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隨水文存_說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話
最近上海的疫情全麵開花，我在印度參加完了上半場的疫情，回到國內正好趕上了下半場。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我私下跟朋友都是這樣說的：照這樣的趨勢下去，接下去全世界都沒疫情了，隻有中國有疫情。這種話顯然相當的“政治不正確”，然而我觀察到的情形大抵如此——去年12月奧密克戎來襲的時候，全世界起初確實緊張了一小會兒，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新變種已是強弩之末；甚至坊間傳聞奧密克戎是天然疫苗，感染過之後能夠免疫新冠病毒的所有變種，因此有些人還特地主動去感染一下，可見大家有多麽不在乎；有些國家的政府目前已經開放了一切限製、不再強製要求大家戴口罩，對那些國家的人來講，疫情難道不是已經結束了嗎？我們國內說奧密克戎一來外國又躺平了——這種說法並不確切——他們在德爾塔那波疫情確實是躺平的，但這次卻是站著的，因為奧密克戎的強度已經不足以擊倒他們了，既沒有造成醫療擠兌也沒有造成民眾恐慌。
目前一些比較保守的醫學研究認為，“疫情已經結束”的想法非常危險，不能對病毒掉以輕心，還有繼續變異的風險……可醫學理論隻是理論，醫學理論並沒有考慮到人們在應對疫情時心理狀態的變化。經過了兩年的持久戰，大家已經受夠了各種影響生活的防控措施，盡管奧密克戎的死亡率依然高於流感，但畢竟遠低於之前的德爾塔——連德爾塔的大風大浪都挺過來了，區區奧密克戎何足掛齒？這一心理落差上就跟討價還價一樣，被更高的價碼蹂躪過後，國外許多人已經能夠充分接受奧密克戎的死亡率。
可我們中國的情況跟他們不一樣，且不說在心理上接受不了，從生理上來講我們也是溫室裏的花朵。首先，其他國家的老百姓在第一波、第二波的疫情裏麵已經被篩選過一遍了，接受了病毒的“洗禮”，那些老弱病殘扛不過去的，早就被淘汰了，剩下的都是“抗病害品種”。其次，其他國家在接種疫苗的時候，都是給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優先接種，而我們的接種策略則相反，因此其他國家老年人等高危群體的預存免疫也要優於我們國家。
大家如果研究一下疫情數據就會發現，在這波奧密克戎的疫情中，印度的病例數量是下降得最快的。我覺得這可能跟三方麵的原因有關：第一，印度人口集中度高，病毒集中爆發然後集中結束，來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印度的人口結構本身相對年輕，抵抗力較強；第三，印度在德爾塔那波疫情的時候被虐得最狠，群體免疫程度極高。之前的血清采樣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多的印度人都已經有了抗體，很多人感染了兩次甚至三次，得個新冠就跟來大姨媽似的不當回事兒了。因此印度衛生部最近很嘚瑟地宣布說，在印度對這一輪疫情的應對要比其他國家更好——其實哪兒有什麽應對，印度人民現在壓根兒連口罩都不戴，這不過是因為高危人群已經提前被“定點清除”了。
鑒於這種情況，我不得不再說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中國現在已經從全球疫情防控最堅固的堡壘，變成了最脆弱的地區——堡壘不就是從內部被攻破的嗎？之前一直是我們在看其他國家笑話，可接下去很可能就是其他國家看我們的笑話了。不難想象，由於我們一直被關在溫室裏，奧密克戎及其變異毒株如果在中國傳播，造成的傷亡一定會高於其他國家。香港和同期其他地區的死亡人數對比就很能說明問題，別的國家已經不當一回事兒的奧密克戎卻對抵抗力低、疫苗接種率低的香港老年人群體造成了遠超世界現階段平均水平的殺傷——這恰恰說明，從應對疫情的綜合能力上來講，我們已經落後了。
我3月9號從成都飛回上海之前，就覺得上海這一輪疫情的苗頭不對。要是擱在從前，我肯定就不回上海了，但如今因為兒子留在家裏，歸心似箭，當了一回“逆行者”。回來以後緊接著3月11號小區組織了自願的核酸篩查，14號、15號小區封閉了48小時進行全員雙檢測篩查，查出了一個無症狀感染者，然後小區就給封上了，截至本文發出尚未解封。
有朋友發來慰問，關心我隔離後的生活如何。我隻能說，對於隔離這件事我實在是太熟悉了。經曆過了印度的兩輪封城、三個月集中營的生活、14+7的回國隔離，我已經相當適應足不出戶與世隔絕的生活，這次小區被封也算是湊齊了各式隔離體驗。關於物資供應的問題我一點都不擔心，看了看家裏的雜糧和大米至少夠吃一個月，隻要餓不死那還有啥好怕的呢？像我這種在印度生活過的人，早就習慣了副食品匱乏的生活，靠米飯豆子番茄洋蔥就能過活。更何況被隔離的又不止是我一個，小區有那麽多張嘴等著要吃飯難道還不給安排？
我的身上存在一種矛盾性，當我出門在外的時候，可以長時間居無定所顛沛流離；但如果讓我宅家的話，我立刻能夠變身為一個死宅，對物質的需求水平極低——一簞食、一瓢飲、一張床，一方供我讀書寫作的桌子，我就能一直安住在自己世界裏，對娛樂和社交的需求幾乎為零。不得不說，小區被封給了我難得的寧靜時光，對此非常享受。我之所以會在印度成為一名公眾號博主，正是因為疫情下的“失業”讓我有了大把的空閑時間寫作。回國後忙碌的生活反倒讓我很不適應，由於我在上海住得比較偏遠，出去見一趟人，基本上這天就寫不了東西了，所以前段時間公眾號更新得很慢；現在上海發生疫情，我因禍得福地終於又能夠不受打擾地在家寫作了。
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這樣在家裏工作，越是處於社會相對底層的人，越是承受不起防控的代價，小商販、快遞員、外賣騎手、旅遊餐飲相關從業人員，甚至是一些中小企業主……都是深度利益相關人群，防控對他們生計的影響顯然要大得多。
我前些天去四川，甘孜州和成都市不同的防控方式對老百姓生活造成的不同影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於甘孜州當地政府的層層加碼限製人員正常流動，我看到那邊的飯店、賓館都因為過度防控而經營慘淡，大多數鋪麵已打烊歇業，開著的那些也門可羅雀。跟餐廳老板閑聊，他們對此無可奈何——我們對疫情的防控難道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出行正常進行經濟活動嗎？這種過度防控無疑是本末倒置。
相比之下，成都當時雖然帶星，卻並沒有胡亂一刀切。我驚訝地在成都高新區見到夜市和流動小攤——一個懶政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以防控原因取締掉這些夜市，但高新區並沒有。據說因為這兩年失業率升高，當地政府放寬政策，默許人民群眾出來擺攤掙錢。我心想這不就是最近一直在說的“靈活就業”嘛！但擺攤這種靈活就業模式，在疫情下顯然很脆弱，一旦收緊防控政策，這些人就將麵臨“二次失業”，而他們界時所麵臨的困難，恐怕沒有人會過問。
“抗戰”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就我自己個人而言，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早已對病毒無所畏懼——作為一個從印度回來的人，就好像從死亡皇後島歸來的一輝，已經見識過了地獄，還有什麽好怕的？我在印度接種過兩針腺病毒疫苗，回國之後又混打了國產的滅活疫苗（接種前得到過醫生的確認），免疫力更是杠杠的（做過血清抗體檢測）。可我畢竟不是一隻石頭縫裏蹦出來的猴子，而是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爸爸和外婆都因為身體原因沒接種過疫苗，屬於高危人群。假如奧密克戎真的把中國像過篩子一樣篩一遍，他們恐怕將承擔相對較高的風險……
但是，有風險又怎麽樣呢？在新冠出現之前的世界難道就沒有其他風險了嗎？老年人難道就不會因為其它各種各樣的原因離世嗎？從什麽時候起，人們變得連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都無法接受了呢？
有人可能會說：新冠病毒不是自然的！是實驗室裏製造出來的“智能病毒”。經曆了這麽多次變異，病毒不管是不是人造的，它都遵循了在傳播中漸漸弱化的自然規律，現在的奧密克戎及其BA.2變異毒株跟最早發現的毒株早已不是一回事兒。假如2020年那時候一開始發現的就是奧密克戎這樣的低致死性毒株，我們還會進行如此嚴格的防控嗎？
有人可能會說：一旦大規模傳播必然造成醫療擠兌。疫情開始至今已經兩年，早幹嘛去了？全國上下難道就不能對此提前做好準備？我們小區被封的10天裏麵測了7次核酸，每次全員核酸檢測流水一樣的錢就這樣花了出去，多少座火神山都建起來了。再說了，我們連這麽高難度的清零都能做到，控製傳播規模和感染速率、通過接種疫苗降低重症率難道做不到？我們既然爭取到了那麽多時間，為什麽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提前給老年人都接種好疫苗呢？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放棄防控全民躺平，正是西方反華勢力希望看到的事情，決不能遂了他們的心意！誰說我們要放棄要躺平了？難道從一個極端就非得走到另一個極端嗎？由於中外輿論對抗的客觀存在，有些人陷入了一種非理性的認知怪圈——凡是西方勢力支持的，我們都要反對；凡是西方勢力反對的，我們都要支持——西方越是質疑我們的政策，我們就越是要不惜代價堅持下去。正是這種片麵的觀點使得中國式防控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國家製度優越性的證明，從而陷入了被動——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重新調整防控措施，使之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才是國家製度優越性的體現。
而且我發現國家在疫情防控上大包大攬的做法，讓不少人對國家責任產生了誤解，認為老百姓的身體健康這種事，也應當由國家“兜底”——國家對疫情防控不力讓老百姓生病了，那就是國家的錯。
“兜底”固然是國家製度優越性的表現，但就好像父母的溺愛有時候反而是害了小孩，有些事情“國家兜底”對國民性的塑造恐怕隻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
中國有一個特色就是無論出點什麽事情都要習慣性要找人兜底擔責，從許多索賠糾紛案例上就可見一斑。比方說小孩在學校組織的活動裏受傷了，必定會去找學校索賠；在公園遊玩掉湖裏了，必定會去找公園索賠；甚至於有人在商場跳樓自殺，家屬也會向商場去索賠……總之不管遇到什麽事情，也不管責任在誰，總能找到一個“監管不力”的對象，一紙訴狀索賠就對了。這種風氣在世界上其他國家聞所未聞，而某些法規政策的“引導”，也起到了壞的作用。比方說在2004年之前的交通法規裏曾有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對方人員死亡或者重傷，機動車一方無過錯的，應當分擔對方10%的經濟損失。”這種維護弱勢方利益的“人道主義精神”出發點本來是好的，可在人口素質不高的情況下卻容易被玩壞，當年“碰瓷”現象屢見不鮮便與此有關。
國家確實有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但究竟應該保障到什麽樣的程度呢？假如說，這種保障需要以長期的額外財政預算、限製自由、影響就業為代價的，同時由於病毒的持續變弱，其他國家的持續開放，外貿優勢逐漸回落，“動態清零”防控的收益在不斷下降，那是否應該重新調整一下呢？
私以為，世界始終處在一個自我調整尋求動態平衡的狀態。說得通俗點，世界就像一口加熱中的高壓鍋，隻有讓泄壓閥有間隔地釋放壓力，內外壓力才能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當然你也可以釜底抽薪把火關掉，但那樣一來高壓鍋裏的化學反應就停止了，世界的發展將停滯不前。
2020年初新病毒的出現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在過去的兩年裏，泄壓閥噴了幾次，許多人失去了生命，如今整個世界與病毒已經達成了一種相對平衡狀態——我幹不掉你，你也幹不掉我，和平共處。中國將自己隔絕在這個世界之外，就好像外麵已經漸漸變成了一個低壓環境，我們依然處於高壓環境，處境之麻煩不言而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手搖爆米花機打開時的情形。
有道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溫室的玻璃罩子還能在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差下麵扣多久呢？
壓力由形勢的改變所產生，重新平衡壓力的過程，又會再一次改變形勢。關於疫情的問題我想說的差不多都說了，接下去借著“高壓鍋”這個比喻再來講講最近的俄烏戰爭——其實戰爭也是一個泄壓閥。
我們這一代人，生長在和平的年代、和平的國家，於是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世界應該一直都是和平的，譴責一切破壞和平的行為。事實上在人類曆史上，自相殘殺、弱肉強食才是常態；短暫的和平往往隻是因為大家殺得累了，需要休養生息，為下一輪的廝殺做準備
世界的真相往往是反直覺的，沒有人敢說世界的進步建立在殺戮之上，因為這很“政治不正確”；但假如你從更大時間尺度上來看，曆史就是這麽一回事兒——不適者被殺死，生存下來的適者得以發展壯大。假如不是6500萬年前的小行星撞擊改變了地球氣候並滅絕了恐龍，我們哺乳動物的祖先又何以能夠發展壯大？假如不是智人的祖先在族群競爭中滅絕了近親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我們又如何能在亞歐大陸開枝散葉？如今已經成為了地球霸主的我們固然會惋惜恐龍和尼安德特人的滅絕，然而沒有牠們的滅絕，就不會有現在的人類。
人類文明的曆史同樣血腥不堪，一路走來大致就是四個字——你死我活。開疆拓土的征伐，鏟除異己的殺戮，長期以來都是人類文明的主旋律。可假如沒有這些征服與殺戮，就不會有大型中央集權帝國的建立，也不會由此產生更高效的社會分工合作帶來的生產力進步。
而現代戰爭的存在，則徹徹底底是因為人類的愚蠢——過去人們為了生存資源而戰，不搶下這片土地自己的族人就會餓死，或是遭到外敵的掠奪；可現代戰爭大部分都是意識形態戰爭，往往隻是因為彼此相信的事情不同就將對方視作威脅。科技的進步已經足以讓所有人過上溫飽的生活，有什麽必要拚上自己的性命去殺死對方搞得兩敗俱傷？歸根結底，人類的心智發展尚未跟上技術的發展，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麵會展開講。
我始終認為，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就是戰略核武器（以下“核武器”均指戰略核武器，不討論戰術核武器），假如沒有核武器，人們會像一戰二戰時候那樣毫不忌憚地開戰，和平也會更加稀有——美蘇之間將不是冷戰而是熱戰，中美之間也不會是貿易戰而是熱戰。人們詛咒核武器、害怕核武器，這就對了——對核武器毀滅性力量的恐懼，使得大國之間不敢隨意發動戰爭，從而給了和平以機會。但如果說認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會更好，這恐怕是一種非常天真的想法。戰略核武器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判，俗稱“威懾”。當人們預判到這種毀滅世界的可能性，行事就會謹慎得多。如果哪天人類真的瘋狂到了使用戰略核武器的地步，那也隻能說是我們活該。
由於核威懾的存在，以及全球經貿合作的深化，大國之間越來越不敢輕易發動熱戰。可是隻要世界在持續變化和發展，世界內部的力量就需要不斷重新平衡和部署，這也就意味著高壓鍋內部積蓄的壓力需要釋放——而戰爭正是重新平衡壓力的泄壓閥
再來講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戰爭對世界來說是一種剛需。由於如今這種剛需被限製，大國之間難以爆發熱戰，戰爭的形態隨著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地轉變成了輿論戰和貿易戰（包括製裁），以及代理人戰爭（Proxy War）。代理人戰爭是兩個敵對國家不直接參加的戰爭，一方或雙方通過利用、支持外部力量來打擊另一方的利益或勢力範圍。最近這些年我們所聽說的戰事，絕大部分都是代理人戰爭——如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越南戰爭、中東戰爭——以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方式繼續著大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博弈。
在這個代理人戰爭橫行的年代，最悲哀的莫過於戰爭的發生地，比如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國把越南當做博弈場，遺留下來的未爆彈和地雷在戰爭結束的許多年裏繼續殺死了成千上萬的越南人。中國也曾經被卷入過代理人戰爭，那就是抗美援朝。如今人類早已是一個共同的命運體，發生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戰爭，都會以骨牌效應的方式影響到每一個人，都與我們自身的利益直接或間接相關聯。哪有什麽歲月靜好，隻因有人替你負重前行；同理，哪有什麽世界和平，隻因有人替你衝鋒陷陣。
俄烏戰爭正是從一場代理人戰爭——頓巴斯戰爭升級而來的。俄羅斯原本隻是支持烏克蘭境內的分裂勢力，現在鬧得自己親自下場，才使得戰爭的性質發生了改變。普金雖然叫囂著不放棄使用核武器的權利，但他其實設了一個前提——除非歐美國家介入。這種核威懾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戰事擴大，所以如果你覺得現在形勢已經很糟糕的話，不妨想想——情況完全可以更糟。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內網民對此的反應肉眼可見分成了好幾派。有人興奮不已，為大帝的果斷絕決喝彩，視之為收複台灣的預演；有人哀悼不已，痛斥獨夫行徑，悲歎世界和平不再。
這兩種態度，一種叫做匹夫之勇，另一種叫做婦人之仁——為戰爭叫好是沒有心肝，一味譴責戰爭是沒有腦子。最沒有意義的莫過於反戰的口號——問題擺在那裏，並且已經惡化到了要靠戰爭才能解決的地步（雖然未必能解決），你說不打就不打？誰不知道談判是解決問題更好的方法，可之所以會打起來，不就是因為談不攏嗎？不先打一打，怎麽好繼續談呢？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幾乎沒有人知道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Donbas，頓涅茨克盆地的簡稱），但事實上那裏從2014年起就已經陷入戰亂，起源於烏克蘭內部民族認同的分化、親歐派和親俄派的撕裂；若要繼續深挖追溯則可以講到西方意識形態輸出的“顏色革命”和北約在冷戰後的擴張……請問，這些問題都要如何解決呢？——在利益的分配、地緣政治勢力的分布沒有讓所有人滿意之前，就永遠無法解決問題——不服氣？那就隻能打到你服氣了。
千萬年來，人類彼此之間最根本、最有效的“說服”方式一直都沒有變——拳頭。強權與殺戮的野蠻本能刻在人類的基因裏，你固然可以鄙視這種野蠻，但假如說認為人類有了文明就應該並且能夠徹底摒棄野蠻，這就跟認為銷毀核武器便能擁有和平一樣天真。
我最近在想，智能會不會是演化的一條死胡同。
在費米悖論（Fermi Paradox，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銀河係存在大量地外文明的話，為什麽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中，有一個假說認為，在發展出無線電或太空飛行技術前後很短的時間內，技術文明可能傾向於或者必定會自我毀滅。
目前猜測的技術文明可能滅絕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核戰爭、生物武器導致病毒感染、納米技術災難、失控的人工智能、生態災難、資源或能源枯竭……
以上這些假設是否會導致人類文明滅絕不得而知，我隻是覺得人類在演化問題上似乎已經遇到了一個悖論。
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之後，我們提倡人權的平等，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繁殖權，這種平等在實際上導致了現代人類基因演化的停滯。無論你是諾貝爾獎得主、門薩俱樂部成員，還是奧運冠軍，都並不比其他人擁有更高的生存權和繁殖權，非但不會留下更多的後代，相反可能會更少。
因為智能從來不是演化的目的，自我複製才是。從演化的標準來看，後代存活數量最多的個體，才是最成功的——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按照古蘭經教義生了五個孩子的穆斯林，就是要比不願養育後代的諾貝爾獎得主更成功。
智能在碰巧被演化出來之初，無疑能讓人類的祖先在物種間的競爭中獲得更大的生存優勢；當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智能會不會反而成為一種瓶頸式的障礙呢？優秀的個體非但不具備繁殖優勢，甚至繁殖意願相對更低，這很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整體智能水平停滯不前……若想要打破這一局麵，恐怕不得不放棄“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觀，打破倫理枷鎖，開放基因編輯技術，在社會中形成“基因貴族”、“基因賤民”等階層——這將是另外一個不堪入目的前景，本文不展開討論。
另一方麵，人類這一物種在過去幾十萬年的演化中所積累的優勢和特質，歸根結底是用來幫助我們應對叢林生存的。人類的智能知道要如何製造毀滅性的武器，卻不適合用來應對地緣政治博弈、意識形態分歧、族群撕裂等需要所有人協同起來用智慧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於人類在叢林中演化出來的野蠻心智而言實在太超前和複雜，人類即便早已溫飽無虞，卻始終無法抑製自己的貪婪和猜疑。因此當無法通過協商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人類就會本能地想要發動一場消滅“敵人”的叢林法則戰爭。
然而，我們能夠消滅“敵人”，卻無法消滅“敵意”，於是戰爭在人類曆史上一輪又一輪無休止地上演……
或許所謂“文明”隻是我們對自己的一種錯覺，人類本質上還是一群野獸——一群精通使用武器高效率殺戮的野獸，一群困在高壓鍋裏的野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