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本和受懲罰概率問題
有人說我們要加強官員的道德建設，這個是正確的，但不是最緊迫的。
這個世界上能夠經得起“利”和“色”兩個字的，占總人口的1%都不到。“道德”在這兩個字麵前，是蒼白的，這個是人性，罵他們也沒用，你上去了和他們一個樣。我們要做的是從根本上麵去了解這個社會規律，因為這個是屬於社會學的一個範疇。
那麽我們如何去解決現在這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需要製度建設。
然後我們來看製度建設後這個裏麵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就是犯罪成本問題，一個就是受懲罰概率問題。
我們研究一下大部分比較廉潔的國家，什麽高薪養廉都不是核心，關鍵核心在於犯罪成本和受懲罰的概率，假如犯罪成本夠高，受懲罰的概率夠高，他們就會望而卻步。就算給他年薪100萬，但是一個縣委書記常常和身價10個億的老板吃飯（那個老板還帶著3個小蜜），你說100萬夠用嗎？不夠用。你說一個老婆夠用嗎？不夠用。所以製度約束是先行，其次關鍵就是這兩個核心問題的執行，當他們知道犯罪成本的高昂和受懲罰是高概率問題後，道德約束才會起作用。
一般來說官員的薪資隻要有一個合理的範圍就可以了，關鍵是打開他們的升遷通道，這方麵我們會在後期的如何建立“中央集權地方民主公檢法司垂直管理”的模式的文章中詳細講，這篇文章已經寫好了，預計在十八大後發出來，這篇文章主要是講製度建設的內容。
下麵先講犯罪成本問題，比如新加坡有很高的犯罪成本，新加坡政府製定了一套較為完善的中央公積金製度（CPF），特別是為公務員提供甚為豐厚的退休金。每月個人出資20％，政府出資13％，存入公務員個人公積金賬戶，工齡愈長，公積金愈多。若任內一切順利，沒有出現貪汙受賄或其它瀆職違法行為，憑借這些公積金與退休金，他們就可以保證自己及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倘若出現違反國家法律和公務員準則的行為，他們必定會被開除公職或判刑，公積金和退休金一筆勾銷。所以一旦犯事，經濟損失和名譽損失和很多損失都相當大。而我們很多出事的官員在避過風頭後換個地方繼續任職。
然後看受懲罰概率問題，這個是所有的根本，你犯罪成本再高，受懲罰的概率隻有1%，那麽我很難相信我就是那1%裏麵的人。在新加坡，犯事後的受懲罰概率是一個高概率事件，所以具有很強的震懾性。
因此我國後麵對於官僚體係的製度性建設裏麵，關鍵就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假如受懲罰概率很高，那麽地方層麵管事的能活著的就不多了。因此可以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那種模式，重點從兩個角度出發，一個是查以前的大的貪腐案件，一個是查從新監督體係建立起來後發生的貪腐問題，一定要形成震懾性。這個動作在建立了監督體係後，配合有效的監督體係可以開始快速執行。
其實道理就是這麽一句話：當你不能去搶的時候才會去譴責搶的人，這個時候是比誰譴責的聲音大；當你能去搶的時候你會奮力去搶，這個時候比的是誰搶的多。所以要讓他們不能去搶，他們才會坐下來比誰更講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