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以下四萬三千字均來自《三聯生活周刊》封麵報道，其中涉及薄熙來及其妻子，兒子以及 王立軍等多人的諸多故事，絕對值得一看。此為中篇。
哈羅校友
到哈羅公學走一圈，才深深體會到什麽是“低調的奢侈”。表麵看，這裏的建築都很老，從主路走過來，也並不能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綠地。可是偶然穿過一條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卻發現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綠草坪，幾十塊大大小小的球場，不時傳出少年們的叫喊聲。後來查資料，才知道哈羅一共有20塊板球場、9個高爾夫球場和12個網球場。
當年的薄瓜瓜就是這運動場上活躍的一個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學中公認的英式橄欖球球星”；而薄瓜瓜後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哈羅公學期間，他報名參加了英國社會在學生中常年組織的“攻擊性淘汰賽”，據說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學校開展的一項活動，要進行長達3年的殘酷訓練和淘汰，包括要過生死關、饑餓關、險情應變等等，由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特種兵軍官擔任教官，一輪一輪地淘汰。薄瓜瓜參加的這一期比賽最後堅持下來的隻有8名學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東方人。
薄瓜瓜在哈羅公學的健康成長，也是薄家人頗為自豪並樂意公開的，否則不會引起一位正在大連闖世界的英國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經告訴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進入哈羅公學讀書的，在他死後，媒體把這個說法當成事實報道，但是與薄家關係很密切的G先生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報上得知薄熙來的兒子在哈羅公學上學後，同樣畢業於哈羅公學的他通過資源豐富的英國社會關係，動用他在哈羅公學的舊識，聯係上了薄瓜瓜和穀開來——那時候穀開來已經住到倫敦西區的那所公寓裏，以便就近照顧兒子。
“皇朝會”(Royal China)是在倫敦市中心貝克街 (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館。G先生說，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這裏與海伍德有了第一次會麵。“大連”和“哈羅公學”這兩個共同點，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處在遙遠世界的兩個人牽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麽也不會想到，這次會麵會在9年後導致了他的被謀殺。
尼爾·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於倫敦。他的父親皮特是股票經紀人，母親安從事電視直銷業，上麵還有一個姐姐。
一位靠特殊關係才得以獲得采訪海伍德家人機會的英國記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貴族”。中文版維基百科上稱海伍德是曾出任過天津總領事的著名漢學家翟理思之子翟蘭思(Lancelot Giles) 的後人，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個錯誤。據這位記者同行得到的獨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親安的爺爺叫約翰·巴爾·阿弗萊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不過海伍德的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國也幾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後才在英文版維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頁麵中，在曆任總領事名單裏，發現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從1928年出任總領事的翟蘭思在1934年任職期間死於天津。那位阿弗萊克應該是去接他的職位的。據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來的”，“駐中國最高官員”。他也很以這位祖先為自豪，家裏的牆上還掛著這位祖先的畫像。約翰·阿弗萊克應該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釋說，因為他不是長子長孫，所以他本人並沒有獲得象征貴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 (哈羅生)，是專門稱呼哈羅公學學生的單詞，它包含了7位英國前首相。這樣一個單詞本身就是一種身份和階層的暗示。海伍德從祖父、父親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據稱哈羅公學很注重傳統，哈羅生吉米解釋說：“如果一個家族的很多人都上過這所學校，哈羅會優先考慮他的入學資格。”13歲那年，海伍德也順利地進入哈羅公學讀書。
海伍德當年的舍監大衛·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著海伍德當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這個有著蓬鬆而柔軟黑色頭發的少年並不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他以為進了哈羅將來會成為他的晉身台階”，所以得過且過。培瑞說：“他身上有什麽東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麽，這很難表述。”
在初級會考後，培瑞特別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話，可能進不了大學。回憶這位學生，培瑞說，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回報，“但在這一點上我對尼爾並不確定，因為永遠有捷徑可走”。
英國電視四台在2012年11月時，專門拍攝了有關海伍德之死的紀錄片。為此，兩位記者曆時一年，采訪了很多事件相關者。在倫敦，這位英國同行告訴我，當時他們聯絡了海伍德在哈羅公學的30位同學，可他們除了記得他喜歡Talking Head樂隊、運動不怎麽在行之外，再無其他印象。盡管海伍德後來在中國的生活軌跡，很大程度上靠著他身上的“哈羅”標簽，但是他在哈羅公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從未聽到過他的消息。”培瑞說。他後來經常參加哈羅學生的婚禮和有意義的生日，“可是他一點消息都沒有，他就這樣離開了。這真有一點令人傷心”。
海伍德在高級會考中表現不佳，進入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念國際政治。華威大學“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劍橋之外的第二級別的大學。在大學裏，海伍德也沒有給同學們留下什麽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裏，海伍德是個“有魅力但卻難以捉摸的人”。海伍德顯然是個不安分的人。從哈羅公學畢業後，他曾開著自命為“騾子”的野營車穿越了大不列顛；從華威大學畢業後，海伍德曾在英國下議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之後，他曾嚐試開過一家電視製作公司，還曾通過在遊艇上打工的方式，橫渡大西洋去到美國，在佛羅裏達一所做漁網的小公司裏勉強做小時工糊口。為了省錢他被迫住在最廉價的旅館裏，整天與醉鬼、癮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訴家人，他的姥姥當年跟隨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過，會說中文。雖然她在海伍德10歲那年去世，但是已經給這個孩子留下許多關於中國的記憶，遙遠的東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於是，海伍德在22歲那年來到中國，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中文。1993年底，他在這所大學結識了未來的太太王某某。據熟知他們的朋友說，王某某是遼寧本溪人，個子高挑，長相漂亮。3年後，他們一起到了海濱城市大連安家。海伍德在大連一所中學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們在大連生了一兒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語來謀生的外國人，顯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標。後來有文件顯示，在大連期間，他就創辦了多家公司，包括與朋友開了一家“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Heywood & Boddington Associates)，為尋求在大連和中國其他地方投資的外商提供谘詢服務。據英國媒體報道，2000年，他在英國注冊了“尼爾·海伍德聯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業務為撰寫有關亞洲市場的分析文章，並為《經濟學人》雜誌撰寫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時任英國駐華使館負責商業的一秘凱瑞·布朗 (Kerry Brown) 接待了一個來自大連的英國人，說是谘詢與中國女孩結婚的事情，這引起他的好奇。這個英國人便是海伍德。“他說他當時在大連教英語，那時候很少有英國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覺得和我的經曆有點像——我以前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個地方教過英語；使館的人通常都比較傲慢，因為這一層背景，我覺得我應該對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任教的凱瑞·布朗，借回倫敦過聖誕節之機，在一家咖啡廳裏向我憶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裏，海伍德人很隨和，“是地道英國人的樣子”。
凱瑞·布朗當時的工作劃分，正好是負責遼寧以及東北一帶的商務活動。“在大連的英國公司並不多，而有港口和機場的一些項目，大連方麵想和英國合作。”於是凱瑞·布朗有幾次去大連出差的機會。
“因為在大連的英國人不多，所以我去大連就找到了尼爾。我們在大連賓館見麵，他也沒給我什麽特別的印象，隻記得他說開了一個語言學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個英國 人。”布朗回憶，海伍德穿著很隨意的毛衣和牛仔褲，不像當時許多在中國的英國商人那麽精明，一心想發財，“他看起來似乎隻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當時海伍德也隻字未提跟薄家有什麽關係。
不過這一切顯然在2002年他與穀開來母子見麵後有了改變。當時薄熙來在國內仕途比較看好，穀開來需要花更多時間留在中國。G先生說，當時海伍德對穀開來提議，他可以代為照顧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時到學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穀開來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知情者說，後期他在哈羅公學見過海伍德，在畢業的時候，他也曾作為薄瓜瓜的親友出席一些儀式。“尼爾會不時地幫助處理瓜瓜在求學過程中的瑣事，然而薄家並沒有花錢雇用他，他也沒有義務替薄家跑腿。”作為與薄家關係密切的人，G先生後來特別強調，海伍德與穀氏母子的關係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慮到這個細節——當時穀開來給了海伍德一輛二手的奔馳車，讓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還讓他使用穀開來在倫敦西區的那套公寓——這種關係究竟是“密切”還是“有限”，也隻能由讀者各自判斷。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來離開沈陽，到北京出任商務部部長，穀開來似乎不再耿耿於懷於曾令她“賭氣”出走的過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經意氣風發的“金牌律師”從公眾視野消失了，代之以公眾麵前溫柔、知性、得體而明事理的部長夫人。
與穀開來曾有數麵之緣的Z先生，是台灣政商名流，常年行走於海峽兩岸，也是見多識廣之士。談論穀開來，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評價。“她是我在大陸見到的僅有的幾個有大家風範、誠懇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Z先生特別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亞運村某高檔酒樓宴請穀開來。在那裏，他們偶遇某高級領導人之子。對方已有些醉意，“手裏拿了一瓶威士忌裏的藍瓶，算是檔次很高的”，看到熟人穀開來，他說：“給你們一瓶！北京現在也隻有這家的鮑魚還能吃吃，這個酒能喝喝！”穀開來皺著眉頭看著對方搖晃而去的背影，然後又轉過頭來略帶歉意地說：“我們高幹子弟的形象都被這些人給毀了！”不過，隨著後來諸多負麵新聞的曝光，他顯得有些困惑：“我覺得現在看到的開來和我當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個人。”
此時的穀開來需要對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調整。2004年8月，她在回國後用英語給一個朋友發郵件寫道：“你可能很難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幾個月之後，她寫下更為傷感的話：“我真的總在懷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裏很自由，並能讓我獲得進步。”
地域的遙遠並沒有對這對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響。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節目時說：“我跟媽媽溝通的形式經常是互相寫書，她給我寫一本書，我給她寫一本書。”他說，他“曾在媽媽心情特別困難的時候”給她寫了一本書，“在我心情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她也會給我寫書”。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這一選擇是否與結識了薄家有關，不得而知。
來到北京的海伍德仍舊以做顧問、谘詢業為主。在西方一些媒體看來，對中國公司進行調查是一個快速增長又相當賺錢的行業。西方投資者認為中國公司經常虛報盈利，而且隔著千山萬水，他們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實情況。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顧問或者調查員幫助他們。所以在其創辦的“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網站上， 還有這樣一句話：“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按照英國電視四台的調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當中間商：替英國公司找到能夠廉價製造產品的中國工廠，假如搭上線成交的話，他可以賺取15%的傭金。他們評論說：“這樣的工作買空賣空，並非靠真才實學或本事，也許因為如此，他喜歡故作神秘，此時遇到他的英國人記得海伍德講話刻意含糊，喜歡強調他認識共產黨高層，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輕易把事情搞定。”
不過至少從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進行得不錯。他後來在順義後沙峪附近買了一個有三層樓的獨幢別墅，但這套當時總價為400萬元的房子讓他背負著每月2萬元人民幣的貸款。他的兩個小孩也進入顯赫的英國德威學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 就讀。兩個孩子一年的學費是4萬多英鎊(約40萬元人民幣)——因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經濟負擔實際都在他一個人身上。海伍德本人開始作英國貴族打扮，加入英僑商務協會，也參加英國使館的各種宴會活動。
曾在英國駐華大使館任一秘的凱瑞·布朗此時已經回到英國從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見到海伍德時，他注意到海伍德行為舉止上的一些戲劇性變化。他穿著亞麻西裝，翻毛靴子，係著細領帶，“他當時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憶：“但是當他和我說話的時候，會表現得精於算計。‘這個家夥不錯，他很好，但是時間就是金錢。’”布朗注意到，此時的海伍德已經開始談到薄熙來，“他聲稱對薄家很熟悉”。
不過凱瑞·布朗倒是從另一個角度對海伍德在中國的身份做了解讀：“英國使館商務處通常比較傲慢，不給英國公司提供什麽具體幫助，所以像海伍德這樣的谘詢公司就可以隨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盡管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否認海伍德與其家庭關係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無意的薄家色彩，無疑是為他招徠注意力的一個重要砝碼。凱瑞·布朗說，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國讀書，“像薄熙來這樣把孩子送到英國讀書、而且毫不隱諱地公開這一點的人並不多，所以英國對他也很感興趣，也想借機拉近關係”。凱瑞·布朗仍然對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懷疑。布朗說，他後來也做過谘詢公司，“在中國的顧問靠關係為生，許多人聲稱和大領導有親密關係，但事實上不是真的。這是一個被一些假象掩飾的世界”。
從哈羅到牛津
倫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個繁忙的大中轉站，幾乎每隔半小時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車。無需為等待太長時間而焦灼，也不必為座位擁擠而煩躁，你盡可以從容上車，以書或音樂為伴；一小時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車。雖然此時已身處倫敦西北60英裏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適，令你感覺不到任何不適或反差。
這種感覺應該也是薄瓜瓜當初從哈羅公學邁進牛津大學的寫照——幾乎是一路坦途，沒有任何障礙。哈羅公學時期的薄瓜瓜留給大家的是一個積極向上的陽光少年印象。後來任哈羅公學校長的梅爾·姆維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經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訪時對薄瓜瓜評價頗高：“瓜瓜是我們哈羅公校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和其他16個男孩一起進入我們Rendalls House，他是當中最聰明也最認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課都非常棒……可以說瓜瓜讓我對中國學生的印象好極了，他改變了中國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圍的同學也從他那裏知道了更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難忘的學生之一。”
據薄瓜瓜自己介紹，“我的學習筆記還被當作範本在學校印發了”，而他的畢業考試得了11個“A加星”。
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一位知情者說，很多哈羅生在畢業時會設計一些畢業作品，以作申請大學用。薄瓜瓜當時也寫了一本書——《還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後來媒體興起的一陣“瓜瓜熱”中，是這樣提及這一段的：“(瓜瓜)17歲時國外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還有不同》，該書主題是反對盲目追趕時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譯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實這本書並不是正規的印刷品，“我記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給老師、朋友”，知情者說，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這本書，“排版、設計都體現得與眾不同，當時我還覺得他這個創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參加完英國“高考”——“A-level”考試的薄瓜瓜，把下一個求學目標鎖定在了牛津大學貝裏奧學院的PPE專業，他後來形容這是“難度最大的考學”。據他自己說，當時一些了解牛津曆史的朋友勸阻他“不要自找麻煩”，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勝心。
“在填報大學五個誌願時，我就隻報了牛津PPE這一個，沒給自己留後路，也算是‘背水一戰’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媽媽。後來我才知道，她支持這樣報的原因並不是認為我會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預料我會經曆一次重大失敗，但她相信‘頑強奮戰後的失敗和輕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價值’，你可以陶醉於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體驗。”這對母子依然用他們特有的方式溝通、交流。
薄瓜瓜所說的PPE，全稱“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學、政治與經濟專業)，是牛津哲學係的一個本科專業，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學創立的。牛津大學關於PPE專業介紹的網頁上寫道：“在過去的年月裏，這個專業誕生了無數傑出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也有政府首腦、傑出政治家、企業家、金融家、記者和其他傑出專業人士……緬甸的昂山素季、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當年在牛津大學都學PPE專業。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爾夫人當年就讀的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就讀PPE專業。他對PPE專業做了一個詳盡的解釋：“‘二戰’之前，牛津有一門課程叫Classics(經典學)，主要是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經典——那時候認為隻要讀懂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就可以有一種治國之道。‘經典學’專業裏麵出了很多英國以前的首相。‘二戰’後，牛津覺得它已經不符合時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開始設了這個專業。一開始它叫Modern Classics (現代經典學)，然後開始學哲學、政治、經濟這三方麵。”
“學PPE專業的中國人的確比較少，錄取率在牛津的所有專業裏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說，“在薄瓜瓜之前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屆(2007)是沒有中國學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內。2008級有一個中國人，2009級又沒有中國人，然後再2010級是我一個。”不過最近幾年，申請PPE的中國學生才略微多了點。薄瓜瓜確定不是牛津大學第一個學PPE專業的大陸學生。記者在網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畢業於牛津的這個專業。
朱澤平是2012年進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國學生。“通常中國學生在申請這個專業時心理上有一些畏懼。因為它的閱讀量比較大，對語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樣，朱澤平也是初中時就到倫敦來讀書的，他說，相比於從國內高中申請來的大陸學生，這一點上他們占據了不少語言優勢。“像薄瓜瓜這樣從哈羅公學畢業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請起來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
“牛津大學的錄取不是由一個中央的錄取委員會決定的，而是由每一個學院自己決定的。”袁幼林說。筆試通過後，還要進行麵試。袁幼林說，其實考試成績並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標準。“麵試的時候還有一個標準是‘我希望在下麵三年去教這樣一個學生’。打個比方，比如我在麵試薄瓜瓜的時候，雖然覺得他掌握的知識可能還不足夠多，但是覺得他聰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慮薄瓜瓜的背景，覺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別深入地了解這些想法、希望跟這個學生在以後三年裏有更多的交流，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專業與英國本土的政治聯係的確比較密切。你看像議會裏的Front Bench (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專業出身的。”朱澤平說，“如果對未來有一個很明確的從政願望的話，可能還是會選這個專業。”朱澤平說，給他們上課的經濟老師就經常對學生們開玩笑說：“你們那些想從政的第一年不許給我扔了經濟這門課啊。因為現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經濟，看他們把我們的經濟攪得一塌糊塗。”
從哈羅到牛津，都是響當當的名校。兒子的優異表現，應該讓丟失了自己符號的穀開來，又在“母親”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進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國內媒體正式露麵，他第一次正麵接受媒體采訪。
當媒體的光環籠罩在這個誌得意滿的少年身上時，質疑聲也開始漸漸出現：薄瓜瓜求學6年的哈羅公學和要讀3年的牛津大學，每年學費都是3萬多英鎊，這顯然不是一個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訪時說：“從16歲開始，每年我都是獎學金學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學業，沒有給爸爸媽媽增添負擔。”網站上一些關於薄瓜瓜的介紹上，寫著他是牛津大學“全額獎學金全日製住校學生”。而薄熙來在2012年麵對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時，有點不勝其擾，在新聞發布會上，他一字一句地說：“全額獎學金！”
耐人尋味的是，當哈羅公學被英國記者詢問獎學金問題時，校方答複稱：“我校從不提供全額獎學金。”
“牛津的本科生隻有一個獎學金，針對非英國人，是提供給非OECD國家的學生，中國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學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獎學金的。”據袁幼林說，“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隻有三個名額，中國唯一獲得這筆獎學金的學生是遼寧的數學競賽第一名獲得者。”袁幼林解釋說，牛津的獎學金主要給博士生和碩士生提供，偏應用類的比較多。“牛津還有幾個中國獎學金之類的，但是主要都是給博士的，他們的限定標準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較多，本科生是沒有拿到過的。”
一 位同樣畢業於哈羅公學的英國記者說：“學生想獲得獎學金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學校提供的，但這更多的是照顧本土學生，薄瓜瓜確認沒有申請到這筆錢；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機構，指定某些條件給申請者提供獎學金，條件限製得太多，可能隻有一個人申請。英國政府現在也在打擊這種行為，因為它很容易滋生腐敗。”這位英國記者說，他也通過多種渠道多次聯係薄瓜瓜，想讓他說明獎學金的來源，“他從來沒有回應過”。
北京迷夢
海伍德在倫敦的家並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訪過其家人的英國記者給的地址，先是坐了向倫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條地鐵線，出來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帶。再換公共汽車，又晃蕩了幾站下來，站定打量四周，發現這裏的建築和穀開來曾置業的倫敦西區有著巨大的落差。各種裝扮的移民也明顯增多。從公共汽車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時，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條街。
這一條路上都是那種一幢挨著一幢的低層樓房，門臉不大，每家門前隻有幾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時正值西方傳統最重要的聖誕節的前幾天，周圍的很多房子都燈火通明，門外也有聖誕的裝飾，一派迎接節日的喜慶氛圍。隻有一幢深紅色的房子一片沉寂——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國媒體蜂擁而至，找到仍住在這裏的海伍德的母親安，試圖讓她說些什麽，但都被她拒絕。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擾，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麵赫然寫著：“小心有狗！”
按了門鈴，又敲了門，沒人應。再按，再敲，還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飄起細雨，在門外等了一會兒，家裏還是沒有燈光。無奈，隻好離開。
這裏也是海伍德長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與薄瓜瓜認識後，他必然曾經在這裏與穀開來在西區的那間豪華公寓之間穿梭往來過。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是在穀開來母子這對城市的“新麵孔”麵前，他也並不擁有多少優勢，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為此困擾過。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國享受貴族的尊榮時，無論是薄家還是穀家的“紅一代”，還正在為趕走異國的侵略者而奮力廝殺。隻不過到了他這一代，昔日的榮光已經衰落到隻剩下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傳說。恢複祖上曾有的榮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夢想。
“他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劍點肩(注：授勳的一種儀式)，授他一個爵位。”海伍德設想的“加官晉爵”之路是，先在中國獲得事業上的成功，然後回英國從政，海伍德的家人說。
於是在北京的海伍德為了榮耀家族的目標而努力奮鬥著。海伍德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海伍德死後，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尋，試圖勾勒出一個真實的他來。可是很多認識他的人，給出的答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處在商業社會的灰色地帶，他讓自己顯得是那種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國貿易領事鮑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國大使館的活動中見到海伍德。當時海伍德以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發放名片。當時海伍德還遞給希德另一張名片，顯示他的另一身份——“史賓賽·丘吉爾設計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國總代表。這個公司的負責人杭莉葉塔·史賓賽-丘吉爾(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來自著名的丘吉爾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設計師，當時想要把室內裝潢的生意擴展到中國。杭莉葉塔後來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嚐試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沒有任何結果。
海伍德的身份顯得很微妙。一方麵，正如貿易領事鮑勃·希德所形容那樣，“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麵孔出現在那些潛在客戶麵前，而那些客戶喜歡像他這樣有著公立學校背景、用上層階級口吻講話的人”。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興中國富商們需要的一張麵孔；另一方麵，像海伍德這樣能說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國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測的背景的人，對那些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抱以熱望的英國商界人士來說，也是他們需要借助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曾任駐華使館一秘的凱瑞·布朗則在其後的兩三年間又見過海伍德數次，包括在倫敦，他們也會過麵。“他沒有公開說和薄家的關係，但是也沒有掩飾。”凱瑞·布朗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海伍德，“英國對華貿易體係整體比較保守。英國老牌政治家講究身份，強調階層，不想真正了解中國。與美國這些國家相比，他們與中國相處顯得保守而落後。而且英國的商業，也是被大公司所控製，你看卡梅倫這次訪華，帶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業。中國市場無疑又對英國的中小企業有些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麽海伍德會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諸多猜測的，則是海伍德的另一個身份——英國Hakluyt的顧問。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與英國企業聯絡的英國軍情六處(MI6)退休官員克裏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於1995年創辦的。海伍德死後，Hakluyt公司隻是簡短表示，海伍德並非Hakluyt員工，隻是一名顧問，“很多大公司在中國都會聘請顧問”。“海伍德在中國從事商業谘詢業務已經很久了，我們隻是他提供服務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們對他的死感到非常難過。”
可是這樣的簡短聲明並不能平息外界關於海伍德是英國軍情六處“特工”的傳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絲”，他為自己買的一輛二手捷豹車專門申請了一個含有“007”的車牌；據說手機號碼也有“007”。不過幾位參與調查過此事的英國記者對此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哪有一個特工會傻到把‘007’ 印到自己的腦門上？”一位記者反問。在他看來，這反倒是海伍德喜歡誇大自己地位的一個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則這樣謹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個特工，但是海伍德對外一直聲稱他和薄家很熟，而當時薄熙來進一步晉升的機會似乎還很多，所以英國方麵找他打聽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與海伍德合作過的中國同事並不是很喜歡他。”一位知情者說，“他雖然實際上並沒有什麽錢，但派頭上像個貴族，顯得傲氣十足，又顯得十分神秘，從來不說自己做什麽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頓·馬丁的非董事顧問——一位知情者說，後來有媒體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開一輛阿斯頓·馬丁的跑車，實際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給他開的。這位老板對海伍德評價很正麵，認為他“溫文爾雅”，“聰明、正直、有素質”，“不是以利益為重的人”。
不過，有一個評價是共同的：海伍德很愛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電話，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訪過海伍德妻子的記者回憶，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歡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沒有商業頭腦”。
爭議牛津
建於1263年的貝裏奧學院(Balliol College)， 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於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訪的時候，正好看到貝裏奧學院為了招生打出的條幅。“因為薄瓜瓜，這個學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讀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調侃說。他又半認真地說：“以前，我們知道在牛津比較有名的中國人都是非常老的，錢鍾書、楊憲益……年輕一代，現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貝裏奧學院的創辦人約翰·貝裏奧是亨利三世時期的貴族，後娶了一位蘇格蘭公主為妻，而他的兒子也曾是蘇格蘭國王。他在杜倫主教的協助下，於大約1263年決定捐款創建一所高等學府，它是牛津最早創立的幾所學院之一。英國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貝裏奧的學生“平靜地流露出一種自然的優越感”。
與赫胥黎、亞當·斯密一個學院的薄瓜瓜，如果擁有這種優越感，也實在可以理解。在采訪時稱他就讀的貝裏奧學院為“創史學院”，這個名稱似乎在牛津並不通用。 “我猜想這樣稱呼是因為貝裏奧自稱為最老的學院之一，但是這樣說的話很多牛津人會不服氣的。”留學生劉一帆說。“通常認為牛津最老的學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就讀過的墨頓學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雪萊的一個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裏麵，克林頓的女兒也在這個學院讀過書。”
很難形容牛津哪個學院是“最好的”。“就像貝裏奧隔壁的St John‘s學院，它是牛津最有錢的學院；那Merton傳統上學術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學的確是個令人時時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貝裏奧學院一牆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頓曾讀過的三一學院。不過據說兩個學院有“世仇”，“它們兩個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競爭啊，小爭吵”。網上有一張薄瓜瓜和同學們作勢撒尿，就是在三一學院的大門口拍的，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
薄瓜瓜曾用“刺激”來形容牛津生活，“特別是PPE的本科，公認是攻堅戰……光讀那麽多經典原著，時間就緊繃繃的。經常為了突擊學習沒時間睡覺……但我享受每次考試之後的那種痛快感；腦迅速膨脹之後的收獲讓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談論薄瓜瓜時，都會不約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這個詞，這也是那個時期的薄瓜瓜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評在牛津的中國學生不和外界交往，“他們建立了一個像X-man一樣的，和這裏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個係統”。
與傳統的中國留學生不同，薄瓜瓜擅長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國人為主。有的媒體從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k記錄下他參加的各種社交活動。據報道，薄瓜瓜2008年曾發起過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動，募款超過1.5萬英鎊，不過他組織的影響最大的活動是通過另一個社團——歐洲委員會(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為“絲綢之路”的晚會請到了成龍，還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學生參加。英國媒體後來說，那次活動是由一家汽車廠讚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圈裏熱議不止的一個話題，是薄瓜瓜當年參加“牛津聯合會”(Oxford Union)的競選。“牛津聯合會”其實是一個獨立於牛津大學的組織，“但它特別有名，有的人甚至認為它跟牛津一樣有名”。牛津博士生劉一帆解釋，“英國真正的公共辯論，是從它開始的。曆史上在聯合會待過的人，很多後來成為知名政客”。
他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學生中有很多活躍分子也喜歡加入Oxford Union的辯論，有的甚至以前做過聯合會的主席。“他們有的後來去本國從事政治活動，不少人被暗殺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學生去競選聯合會的主席，明明沒有選上，結果下來後很多人都說congratulations(恭喜)。”劉一帆笑著說。
因為牛津聯合會名氣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裏麵。“他們有能力請來非常厲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頓、邁克爾·傑克遜，最近的嘉賓就是阿富汗的卡爾紮伊。”因為牛津聯合會的名氣實在夠大，這些名人也會把來這裏視為一種榮譽。劉一帆說，聯合會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韓國學生，而他就請來了去年全球最紅火的鳥叔。
“從大陸學生的傳統看，我們確實很難進到這裏麵，一個是語言的問題，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們從小就不習慣辯論，也不會辯論。”劉一帆說。
當年的薄瓜瓜試圖挑戰這一格局。他參加了Union Librarian職位的競選，據說這個職位相當於副主席。“在公認‘中國熱’的當今，‘牛聯’的大喇叭卻很少有中國的動靜……加入會員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好像與我們無關似 的。我覺得‘牛聯’這麽有影響力，應有中國的話語權，能發出中國的聲音。所以在競選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後麵打出了大大的‘中國人’三個字。”
隻有聯合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會員，但很多華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後來在一個節目裏有些無奈地說。而《牛津學生報》後來的報道說，薄瓜瓜總是在給同學們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雨傘這樣的小東西，到Union的終身會員資格(根據其官網最新顯示是218英鎊/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電訊報》回憶，投票當天有好些中國學生趕來為瓜瓜投票，但未獲允許，因為他們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試著爭辯，但最後不了了之”。
據說薄瓜瓜最後以4票之差敗給了一個英國人。“隻可惜投票的幾千名會員裏沒有幾個中國人，開始我覺得挺孤獨，但不管怎麽樣，最後證明了中國人不但能大大方方進入西方主流社會，而且在而後的辯論中，中國的聲音也有機會博得響亮的掌聲。”
“他當年應該沒有參加過辯論。他競選的也是一個比較偏社會活動而不是那種學術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內情的留學生說。與薄瓜瓜同時期的，真正獲得一致認可的“名門之後”，是新加坡星獅集團主席李顯揚的長子，也是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孫子李繩武，“他是公認的辯論高手”，“據說也是那一屆PPE專業的第一名”。
在牛津讀書期間，薄瓜瓜還是“牛津大學保守派聯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員。OCA成立於1924年，是英國保守黨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憶，薄瓜瓜當時從“至少有500英鎊現金”的錢包裏掏出50英鎊的現金交了會員費。“很奇怪一位共產黨官員的兒子會加入保守派聯盟。”他說。
學業之謎
在後來的媒體報道中，薄瓜瓜被形容為一位派對男孩——不事學業，熱衷社交，花錢如流水。網上流傳著他在牛津參加各種聚會的“紈絝”照，在他入學的第一周，他就買了許多香檳，在宿舍裏搞了一個大派對等等。他的一個朋友形容他是一個花錢大方、不斷給人買酒的人。不過，也有人認為是公眾將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為過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來得太容易了，所以進了大學後，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縱一下，我們不應該對他過分苛責。”一位知情者說。“牛津本來就是一個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種派對、各種舞會，在上麵跟一個女生摟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覺得什麽也說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後來不在國內那麽大肆宣傳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被放大。”一位留學生說。
如果沒有2009年的畢業風波和他後來在國內的宣傳熱，薄瓜瓜應該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寬容——這一年，傳出他因為成績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學開除。薄瓜瓜在牛津時期的學業，後來也成了沸沸揚揚的一個熱點。
PPE專業學期為3年。“PPE有兩次真正的正式考試，一次是在‘大一’結束的時候，一次是在‘大三’結束的時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個學期外，每一個學期的開始的時候都有一次考試，是考上一個學期學過的。如果你連續把那個考掛(未通過) 的話，老師就會讓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後再來考試。‘大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那場考試，我們叫預考，如果考掛了，那假期結束之後你還有一次重考的機會；你還是掛了的話，學院有兩個選擇：一是把你踢掉(開除)；二是給你一個空檔年(休學)。”學PPE專業的朱澤平介紹說。
所謂空檔年，是指學生可以休學一年，出遊或者參加別的社會活動，這在歐洲學生中很常見。薄瓜瓜後來告訴媒體，他沒有被開除，是想用英國學製中的“空檔年”推遲一年畢業。不過有媒體當時又“追殺”到貝裏奧學院采訪，校方的回複是“他被要求休學一年”。這就顯得微妙起來。“如果學校要求空檔年，實際上是讓學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績的問題，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憤，特別不道德的事，老師都不會管你的。實際上文科要考得特別好很難，因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掛也挺難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麽都不看，才能考掛。”朱澤平說。
因為被要求離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學校的設施，據英媒報道，他隨後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蘭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幣最低1400元左右。據說在這裏，他還開了幾次派對。當時薄瓜瓜在牛津期間，約會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學生。他們一起組織了一個舞會，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還安排了成龍來做了場演講。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一位牛津博士認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沒有什麽派頭的。”牛津大學附近的一家高級中華餐飲店老板回憶起當時曾前來用餐的薄瓜瓜稱：“他態度很傲慢。”薄瓜瓜與朋友一起舉辦派對，令該店員工將飯菜送去距離很遠的聚會場所。這位老板說：“中國高幹子弟點餐時從不說預算，對價格毫無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錢都付得起的樣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師也通過路透社表達了不同的看法，這位教師認為，薄是一個富有進取心、尖銳和擅長辯論的人，有那種在上課之餘還能找到大量時間享樂的天分。 一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有類似的看法：“從我與他打交道的經曆看，如果不管那些傳聞，他是個聰明的小夥子。他是那種典型的英國私立學校出品的學生：聰明、強大，自信。”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說，有一天，三名西裝革履的中國外交官來牛津拜訪貝裏奧學院的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他們說：“這件事情很讓人難堪，因為中國很重視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試不通過，這會讓他父親和祖父都難堪。這位老師回答說：(既然考試不過讓他覺得尷尬)那麽他們就應該讓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學習。”
在牛津大學采訪期間，本刊記者也聯係了貝裏奧學院的前任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也許意識到曾經的這位學生在中國引起的關注，之前甚少麵對媒體的格拉漢姆博士很快回了郵件，他說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國。但是他用郵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幾個問題。
1.他並沒有被退學，而是被要求離宿一年。該決定通過正常學生學業監督程序做出的。休學期畢，瓜瓜如約返校並參加了畢業考試。這些畢業考試為大學考試，不是貝裏奧學院考試。他在哲學、政治、經濟這門科目獲得了2：1。
2.我們提供了畢業證書以證明他拿到2：1。
3.以貝裏奧學院院長的角度來看，瓜瓜雖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但是他對學業的不夠重視導致我們最後決定讓其休學一年。返校參加畢業考試時，他取得的成績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對於《每日電訊報》所說的被中國外交官造訪一事，貝裏奧的前院長是這樣回應的：“的確曾有一篇報道暗指中國駐英國大使曾來找過我。但此事絕不真實；無論是中國駐英大使還是其他使館人員，從未有相關人員前來拜訪我，或嚐試來拜訪我，更沒有對我施加壓力。雖然的確有使館人員會見過薄瓜瓜的導師，但我並未發現有任何壓力施加於導師(我相信如若有的話，作為那次決定薄瓜瓜去留的會議主持，我還是會知道的)；無論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壓力，我方決定也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
牛津留學生劉一帆解釋，英國成績分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僅次於一等成績的第二高成績，“牛津因為優秀學生比較多，所以前二級給的比例也比較高”。英國媒體說，薄瓜瓜後來在沒有老師教導的情況下在期末考試中獲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驚訝”。但是他的導師還是不為所動，拒絕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薦信，隻提供了“就學證明”。
2009年5月，陷於學業麻煩的薄瓜瓜卻因為獲得“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大本鍾獎”而在國內大紅。主辦方的解釋是，薄瓜瓜因為“將中華文化和中國聲音帶入世界最高學 府”。這次評選的主要負責人李俊辰的頭銜是“英國華人青年聯會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一再強調，在評選前並不認識薄瓜瓜。“我和薄瓜瓜隻在頒獎典禮上見過一麵，之前沒聽說過他，之後沒有聯係過他。”因為這個“大本鍾”獎隻頒了一年，網上也有傳說，這個獎是專門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對此也矢口否認。
之前“大本鍾”獎組織方也曾聯係過在英國的另外一名華人。其家人說：“我當時還給他們建議，用‘鍾’這個名字不好，中國人很忌諱。他們沒有采納。而且我跟組織者聯係過一段，感覺不太對，後來就不參與了。”而另外一名在倫敦留學的中國學生說：“我們都知道這個獎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後來瓜瓜那麽當回事地在國內宣傳，覺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學的這一年，薄瓜瓜在國內頗為活躍了一段時間。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學貝裏奧學院學生的身份，戴著“首屆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場演講。當時的報道說，北大以“相當不低的規格”迎接了這位“傑出青年”。後來有人注意到，在距離正式開場兩個小時之前，有8人分成兩列站在陽光大廳的正門口，“白襯衫，黑褲，黑皮鞋，留著短發，戴著耳麥，麵無表情”，“穿著製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襯托，足足矮了半頭”。後來有人透露，這幾個“白襯衫”是組織方花錢外雇的專業保安人員。至於花費，則是由一家民營企業慷慨買單，“打了折的”。薄瓜瓜當天穿著一件中式立領白襯衫出席，有媒體描述，“他的膚色是健康的古銅色，據說前一天才從古巴回來”。
這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拉開了轟轟烈烈“唱紅打黑”行動序幕。重慶市門戶網站發表了一篇名為《薄瓜瓜現象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評論文章，將薄瓜瓜的求學經曆上升到“製造中國聲音”的高度。有趣的是，這篇文章援引了“英國BBC特邀評論員”尼爾·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對薄瓜瓜的評價，稱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國小大使”，還讚揚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經超過了他的英國同學。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慶新聞裏，薄熙來當天出席了一個名為“接見中國大學生骨幹培養學校代表”的活動。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邊，而重慶市的其他領導則分坐在主席台的兩側。
2010年，薄瓜瓜還有一次頗引人注目的旅行。他與同為高官後代的前女友一起遊西藏。照片的出處來自他本人的社交網站相冊。鏡頭中的薄瓜瓜如尋常驢友一樣與藏民合照、在瑪尼堆前留影……然而從另一個視角的照片可以看出，這次旅行出動了不少安保人員隨行保駕護航。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