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為武，將有五危
“將有五危”是《孫子兵法》［第八篇］裏在說到敵“不來”和“不攻”也就是說是“止戈”以後緊接著提出來的，我把孫子的原文附在最後供大家參考。
我在我的帖子《止戈為武，寫在習近平主席訪問俄國》裏已經說了《孫子兵法》說的“止戈”的意思就是“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緊接著，《孫子兵法》就指出了“止戈”以後的“五個危險”，孫子叫它“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一危是“必死可殺”，就是勇敢會被殺；
二危是“必生可虜”，就是貪生會被抓；
三危是“忿速可侮”，就是脾氣不好會被氣著被欺侮；
四危是“廉潔可辱”，就是追求廉潔會被侮辱；
五危是“愛民可煩”，就是關心民生會有無窮煩惱。
大家想一想現在的中國政府是不是，不太勇敢，也不太貪生，脾氣也不錯，還不很廉潔，也不特愛民？
按照《孫子兵法》，這就對啦，因為“止戈”以後的這“五危”都是虛榮心所致，所以，即便是每一個美國人的胸前都掛滿了諾貝爾和平獎的獎牌，中共也應該鼓勵美國人繼續爭取更大的光榮，比如說背上也掛滿諾貝爾和平獎的獎牌。
由於，在中美之間的競爭中，“止戈”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所以，輿論戰就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或“冷戰”的主要形式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五危”都是心理因素。
輿論戰是針對一般老百姓的，而一般老百姓不是士兵，因此談不上頭兩個“生”和“死”，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在三、四和五方麵就是司空見慣的常規技巧了，比如說
給老中添堵的事情屬於“忿速可侮”，結果就是說別人是所謂“憤青”；
拿貪官汙吏說事屬於“廉潔可辱”；
拿“地溝油”、“霧霾”和“豬江”等等說事屬於“愛民可煩”。
對吧？
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就這麽幾招，現代化科學也不過如此，西方人也挑不出兩千多年前的老中孫子的手掌心。
跟打槍殺人的射手要承受有後坐力一樣，使用這些輿論戰的招術對使用者自己也有影響，影響之一就是不得不爬上“道德製高點”，而在“道德製高點”上就必然有“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的“三危”問題，畢竟輿論戰是心理的，因此必然是害人也害己，特別是對“知己知彼”不利，還可能造成“不知己，不知彼”的後果。
我寫過很多帖子說就是中美之間的輿論戰美國必敗了，這裏我再說一個理由，那就是比較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心理。
中華文明是“無神”的，因此是最理性的，至少中華文明不相信處女生子。
但是，很多中國人被西方初級自然科學的成功一葉障目了，結果，他們以為形而上學的非黑即白思維才是“理性”的，卻以為中國人的辯證的思維是不“理性”的，可惜的是事實是恰恰相反。
我先給大家簡單敘述一下形而上學的非黑即白思維在初級自然科學的成功，那就是在歐洲的實驗室裏做出來的東西在亞洲也對，再加上紙上演算出來的東西在實際中也對。
但是，為什麽在歐洲的實驗室裏做出來的東西在亞洲也對呢？為什麽在紙上演算出來的東西在實際中也對呢？
西方人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因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所以到處都是一樣的，而且還不隨時間而變化。
現在，最多隻要上過大學一年級就知道了，原因是初級自然科學成立所需要的條件歐洲和亞洲都自然滿足了。
可是，一旦人們需要研究比較複雜的自然科學的問題時，形而上學的思維就不夠了，也就是說形而上學不可以“一招鮮，吃遍天”。
別的我就不在這裏討論了，這裏我隻討論跟輿論戰有關的所謂“心理學”。
由於人不是流水線上一個模子造出來的，加上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的心理是有巨大差別的，因此，搞幾個樣本實驗室裏做出來的關於人的心理的東西是沒有普遍性的，比如說對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具體到中國和美國的輿論戰，，請看實際例子：
中國是一個“無神”的國家，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的“有神”的國家，可惜的是這個差別被很多人熟視無睹，不僅是被中國人熟視無睹，畢竟中國人不信神，因此中國人對此熟視無睹也是自然，因為絕大部分中國人對信神的重要性和對信神的人們的影響沒有任何概念，但是，這個差別也被美國人熟視無睹。
我說這個差別也被美國人熟視無睹的證據就是美國人與“發輪工”們和達賴喇嘛的合作，因為我自己的判斷是這兩夥人在中國的輿論市場隻有負麵價值。
由於中國的“無神”和美國的“有神”的這個差別被中國人熟視無睹，所以很多中國人就以為美國的媒體多麽手段高超，他們以為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多麽的成功，當然了，這也是美國的媒體自己報喜不報憂的結果。
我本人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失敗的一個例子，我是從對政治不聞不問毫不關心到關心政治的，原因就是６４時的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失敗。
如果，你以為６４時的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勝利了的話，那麽，你應該聽說過６４“血卡”，美國人顯然是很不情願接受這些６４“血卡”移民的，因為美國對各類人等的移民都有配額，６４“血卡”移民也不能例外，美國人的解決辦法是６４“血卡”移民的名額寅吃卯糧，也就是說從未來的老中移民名額裏麵扣除，做“君子”是有代價滴，“道德製高點”上也是高處不勝寒滴。
如果，你還以為６４時的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勝利了的話，那麽，你應該聽說過６４的學生領袖們都差不多去了台灣，他們要台灣養著，美國人都不養他們，可是，要知道這些人裏的幾個有名的都是哈佛教育出來的哪，看來哈佛對他們的教育很失敗，反正我以為這些人在台灣對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貢獻要比他們人在美國小太多了，或者說他們辜負了哈佛對他們的培養和期望。
如果，你不以為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都差不多去了台灣說明哈佛對他們的教育很失敗的話，那麽，你就看看“發輪工”們吧。
這麽多年來，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說美國人和“發輪工”們合作的很好？
美國人和“發輪工”們合作的甚至可以說是天衣無縫和親密無間，而且經過多年的時間的考驗哪！
美國人和“發輪工”們的合作顯然不是傳統的戰爭，而是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對吧？
還有，美國人和達賴喇嘛的合作對中國的輿論戰，幾乎就可以說是天長日久啦，對吧？
顯而易見的是，美國人對“發輪工”們和達賴喇嘛的投資肯定也是不小的，至少養活幾個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需要的那個實在應該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呢，完全可以說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基本上退出了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戰場，反正這些人在台灣對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貢獻要比他們人在美國小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那就是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對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價值不如“發輪工”們和達賴喇嘛高！
因此，我們不得不問一個為什麽，那就是為什麽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對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價值不如“發輪工”們和達賴喇嘛高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給出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管理基督教社會的美國人比我們更了解宗教的價值，而“發輪工”們和達賴喇嘛的共同點隻有是“宗教”，特別是因為哈佛教育出來的６４的學生領袖們的個人能力應該還是不應該被我們太質疑的。
二個是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的真正的和主要的對象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
附：
《孫子兵法》［第篇八］九變：“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合。泛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