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王智庫
致力於做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和政治層麵的研究，目標是成為中國的蘭德機構。
盧麒元的這篇文章相當具有深度，不看觀點，看裏麵對於曆史的研究的深度廣度，這些深度和廣度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和認知的能力。
轉載如下：
筆者按：奴隸實現解放並不難。砸碎腳下的鎖鏈就可以了。甚至，還可以將“舊世界打他個落花流水”。但是，奴隸們做主人是很難的。做沒有奴隸的主人就更難。徹底的解放是發自於靈魂深處的。人類的大智慧隻能是出自於人類自身的良知。我們的靈魂需要一片自由的新天地。我們會建立起來適合於中國人發展的嶄新理論。筆者權且稱之為新社會主義論。
新社會主義論
盧麒元
子思，孔子嫡孫，著《中庸》。筆者認為，《中庸》是人類政治哲學的巔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筆者最折服這兩句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政治哲學的最高境界。站在這樣的高度上，我們才能梳理中國的現代史，我們才能超越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這樣的思想高度，我們根本無法化育資本主義，我們也就無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
一、讓我們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國的曆史1、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資產階級法權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需要深入理解兩個重要的概念：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資產階級法權。
什麽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是無產階級運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終止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功，使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共和國的管理者，獲得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請注意，這裏麵存在一個悖論：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一旦成功，無產階級就獲得了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利。當中也包括了資產階級的資產。這樣，無產階級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無產階級在消滅資產階級的那一刻，事實上也就完結了其自身。當然,也就終結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什麽是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基於資本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權利。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製之後，這個法定權利依然存在。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之後，自然繼承了資產階級的遺產，從而擁有了“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法權的範疇可以更為廣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權利。事實上，用資產階級定義法權並不恰當的。這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接受了資產所有者擁有特殊法定權利的資本主義邏輯。這仍然是無視基本公民權力的階級特權觀念。也就是說，在法權問題上，無產階級隻是戰勝了資產階級，卻沒有能夠超越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業態毛澤東認為，由於“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就意味著保留了資產階級再生的可能。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從無產階級當中化生出來的（毛澤東具有超越常人的曆史眼光）。這就意味著，單純從肉體上消滅資產階級是不夠的。毛澤東認為，必須從精神上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必須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毛澤東是偉大的。他堪稱最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有無與倫比的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他也試圖進行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建設。遺憾的是，他終於未能完成哲學的超越。他終於未能完成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超越。
毛澤東在消滅了資產階級之後，無產階級成為了資產階級財產的持有者。這些理論上的資產持有者卻無法直接管理他們的資產，他們隻能通過代理人間接管理他們的資產。請注意，這是一次性被動接受的代理人管理模式（所謂的代表製），而不是定期授權的委托管理模式。代理人一旦獲得資產管理權，即“資產階級法權”，就擁有了資源分配的特權，他們不是聖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發生蛻變。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而且，毛澤東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資產階級法權”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濕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說，有此法權存在，資產階級必然生長出來，而且是從無產階級內部生長出來。這是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找到治理“資產階級法權”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澤東是極其痛苦的。毛澤東無法跨越曆史，一步踏入共產主義。這就注定了，“資產階級法權”將幽靈附體，資產階級將會以某種方式實現複辟。毛澤東深愛著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國，在關乎人民利益的問題上是不會妥協的。為了防止資產階級複辟，他決定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土壤。毛澤東終於陷入了哲學的困境。毛澤東在他晚年，對擁有“資產階級法權”的無產階級官僚體係進行了義無反顧的最後衝擊。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偉人最悲壯遠征。毛澤東永遠留在了這次遠征的路上。
毛澤東曾經戰勝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曾經給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以沉重打擊。毛澤東解放了中國人民。毛澤東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帶來了希望和勇氣。但是，毛澤東終於沒有戰勝“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逝世之後，“資產階級法權”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的資產階級在形式上結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毛澤東走了。全世界向右轉。資產階級的事業欣欣向榮。曆史再一次走向了反麵。
3、資產階級法權的現實與實現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性。並且，他的認識，與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和張春橋相比，要深刻得多。鄧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無法消滅的。同時，他清醒地認識到，善用“資產階級法權”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既然無法消滅，就應該接受它，用它來發展生產力。於是，他撕去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封條。一個巨大的魔瓶被打開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發而不可收。
“資產階級法權”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個幽靈，它附著於最陰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極其強大。隻要給與些微的時間和空間，強大的“資產階級法權”，就能迅速化育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強大的資產階級，就能迅速化育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發生了。但是，奇跡是有代價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準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新淪為了無產階級。部分官僚和知識精英變成事實上的資產階級。中國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中國的政治卻在急劇倒退。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封條。當這個封條被揭掉之後，資產階級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結業；資產階級革命事業開業。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化生於無產階級的管理層（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數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現代資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已經不再是從肉體上消滅無產階級了，而是和平地對無產階級進行權力和財富的占有與轉移。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們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對公共權力和國民財富的占有和轉移。
鄧小平可能沒有預見到，資產階級再生後的恐怖狀況。在揭掉魔瓶封條的那一刻，他沒有為無產階級預備下出路。無產階級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被變相剝奪了。他們由領導一切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群體。他們由財富擁有者變成了被保障的對象。
鄧小平既然能夠深刻理解資產階級法權的意義，為什麽想不到為無產階級預備出路呢？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讓無產階級完成轉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訴繼承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在哪裏？一句“共同富裕”的遺言，根本無法形成製度與政策的自覺。鄧小平之後，中國的經濟在慣性中繼續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在慣性中繼續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鄧小平保留了《黨章》和《憲法》。在中國，在理論上，無產階級仍然擁有“資產階級法權”。
二、哲學的幼稚中國近代以來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哲學的悲劇。哲學的幼稚必然導致行為的愚蠢。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其中，尤其深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必須說明的是，德國古典哲學是後發達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這個理論強調後發展者權利的合法性。筆者將德國的古典哲學稱為被壓迫者的哲學。康德和黑格爾生活於剛剛完成民族國家整合的德國。以農業為主體的君主製德國需要麵對完成工業化的大英帝國和正在工業化的法蘭西帝國的嚴峻挑戰。德國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爾等大批德國思想家應運而生。康德和黑格爾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們沒有來得及思考如何實現存在的均衡。德國的古典哲學沒有來得及成為王者的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缺乏王者雍正圓融的氣度。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強調的是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這是弱者對於爭取權利的合法性解說。這就自然導出了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鬥爭則不可避免。所以，共產主義者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寫出了自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問題在於，無論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沒有超越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黑格爾雖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問題。但是，黑格爾沒有解決同一性的時間和空間均衡的問題。毛澤東延續了矛盾對立統一的錯誤判斷。對立是分別，統一是執著，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麵。應該認識到同一性的永恒性，應該認識到一元性的短暫性。應該把握同一性的曆史性均衡。應該把握同一性的空間均衡。這就是說，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對的。在相對性中，必然存在單一方的極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於挑戰極限，而是在於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仍然是基督教倫理的自然延伸。《聖經》是猶太人反抗羅馬人壓迫形成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康德和黑格爾將之進行了形而上學的再詮釋。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是基於德意誌民族國家主體性的詮釋。馬克思比他們前進了一步，馬克思理論是基於階級主體性的詮釋。無論如何，本質上這些思維邏輯沒有脫離《聖經》的曆史約束。他們的理論是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他們也僅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問題在於，反抗成功之後呢？
當代中國人未必明白，2000年來，中國人不遠萬裏到印度求取《佛經》，何以不到相對較近的中東求取《聖經》或《古蘭經》？因為，中國始終是強大的宗主國。古代中國強大的含義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學上的。中國古代曆史上，漢民族始終擁有哲學上無與倫比的優勢。漢民族即使在軍事上出現問題，被外族征服和占領，哲學的優勢也一刻未曾消失。漢民族會用文化消解軍事上的征服和占領。古代中國根本不需要被壓迫者的反抗哲學。相反，中國擁有係統的王者哲學。然而，近代以來，形勢發生了逆轉。王者的哲學遇到了工業革命。中國淪為了國際政治中的弱者。中國固有的哲學無力解釋也無法解決被西方全麵殖民的問題。於是，中國人開始在西方哲學中尋求答案。德國古典哲學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弱勢中國的選擇。其中，發端於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實踐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異化為近乎宗教的思維邏輯。
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處於弱勢的中國人，很難完成對於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超越。我們從德國古典哲學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國古典哲學右的分支。我們還沒來得及超越唯物主義，又陷入到了理性主義。這一次的陷入，更為深入和徹底。我們是如此地執著於“科學”和“發展”。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物理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經濟意義上的趕超。弱勢的中國人急於“現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國人，已經找不到現代化的真正內涵。現代化被庸俗化為數字邏輯。我們正是在理性中喪失了天理和人性。誰說中國人不信教？誰說中國人不迷信？我們六十年來陷入深度的“現代化”迷信之中。忘卻了自我，忘卻了祖宗，忘卻了天地，我們虔誠地祈求“現代化”，自豪而光榮地走向毀滅。
哲學上的迷失，導致了文化上的卑賤。現代中國人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無意識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殘。建國六十年來，這一自殘的過程越來越嚴重。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幾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現在的中文，不過是用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集合。文化的自殘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暢通無阻。中國人在“科學”與“發展”的邏輯下，自覺成為西方300年殖民曆史進程中金融殖民的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曆程是全麵而深刻的，軍事殖民是初級階段，經濟殖民隻是中級階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級階段。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西方殖民曆史進程的高級階段。就經濟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都未曾像中國這樣，以令人吃驚的規模和速度向西方國家轉移財富。同時，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也未曾像中國這樣徹底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迷信遠遠超出了西方人對於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為奴，必然導致經濟以至於政治的自覺奴化。西方人用中國人提供的借款，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國民福利。而中國，在獲得數字（GDP）的同時，正在整體性地失去“資產階級法權”。就哲學意義而言，中國並沒有逃脫被殖民的悲慘曆史命運。
中國人在哲學上的幼稚，仍然在製造中華民族曆史性的災難。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
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
這並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雖然，從曆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但是，他距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人無法清醒認識這種差距。他們在形而上學的誤導下，仍然在沉醉在嚴重的誤判之中。
1、舊社會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傳統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誌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並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複製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後，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後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筆者不認為，在二十世紀存在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一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結果隻能是脾斯麥主義。筆者認為，在殖民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是超越現實的空想。脾斯麥的邏輯倒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唯一現實的道路。至於用皇權或者用黨權來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要根據國情來決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選擇是明智的。或許，可以說是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
筆者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被壓迫國家的無奈選擇。它是巨大外部壓力下的強人政治的發展模式。一旦外部壓力弱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會迅速異化，成為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均未逃出這個曆史的宿命。中國也未能免俗。中國正在經曆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毋庸置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沒有褪盡的封建主義餘孽，它仍然鼓勵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血統傳承。它需要經曆漫長的革新來實現向社會資本主義的過渡。至於社會主義，那仍然是中國人的一個美麗的夢。
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強權對於政治經濟的一切壟斷。社會主義反對的就是封建皇權和資本強權。他追求的是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社會主義反對皇權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任何強權壟斷的模式，都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2、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社會資本主義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問題在於，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後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順利完成了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政治經濟權利的共治與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資本的收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於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曆一個非常危險的曆史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隻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於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他對於人性的尊重有曆史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他對於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曆史的局限性。人類麵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麵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
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
4、中國“現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需要深入理解兩個重要的概念：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資產階級法權。
什麽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是無產階級運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終止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功，使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共和國的管理者，獲得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請注意，這裏麵存在一個悖論：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一旦成功，無產階級就獲得了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利。當中也包括了資產階級的資產。這樣，無產階級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無產階級在消滅資產階級的那一刻，事實上也就完結了其自身。當然,也就終結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什麽是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基於資本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權利。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製之後，這個法定權利依然存在。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之後，自然繼承了資產階級的遺產，從而擁有了“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法權的範疇可以更為廣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權利。事實上，用資產階級定義法權並不恰當的。這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接受了資產所有者擁有特殊法定權利的資本主義邏輯。這仍然是無視基本公民權力的階級特權觀念。也就是說，在法權問題上，無產階級隻是戰勝了資產階級，卻沒有能夠超越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業態毛澤東認為，由於“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就意味著保留了資產階級再生的可能。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從無產階級當中化生出來的（毛澤東具有超越常人的曆史眼光）。這就意味著，單純從肉體上消滅資產階級是不夠的。毛澤東認為，必須從精神上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必須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毛澤東是偉大的。他堪稱最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有無與倫比的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他也試圖進行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建設。遺憾的是，他終於未能完成哲學的超越。他終於未能完成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超越。
毛澤東在消滅了資產階級之後，無產階級成為了資產階級財產的持有者。這些理論上的資產持有者卻無法直接管理他們的資產，他們隻能通過代理人間接管理他們的資產。請注意，這是一次性被動接受的代理人管理模式（所謂的代表製），而不是定期授權的委托管理模式。代理人一旦獲得資產管理權，即“資產階級法權”，就擁有了資源分配的特權，他們不是聖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發生蛻變。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而且，毛澤東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資產階級法權”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濕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說，有此法權存在，資產階級必然生長出來，而且是從無產階級內部生長出來。這是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找到治理“資產階級法權”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澤東是極其痛苦的。毛澤東無法跨越曆史，一步踏入共產主義。這就注定了，“資產階級法權”將幽靈附體，資產階級將會以某種方式實現複辟。毛澤東深愛著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國，在關乎人民利益的問題上是不會妥協的。為了防止資產階級複辟，他決定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土壤。毛澤東終於陷入了哲學的困境。毛澤東在他晚年，對擁有“資產階級法權”的無產階級官僚體係進行了義無反顧的最後衝擊。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偉人最悲壯遠征。毛澤東永遠留在了這次遠征的路上。
毛澤東曾經戰勝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曾經給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以沉重打擊。毛澤東解放了中國人民。毛澤東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帶來了希望和勇氣。但是，毛澤東終於沒有戰勝“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逝世之後，“資產階級法權”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的資產階級在形式上結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毛澤東走了。全世界向右轉。資產階級的事業欣欣向榮。曆史再一次走向了反麵。
3、資產階級法權的現實與實現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性。並且，他的認識，與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和張春橋相比，要深刻得多。鄧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無法消滅的。同時，他清醒地認識到，善用“資產階級法權”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既然無法消滅，就應該接受它，用它來發展生產力。於是，他撕去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封條。一個巨大的魔瓶被打開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發而不可收。
“資產階級法權”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個幽靈，它附著於最陰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極其強大。隻要給與些微的時間和空間，強大的“資產階級法權”，就能迅速化育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強大的資產階級，就能迅速化育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發生了。但是，奇跡是有代價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準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新淪為了無產階級。部分官僚和知識精英變成事實上的資產階級。中國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中國的政治卻在急劇倒退。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封條。當這個封條被揭掉之後，資產階級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結業；資產階級革命事業開業。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化生於無產階級的管理層（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數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現代資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已經不再是從肉體上消滅無產階級了，而是和平地對無產階級進行權力和財富的占有與轉移。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們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對公共權力和國民財富的占有和轉移。
鄧小平可能沒有預見到，資產階級再生後的恐怖狀況。在揭掉魔瓶封條的那一刻，他沒有為無產階級預備下出路。無產階級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被變相剝奪了。他們由領導一切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群體。他們由財富擁有者變成了被保障的對象。
鄧小平既然能夠深刻理解資產階級法權的意義，為什麽想不到為無產階級預備出路呢？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讓無產階級完成轉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訴繼承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在哪裏？一句“共同富裕”的遺言，根本無法形成製度與政策的自覺。鄧小平之後，中國的經濟在慣性中繼續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在慣性中繼續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鄧小平保留了《黨章》和《憲法》。在中國，在理論上，無產階級仍然擁有“資產階級法權”。
二、哲學的幼稚中國近代以來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哲學的悲劇。哲學的幼稚必然導致行為的愚蠢。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其中，尤其深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必須說明的是，德國古典哲學是後發達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這個理論強調後發展者權利的合法性。筆者將德國的古典哲學稱為被壓迫者的哲學。康德和黑格爾生活於剛剛完成民族國家整合的德國。以農業為主體的君主製德國需要麵對完成工業化的大英帝國和正在工業化的法蘭西帝國的嚴峻挑戰。德國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爾等大批德國思想家應運而生。康德和黑格爾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們沒有來得及思考如何實現存在的均衡。德國的古典哲學沒有來得及成為王者的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缺乏王者雍正圓融的氣度。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強調的是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這是弱者對於爭取權利的合法性解說。這就自然導出了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鬥爭則不可避免。所以，共產主義者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寫出了自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問題在於，無論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沒有超越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黑格爾雖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問題。但是，黑格爾沒有解決同一性的時間和空間均衡的問題。毛澤東延續了矛盾對立統一的錯誤判斷。對立是分別，統一是執著，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麵。應該認識到同一性的永恒性，應該認識到一元性的短暫性。應該把握同一性的曆史性均衡。應該把握同一性的空間均衡。這就是說，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對的。在相對性中，必然存在單一方的極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於挑戰極限，而是在於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仍然是基督教倫理的自然延伸。《聖經》是猶太人反抗羅馬人壓迫形成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康德和黑格爾將之進行了形而上學的再詮釋。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是基於德意誌民族國家主體性的詮釋。馬克思比他們前進了一步，馬克思理論是基於階級主體性的詮釋。無論如何，本質上這些思維邏輯沒有脫離《聖經》的曆史約束。他們的理論是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他們也僅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問題在於，反抗成功之後呢？
當代中國人未必明白，2000年來，中國人不遠萬裏到印度求取《佛經》，何以不到相對較近的中東求取《聖經》或《古蘭經》？因為，中國始終是強大的宗主國。古代中國強大的含義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學上的。中國古代曆史上，漢民族始終擁有哲學上無與倫比的優勢。漢民族即使在軍事上出現問題，被外族征服和占領，哲學的優勢也一刻未曾消失。漢民族會用文化消解軍事上的征服和占領。古代中國根本不需要被壓迫者的反抗哲學。相反，中國擁有係統的王者哲學。然而，近代以來，形勢發生了逆轉。王者的哲學遇到了工業革命。中國淪為了國際政治中的弱者。中國固有的哲學無力解釋也無法解決被西方全麵殖民的問題。於是，中國人開始在西方哲學中尋求答案。德國古典哲學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弱勢中國的選擇。其中，發端於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實踐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異化為近乎宗教的思維邏輯。
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處於弱勢的中國人，很難完成對於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超越。我們從德國古典哲學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國古典哲學右的分支。我們還沒來得及超越唯物主義，又陷入到了理性主義。這一次的陷入，更為深入和徹底。我們是如此地執著於“科學”和“發展”。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物理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經濟意義上的趕超。弱勢的中國人急於“現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國人，已經找不到現代化的真正內涵。現代化被庸俗化為數字邏輯。我們正是在理性中喪失了天理和人性。誰說中國人不信教？誰說中國人不迷信？我們六十年來陷入深度的“現代化”迷信之中。忘卻了自我，忘卻了祖宗，忘卻了天地，我們虔誠地祈求“現代化”，自豪而光榮地走向毀滅。
哲學上的迷失，導致了文化上的卑賤。現代中國人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無意識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殘。建國六十年來，這一自殘的過程越來越嚴重。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幾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現在的中文，不過是用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集合。文化的自殘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暢通無阻。中國人在“科學”與“發展”的邏輯下，自覺成為西方300年殖民曆史進程中金融殖民的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曆程是全麵而深刻的，軍事殖民是初級階段，經濟殖民隻是中級階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級階段。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西方殖民曆史進程的高級階段。就經濟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都未曾像中國這樣，以令人吃驚的規模和速度向西方國家轉移財富。同時，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也未曾像中國這樣徹底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迷信遠遠超出了西方人對於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為奴，必然導致經濟以至於政治的自覺奴化。西方人用中國人提供的借款，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國民福利。而中國，在獲得數字（GDP）的同時，正在整體性地失去“資產階級法權”。就哲學意義而言，中國並沒有逃脫被殖民的悲慘曆史命運。
中國人在哲學上的幼稚，仍然在製造中華民族曆史性的災難。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
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
這並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雖然，從曆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但是，他距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人無法清醒認識這種差距。他們在形而上學的誤導下，仍然在沉醉在嚴重的誤判之中。
1、舊社會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傳統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誌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並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複製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後，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後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筆者不認為，在二十世紀存在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一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結果隻能是脾斯麥主義。筆者認為，在殖民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是超越現實的空想。脾斯麥的邏輯倒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唯一現實的道路。至於用皇權或者用黨權來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要根據國情來決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選擇是明智的。或許，可以說是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
筆者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被壓迫國家的無奈選擇。它是巨大外部壓力下的強人政治的發展模式。一旦外部壓力弱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會迅速異化，成為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均未逃出這個曆史的宿命。中國也未能免俗。中國正在經曆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毋庸置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沒有褪盡的封建主義餘孽，它仍然鼓勵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血統傳承。它需要經曆漫長的革新來實現向社會資本主義的過渡。至於社會主義，那仍然是中國人的一個美麗的夢。
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強權對於政治經濟的一切壟斷。社會主義反對的就是封建皇權和資本強權。他追求的是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社會主義反對皇權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任何強權壟斷的模式，都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2、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社會資本主義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問題在於，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後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順利完成了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政治經濟權利的共治與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資本的收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於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曆一個非常危險的曆史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隻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於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他對於人性的尊重有曆史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他對於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曆史的局限性。人類麵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麵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
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
4、中國“現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性。並且，他的認識，與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和張春橋相比，要深刻得多。鄧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無法消滅的。同時，他清醒地認識到，善用“資產階級法權”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既然無法消滅，就應該接受它，用它來發展生產力。於是，他撕去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封條。一個巨大的魔瓶被打開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發而不可收。
“資產階級法權”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個幽靈，它附著於最陰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極其強大。隻要給與些微的時間和空間，強大的“資產階級法權”，就能迅速化育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強大的資產階級，就能迅速化育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發生了。但是，奇跡是有代價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準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新淪為了無產階級。部分官僚和知識精英變成事實上的資產階級。中國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中國的政治卻在急劇倒退。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封條。當這個封條被揭掉之後，資產階級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結業；資產階級革命事業開業。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化生於無產階級的管理層（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數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現代資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已經不再是從肉體上消滅無產階級了，而是和平地對無產階級進行權力和財富的占有與轉移。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們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對公共權力和國民財富的占有和轉移。
鄧小平可能沒有預見到，資產階級再生後的恐怖狀況。在揭掉魔瓶封條的那一刻，他沒有為無產階級預備下出路。無產階級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被變相剝奪了。他們由領導一切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群體。他們由財富擁有者變成了被保障的對象。
鄧小平既然能夠深刻理解資產階級法權的意義，為什麽想不到為無產階級預備出路呢？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讓無產階級完成轉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訴繼承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在哪裏？一句“共同富裕”的遺言，根本無法形成製度與政策的自覺。鄧小平之後，中國的經濟在慣性中繼續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在慣性中繼續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鄧小平保留了《黨章》和《憲法》。在中國，在理論上，無產階級仍然擁有“資產階級法權”。
二、哲學的幼稚中國近代以來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哲學的悲劇。哲學的幼稚必然導致行為的愚蠢。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其中，尤其深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必須說明的是，德國古典哲學是後發達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這個理論強調後發展者權利的合法性。筆者將德國的古典哲學稱為被壓迫者的哲學。康德和黑格爾生活於剛剛完成民族國家整合的德國。以農業為主體的君主製德國需要麵對完成工業化的大英帝國和正在工業化的法蘭西帝國的嚴峻挑戰。德國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爾等大批德國思想家應運而生。康德和黑格爾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們沒有來得及思考如何實現存在的均衡。德國的古典哲學沒有來得及成為王者的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缺乏王者雍正圓融的氣度。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強調的是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這是弱者對於爭取權利的合法性解說。這就自然導出了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鬥爭則不可避免。所以，共產主義者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寫出了自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問題在於，無論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沒有超越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黑格爾雖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問題。但是，黑格爾沒有解決同一性的時間和空間均衡的問題。毛澤東延續了矛盾對立統一的錯誤判斷。對立是分別，統一是執著，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麵。應該認識到同一性的永恒性，應該認識到一元性的短暫性。應該把握同一性的曆史性均衡。應該把握同一性的空間均衡。這就是說，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對的。在相對性中，必然存在單一方的極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於挑戰極限，而是在於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仍然是基督教倫理的自然延伸。《聖經》是猶太人反抗羅馬人壓迫形成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康德和黑格爾將之進行了形而上學的再詮釋。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是基於德意誌民族國家主體性的詮釋。馬克思比他們前進了一步，馬克思理論是基於階級主體性的詮釋。無論如何，本質上這些思維邏輯沒有脫離《聖經》的曆史約束。他們的理論是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他們也僅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問題在於，反抗成功之後呢？
當代中國人未必明白，2000年來，中國人不遠萬裏到印度求取《佛經》，何以不到相對較近的中東求取《聖經》或《古蘭經》？因為，中國始終是強大的宗主國。古代中國強大的含義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學上的。中國古代曆史上，漢民族始終擁有哲學上無與倫比的優勢。漢民族即使在軍事上出現問題，被外族征服和占領，哲學的優勢也一刻未曾消失。漢民族會用文化消解軍事上的征服和占領。古代中國根本不需要被壓迫者的反抗哲學。相反，中國擁有係統的王者哲學。然而，近代以來，形勢發生了逆轉。王者的哲學遇到了工業革命。中國淪為了國際政治中的弱者。中國固有的哲學無力解釋也無法解決被西方全麵殖民的問題。於是，中國人開始在西方哲學中尋求答案。德國古典哲學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弱勢中國的選擇。其中，發端於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實踐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異化為近乎宗教的思維邏輯。
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處於弱勢的中國人，很難完成對於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超越。我們從德國古典哲學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國古典哲學右的分支。我們還沒來得及超越唯物主義，又陷入到了理性主義。這一次的陷入，更為深入和徹底。我們是如此地執著於“科學”和“發展”。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物理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經濟意義上的趕超。弱勢的中國人急於“現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國人，已經找不到現代化的真正內涵。現代化被庸俗化為數字邏輯。我們正是在理性中喪失了天理和人性。誰說中國人不信教？誰說中國人不迷信？我們六十年來陷入深度的“現代化”迷信之中。忘卻了自我，忘卻了祖宗，忘卻了天地，我們虔誠地祈求“現代化”，自豪而光榮地走向毀滅。
哲學上的迷失，導致了文化上的卑賤。現代中國人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無意識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殘。建國六十年來，這一自殘的過程越來越嚴重。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幾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現在的中文，不過是用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集合。文化的自殘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暢通無阻。中國人在“科學”與“發展”的邏輯下，自覺成為西方300年殖民曆史進程中金融殖民的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曆程是全麵而深刻的，軍事殖民是初級階段，經濟殖民隻是中級階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級階段。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西方殖民曆史進程的高級階段。就經濟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都未曾像中國這樣，以令人吃驚的規模和速度向西方國家轉移財富。同時，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也未曾像中國這樣徹底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迷信遠遠超出了西方人對於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為奴，必然導致經濟以至於政治的自覺奴化。西方人用中國人提供的借款，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國民福利。而中國，在獲得數字（GDP）的同時，正在整體性地失去“資產階級法權”。就哲學意義而言，中國並沒有逃脫被殖民的悲慘曆史命運。
中國人在哲學上的幼稚，仍然在製造中華民族曆史性的災難。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
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
這並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雖然，從曆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但是，他距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人無法清醒認識這種差距。他們在形而上學的誤導下，仍然在沉醉在嚴重的誤判之中。
1、舊社會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傳統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誌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並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複製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後，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後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筆者不認為，在二十世紀存在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一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結果隻能是脾斯麥主義。筆者認為，在殖民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是超越現實的空想。脾斯麥的邏輯倒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唯一現實的道路。至於用皇權或者用黨權來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要根據國情來決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選擇是明智的。或許，可以說是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
筆者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被壓迫國家的無奈選擇。它是巨大外部壓力下的強人政治的發展模式。一旦外部壓力弱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會迅速異化，成為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均未逃出這個曆史的宿命。中國也未能免俗。中國正在經曆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毋庸置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沒有褪盡的封建主義餘孽，它仍然鼓勵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血統傳承。它需要經曆漫長的革新來實現向社會資本主義的過渡。至於社會主義，那仍然是中國人的一個美麗的夢。
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強權對於政治經濟的一切壟斷。社會主義反對的就是封建皇權和資本強權。他追求的是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社會主義反對皇權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任何強權壟斷的模式，都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2、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社會資本主義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問題在於，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後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順利完成了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政治經濟權利的共治與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資本的收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於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曆一個非常危險的曆史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隻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於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他對於人性的尊重有曆史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他對於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曆史的局限性。人類麵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麵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
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
4、中國“現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
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
這並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
雖然，從曆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但是，他距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人無法清醒認識這種差距。他們在形而上學的誤導下，仍然在沉醉在嚴重的誤判之中。
1、舊社會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傳統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誌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並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複製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後，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後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筆者不認為，在二十世紀存在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一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結果隻能是脾斯麥主義。筆者認為，在殖民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是超越現實的空想。脾斯麥的邏輯倒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唯一現實的道路。至於用皇權或者用黨權來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要根據國情來決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選擇是明智的。或許，可以說是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
筆者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被壓迫國家的無奈選擇。它是巨大外部壓力下的強人政治的發展模式。一旦外部壓力弱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會迅速異化，成為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均未逃出這個曆史的宿命。中國也未能免俗。中國正在經曆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毋庸置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沒有褪盡的封建主義餘孽，它仍然鼓勵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血統傳承。它需要經曆漫長的革新來實現向社會資本主義的過渡。至於社會主義，那仍然是中國人的一個美麗的夢。
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強權對於政治經濟的一切壟斷。社會主義反對的就是封建皇權和資本強權。他追求的是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社會主義反對皇權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任何強權壟斷的模式，都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2、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社會資本主義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問題在於，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後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順利完成了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政治經濟權利的共治與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資本的收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於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曆一個非常危險的曆史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隻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於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他對於人性的尊重有曆史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他對於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曆史的局限性。人類麵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麵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
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
4、中國“現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問題在於，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後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順利完成了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政治經濟權利的共治與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資本的收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於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曆一個非常危險的曆史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隻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於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他對於人性的尊重有曆史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他對於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曆史的局限性。人類麵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麵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
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
4、中國“現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自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完成對於自己的曆史定位。同時，中國人似乎也沒有認真思考對於人類的曆史定位。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沒有獨立自主的規劃。我們在“被現代化”。我們在“爭取”、在“趕超”、在“趨同”，我們在巨大的曆史慣性中漂流。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後進行升華。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這個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於巨大曆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曆史是無情的，成功的鬥爭遠遠不等於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於，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製資產階級的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後公，先富而後強。然而，寄托於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顯而易見，中國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曆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於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遊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
2009年，又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的集合。
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隻能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約束下，隻能成為理想或空想。於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蘇聯解體是必然的。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曆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係統的哲學闡釋。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係統的實踐。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於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於以艾哈德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欽佩。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製上輕輕地轉移，他們在再分配上進行卓絕的努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後聯邦德國政府遏製了資本擁有者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是由中庸而一統。“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於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曆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於這個曆史過程的超越。沉陷於這個曆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隻能被曆史拋棄。中國關於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複著這種曆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於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曆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於法權獲得的合法性；
毛澤東關注於法權分配的合理性；
鄧小平關注於法權使用的效益性；
他們都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願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分配。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於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製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係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製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精辟分析，對於美國新製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製度範式。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於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新社會主義要求完善對於法權的委托授權的製度模式。新社會主義要求結束階級專政。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誌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並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共和、共治與共享。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誌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製度性措施，遏製惡性的資產吞並，遏製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製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製實現有產者對於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儒家文化。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於道德倫理的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中國的組織人事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血統的道德標準。中國的社會分配製度必須建立高於資本的道德標準。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製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安全，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最低水平。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後，通過公共財政對於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後，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財產。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麽。中國的複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於曆史的極限。中國的製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麵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模式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係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於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
宗教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關於天理和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範。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範。
中國需要高於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
道統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
任何主義隻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於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於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者。世間有高於法律者，有法等於無法。
法統的第一要務，在於建立高於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
法統的第二要務，在於司法的獨立和垂直管理。
法統的第三要務，在於建立執法者信譽。
最後，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於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於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行政體係理應因應其職能而存在。行政體係不能異化為特殊人群謀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體係因事而設機構和人事。行政體係不允許因人而設事，更不能因利而設事。行政體係之人事，應唯才是舉。職位不應成為獎賞的物品，更不能成為買賣的商品。
體統的最佳境界在於其的效率。體統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的成本。體統的成本就是製度成本。製度成本決定了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製度成本一旦失去控製，必然導致政府衰亡。
體統改革是一種犧牲。這是執政者（法權擁有者）的偉大犧牲。這是一種悲憫，這是一種高尚的宗教情懷。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為公，成全天下人。中國有堯舜的傳統。中國複興應該有聖人出。我們渴望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實現子思的理想。
最後，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我們的周總理再一次印尼的國際會議上多次強調了此話。
中國人的確有很多的長處，但的確有致命的短處：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全世界的中國城，中國的老板給的薪水幾乎是90%以上都在偷稅的？而且薪水低的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