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大畢業生慘破碎屍：朝可鑒此安邦，野可鑒此聊生

大民太出名了，在老家五裏三鄉：“第一個狀元，第一個考到北京，上北京大學呢；死得太慘了，死無全屍，且無緣無故”。這不是故事，而是現實。大民是我的鄰居，隻比我大三歲。大民一九八六年考上北京農業工程大學，食品加工工程專業，畢業分配於江西撫州地區鄉鎮企業管理局。“第一個狀元”、“上北京大學呢”是村民的話，不是事實，可憐的村民以為北大是北京唯一的大學。確實是死無全屍，且迄今不知什麽緣故。 大民身高體壯，精明強悍。用“身高體壯”和“精明強悍”來描繪一介學士，很容易讓人感覺錯位。然而，隻有這兩組形容詞能夠既概括又準確刻畫大民。且筆者愚猜，這很可能就是他招惹噩運的禍根。 大民在北京上學時，父母甭提有多高興。為了讓大民體麵地上學，父母心力、體力和財力的支出都像放血一樣，但在所不惜。放血的高潮在大民畢業分配的時刻來臨。原因在於，大民的父母朝思暮想：大民是正正規規北京出來的本科生，不管大小怎麽的也得弄一個什麽“有點說法的”，怎麽的也不能還像工人一樣，如果那樣，那就太沒意思、太不值了。為了弄一個什麽“有點說法的”，大民的父母拚光了所有家產。能賣的都賣了，能借的也借了。幾個沒什麽出息的妹妹也被父母早早地攆出去嫁了，能湊幾個錢是幾個錢。沒有人不佩服大民父母的愛心、魄力和鑽勁，反正大民最終進了江西撫州地區鄉鎮企業管理局。 真他媽的見鬼，響當當的北京畢業的本科生，今年是坐辦公室，明年還是坐辦公室，年年都是坐那間十幾個人的辦公室。眼睛望斷了，總也看不見大民進一間小辦公室。進不了小辦公室，他媽的讓他下到什麽小廟裏來也行，到小廟裏還能更“有說法”。這些都是大民父母的原話。其失望、焦躁和頹廢之情寫滿臉頰和額頭。 整天穿著筆挺的西服襯衣，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皮鞋擦得烏黑賊亮，都他媽的有什麽意思？！大民恨透了這樣打扮得像婊子一樣。可是，你不這樣，辦公室人人都這樣，你有什麽辦法？你能有什麽辦法？大民不是不理解父母的苦心，朝思暮想，無時無刻不在想辦法。可是，你在想辦法，別人也沒閑著，誰不在想辦法？你讓大民有什麽辦法！大民是識時務者，農民的優良秉性與生俱來。 嘿，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大民依然白天像婊子一樣去上班，四點半下班，不再磨蹭了。飛快下班，飛快回家吃飯，脫掉婊子行頭，騎摩托飛快趕到一路公交的終點站。幹什麽？大民要開“摩的”了！第一天甭提心裏有多不安，就像做賊一樣。“天呀，我偷人東西了嗎？我他媽偷誰搶誰了？慌什麽呀？”大民心裏這樣告誡自己。嘻嘻，這心理暗示真管用，三五天之後，大民心安若泰。大民竊喜，辦公室其他的“婊子”一定想不出這樣毒的狠招。碰到熟人也不怕，他帶頭盔護套，肯定不會讓對方先認出來。這麽偌大的城市，躲過幾個同事還不容易嗎？退一萬步說，萬一被同事發現，沒偷沒搶，愛說笑就說笑去吧。大民越幹越開心，越幹越有經驗，越幹越放得開。和其他摩的司機搶生意，坑蒙拐騙顧客，一樣的青春，一樣的農民本色，誰怕誰？！大民秉承了父親的精明強悍，一人幹兩人的活，還要把那兩人都超過。摩的行業，一人的收入要超兩人，超三人四人都有可能。大民和毛主席一樣的身高，一米八四，能說標準的普通話，在摩的司機行列，無人能及。嘿，管他媽的愛提拔不提拔的，提拔固然好，不提拔大民就這樣混，不信混不出個名堂來。 某日，大民如往常一樣出工，下樓時和腆著肚子下班回家的妻子正好照麵，互相“嗯”了一下。一宿沒回家，大民妻子有些奇怪，但也不是太奇怪。自從大民幹這一行，偶然生意好，幹到天亮才回來也有過。奇怪，第二天也沒回來，第三天也沒回來，第四天也沒回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沒有手機，急死也沒辦法。大民妻子什麽都想過了，可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警察查摩托車牌照找上家門了。警察客氣地請她幫忙，跟他們去一趟，去幹什麽沒有說。警察看到她腆著肚子，還客氣地提醒她另叫一個人陪同。去幹什麽？去認破碎的衣服殘片和零落腐爛的屍塊。。。。。。 大民走了，永遠地走了。衣服碎片像是他穿過的衣服，屍塊是不是他的，無人知曉。DNA鑒定？誰出錢？破案？你以為警察局是你家開的，沒錢又沒壓力人家會願意偵破無頭案？你們總以為警車不燒油會自動滿街跑！大民妻子想，他也許拋棄妻子，下海經商去了。她想大民可能不愛她，以他的精明強悍和剛毅決絕，他有可能不辭而別。她想，他可能厭倦了江西撫州，去廣東賺大錢去了，賺了錢也許會回來。她這個頗有創意的猜想一經傳播，許多人都不信，但大民父母將信將疑。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了，到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每次我回老家，大民的父母都向我哀歎：大民一定回不來了，死得太不值得，死得好慘喲，嗚嗚—— 大民為什麽而死，具體原因無從知曉。據熟悉當地警察工作的人說，尋常百姓家死一個人，當局總是能少管一點盡可能少管一點。大民的妻子為冤案奔波了多少，不得而知。大民的父母難得進城，進了城連北都找不到，找誰叫屈去？大民突然死去的具體原因不清楚，然而社會原因也許不難推斷。筆者愚猜，死因可能有二。一是，大民載客可能碰上流氓無賴拒付車費。至少江西撫州的摩的行業是這樣，碰到軟一點的顧客，很可能司機多詐一點錢；碰到“橫”一點的顧客，很可能被賴得隻夠汽油錢，甚至幹脆拒付。這樣的平衡如何把握？一看拳頭大小，二看心地“善殺”（撫州方言：善惡）。以大民強悍的性格，加上身高體壯，他是否會欺詐顧客我不敢妄猜，但他一定是一個不肯吃虧的。原因之二，摩的行業也是有許多潛規則的，各自有地盤。大民以他“幹部”的底氣，是否願意遵守這些“土人”的規則，很值得斟酌。無論哪種原因導致鬥毆，死傷都不奇怪。人死滅屍，銷聲匿跡。 這些推斷都離不開江西撫州的具體社會環境。有句話，家鄉的山也好，家鄉的水也美；可歎的是，家鄉的人們卻在一定程度下生活在黑社會中。十多年前，中國司法係統突然出現一個所謂組織黑社會罪的罪名。當時我好一陣納悶：從我父母那一代開始就說，如今中國人生活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怎麽到如今還可能有什麽黑社會存在呢？這不是抹黑某某主義和某某黨的領導嗎？什麽叫黑社會，的確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我覺得江西撫州的人們是生活在一定黑暗程度的黑社會中，我的判斷依據就是如下兩樁親身經曆。如果有人說，你才淋這麽兩趟毛毛雨，就把朗朗乾坤說成是黑社會，太不妥了吧？那麽咱們改過來，您愛叫什麽社會叫什麽去。咱就以此寸管之見談社會環境，就是指這個具體社會治安環境。 第一個經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上中學時，有同學問：“你曉得現在撫州最大的地下黨領導是誰啵？”我驚愕地反問：“地下黨？現在還有地下黨？”同學說：“地下黨你都不知道？記住啦，撫州地下黨最大領導叫熊蟈蟈。你如果在撫州碰到麻煩，有人欺負你，你就說，‘算了吧，你也別欺負我了，你以為我挨了欺負會傻到去找黨和政府的地步！鬧狠了我們都要去找蟈仔的人來評理，來幫解決。我也懂到底是地下黨還是地上當更能管事呢’。”我當時覺得莫名其妙，很是不屑。幾年前有一次我問哥哥，現在社會治安怎麽樣。哥哥說：“熊蟈蟈被斃了，好些了。”我很詫異，這個“熊蟈蟈”是不是二十年前聽說的那個地下黨領導？哥哥笑答：“你以為撫州像你們美國，有多黨領導？哪有兩個熊蟈蟈？熊蟈蟈的領導何止二十年，三十年怕都有了。” 第二個經曆是這樣，某日我家兄弟姐妹加配偶共六七個人在撫州乘中巴車。上來一個滿身酒氣的青年，車內沒有空座，他一屁股擠到我妹妹的座位上。妹妹隻好尷尬地搭在妹夫和她自己的座位中間。我坐後排，伸手拍拍那青年，想和他理論一下，讓他要懂禮貌，請他站起來。總之，不出三句話，車內幾乎能聞得見火藥味。哥哥嫂子和妹妹妹夫以及司機趕忙勸我少理論。當時我甚為詫異，怎麽他們不幫我譴責那無禮青年的囂張氣焰，反倒勸我少理論。下車後他們告誡我，我從剛從國外回來真得注意，撫州的流氓無賴一定要長個心眼。氣憤！我把怒火撒向哥哥和妹夫，我嚴厲地譴責他們，你們還算男人嗎？難道流氓有三頭六臂，我們這麽多人還能被他全吃啦？！我憤憤地說，邪不壓正，你們用得著怕成那樣嗎？！哥哥嫂子妹妹妹夫愕然無語，委屈地說，你不知道撫州是什麽社會！ 大民慘死，有社會治安方麵的原因，也有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方麵的原因。社會精神生活空虛，拜金主義泛濫。當官、發財、出虛名是絕大多數人的內在精神動力。大民是鄉鎮企業管理局職員，也是老百姓眼裏的“幹部”。他並不是生活窘迫到非得在業餘打黑工不可，而是扭曲了的價值觀念驅動的，或者說某方麵的農民本色驅動的。全社會都在躁動著尋找機會發財，他如何能做閑雲野鶴。當然，以一個“幹部”之尊，願意和勞動人民打成一遍，也未嚐不是好事。 大民慘死，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本人的性格和價值觀念。如果他是一個性情懦弱的人，也許不會出現爭鬥。如果他的父母胸襟眼界開闊一點，不要以為方圓幾華裏隻要大民一個正正規規的北京畢業的本科生，就一定要“有點說法”；不那麽急切地企望當官發財，也許大民失落的落差不會那麽大。如果大民沒有強悍的性格和潑辣的作風，不一定有委身市井與摩的司機廝混和拚殺的勇氣。 大民是我的鄰居，我們隻差三歲，我們之間應該不會存在所謂的“代溝”或“代差”。然而，我想不到他會在業餘去開摩的，賺如此辛苦的血汗錢；更想不到他會如此突然慘死。我依然記得，我在省城上大學時，他去北京上學途中在我宿舍留宿過。他高大的身軀，零落腐爛的屍塊，常常會出現在我夢裏。大民死了，我很震驚，也很惋惜。這些年我學會了許多阿Q精神勝利法，我為大民欣慰，他死得早總算還沒有落下罵名，他總算還沒有淪為官汙一個、蛔蟲一條。他死無全屍，沒法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當然也沒有人為他做悼詞。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關於他的死也沒有一點“說法”。既然我已經說開了，那就索性說個夠，悼詞也要補上：大民同誌，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有一年評過），傑出的農民階級本色知識分子，贛東山區某地某年高考狀元，為官不貪，為民不刁，英年早逝，大名遠播。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的事跡令人難忘，發人深省，朝可鑒此安邦，野可鑒此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