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我慶幸自已選對鐵路這一行，與鐵路結緣。 我對鐵路的熱愛， 堅持30多年拍攝鐵軌上奔騰的蒸汽機車，內燃機車，電力機車，動車高鐵。記錄綠皮車，藍皮車，紅皮車，白皮車的演變。是中國人的變化，鐵路的變化，也是國家的變化。”
臨近春節，返鄉高峰，旅客列車這流動的小社會裏，演繹著一幕幕人間百態。王福春老師拍攝的《火車上的中國人》已成為經典作品，很多讀者朋友都應看過吧。主頁君回老家的路上，隨身攜帶著《火車上的中國人》一書，一是因為做這期微信，需參考，多翻翻，尋找感覺，二是確實喜歡這本作品，帶著正合時宜。搜集整理照片時，有無法確定的，幾次問王福春老師，他總是很快回答出這是哪年哪趟列車上的拍攝。
重溫這些照片吧，你能從中看到社會和曆史的變遷，列車上的人不斷在變，但那些表情仿佛是永恒的，或許也能映照出某一瞬間的你。
火車上的中國人
1.
1977年文革一結束，我（王福春）在三棵樹車輛段工會當幹事，寫寫畫畫搞宣傳。工會主席讓我拍勞模照上光榮榜，當時工會沒有相機，我到技術室借了一台海鷗120相機，一拿起相機再沒有放下。我形容自己一台海鷗相機起飛，一直飛到今天。
那時每天坐火車通勤上下班，拍列車員為旅客服務，拍車站服務員扶老攜幼，端茶倒水等好人好事，單位開始技術大練兵，大比武，大會小會全拍，有典型的投哈鐵前進列車報和人民鐵道報發稿。 我到今天還珍藏當年發的照片報紙，說心裏話，攝影起步，還真的感謝前進列車報和人民鐵道報對我的支持。
1984年為了攝影，我從三輛調到哈鐵路局科研所，任專職攝影師，享受職工免票，為我拍鐵路提供了方便。我先後跑遍哈局管轄內的所有火車，後來我又跑遍全國鐵路線，利用坐火車的機會，發現了火車裏好多有趣的故事，我就順手拍下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當專題拍，我的鏡頭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線，一拍就30多年。
30多年來，我北上漠河，南下廣州，西奔格爾木，東至上海......乘坐列車幾千次，行程20幾萬公裏，拍攝近10萬張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記。
火車是一個流動的小社會，臨時大家庭。中國人出行首選坐火車，80年代初期民工潮開始湧進車廂，人滿為患，乘車難，買票難。就在那時我在火車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難和危險，可以這麽說，我的攝影作品是用生命代價換來的。我這人活的比較簡單，頭腦也簡單，除了攝影以外什麽都不想， 所以攝影成了我一生的致愛，付出代價也大。我的肋骨曾兩次骨折，左腿脛骨骨折，三九天掉進鬆花江，掉進鏡泊湖，坐汽車掉進興凱湖，幾次大難不死。
1986年，從哈爾濱開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車上第一次出現電視機，全車廂的人都抬頭聚精會神地看電視。80年代中期，電視機在百姓家中還很少見。
1987年，雙峰—長汀。
1989年，從北京開往廣州的列車上，旅客自帶收錄機在車廂裏收聽鄧麗君的歌曲。80年代，鄧麗君風靡全國，她是20世紀歌壇中一顆璀璨的巨星，贏得了“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的美譽，她甜美的聲音打動了整整一個時代。
1989年，雙峰—長汀。
1990年，哈爾濱—上海。
1990年，哈爾冰—上海，他們的夢也許不是很甜，他的夢也許很苦......
1991年，從上海開往重慶的列車上，擠在過道的一個狹小空間裏的一家四口。
1991年，從綏芬河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在擁擠的車廂內，一位抱孩子的父親臉上顯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緊抱孩子。
1991年，哈爾濱—上海。
1992年，成都—上海。其實旅途並不都是溫馨愜意的，勞頓和艱辛也會相伴左右，那直立的夢，那擁擠的車，都印證著人生的曲折。
1992年，從黑龍江省加格達奇開往古蓮的列車上，各自占了一張長椅睡覺的男女青年。
1992年，從南寧開往北京的列車上，由於車廂太擁擠，這位年輕的媽媽想出了用八寶粥的鐵罐來當作“臨時廁所”，以解決兒子的內急。
1993年，成都—重慶。
1993年，從北京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上，站在車廂過道對鏡剃須的老人。
1993年，從蘭州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上，開懷大笑的祖孫倆。
1993年，昆明—北京。
1994年，北京—哈爾濱。一個渴望的吻痕，一個擠得很近的夢......
1994年，北京—沈陽。列車上相互依偎的情侶。
1994年，從北京開往沈陽的列車上，打麻將的旅客。
1994年，哈爾濱站蜂擁上車的旅客。
1994年，沈陽—大連。1987年“大哥大”進入中國，成為加速人們信息溝通和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個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它的出現也意味著中國步入了移動通訊時代。
1995年，從哈爾濱開往五常的列車上，座位上的旅客饒有興趣地看著鳥籠裏的兩隻小鳥。
1995年，從齊齊哈爾開往北京的列車上，在寵物狗旁吃方便麵的女青年。
1995年，從武漢開往長沙的列車上，車廂太擁擠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麵的行李架。
1995年，蘭州—北京。
1995年，武漢—南寧。“站著的孩提的夢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門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1995年。西安—西寧。一位年輕的父親抱著他的孩子站在車廂過道內。也許由於他的孩子太餓了，他臨時充當了“母親”的角色，讓孩子滿足地在他的懷裏睡著了。
1996年，從北京開往呼和浩特的列車上，空調開得太大了，乘客都鑽到座椅套下去睡覺。
1996年，從成都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一位母親慈愛地護著躺在座位中間的桌子上的兒子。
1996年，從廣州開往成都的列車上，臥鋪車廂內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鋪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娛自樂吸引了上鋪和下鋪的青年男女的關注。
1996年，從廣州開往成都的列車上，一位母親小心地護著放在背簍裏的孩子。
1996年，從廣州開往成都的列車上，一臥鋪車廂內對鏡化妝的女青年和用電動剃須刀剃須的男子。
1996年，廣州—成都。擠在一個下鋪上的情侶，享受著片刻的甜蜜。
1997年，從牡丹江開往長汀的列車上，一位列車員高舉一塊印有放像車廂幾個字的牌子走過，放像車廂即電視車廂。那時電視機還沒普及，為增加鐵路收入而專設放像車廂。這一年是中國鐵路客運史上特別值得記憶的一年。從那年的春運開始，鐵路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也就是說中國鐵路從此結束了用“悶罐子車”運載旅客的曆史。“以棚代客”在中國的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將用於裝貨物、牲畜的棚車用來運送旅客，棚車上無廁所、無水、無窗戶。
1998年，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車窗旁抽煙的女青年。
1998年，從齊齊哈爾開往北京的列車上，臥鋪車廂內一位92歲的老方丈戴著白手套幫女青年把脈。
1998年，哈爾濱—吉林。
1998年，哈爾冰—齊齊哈爾。過年回家，把新拍的結婚照也搬上了火車。
1999年，北京—廣州。
1999年，北京—綏化。
1999年，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一個年輕人在餐車裏用磁卡打電話。磁卡電話是中國原郵電部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日本引進的一種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打電話難的問題。隨著通訊設備的發展，不久，它便被手機取代了。
1999年，從北京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上，臥鋪車廂的過道裏站滿了做運動鍛煉身體的人們。
1999年，從香港九龍開往上海的列車上，臥鋪車廂內手捧哈達的年輕喇嘛，他們來自甘南拉卜楞寺。
1999年，哈爾濱—牡丹江。一方熒屏，展示了前進的軌跡。
2。
2001年我的《火車上的中國人》畫冊出版了，我鬆了一口氣。這麽多年在火車上從沒老老實實地休息過。心想，這次坐火車好好當回旅客，享受旅客待遇。可躺在臥鋪上不到一個小時，心裏像長草似的翻騰著，沒辦法，又拎著相機到車廂裏串了。這種感情欲罷不能，我真的患上了職業病，上癮了。
過去拍片叫潛心攝影，現在叫潛伏攝影，就是不能公開拍，像特工人員。因為人們防範意識提高，什麽肖像權隱私權都上來了，給拍片帶來難度。讓你刪掉是客氣的，給你一拳，踢你兩腳，罵你幾句是正常的。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職業“小偷”，我在火車上拍片兩眼到處亂看，在車廂來回走，多次被旅客通報乘警，說我是小偷，乘警審訊查我證件，弄得我哭笑不得。這些年在車上拍片，練就了一雙賊眼，列車到什麽地段小偷多，小偷什麽時候出場，我非常清楚。有時與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為我是小偷，其實他是小偷。
今天我再次踏上高鐵列車時，讓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列車全變了，變成了陸地航班，流動的豪華賓館。北京至上海不到5個小時，真是千裏一日還。北京至廣州不到8個小時，朝發夕至，給人民出行帶來方便快捷。你再看滿車廂人玩筆記本電腦、iPad、手機。上網聊天的、打遊戲的、看電影的、聽音樂的、炒股的、打手機的，玩微信的, 化妝的，美容的，車廂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07年，北京—哈爾濱。
2008年，北京開往柳州的列車上，父子歡樂的一幕。
2008年，上海—北京。
2009年，廣州—北京。
2010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動車上，抬頭就能觀賞車廂電視裏放映的節目，每個人卻都低頭玩自已的筆記本電腦。如今，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成為今天社會的“低頭族”。
2010年，上海到哈爾濱的列車上，上鋪的母親一邊看書一邊拉著女兒的手。
2011年，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由於列車全封閉，車內外的乘客無法交流，一位送親友的乘客在手機屏幕上輸入想說的話給對方看。
2013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高鐵上，乘客舒適地躺在商務座上休息。
2014年，從重慶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一名旅客躺在臥鋪上，用手機看電影。隨著電子設備的發展，用手機看視頻已成為人們的習慣。列車上的乘客無需再專門走到放像車廂觀看電視，乘客在列車上的娛樂方式和地點都在發生變化。
2015年，上海—杭州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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