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反思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據長期追隨毛、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李銳研究，

毛從馬克思那裏隻學到四個字：階級鬥爭；對民主的理解隻是“要讓人家說話”，

對別人的恩賜而已；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無法律觀念。（李銳：

《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麵又嗜權如

命，公開對人講，“我是不讓權的”，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後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時

迷信自我，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郭宇寬：《胡耀

邦，生前辦過〈理論動態〉》《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這些特點說明他在很大程

度上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毋寧說是中國兩千餘年皇權專製傳統的最高產兒。

因此，他為鞏固新政權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國傳統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專

製傳統的藩籬。

在處理武的力量方麵，鑒於政權已經易手，原來敵對陣營的投降將領，即使心有不

軌，在失去民心的處境中已不可能再興風作浪，所以，即使對於他在理論上認為是

一切反動勢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儀，以及在戰爭結束前列為“戰犯”的傅作義、杜

聿明等蔣介石集團的得力幹將，也往往表現出相當的寬容；相反，對於那些為他出

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在民眾中有著崇高聲望的戰友，卻是處處設防，稍有不滿，

即行嚴懲，毫不留情。狡兔死，走狗烹，屠戮功臣的舊把戲以翻新的形式再次上演。

毛當然明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書生，思維能力就

相對發達，就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傾向，不管其從前立場如何。尤其是20世紀初

葉以來，經新文化運動對啟蒙思想的傳播，成為現代思想標誌的“精神獨立，思想

自由”已為眾多知識分子所接受，雖然這一啟蒙過程為外敵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

打斷，但其影響仍不可小覷。尤其是，海禁開放以後，大批中國學子負笈海外求學

問道，回國後成為一股衝擊中國皇權專製文化傳統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國以後，精

於國情的毛對於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對於書生一直堅持非經改造不可使

用的態度。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批右傾，“文化大革命”，最後釜底抽薪以

求徹底解決，將應該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趕到鄉村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其本質是文盲化和愚昧化──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實際目標隻有一個：顯見的

動機是鉗製輿論，鞏固政權；深層的動機是完成不朽的“聖人”功業。

不過，正如烏龜可以隨時將腦袋縮到脖子裏麵逃避外麵的危險一樣，知識分子可以

隨時將思想隱藏在腦袋殼裏，以表麵上的言聽計從掩藏內心的不服與對抗。所以，

毛對於自己多次發動的改造運動所產生的效果並無十分的信心，以至為後世留下兩

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謂深得

中國傳統愚民策略的“精髓”，與聖賢之徒的一貫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

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孔子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一句則流露了毛在多次思

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時所表現的無奈和妒恨之情。

　　毛對這三部分力量進行打擊的次序有先後，但態度和策略則是一致的，即：或

者俯首稱臣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種類型以郭沫若、馮友蘭為代表。郭沫

若在建國不久的國慶慶典上，代表黨外人士向毛獻禮致辭中，已有“您是我們的導

師，我們永遠跟您走”之類的稱臣之語，後來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學

生“之類的謙卑之詞表示臣服。馮友蘭之附炎趨勢、卑躬屈膝、厚顏無恥，更是世

人皆知。後一類型，一部分人選擇可殺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鄧拓等，一部分則

選擇沉默失語，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說家沈從文改行研究中國服裝史，史學家

陳寅恪三歎”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後，選”頌紅裝“──撰寫

《柳如是別傳》──的”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但以魯迅慣有的與當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屢屢抗上的舉動，甚至寫出類似”

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那樣痛快淋漓的罵人文字來。如此說來，

他活著的話，大概隻有進監獄做囚徒一途。

　　如果說曆史上發生的一切都是所謂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不可避免的，

難道說中國人民活該遭受那”要麽閉嘴，要麽坐牢“的折磨？活該要曆經十年人為

浩劫的苦難？如果說，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曆史研究還有何意義？

　　中國人曆來強調”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對於魯迅這樣中國

曆史上的文化思想巨人，無論是被迫沉默還是做囚徒，都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怎

樣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需要考慮”假若魯迅還活著“條件下，怎樣才能使他既不

沉默又不做囚徒的問題。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

製度的設計，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舊製度向現代新製度轉變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

難題。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意味著我們完成了中國現代性改造中的大問題之一──

政治製度的民主化改造。這就是”假若魯迅還活著“這個似乎有違”曆史不能假設

“舊例的”假設“所顯示的重大現實意義。

來源: 《炎黃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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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魯迅還活著“條件下，怎樣才能使他既不
沉默又不做囚徒的問題。-------"
----------------虧你想的出來阿,這一來幫忙想的人定會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