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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何去何從
一．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這個接班人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首先，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製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其次，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於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於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曆了二十多年嚴格、係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嘉慶皇帝是清朝曆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膚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型介於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於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於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因此，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麵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曆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二．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嘉慶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禦座受禮。不料，初二日，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時，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麽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麽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後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三．
然而，在樹完新風之後，大清朝的民眾發現，這個年輕的新統治者，卻沒能做出更大的作為。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隻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製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 “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係隨之癱瘓。
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帳，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製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麵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 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麽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係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拔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 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 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麵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四．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方針已定
一．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鬆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製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 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曆代王朝，大清子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曆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一一係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係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二．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 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 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麽，為什麽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三．
從根本上說，“接班人”的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從十三歲那年被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從始至終在表麵上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 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於英明的父親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隻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後，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曆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任何火氣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衝動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麵麵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作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 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後，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聖人心法”和“祖宗舊製”，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隻問耕耘，莫問收獲”，修身養性，克已製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後人稱為是最嚴格、最係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已，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聖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聖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製”。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曆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聖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類的悲哀就在於，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隻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五．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
事實上，在父親屍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於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複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麽程度，清楚這具表麵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麵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曆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 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國曆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 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係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並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天下大亂，指日可待。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於“仁柔”，懲貪表麵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於監督體係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麽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隻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麵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製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