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以下四萬三千字均來自《三聯生活周刊》封麵報道，其中涉及薄熙來及其妻子，兒子以及 王立軍 等多人的諸多故事，絕對值得一看。此為下篇。
清理門戶
當年海伍德案被媒體率先爆出後，曾有薄瓜瓜的同學向媒體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與海伍德並不相識。但是後來證明，他顯然沒有說實話。當時曾有媒體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還有說“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訴記者，這種說法讓她感到“很惡心”，“尼爾是他們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與穀開來有過合作的霍爾回憶，穀開來當時也向他介紹了兩位生意夥伴：海伍德和德維爾。“帕特裏克(德維爾)是談判人，”霍爾稱，“海伍德負責所有的文書和貨運工作，那些通關所需的各種複雜操作。他很熟悉這些工作。”據霍爾說，穀開來和海伍德經常發生財務上的紛爭。“主要是因為穀覺得這個英國人有些越界了。他說，‘盡管交給我，Horus， 我會搞定這些，而不是你’。之後她就變得焦躁不安，因為她覺得他在做決定，但那是她的錢。”“我覺得她在財務問題上不清楚，也不怎麽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 但是尼爾是坦率明白的，我認為。”霍爾說，“他在這方麵更有頭腦一些。”霍爾最後又說德維爾和穀開來看起來比較親密，“他經常握著她的手。我們經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見他們，他們看起來比朋友更親密，可能是情侶，這是我們當時所認為的”。
穀開來與德維爾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大約在2006年產生了變化。據德維爾後來在法庭上出具的證詞，2006年，穀開來便向他提出要將羅素地產公司——即法國那套海邊別墅的擁有者的股權轉給徐明持有，徐明派人來辦理手續，但是沒有轉成。“因為當時我谘詢律師，律師告訴我，從稅務的角度講，當時轉讓股權程序複雜且費用不菲，於是決定等別墅的股權簡化後再轉讓股權。”德維爾說。媒體後來發現，就在這一年，德維爾和父親米歇爾共同出資，在盧森堡注冊成立D2地產投資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產投資公司的登記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師事務所，即原來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這家公司從2007到2010年期間曾3次開出空頭支票，不知是否與這套別墅的運作有關。
穀開來性格上的變化，不知道是不是與她的身體變化有關。據薄瓜瓜後來發的聲明中說，2006年，“她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隨後深居簡出，自那以後，她已經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
到了2007年下半年，穀開來又決定把那50%的股權轉讓給了海伍德代持。她後來在證詞裏說，因為不想讓德維爾“霸占別墅”，所以讓尼爾(海伍德)進來製約德維爾。不過，“尼爾隻是代我持有羅素地產公司股權，他和德某某一樣也隻是一個代理人，是隱名的”。
有意思的是，雖然表麵上看，海伍德與德維爾在別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種競爭關係，但他們彼此卻沒什麽惡意。根據德維爾的證詞，海伍德當時還告訴他穀開來開始對他產生懷疑，而他認為這些懷疑是“不適當”的。而海伍德被謀殺事件曝光後，德維爾告訴媒體：“我們的共同點是都娶了中國女人，我們彼此十分了解。我可以斷言，不管從哪個方麵講，他都不是一個行騙的人，他有著英國傳統的高貴氣質。”
雖然德維爾對海伍德的股權轉讓因為種種原因也沒有成功，但至少說明在那個時候，海伍德還是深得穀開來信任的。采訪過海伍德遺孀的一位英國同行告訴本刊記者，後來當穀開來涉嫌謀殺的消息傳來時，王某某(即海伍德之妻)還不相信。“已經認識了那麽多年，怎麽會呢？”據她說穀開來對海伍德的兩個孩子也很好，西方媒體在形容他們關係時用了“godmother”(教母)這個詞。
德維爾在證詞中說，2008年，穀開來又想把別墅交給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團經營管理，“穀開來還讓我和薄瓜瓜一起與香格裏拉酒店的領導和律師會麵，介紹別墅的情況”。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於穀開來為什麽失去了對“德叔”的信任，庭審的一些證詞或許也能幫我們找到蛛絲馬跡。王立軍作證時說：“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慶3號樓，穀開來非常生氣，指著德某某說：‘德叔幫我打理房產一年的租金好幾百萬，不僅不給我，還向我要錢。’後來我問德某某怎麽回事，德某某說海外房產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於房產的支出了，同時自己為幫著管理房產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沒有被動搖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較殷勤，會來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國讀書後，趕緊在英國建了個辦事處。”一位知情者說。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讓他始終處於這個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審時，以證人出現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證詞，也讓外界得以一窺這麽多年來他地位“巋然不動”的金錢成本。穀開來後來在證詞中說，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國的費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後，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倫敦、還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國內旅行的費用，由徐明幫解決，“徐明很痛快地就答應了”，“從這以後，我和瓜瓜出國、回國以及中途到其他國家旅行的機票和旅行費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體操作此事的張曉軍說：“我為薄瓜瓜購買的機票主要有三類。薄瓜瓜在國外讀書期間從國內往返英國、美國的機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國三次；另一類是薄瓜瓜出去旅遊的機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國看過世界杯，還去過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類是為薄瓜瓜的朋友購買的機票，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學，還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國外結交的朋友、老師，國內的朋友比較少。”
在穀開來心中地位沒有絲毫變化的，當然還有兒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還議論薄瓜瓜學業的時候，有消息稱：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讀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當時有傳言，薄家找人遊說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才完成申請哈佛的種種手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不肯回應這些傳言。不過，單單從表麵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補考通過，當年即進入哈佛大學，也能看出他入學上的“與眾不同”。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花費大概是一年9萬美元。而去年薄熙來庭審披露出來的一些信息，也讓這個培養精英的學術機構一度陷入尷尬——穀開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曉軍作證，2011年3月中旬的時候，美國哈佛大學來了一個40人左右的訪問團，這批人從上海至重慶、重慶至北京的國內機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連實德出的。後來肯尼迪學院發言人不得不出麵澄清稱“這是學生的個人行為，與學院和學校無關。學生用的錢是自己的錢，或是自己獨立籌集到的款項”。
根據庭審，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親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間“薄瓜瓜從某航空服務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飛機用於他們迪拜至乞力馬紮羅的往返旅程，費用共計8萬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萬多美元，這13萬美元，是徐明“從徐明私人賬戶”中支付的。從2004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案發前，徐明代為支付的機票費用多達76次，一共300多萬人民幣。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電話告訴母親，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幾萬美元。穀開來指示張曉軍打電話告訴徐明，徐明馬上找人還了這筆錢。這30多萬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給薄瓜瓜付的最後一筆錢。
穀開來作為高級官員的夫人，她和商人應該保持的距離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在看來，那些原本應該有的界限早已蕩然無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錢時，完全毫無顧忌。而薄瓜瓜是怎麽麵對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給那位法國斷頭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寫的傳記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無比感慨地評價：“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來有一天讀到此句，內心會不會有所動。
“終結者”王立軍
如果說德維爾、海伍德、徐明等構成了一道事實上的“穀開來圈子”的話，那麽最後加入者、也扮演最後“終結者”角色的，是王立軍。
在北京生活後期，穀開來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據說在薄一波的追悼會上，她當場昏過去。被送到醫院後，醫生發現她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特別提示：商人為了增加分量，添加這兩樣毒物是常見的】，“神經係統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傷”。穀開來認為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裏，早已對“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確認定。
1977年， 薄熙來與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與薄熙來離婚後，將兒子改為“李望知”。穀開來對於這個孩子比較介意，是周圍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說，讀書時，李望知曾經在寒暑假時去大連看父親，“開來知道他來，但避而不見”。薄熙來也知道穀開來比較介意這一點，隻是“偷偷對他好”。
1996年，李望知從北京161中學考入北大法律係。他的一位大學同學回憶：“有傳言說望知是籃球特長生，但他其實不是。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不是通過高考的正常途徑入學的。他體育確實不錯，他身高大概有1.85米，身體素質很好，‘大一’時就是籃球和足球院隊的，好像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
據同學回憶，除了加入這兩個運動隊外，“望知在其他方麵表現得都很低調”，他也從來沒有特意提及自己的身世。那時大家私下裏傳說“他是高幹子弟”，“但當時薄熙來還沒有薄一波有名，所以我們傳他的不是‘薄熙來的兒子’，而是‘薄一波的孫子’”。
從北大畢業後的李望知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之後，他曾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再之後又開了自己的公司。這段時間他也涉足很多領域，但“生意並不算做得很大”。
據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後來結婚生子，妻子是大連一家著名企業老板的女兒，據說兩人是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開來失去工作以後，性格有很大變化。特別是從英國回來以後，一看到某企業做得那麽紅火，她認為薄家偏向大兒子，不依不饒，弄得老薄很為難。最後逼得老薄沒辦法，把那家企業的進出口權給要了回來。可是開來還不甘心，她還找人調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國有沒有財產之類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後來愈發覺得穀開來“變了”。
一個看起來事業興旺，一個仍然是在學校讀書的學生。這看起來有很大差異，其實也許隻是時間問題——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歲。如果薄瓜瓜正常發展的話，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但是身邊的朋友感覺，穀開來非常介意這一點，她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薄瓜瓜顯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 薄瓜瓜還注冊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當時一聽這個消息就在想，瓜瓜這麽小就開公司，開來也太寵他了！”一位知情人回憶，他也揣測，“開來是不是太著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薄瓜瓜公司注冊的負責人是張曉軍。張曉軍原是穀景生的勤務員，和薄瓜瓜年齡相仿，因而關係密切。“瓜瓜回國都是他陪的。”穀景生去世後，他又到了薄家當勤務員，最後因協助穀開來殺人而被捕。
穀開來認定自己被人為下毒後，在北京報了案。“據說當時沒人理她，認為她是臆想。”一位知情者說。穀開來對辦案人員的怠慢頗不滿。2007年底的某一天，聽到她抱怨的徐明為她介紹了“破案能手”、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徐明和王立軍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他後來說，2006年，“朋友找王(立軍)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徐明這位富豪很快以他通常的物質方式表達對這段“友情”的重視——他出資人民幣285萬元為王立軍在北京購置了兩套住房，並以其嶽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
王立軍表現得非常積極，見麵後沒幾天——2007年12月6日，他成立了“12·6專案組”，迅速把穀開來的司機和一位工作人員抓了，據說那兩位倒黴的工作人員被無故在沈陽關了5年，也沒有什麽審判，直到海伍德案發後才被放出來。
王立軍的高度“執行力”得到穀開來認可，由此也收獲了信任。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立軍當時頗受薄熙來的重視。此後3年， 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成為薄熙來治理重慶倚重的一名重臣。而在“打黑”高峰期間，在談到夫人的角色 時，薄熙來說：“我的夫人穀開來是中國第一批律師。不僅法律知識，國際文化的知識也很豐富。她的知識，特別是法律知識在‘打黑’中給了我很大幫助。”
王立軍出現得晚，但在薄家的地位上升得很快。穀開來後來說，自“12·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認為，穀開來對王立軍信賴，非常可以理解：丈夫整天忙於公事，唯一的兒子遠在海外讀書，王立軍每天都可以到她的房間裏，大事小事，她都找王立軍商量。王立軍“辦事牢靠”，還甚至負責為穀開來安排醫生與療程，“薄熙來覺得太太的命都是王立軍幫忙撿回來的，很是感激”。不過據說薄瓜瓜在美國的安保也是王立軍負責的。對於王立軍是用什麽樣的技術手段來實施的，我們不得而知。
而對穀開來來說，她對李望知的懷疑一直沒打消過。據媒體報道，直到2012年1月， 穀開來與王立軍關係破裂之前，她還讓王立軍去抓李望知。他們之間的關係確實有些怪異。據相關報道顯示，李望知與北京一家叫“重耳”的投資谘詢公司有關聯 ，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輕時曾因父親晉獻公的寵妃驪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而後經過種種努力重新奪回王位，並成就霸業。而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似乎也有深刻寓意。同為春秋五霸的齊桓公即名小白。公子小白在擊敗手足奪取王位後成為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李望知怎麽看待穀開來對他下毒的指控？記者多方聯係李望知，但一直未有回應。
雖然李望知此次並沒有被牽連進來，但實際上他與父親的關係也受到很大影響。直到重慶事發幾個月前，薄熙來還曾約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見麵，“指著一堆報告質問，李望知是否有意毒殺穀”，李小雪堅稱這是無謂揣測，薄熙來才釋懷。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說：“因為王立軍和穀開來認定‘12·6’案件是薄望知(即李望知)給穀開來下毒，我非常氣憤，導致有6年時間，我對望知的上大學、結婚、生子都毫無所知，後來我知道錯怪了望知。”
雖然這一樁“投毒案”最終也不了了之，但是從整個事件發展來看，它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引入了王立軍這個“終結者”。
曲終人散
到了重慶之後的穀開來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她在重慶有一個身份證，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實際年齡小5歲的1963， 名字則成了“薄穀開來”。沒人知道她為什麽這麽改。對比起若幹年前她刻意隱瞞姓氏而用“開來”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多麽大的反差。一些過去的朋友去看望她， 都覺得她變了，這種變化讓他們擔心，但他們又表達不出那種令人擔憂的成分究竟是什麽。“最頂級的醫生每天都到穀家來，她很少出席正式場合，也停止跟舊識與朋友聯絡，她甚至連手機都沒有。”穀開來一直堅信有人在謀害她，“我去了幾次，她都說她中毒了，薄市長也中毒了，渾身都長了怪東西，她看我在笑，還不高興：‘你怎麽不相信我呢？’老薄也隻能在旁邊笑。”而後來對她的宣判詞裏也提及：“薄穀開來患有精神障礙，對本次作案行為的控製能力削弱。”
那時的海伍德也感覺到了這種氣氛，很快他也與穀開來產生了矛盾。
根據後來穀開來的庭審內容：“2005年左右，經穀開來介紹，尼爾結識了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國內某紅三代出身國企高管張某。其合作項目涉及法國的一處地產項目，以及重慶江北區建設的大項目。此項目如果如期完成，尼爾可從中獲得1.4億英鎊的收益。但由於中國的建設項目受政治因素幹預太多，此項目未能開工。”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後來堅持說，穀開來的介紹隻是“一個非常友好的示意”，“她從未參與那個建築項目，也不是受益人”。
2008年，海伍德寫了一封E-mail給瓜瓜，“賠償這次失敗的項目和報答他多年來照顧薄瓜瓜的功勞”，“他要求索賠上千萬英鎊”。據G先生講，“薄家非常驚訝”。在北京奧運會期間，薄瓜瓜安排海伍德與他母親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茶館見麵。海伍德向每個人道歉，說他並不是真想要薄家那麽多錢，隻是希望薄家幫他一把。
可是據G先生說，2011年初，海伍德再次E-mail給薄瓜瓜，向薄家要錢。“這封信的口氣比前一封更加急迫，還詳細列出他當年如何幫忙瓜瓜辦舞會，甚至如何在瓜瓜參加高等會考時，擔任哈羅公校與瓜瓜父母的中間人。”G先生說，“穀開來聽說海伍德又寄E-mail來，評論說海伍德這次真的瘋了。”
另一方麵，關於那套法國別墅的“代持人”也在不斷變化著。也在2011年，穀開來決定取消之前轉給海伍德50%的股權，再次將該股權轉讓曾被她“剝奪”“代持權”的德維爾；2011年4月，已定居柬埔寨的德維爾回到中國並到重慶參觀。德維爾說：“這期間我見到了完全變了樣的穀開來。”又談到別墅問題，穀開來要求德維爾“把羅素房產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尼爾和我的)轉移給徐明”。後來又讓德維爾將全部股權轉給徐明的女朋友某某（該女子為前複旦大學的優秀辯手、前央視主持人薑豐）。德維爾與徐明的女朋友見麵，試圖操作，但因為涉及手續繁雜，“沒有轉讓成功”。
此舉又激怒了海伍德。德維爾後來作證，海伍德給他打電話，要求140萬英鎊賠償。“我當時驚愕不已，說不出話來，而電話那頭的尼爾則滿腔憤怒邊罵邊走，發泄著對穀開來的不滿，說他被她蒙騙了(法律上的蒙騙)，威脅說：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全部揭發’。”德維爾當時安撫了海伍德。
不料，第二天德維爾接到一封郵件，說“有個叫尼爾·海伍德的人給他們打過電話，起訴羅素房產有限公司，並要求得到該公司50%的股權”。德維爾將此通過薄瓜瓜轉給了穀開來。法庭上關於這幢別墅的產權轉移證詞令人眼花繚亂。按照德維爾證言，2011年7月，穀開來簽署了文件：“把她的股份轉給我，同時取消尼爾·海伍德的股份。”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親視頻電話，海伍德威脅他。“當時通話的畫麵閃爍，說了幾句就斷了。”穀開來說，“我當時非常擔心瓜瓜在美國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國被撕票了。”穀開來不能容忍有人對她的兒子做出威脅，她是那麽愛他，他們之間通信互稱“大兔小兔”，根據庭審，於是，這年8月，她開始動了除掉海伍德的念頭。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稱“如果你言行不一，將會自食其果”。法庭後來作為證據出現的一句話是“I will destroy you”(我會毀了你)。怎麽理解這句話，每個人了有不同解讀。而在穀開來的庭審上，還稱海伍德“將薄瓜瓜軟禁於其在英國的住處，借此向穀施壓”的細節。不過這些後來沒有再被提及。
可是穀開來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她決定親自動手。她後來告訴徐明，尼爾是間諜，她是為民除害。
可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並不知道這一切。雖然他曾在2011年跟一些朋友說“他自己處在來自薄家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並計劃於第二年回英國。
2011年11月4日，海伍德坐上他的“007” 銀色捷豹轎車，離開了位於北京北郊的家，來到中國大飯店，見一個“來自上議院並經常光臨的英國同胞”。對方與薄家很熟，或許是出於這一層關係與他相見。他還興致勃勃地告訴對方，自己有幾個新項目想商談。但是，這個英國同胞已對他有點不耐煩。當天，他們也討論起《華爾街日報》在調查的故事，海伍德主動提出， 他要試試看能否平息這個傳言。“我要‘消滅’這個故事。”他告訴客人。當時《華爾街日報》正在調查關於薄瓜瓜的故事。在海伍德死後的11月2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還是發表了轟動一時的“紅色法拉利”報道。一位知情者說，在海伍德死之前，他也並沒有和該記者有什麽聯係。
最後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國財經記者湯姆·瑞德(Tom Reed)。2011年11月9日，他們在北京順義區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11月11日，海伍德參加了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跑車俱樂部”成立餐會，當天很多中國有錢人都在現場。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個電話，要他到重慶去。11月15日，旅館的清潔人員發現了他的屍體。
海伍德在北京的妻子王某某一連三天沒有打通丈夫的電話，對方手機一直是“關機”狀態。直到11月15日，她接到電話，告訴她丈夫在重慶去世，“起初不相信是真的，以為是騙局”。
11月16日一早，王某某在親友陪伴下去了重慶。當地警察告訴她，海伍德是飲酒過量，心髒驟停。她雖悲痛，但也並沒有產生疑問——2004年的某二天，海伍德的父親彼得正是在晚餐飲酒後，心髒病病發去世的，死時68歲。她想海伍德也是死於家族病。當時她給海伍德的母親打了電話，他的母親很傷心，但為了回避“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慘場麵，她沒有到重慶。
11月17日，海伍德的屍體被火化。儀式很簡單，也有英國的外交官在場。兩個孩子留在北京，並沒有到重慶。
11月18日，王某某一行人回到北京。12月，海伍德的骨灰被帶回倫敦安葬，海伍德的遺孀和兩個孩子特地從中國飛到英國參加。他的朋友在一個教堂裏舉辦了一場悼念會，他的英國朋友聽說他因心髒病去世，雖然感到難過，但從未懷疑過。
海伍德死後沒有給家人留下什麽。一位朋友說，伍德給他的妻兒老小留下的很少，銀行存款相當於一個“五位數”的英鎊。他的遺孀和兩個孩子甚至到英國出席葬禮的機票都有些困難，還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為他們買的。穀開來為了“保護”她的兒子，殺了海伍德，留下另一個哀傷的母親。海伍德的母親後來告訴英國媒體：“我非常愛他。我們母子關係不能再密切。我們每個星期都要通好幾個電話聊天，他從來沒有提到過任何煩惱。”
德維爾後來移居柬埔寨。他說他離開的時候，跟他到的時候一樣，都是一無所有”。他在金邊過著質樸簡單的生活。直到穀開來殺人案浮現後，他前來中國作證。談及這一事件，他引用老子的《道德經》為評語：“當魔鬼沒有了可以傷害的對象，它自然會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早已遠離這個圈子的C先生則在2012年初的某一天撥通了徐明的電話——雖然他早已離開薄家圈子，而彼時徐明與穀的關係顯然比他更密切，但是因為他早年對徐明的幫助，徐明對他一直尊敬有加，提到這一點C先生還感慨徐明“仗義、夠義氣”——徐明接了電話。C先生說有一樁在俄羅斯投資礦場的事宜，問徐明是否有興趣。徐明接了電話，告之自己在香港，讓C先生把相關資料傳真給在大連的秘書，兩人約定等徐明回大連後再當麵溝通。此後C先生再打電話，怎麽也聯係不上徐明，問秘書也不知道他的行蹤。他後來看報紙時驚出一身冷汗——2012年2月5日晚上，為王立軍與薄熙來調和失敗的徐明等三人搭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大利亞觀望。不見有異才再回大陸，隨即便被控製。
2012年2月初，王立軍與美國的李昌鈺聯絡，說有一名外國商人在旅館裏死亡，需要他的專業知識進行法醫學鑒定，他會派兩個人專程送血液樣本到美國去。然而李昌鈺在美國等不到人。王立軍本人在2月6日跑到美國領事館去請求政治庇護。澳大利亞記者高安西(]ohn Garnaut)當時被請到美國領事館當翻譯，他說他一進圖書館裏，王立軍開口就講穀開來謀殺海伍德的驚人故事。
……至此，另一場大戲又開始了……
穀開來的父親穀景生2004年去世，母親範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齡，曾經在重慶生活過一段時間，現在由四女兒陪伴住在北京東四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裏。據一位2013年夏天探訪過她的友人介紹，老人家至今無法接受穀開來殺人的現實。“以前門庭若市，現在門可羅雀。”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至此，這場交織著權力、金錢、愛情、陰謀的一場人間大戲全部落幕。這樣的故事其實並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卻又不斷在重複。
有人曾經問過薄瓜瓜：如果你媽媽掉進海裏了，你爸爸也掉進海裏，你救誰？薄瓜瓜說：那我也跳進海裏，我要和爸爸媽媽在一塊兒。而現在，他一個人在美國上學。
（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