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媒十問胡溫 政治遺產被熱炒

　　北京時間9月2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以《胡溫的政治遺產》為題目連發了兩篇文章，第一篇對胡錦濤與溫家寶執政中國十年內的政治遺產包括物質基礎、製度建設等方麵進行了分析，認為這10年奠定了一個好的物質基礎，嚐試了一些製度改革，但執政黨和政府在麵對社會問題和群體事件時受到挑戰，需留給繼任者努力。第二篇文章則指出了目前中國社會在胡溫治理之下仍存在的十大問題，包括收入分配改革、一胎化政策等十大問題。

　　鄧聿文在文章中稱，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溫執政的10年。這10年成就非常巨大，但問題也不少。成就包括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政務公開有了初步推進、入世十年對外開放、社會建設取得初步成效、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與國際地位增強。

　　鄧聿文認為，過去10年中國“甚至問題比成績還多”，致使中共自身麵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他認為，網絡及以網絡為依托的新媒體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態，極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眾的民權意識，從而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控製與治理構成了挑戰。文章最後指出，胡溫因各種原因未能取得積極進展，繼任者如何解決它們，解決的程度如何，將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斷崛起過程，所以需要有危機感。

　　一向傾心於政改的鄧聿文同樣在文中表示，中國現在所麵臨的問題，最後都可歸結於政改的問題，“係於政改的深度。所以，應該拿出勇氣，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一個時代的結束，是另一時代的開始。胡溫因各種原因，未能在這10大問題上取得積極的進展，繼任者如何解決它們，解決的程度如何，將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斷崛起過程。所以，需要我們有危機感”。

　　這篇題為《胡溫的政治遺產（中）》，首發在大陸某網站，後被刪除，但在該網站熱門文章中仍可見標題。

　　文中列出的十大問題包括：

　　一、經濟結構的調整未有突破，內需主導型的社會還未形成，金融危機後為保增長，放鬆了轉型要求。

　　二、收入分配改革仍未推進，貧富差距無改善，低收入者很難上升到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沒有壯大。

　　三、戶籍改革滯後，城鄉矛盾、土地財政、失地農民等問題叢生，農民權益在城市化中被嚴重剝奪。

　　四、仍堅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因計劃生育導致民?權益被踐踏常有發生。

　　五、教育和科研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層化趨勢未見好轉。教育和科研重量不重質，傑出人才和原創研究較少。

　　六、環境汙染仍在加劇，環境問題引發的矛盾日漸增多和激化，生態文明建設受到考驗。

　　七、雖然積極拓展外部市場、開發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穩定的能源供應網路。

　　八、社會道德體係崩潰，未有建立有信服力的主流價值觀。經濟大發展，但道德全麵滑坡。

　　九、救火和維穩式外交缺乏大視野、大戰略，未能有效利用國際大變動帶來的機遇，導致自身被動。

　　十、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進不力，未能如期望還權於民。雖然也在強調民主、自由、法治、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但實際進展有限，應該拿出勇氣，走出政改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鄧聿文亦曾在此前溫家寶多次呼籲政改之後，發表過《中國政改的迫切性及路徑選擇》的文章，稱中共對政治體製改革應該有一種緊迫感，不能持鴕鳥態度。政改所要達到的目標模式是自由民主，無須刻意去尋找另一目標。他的觀點認為，政改的躑躅不前無疑會使人們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群體逐漸失去耐心，改而采用暴力去維護自身權益或者加害弱者。

　　《學習時報》1999年9月創刊，中共中央黨校主辦，曾刊登許多開內地改革風氣之先的文章，如《民主是個好東西》。 《學習時報》1999年9月創刊，中共中央黨校主辦，而現任中央黨校校長是被認為是下屆中共最高領導者的習近平(專題)，因此《學習時報》的很多文章也被認為可能代表了習的觀點，因此得到了海內外不少政治觀察人士的關注。

　　附《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中）》原文

　　原文如下：

　　上文從曆史的維度闡述了胡溫執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總的來說，在這10裏，中國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和進步。然而，正如上文開頭所說，成就的背後也意味著問題。如果不諱言的話，這10年同樣滋生或製造了巨大的問題，甚至問題比成績還多。從中共自身來說，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共在帶領人民走向總體小康和富裕的同時，由於未能解決在這一過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愈益嚴重的腐化，以及進行有效的社會整合和滿足民眾對還權於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麵臨著統治的合法性危機。

　　除此外，從中國的現代化角度考量，胡溫10年至少在以下問題和事情上未能取得進展，甚至某種程度上還有後退。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未有大的進展，內需主導型的社會還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收入差距還在拉大；房地產的調控雖然進行了幾輪，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顯；社保體係和製度盡管建立，但還處於低水平；戶籍改革未能與公共服務剝離，導致城市化雖然快速推進，但農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嚴重，人口政策滯後於社會現實；環境汙染未見根本好轉，生態文明建設有待破題；教育行政化日趨嚴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變革；科研雖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礎研究和原創成果較少；社會道德體係正在瓦解，核心價值觀缺失；社會分化和固化加劇，官民矛盾凸顯，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治理能力還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壯大一個中產階層，等等。下麵擇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問題，在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消費社會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實質突破。本10年雖然經濟總量成功進二，但這是在經濟結構扭曲和粗放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這樣一種發展模式無法抵禦外部經濟的變動，對長期發展構成損害。必須從過度依賴投資、出口和資源消耗轉向在創新基礎上的消費主導型的經濟發展，解決經濟內部的再平衡問題。然而，受製於包括地方在內的利益集團的牽製，這10年在該方麵做得很不夠，特別是金融危機後，為保增長，放鬆了轉方式，調結構的要求。

　　第二大問題，未能有效涵養、培育和壯大中產階層。現代國家的發展證明，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和繁榮的基石。但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是需要一係列條件的，尤其是社會要形成一個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階層結構，國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麵的製度建設就須有利於中產階層的發展。在這10年，受益於經濟增長，從收入角度看，中產階層的人數有所擴大，但中產階層的人數增長，遠落後於經濟增速，原因在於，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產階層的機製。例如，收入分配改革遲遲不能推進，致使貧富差距的狀況無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難上升到中產階層；高房價更是吞噬人們的消費能力，使人們難以過上中產階層的體麵生活；一跌再跌的股市，將很多人套牢，不僅未能取得財產性收入，也打破人們的中產之夢。這樣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諸方麵，國家原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問題，戶籍鴻溝仍然存在，城鄉差距仍在擴大。戶籍曾是國家控製人民尤其是農民自由流動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城市化雖然得到快速發展，人員流動也大大加快，但由於戶籍與城市的公共服務緊密捆綁在一起，並關乎地方財政和經濟增長，因此，其改革進展一直不大。一些中小城市雖放鬆了戶籍控製，可進入門檻很高，廣大農民工還是不能融入城市，轉換身份。戶籍改革的滯後也帶來了城鄉矛盾、土地財政、失地農民等一係列問題，農民的權益在城市化中被嚴重剝奪，以致使中國在原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上演化成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三元結構。

　　第四大問題，人口政策嚴重落後於現實，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生育權是人們的基本人權，但在這10年，仍然堅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不僅使得人口結構快速老化，人口紅利快速消失，影響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養老水平的提高，也導致失獨、性別失調等社會問題。因計劃生育而導致民眾權益被踐踏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第五大問題，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層化趨勢未見好轉，扼殺了人才的創新能力。教育和科研是一國的基礎工程。這10年在教育和科研領域雖然有大發展，但重量不重質，傑出人才和原創研究都比較少。從而不利於創新國家的建立。尤其是教育的行政化傾向未能得到根本扭轉，甚至還有所強化，教育思想也呈現嚴重功利化傾向，以論文數量為衡量標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評價體係，也日益強化，這些都扼殺了人們的創新精神和能力。

　　第六大問題，環境汙染仍在加劇，環境問題未有改善。粗放式發展的一大惡果，就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在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汙染項目，致使人們生存於中的家園，被嚴重破壞，環境全麵惡化，生活質量嚴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汙染的威脅。此外，在這10年裏，因環境問題和環境事件引發的矛盾和衝突也有日漸增多和激化的趨勢。生態文明建設受到考驗。

　　第七大問題，未能建立起穩定的能源供應體係。按照目前的發展方式，中國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總體而言，中國是一個人均能源短缺的國家，能源嚴重依賴外部供應，因此，如果沒有一個穩固的多樣化的能源供應渠道，中國將嚴重受製於外，影響發展大局。在這10年，雖然中國積極拓展外部市場，以及大力開發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穩定的能源供應網絡，也保證這個網絡的軍事力量，新能源的開發也僅僅剛起步。

　　第八大問題，社會道德體係崩潰，意識形態破產，沒有建立一個能有效說服人的主流價值觀。一個社會，若道德底線不斷沉淪，人格分裂，人心不受基本的是非和羞恥製約，以利益為全民族追求的目標，這樣的社會也就退化到生存競爭的動物層次。這10年，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道德也在全麵滑坡，舊的道德體係已經崩潰，革命時代建立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新的適應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要求的現代道德體係未能建立，尤其缺乏一種能讓全社會認同的主導價值。這是社會產生精神和信仰危機的原因所在。人心的危害是長久和潛移默化的，這10年未能遏製這一趨勢。

　　第九大問題，救火和維穩式外交缺乏大視野、大戰略和具體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國際大變動帶來的機遇，導致自身被動。這10年，雖然話語權有所增強，提出了關於國際秩序的主張和目標，但未能有效把它落實為行動。原因在於，中國的外交隻有原則和目標，缺乏戰略規劃和議程設置，以及推行的意誌力。在外交思想上，不能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和自身實力，調整外交方針，而拘泥於“韜光養晦”，自縛手腳，使外交不能體現和反映已經壯大的國力，這尤其體現在用救火式和維穩式的思維來處理一係列國際爭端，導致中國的國際環境日趣嚴峻，也嚴重挫傷了國人的信心。

　　第十大問題，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進不力，與還權於民的期望有相當大距離。這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但正因為最重要，解決起來也特別困難。從各國政治現代化的經驗，以及中國自身的情況看，要一步到位推進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還權於民有個過程，需要慎重設置，但是，至少應該給人以希望，以一些實際的行動來體現執政黨的誠意，不能因為困難就裹足不前。在這10年，雖然胡溫也在強調民主、自由、法治，強調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然而，實際進展有限，民主推行不力。事實上，上述所有問題的解決，最後都可歸結於政改的問題，係於政改的深度。所以，應該拿出勇氣，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一個時代的結束，是另一時代的開始。胡溫因各種原因，未能在這10大問題上取得積極的進展，繼任者如何解決它們，解決的程度如何，將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斷崛起過程。所以，需要我們有危機感。



附原文：

　　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上）

　　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溫執政的10年。這10年無論於中國還是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在一個時代行將結束之際，如何評價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後世的遺產，既不溢美，亦不諉過，考驗著我們的良知和判斷。

　　胡錦濤總書記在“7.23”講話中談到未來的發展時，強調，我們必須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幹擾所惑。解放思想始終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改革開放始終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必須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信心百倍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和風險。

　　這段話語雖然是對未來的一個告誡，但實際上也可把它看作是這10年發展經驗的一個總結。中國共產黨講究曆史，評價一個時代，亦需要我們有曆史感的。所謂曆史感，也即從曆史的大視角，從看待一個時代發生的變化。這樣得出的結論，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麵的現象所迷惑，而真正經得起曆史邏輯的檢驗。

　　對胡溫執政的10年，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三個時間維度中去評價。這三個維度是，近代、建國和改革開放，這10年則分別占三個時間維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華帝國已進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興的充滿張力的異質文明的首次全麵競爭中敗北，保種自強成了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任務。1949年，新中國成立，保種的任務算是完成，自強則真正剛剛開始。及至改革開放，由於前30年一係列不正常的政治運動和冷戰的國際環境，當中國再次爭眼看世界時，又麵臨一個“開除球籍”的問題，融入世界——實質是融入西方——作為一個急迫問題於是被提出來。

　　從這個簡短的說明中可以看出，雖然上述三個維度麵臨的具體環境、任務和目標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者有一條共同的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從中國爭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獨立與國家強盛以及現代化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使命。隻不過，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是一種被動的現代化，到建國後，才有能力實行一種自覺的追求。再到改革開放，現代化的學習目標則從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向資本主義的西方。

　　就這條主線而言，胡溫執政的10年是上述三個維度的延續。應該說，在這10年裏，國強的目標已經實現。當下中國在世界所處之地位，可謂千年未有。對現代化的追求，也比這三個維度更加自覺和自主，中國力爭在現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一條有著中國特色、帶著中國印痕的現代化之路。

　　西方的現代化，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自然發展起來的，到中國開啟現代化時，它已經發展了二、三百年。中國則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與學習中，直接從一種傳統的農耕文明和生產方式裹挾進現代化（近代化）的洪流中的，現代化的主要目標是圖強。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個被動的轉型過程，這個轉型至今還未完成。不過，與前述三個維度比，在最近10年，轉型的速度在加快，特點更明顯，對現代化所追求的內容與目標也更加自覺。同時，本10年還有一個特點不能不提，這就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及以網絡為依托的新媒體的出現，其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態，極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眾的民權意識，從而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控製與治理構成了挑戰。總的來講，執政黨和政府主要是基層政府在這種變革麵前，還不適應，還在用一些前現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來應對日益增加的權利要求。這是當前社會問題和群體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

　　所以，從上述三個時間維度來評價這10年，可以說，成就非常巨大，但問題也不少。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談，但卻是實事求是的評價。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麵乃是問題，它們不可分離。具體而言，這10年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發展將產生較大影響的成就主要有：

　　一是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開始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貧困人口繼續下降。10年前，中國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後的今天，中國 GDP躍居世界第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從20002年的1000美元達到2011年的5414美元，貧困人口下降到1.2億。中國成為世界老二的意義並不在於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長，而在於，它成功地恢複了一個古老大國的自信，為順利實現2020年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是新的發展理念的提出。這10年，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和諧為代表的新的發展理念的提出，為中國社會的轉型提供了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它有力地回答了實現什麽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時代命題，由此造就了中國社會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同時，它也說明，中共是能夠與時俱進，反映時代的要求，指導時代發展的。

　　三是政務公開有了初步推進，陽光政府建設開始破題。現代政府是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隻有政府的信息和決策過程公開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決策錯誤和官員腐敗，拉近與民眾的距離，使各社會主體預期到政府的行為，建設一個清明政府和清明政治。尤其就政府在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而言，公開透明非常重要。在這10年，以非典疫情的公開為始，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為標誌，以政府預算公開為常態，以新媒體的發展為倒逼機製，政府行為的公開化有了一定進步。

　　四是入世鎖定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從此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封閉之中。加入WTO雖然不是這10年的事情，但在此10年裏，堅持開放和履行承諾，使中國走向了一條開放不歸路，更好地融入世界，吸取西方的先進文化，亦是我們百年現代化的目標。

　　五是社會建設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醫療、社保、住房和救助等為主的社會建設直接與民生切實相關。它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緩解貧福差距，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建立內需主導型社會的需要。在這10年裏，雖然經濟建設還是各項工作的中心，但社會建設有了長足進步，如取消農業稅、免除學雜費，建立義務教育，取消藥品加價，並建立了雖然低水平卻是廣覆蓋的社保體係，從而極大改善了民生。

　　六是城市化進程有了快速發展。城市化不僅對中國有現實的經濟意義，它還是中國今後20年經濟增長的主要保障，此外，城市化也會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後者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國轉型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由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由農村轉向城市，而這是需要通過城市化來完成。在這10年，城市化以每年1個多百分點的速度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被裹入到市場和城市文明的輻射中，致使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完成了中國從鄉村城市的轉變。

　　七是提出了關於國際秩序的理念和主張，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空前增強。作為這10年綜合實力和發展成果的一個自然向外投射，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在本10年裏有了進一步增強與擴散。“中國模式”的提出，G2格局的討論，以及國際機構中中國權重的提高和中國聲音的壯大，都可以看作是國際地位上升的表現。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也要有自己關於國際新秩序的理念和主張。中國在後一方麵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發展理念，並為此而努力，使中國成為一支追求國際和平與發展、主持國際正義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成就的背後也是問題。胡溫執政的這10年，其成就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與進步奠定了一個好的物質基礎，並嚐試了一些製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問題因受各種條件的鉗製而未能完成和解決，隻能留給繼任者去努力。下文對此進行闡釋。

　　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下)

　　前文從中國現代化的角度，談了胡溫留給繼任者的10個難題，這10個難題是胡溫時代未能解決好或還未破題的，但是它們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大業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從而，它們也是下個10年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務。不過，要說明的是，盡管每個問題解決起來都相當困難，可並不意味著10個問題需要齊頭並進，平均用力。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側重點，就事情本身的迫切程度以及時代的要求而言，在下個10年的初期，應該優先處理好兩件事情，一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盡快結束經濟增長的下行趨勢；二是啟動政治改革，加強法治建設，以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然而，就像胡在“7.23”講話指出的，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係中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遇到了極大困難，上半年的經濟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來的新低，全年看來，經濟都難有起色。這種狀況是金融危機以來少有的，有國外投行機構就預測中國會是全球經濟的下個危機源，這或許有些誇大，但它無疑暴露出中國既有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而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一個圓滿句號，穩增長——實際是保增長——也就成了中國政府經濟工作最重要的事務，顯然，這會打亂原先調結構轉方式的部署。

　　穩增長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國盡管人均GDP已經達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在城市和農村，還有更多的人隨時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貧困的行列；再者，中國中產階層的基礎很薄弱，農村每年還有1000多萬勞動力亟待通過城市化而轉移出來；最後，中國的保障仍處於一個低水平，既需要通過發展經濟給社保提供雄厚的財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時，依靠就業取得更多的工資收入。所以，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就不能解決上述問題。

　　然而，對穩增長不能做機械理解，把它變成不惜一切代價，確保經濟增速不下降的政績工程，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穩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解決財政增收問題，在財力不夠的情況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資計劃，據悉這些省市的投資規劃加總起來已經達到13萬億元，遠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萬億投資計劃。這就是地方借著穩增長的名義，肆意進行財政刺激，實際上成了地方保增長的政績需要。此舉將不僅加劇已經嚴重過剩的產能，而且會拖累銀行，因為地方政府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搞投資，隻能是向銀行借款，從而為下一輪危機埋下隱患。

　　中國經濟此次長達10個季度的經濟下行，根子在於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發展外向經濟，以致無法抵禦來自全球經濟衰退所形成的外部衝擊，這也就反證了建立一個內需主導型經濟的重要性。要建立內需主導型經濟，當前而言，前提是消化嚴重過剩的產能，隻有收入提高且預期良好，人們才敢放心消費。所以，穩增長的關鍵，不是進行大力度的投資，而是大幅提升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繼續提高職工的最低工資基數；二是完善各項社會保障，並提升社保水平。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在危機時期，隻有穩定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才能穩定消費。從這一角度看，日前國家出台的城鄉居民大病至少報銷50%的規定，是自社保製度建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全民福利時代。那種借危機消減工資和社保水平以救經濟的做法，則是一種短視，並不能真正挽救實業。適度增加政府投資是需要的，但必須強調，政府投資主要是投向與民生有切實關係的公共項目和工程，而不是產能本已過剩的行業。

　　總之，在經過30餘年近乎兩位數的高增長後，無論從必要性和可能性說，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經濟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經濟轉型要付出的代價，它有利於理順和恢複經濟內在的各種平衡關係，對經濟發展隻有好處沒有壞處。所以，應該牢牢把握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這條主線，堅定不移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更加具有針對性的製度建設，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能夠實實在在地轉到以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征的發展道路上來。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化解中國經濟的發展難題，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如果說，做好調結構轉方式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長期兩方麵的意義，那麽，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實現初步的民主化，滿足和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願望與要求，也具有短期和長期的意義。短期來說，麵對社會不斷高漲的權利要求和各種群體事件，避免矛盾和衝突的激化；長期來說，為中國的民主化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路徑，奠定中國民主化的製度框架和基礎。

　　各國民主化的目標和內容沒有根本的衝突，但具體道路則不一樣，即國情不同，路徑有別。中國作為一個具有自己曆史傳統和榮譽感，人口眾多、且素質參差不齊的國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國不同。“7.23”講話關於政治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胡所強調的三個“更加”，即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而這三個“更加”最值得關注的是則後一個“更加”，它實際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領導層——已經形成了在現階段發展民主的路徑和方式，即民主必須依法進行，與實行法治統一起來，以法治來保障民主的實現。

　　如前所述，對於在中國實行民主，人們基本沒有異議，中共一向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分歧在於，實行什麽樣的民主，如何實行民主。胡在“7.23”講話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內容，或者把它作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實現形式。可以說，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國的民主和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後作出的選擇。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最保險同時最討巧的做法。因為不管世界上每個國家實行什麽樣的民主，從民主的曆史經驗看，優良民主總是與法治聯係在一起的，是法製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選擇依法推進民主，不能說它有錯，與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從民主與法治的內在關係看，一般來說，民主具有天然性、擴張性的特點，也即人們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傾向，這樣就會使得民主的發展具有無限放大或無序化的趨向，容易導致無政府主義。法治則具有人為性、內斂性的特點，也即法治是人為了壓抑或限製人的天性當中的某些東西而發明出來的，是針對某些失範現象和無序現象所具有的一種規範性和約束性。從這一角度看，沒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有可能破壞社會穩定，民主進程就有可能導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與法治之間這種具有明顯互補性的特點，實行民主就非得緊密結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麵，那些現階段被認為是隻有民主才能解決的問題，仔細考察，雖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內，但其實把它們歸為法治缺失更恰當。換言之，是法治的不到位導致問題產生並日積月累，也因此，它們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內予以解決。為什麽這麽講？民主的一個要義就是約束政府權力，這也是中國目前實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因為政府的權力過大且不受製約，是當前很多問題產生的根子，而要約束政府的權力，把它關進籠子裏，並非一定要實行民主不可，嚴格法製也可做到。也就是說，民主不是限權的必然條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會，規範政府的行為，實現權力運行的法治化，解決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問題，那麽，很多由政府權力過大而導致的矛盾和衝突就會大大減少，這是中共在現階段選擇法治優先的民主發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理論而言，民主不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民主的本義是要實現主權在民，而憲法和法律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談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內含於民主的。但這裏的問題在於，中共能保證依法管理社會，約束政府嗎？顯然，從中共自身來看，它認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證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製約，就必須使憲法和法律成為國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這樣一種法治，從各國的經驗來看，隻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真正實行。這乃是民眾為什麽要求中國實行民主——實質是選舉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來，中共和民眾在實行什麽樣的民主上，是存在認知差距的。

　　客觀而言，全民直選的選舉民主不是中國急需推進的民主。因為選舉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體現，但它需要一係列前置條件，如國民的文化和素質相對較高，社會貧富分化不是很嚴峻，不存在嚴重的分離主義勢力，民眾有一定的民主訓練，建立了一定的規則意識，等等。可今天這些條件中國都還缺乏。以兩極分化為例，民主誠然可以通過投票改變公共政策來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在社會分化已經非常嚴重、民眾仇富仇官情緒非常強烈的情況下，貿然進行全民直選，可能會給社會帶來混亂甚至災難。因為這個時候被民眾選上台執掌國家權柄的，極可能是那些蠱惑人心的極端民粹者，他們可以借民主辦到一切，可以把民主變成一切，卻惟獨沒有真正的民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選舉民主不宜在現階段貿然推行，僅僅指的是全民直選，並不表示在基層甚至在縣級政權層次不可進行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相反，在基層，應該大力推行選舉民主，以遏製日益膨脹的基層官員權力。此外，要在當前發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時建設民主的法治國家，當務之急是拓展人民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的各種渠道，向民眾開放決策過程，將不同群體的利益博弈機製納入政府決策，建立起民眾表達——政府回應機製。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國必須邁出的一道難關。這一重任隻能留待繼任者去解決。從策略上考慮，繼任者兩年後開啟政改的步伐，是最穩妥的做法。一來是因為，在這兩年裏，相比於政改，穩定經濟是一個更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經濟不穩，開啟政改的風險也更大；二來是因為繼任者接掌權柄後，也需要花費一定時間來處理權力交接過程中產生的一係列複雜的利益，即需要一個穩定期。如果繼任者掌權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張，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國政治的傳統的，必然會引起前任勢力的反彈，因此，需要一個過渡期來擺平各種關係和牽製。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張的那樣，5年後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據中國政治五年周期的特點，認為新任領導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個任期後，因為存在著曆史定位的問題，所以那時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適的。這樣做於繼任者可能是最保險，但從社會考慮，在目前社會矛盾非常大，民眾對政改充滿期待的情況下，公眾未必有五年的耐心來等待。

　　再過一個月，胡溫的使命將結束。繼任者如何接過胡溫的遺產，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推進和完成胡溫未竟的任務，將是重大考驗。

消息來源：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