
對照之下,大多醫校校訓限於“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科學精神的內涵,缺乏人文精神的導向,折射了對醫學教育的目標和理念認識、理解的深度還不夠。
⑵ 科學精神
科學除了人們熟知的功能外,還體現一種理念,一種精神。科學有三個層麵: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醫學教育中掌握科學知識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讓醫學生、醫生領會科學精神。它指導科學知識及方法的運用,科學知識與方法與科學精神不是同義語。科學精神包括三種精神:①嚴密論證求真求實;②嚴格檢驗理性批判;③創造創新。這些理念和精神凝煉成現代科學品格。(參閱張誌明 陳星星文)
可以說科學的靈魂就是科學精神,它侵潤到每一科學活動中。醫學是一門綜合科學,包含自然科學的多個學科和一些社會學科。因此在醫學教育的全過程中(本科及畢業後教育)都要培養科學精神,形成一種素養(質)。具體到臨床教學,更要引導醫學生領會這種精神,用通俗語言表達,即是:勇於探索(如疑難病症的診治)客觀求實—追求實踐、實際、係統性及詳盡性(Exaustive),準確性和精確性。大項目研究要培養團隊精神。
筆者回顧在燕大醫預科和協和醫學院學習時,教學全過程都貫徹上述精神,授課與實驗課時比都是1:3,考試中實驗(實際)考試與筆試並重。
協和內科教學強調病曆體檢的係統性、詳盡性。從實際病例中學習。我在內科學習時,曾因聽課未去看所管病人死後的屍檢,受到科主任的嚴厲訓誨,補看屍檢標本並寫出報告,教育我要從實際學。可以看出協和的教育的嚴肅認真,不僅 傳授知識,而且培養學風、科學精神和素養。Waksman 就是以係統、詳盡的探索的精神從兩千種黴菌中篩選出鏈黴素菌株來。
⑶ 我國醫學教育發展中要做到哪些工作
2008年2月28日,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召開全國醫學教育工作會議(人民日報記者吳晶摘要報導),韓啟德副委員長在肯定我國醫學教育及培養衛生人才巨大成績的基礎上指出:
影響衛生工作有許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衛生人才培養,他特別強調醫學教育要:①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和科學素質;②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③加大投入;④從我國經濟社會需要出發,進一步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醫學學製和學位體係;⑤高等學校要重視並優先發展醫學教育工作。
教育部長周濟指出:我國已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醫學教育之路[注:這句話不全麵,為什麽現在還要三年內培養六萬全科醫生?!]
今後要①加強醫德和職業素質教育,促進醫學生全麵發展;②創新培養人才理念,提高醫學教育培養人才和能力;③加強醫學生臨床實踐能力培養;④實施人才強校戰略,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注:這項太重要了,要培養醫學教育家];⑤開展醫學專業認證,完善醫學教育質量,保障體係 [注:工科已開始,見上文大學教育部分]。
陳竺部長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群眾對衛生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醫學教育和衛生人才培養也麵臨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醫學教育要①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導向;②加快培養農村和城市社區衛生人才,大力促進衛生教育健康發展;③做好住院醫師/專科醫師培訓試點和繼續教育工作;④重視和加強中醫藥學教育;⑤積極開展醫學教育國際交流合作。
以上內容基本涵蓋了最近的將來我國醫學教育發展的導向,十分重要,然而實施起來,任務是艱巨的,需要紮紮實實一步一步的做 [注:應有一個中長期規劃]。
VII.關於我國醫學教育發展的幾點淺見
近來“看病難與貴”的呼聲不絕於耳,發改委、衛生、財政等部作出三年內培養出六萬名全科醫師的計劃,以應需求,顯出我國現有醫學教育發展不全麵(美紐約時報認為發展不平衡)。
筆者在重新學習大學教育及醫學教育的基礎上,提出若幹淺見,作為學習的感悟。
國內過於關注“博士”學位,實質上M.D.表明是醫生,楊福家校長已講過。筆者在Johns Hopkins 大學醫學院訪問時,Reiley教授明確告知我,MD表明修完醫學課程,美國以及當年北京協和醫學院MD不要求論文。日本醫學博士學位要求相當高,前後12年以上(見上文慶應大學醫學部節)。英聯邦不設MD學位,但必須考MRCP,FRCS學會會員資格才能做主治醫(見上文)。
上述精英師資班人數不能多,因為所有實驗都要獨立進行,同時臨床教學實習每人要有15張左右床位。教學是以實際問題為基礎(PBL)方式進行,小組容不了多少人。這種班是為打基礎,發揮學生潛能,使拔尖人才“冒”出來,能在隨後的工作中發展。它不是生產的流水線,終端就得出完整的產品。辦這種班必須建立完善的醫預科/係機構,保證學生的質量。要的是少而精,一個拔萃的醫生能推動一大片(如白求恩)。多而濫就會造成不少的醫學畢業生改行或出國等等情況。
⑴ 進修教育。我國邊遠地區缺乏專業人才,散在的進修起一定作用,然而辦進修班,對發展專業更為重要。以骨科為例,衛生部曾分別委托天津醫院,北京積水潭醫院辦班,一年為一期,日間作具體臨床工作,晚間7-9時上課。天津醫院15年間培訓了600名骨科醫生,成為一批骨幹,不少人成為領軍人物。進修班有規範的臨床工作和課程,集中地在實踐中加深理論,有目標,管理嚴格。澳大利亞近年建立專科培訓學校,目標是為邊遠地區輸送專科醫生,哪裏來哪裏去,值得參考。
(2)繼續教育。美國辦得很好,專業學會是主力。例如美國骨科醫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eadic Surgeons—AAOS)以教育為辦會宗旨,有會刊、會報,組織編寫了上千種專業教材,麵向職業骨科醫生以及醫助(Paramedics)、護士,定期有進展專輯(Orthopedic Knowledge Update)、骨科教程、骨科的基礎科學等編著。在年會上以及專場上講授專題課,記學分,聽講者還給講演者評分。此外,還定期組織專題講座或講習班(Workshop),後者著重指導方法與技術。
⑶ 美國的住院醫生培訓製度嚴格有效可供參考,上文已介紹過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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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傳漢,祖籍廣東番禺,1914年1月14日生於湖北省漢口市的一個醫生家庭,故名傳漢。自幼隨父耳濡目染,很早就懷有從事醫學事業的誌向。
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科,1936年獲理學學士學位及優秀生獎。1940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獲外科學獎,被留校工作,任協和醫院外科住院醫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協和醫院被迫關閉,他轉到當時北平名醫聚集的中和醫院(北京醫科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前身)工作,任外科醫師。1945~1947 年,他在中國骨科事業奠基人之一孟繼懋的領導下工作。1947年提升為外科副主任。
1949年馮傳漢獲得英國皇家外科學會進修機構資助赴英國進修。先在羅伯特·瓊斯(Robert Jones)骨科醫院學習骨科。隨後在德比(Derby)郡醫院從普爾弗塔夫特(R.G.Pulvertaft)教授學習手外科。1950年秋馮傳漢回到北京。當時,中和醫院已改名為北京人民醫院,馮傳漢任醫務主任。他結合協和醫院的傳統和國外的長處,在醫院管理、培養幹部等方麵建立了一係列規章製度,為該醫院以後能發展成為北京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打下基礎。
1952年春他參加北京市抗美援朝誌願手術隊,任醫務主任,同時主持500張床位的戰傷骨科醫療工作。
1960年起,馮傳漢曆任北京醫學院(現北京醫科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副院長、院長,北京市創傷骨科研究所所長。他先後負擔醫療、教學、研究三方麵的工作,多有建樹,又對現代化醫院作過一番考察。他結合國情提出,在中國建造醫院不能完全學洋,建議雙通道醫院建築用天井自然通風,采自然光;認為建造急診科應考慮到出現大事故或災害時需要接受成批傷員等情況。他的合理建議受到有關建築人員的重視和采納。1980年所著《現代化醫院與醫院現代化》一文,為國內醫務界及醫院建築界所借鑒。
1980年他任北京醫學院副院長。他對醫學教育十分關心並有濃厚的興趣,他從多年的醫、教、研實踐中認識到,醫學是一門綜合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包括精神-軀體科學。他認為雖然現在的體製已經固定,醫學院校仍不應脫離綜合大學;認為大學教育要在通才基礎上多層次地培養人才,這樣人才才能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有應變能力,又提倡在醫科大學醫院中建立臨床學院,發展臨床基礎學科,如臨床解剖、臨床生理,以橋接臨床學科與基礎學科;建立良好的圖書館,才能落實啟發式教育。他反複宣傳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能自學、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人才。這些建議有的已被實施。
馮傳漢是比較活躍的。50年代他被推選為國際外科學會會員。1982年,馮傳漢應美國骨科醫師學院的邀請,作為第49屆年會主席特邀講演人,在會上作了有關骨巨細胞瘤研究的報告。報告含有創新性的見解,受到高度評價,美國骨科醫師學院授予他“名譽會員”的榮譽。1984年馮傳漢被收入英國名人傳記公司出版的《國際當代對社會有貢獻人名詞典》中。澳大利亞骨科學會和齊默(Zimmer)公司學術部聯合邀請他作為1985年度旅行教授,赴澳大利亞講學。1986年澳大利亞骨科學會推選他為通訊會員。
從50年代起,他就積極參與學會活動和醫學期刊的建設。曆任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委員、常委,《中華外科雜誌》編委、副總編、顧問,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編委和總編,《北京醫科大學學報》總編。1978年,他和一些著名骨科專家發起並於1980年成立中華醫學會骨科學會,他被推選為骨科學會第一屆主任委員和第二屆名譽主任委員。1981年他代病重的孟繼懋主持編寫《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骨科分冊》。他1990年就任北京醫科大學一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社長。1991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他和同道編輯的《中國骨科新成就》(英文版)。
馮傳漢、郭世紱、黃公怡編寫的《肩關節外科》,1996年衛生部醫療衛生傑出科技著作二等獎。
對骨巨細胞瘤的新見解
他在臨床工作以及疾病流行學調查中,了解到中國的骨腫瘤中骨巨細胞瘤的發病率高達15%,占骨腫瘤發病的第一位。此瘤在美國的發病率為5%,在日本為10%。從60年代起,他雖近古稀之年仍選擇了這一多見又有潛在惡性的骨腫瘤作為主攻課題,和他的研究生們展開此瘤生物學特性的係列研究,進行了冷凍儲存組織培養、超微結構、組織化學、免疫學、DNA測定、組織計量細胞遺傳學等方麵的觀察。取得了若幹新的發現,豐富和發展了此瘤的經典病理學概念。按原來的描述,骨巨細胞瘤是由多核巨細胞與基質細胞組成,並以前者命名。他的研究闡明了此瘤的基質細胞不是單一細胞的群體,它包含30%以上起重要免疫作用的巨噬細胞和能增殖的瘤細胞;巨噬細胞能形成典型的短生命期多核巨細胞,二者同屬人體防禦機製;能增殖的瘤細胞能形成長生命期的瘤多核巨細胞;後述二者是本瘤的主體。根據他們的發現將骨巨細胞瘤細胞成分及其關係。
總之,以骨巨細胞瘤命名此瘤,不能反應其本質,需要重新商榷定名。
1988年他的研究生發表了關於骨巨細胞瘤侵襲性的定量組織測量法的論文,該文說明,此瘤細胞的幾個重要幾何參數和二倍體DNA偏離指數,有助於局部侵襲性的評價和估計刮除手術後的複發可能性。這一工作曾在1990年日本骨科學會第63屆年會亞洲骨巨細胞瘤專題會議上報告,得到讚譽。
設計多種骨科手術術式
對習慣性肩關節脫位,國內外雖有多種手術方法,但複發率都較高。馮傳漢深入研究該病的創傷解剖,發現脫位肩關節的前下方存在一個“關節疝囊”,他設計了消滅“疝囊”同時加強關節囊壁的手術,術後遠期效果良好。一次,他遇到一例股骨頸基底有較大的動脈瘤性骨囊腫,無論刮除或切除,股骨頭頸與股骨幹都會失去能承受應力的連接。馮傳漢與同事們苦心思索,為該病例創造了一種“串聯式”骨塊植骨法,可重建股骨頸及部分大轉子,這既利於骨愈合又恢複了股骨功能。此種設計為國際首創,已編入1983年美國出版的《骨腫瘤切除關節重建假體設計與應用》一書中。
膝關節半月板的傷病很多,在50年代,對這種病的診斷隻靠臨床體檢,沒有很好的確認手段,所以手術治療也多屬探查性質。為此,馮傳漢在國內首先采用“膝關節注氣造影法”,利用空氣與軟組織不同密度的對比,清楚地顯示損傷半月板的裂隙及盤狀半月板的輪廓。從此,半月板的傷病多數可以在手術前作出明確的診斷,使手術有的放矢。
還有一例患慢性骨髓炎誘發了癌變。為保存病人的肢體免於截肢,他與科內同道決定開展區域灌注化學治療方法,隨之進行了徹底的切除植骨重建術。這樣病人不但保住了肢體,而且還恢複了功能。此例隨訪了多年沒有複發。
50年代初期,他首先在國內開展屈指肌腱損傷的修複手術,這種手術要求高,當時國內很少有人問津。1960年他在《北京醫學院學報》第一期上,報告了《41例手部肌腱損傷的修複》,是為中國第一篇正式手外科的論文。
1940~1942年 任北平協和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1942~1949年 任北平中和醫院外科醫師及副主任。
1949~1950年 赴英國進修骨科。
1951~1958年 任北京人民醫院骨科主任,醫務部主任。
1958~1980年 任北京醫學院人民醫院骨科教授,副院長,院長。
1980~1985年 任北京醫學院副院長,北京市創傷骨科研究所所長。
1985~ 任北京醫科大學骨科教授。
1990~ 任北京醫科大學—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理事長、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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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看到這樣的博客出現!祝福您將醫者良心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