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李世默的舊作 《中共的生命力——後民主時代在中國開啟》2012，關於仇和的往昔和今生，多少有點頭蒙，但李還是當代精英中有獨立見解的一位。
也算是朝花夕拾吧，在中華包子共和國成立之際，重讀李世默先生的2012年的 《中共的生命力——後民主時代在中國開啟》，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仍然為李先生的文章氣勢所感動，隻是其中，作為中共幹部精英代表，貧苦出生的優秀共產黨人仇和同誌曾經的往昔與今生，多少有點兒讓人頭蒙！
想起田連元的名句：差哪呢？ 我的理解是，錯哪了？ 是仇和錯了？他可是貧苦大眾出身，黨組織一步一步培養出來的呀！組織錯了？又是一起冤假錯案？ 不敢想。
優秀忠誠的共產黨人仇和同誌2008年開始犯案；在2012年仍然是李先生文中的中共體製內幹部培養的典範，一直到差不多2015年才書歸正傳！
差哪了？
（來自維基百科）2016年12月15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中共雲南省委原常委、副書記仇和受賄案，對被告人仇和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二百萬元；對仇和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經審理查明：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其擔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項目推進、獲取銀行貸款、工作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身邊工作人員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433.98萬元。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仇和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具有索賄情節，應依法懲處。鑒於仇和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15]。
中共的生命力——後民主時代在中國開啟
【編者按：美國《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最新一期(2013年1-2月刊）登載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文章：《中共的生命力——後民主時代在中國開啟》。觀察者網獨家首發該文章中文版，並附英文版以對照。】
以下為文章全文：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中共順利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最高權力交接，新一代領導集體登上政治舞台。一切正如預期，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將在2013年3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事實證明，這個自信的、崛起的大國的最高權力交接是平穩、周密且有序的。但國際媒體甚至一些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仍罔顧事實，繼續把中國描繪成正處於“危急關頭”。比如，在十八大開幕前夕出版的一期《經濟學人》周刊，就匿名引用了某些學者在近期一次會議上的發言。這些學者聲稱，中國的政治現狀是“底層失穩、中層失落、上層失控”。
確實，在進行政權交接之前數月，薄熙來事件對中共形象造成巨大衝擊。繼1989年春夏之交的廣場政治風波後，中共最高層的緊密團結一直是中國國內政治穩定的中流砥柱。而薄事件使中共長期維護的團結一致的形象受到質疑。
雪上加霜的是，連續20多年保持GDP兩位數增速的中國經濟，在這關鍵時刻放緩了腳步，連續七個季度增長乏力。中國此前一直依靠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政府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以及擴大出口等舉措，推動快速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似乎已遭遇瓶頸。國內外某些人甚至斷言，如果中國的領導人無法繼續創造經濟奇跡，中共的執政地位將會動搖，一黨執政的中國將走向崩潰。
刊登本文的《外交事務》雜誌封麵
然而，這些悲觀預言者將再一次被證明，他們的水平可能與堅信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差不多。毋庸置疑，中國的新任領導人習近平未來的執政道路充滿嚴峻挑戰。但據此唱衰中共政權，認為中共無法應對未來的挑戰，則是大大地誤判了中國的政治形勢，低估了中共執政體製的韌性。中共適應時勢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製、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將使其能靈活、高效地應對中國的各種問題。
可以預見，未來十年中國不僅不會崩潰，還會像神州大地上奔馳的高鐵一樣繼續快速前進。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將不斷鞏固和完善一黨執政的政治模式。這一曆史進程，將挑戰西方世界的傳統政治理念，即認為政治進步的終極目標是實行多黨選舉式民主。在這文明古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世界也許將見證後民主時代的到來。
上下求索
有些人斷言，一黨製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但曆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自信。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已連續執政63年，在其跌宕起伏的執政曆程中，表現出了超凡的適應性和自我糾錯能力。上世紀50年代初，中共發動了激進的土改；50年代末，又發起了“大躍進”運動；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同樣是這個黨，早在60年代初就開始試行土地準私有化；70年代末，鄧小平啟動了市場化改革；到90年代，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理論對黨重新定位，主動吸納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等等。實際上，中共從建黨到1949年前的革命征途中和建國後的治國道路上，曾屢次因嚴重錯誤而使自身陷入困境，或把國家和民族帶入歧途，但它每次都依靠其自身機製，而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力量，一再改錯糾偏、撥亂反正。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鄧小平推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這一巨大調整使中國在短短32年間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政治體製上，中共近三十多年來推動了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共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製，改行任期製，並明確年齡限製，比如要求政治局常委當選時原則上不超過68歲。此前，由於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很容易出現長期在位而引發的大權獨攬、不受製約等問題。毛澤東可謂典型例子，他結束了中國肆虐的戰亂，趕走了外國侵略者，是現代中國名副其實的締造者，但也正是這個偉大的領導人，在長期執政的後期，直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等浩劫。任期製的確立，確保中共避免再犯最頂層的少數人長期壟斷政治權力的錯誤，並為隨後建立促進人才向上自由平等流動的機製奠定基礎。
在外交政策上，為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中國同樣做出了多次重大調整。上世紀50年代，中國一度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卻采取了事實上與美國結盟以遏製蘇聯的策略。新世紀以來，中國所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頻頻引發了與美國的摩擦甚至衝突。現在，中國審時度勢，清醒地吸取他國曆史教訓， 又提出 “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免重蹈德國和日本20世紀上半葉窮兵黷武的覆轍，努力實現一個和平的崛起。
在中國經曆十年一次的政治交接時，國內外呼籲啟動新一輪政治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其中最激進者催促中國開放多黨選舉，或至少使黨內派係競爭合法化。這些呼籲者認為，隻有通過競爭性選舉，中共才能取得其繼續執政所需的合法性。但這些呼聲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中共一直在進行政治改革，堪稱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具自我革新勇氣和能力的政治組織。當然，與2002年胡錦濤出任總書記時相比，中國今天的新一代領導集體麵對的將是全新的世界格局，但中國共產黨很可能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再次通過自我革新，主動適應新的形勢，有效應對高速變化的國內外環境所帶來的新挑戰。這一過程中，中共通過自身高效靈活的選賢任能體製，不斷選拔任用優秀幹練的幹部充實到政府中去，是其製勝的一大法寶。
該文網站節選截圖
能者居上
西方所謂的“中國通”們反複強調中國的幹部腐敗問題，用薄熙來事件等極端情況傳播聳人聽聞的故事，並以此為據宣稱中共及其體製已病入膏肓。確實，中共的體製存在著種種弊端，但解鈴還須係鈴人，這些弊病必須通過中共自己從內部根治。西方人士或許無法相信，中共作為一個享有中國憲法確認並保護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其內部的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能夠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在十八大換屆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隻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餘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由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據此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升的。毋庸諱言，新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是中共元老，但他也同樣經曆了長期的基層曆練，十八大當選出的新一屆高層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基層起家的。
中共如何從製度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中央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中央組織部主持製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機製，通過複雜精細的程序進行幹部遴選和評估，不斷選拔出優秀的人才。這套機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歎弗如。任人唯親的現象確實存在，但總體上看，才幹和政績是決定晉升的主要標準。
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被錄取者的去向分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幹起，經過幾年的工作積累後，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包括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包括負責城區裏的招商引資工作。各級幹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績效定量考核，征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有關部門還頻繁廣泛地進行民意調查，內容既涉及對國家整體方向的滿意度，也包括對各地具體政策的意見建議。在完成對候選人的全部考察後，有關部門還會公開征求公眾意見，最後由組織部門匯總整理成詳盡的考察材料，報送上級黨委，由黨委召開集體會議並慎重討論後，確定提升人選。
完成最初的晉升後，公務人員的發展方向麵臨多種選擇。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具體來說，一位幹部可能從經濟管理工作調任政治或社會治理工作，也可能從傳統意義上的政府機構調任國有企業或大學的管理職位。組織部門常常派送大批年輕有為的幹部出國進修，了解世界各地的先進經驗，比如他們會定期組織一些人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等機構培訓。
公務員們經曆長期的基層工作鍛煉並不斷積累實踐經驗後，佼佼者有望再次晉升，成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國有企業。因此，對局級幹部的選拔更為嚴格。從統計數據來看，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隻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升，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在一位幹部的職業生涯中，從積累基層經驗開始，到進入高層領導序列，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曆練。因此幾乎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有在中國社會各大領域主持工作的豐富管理經驗。僅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而言，25人中就有19人兼有領導省、部工作的經驗。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地方政府的省，在幅員上要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作為中央部門的部，在預算上要超過一般國家的整個政府。事實上，具有上千年曆史的帝國官僚體係是中國的政治中堅和文化傳統，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曆史遺產，並製定了現代化的製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巴拉克•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其資曆可能還比不上中國一個縣的負責人。
習近平的履曆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在過去的大約30年間，習近平從貧困地區相當於副科的村幹部做起，跨過一個又一個台階，一直做到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在他成為中央領導人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習近平是這一代高層領導人的縮影，他的政治生涯充分證明了選賢任能體製是當代中國政治的巨大驅動力，所有位高權重者無不一步一個腳印，履曆紮實豐富。
革故鼎新
中國集中化的選賢任能政治模式，還能激發政府的創新精神。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經過地方的小規模試點驗證後，再總結經驗全國推廣，這一模式的成功例證不勝枚舉。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鄧小平在80年代設立“經濟特區”的創舉。在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深圳，政府放開計劃指令，按照市場原則搞活經濟。深圳經濟迅速騰飛，中央政府立即總結經驗，並把經濟特區的政策擴大推廣到廣東省珠海市、汕頭市、福建省廈門市、上海浦東以及海南省的眾多地區。
30多年來，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製度試驗不斷生根發芽，從下至上地推動著中國的改革。選賢任能的激烈競爭激發地方幹部中的佼佼者勇於探索，期望通過政績脫穎而出。在出席十八大的2326名代表中，中國西南偏遠省份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頗為引人注目。在剛結束的十八大上，仇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這意味著這位55歲的“個性”幹部正式步入中共高層。仇和的履曆，是中國政治改革者成長的一個縮影。仇和出生於貧窮的農民家庭，八個兄弟姐妹中，曾有兩個弟弟因為營養不良和疾病夭折。“文革”結束後，中國恢複高考，仇和經由這一改變命運的階梯，考入大學。參加工作後，仇和先是在政府部門基層曆練，於上世紀90年代起任職江蘇省沭陽縣縣委書記。其時沭陽縣是全國最貧窮的縣之一，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企業，全縣人口多達170萬，但人均年GDP僅有250美元，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當時的沭陽縣可謂一窮二白，且犯罪高發、腐敗肆虐。
仇和新官上任就連燒幾把火，果斷實行大量實驗性政策，在當地引起巨大爭議。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實驗失敗，仇和的政治生命也必將夭折。他的第一把火，燒向了沭陽長期滯後的經濟。1997年，仇和推出了市政建設債券強製購買計劃，要求沭陽縣民眾購買建設債券，以支持急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據公開報道，仇和規定，每個財政供養人員扣除工資總額1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組成修路隊，在高峰時，扣款達到20％，甚至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設。）這一舉措後來證明是一箭雙雕。首先，仇和作為縣委書記根本無權開征新稅，因此無法通過增稅募集建設資金；其次，建設債券為沭陽縣民眾提供了投資機會，債券持有人後來都收回了本息，這就比純粹增稅更勝一籌。此外，仇和要求縣政府所有幹部都必須完成一定數額的招商引資指標。為了吸引投資，政府一方麵大規模投資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麵為投資者提供稅收和土地出讓優惠。短短幾年間，數千家私營企業蜂擁而來，沭陽縣從該地區長期的貧窮落後分子，一舉成為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領頭羊。
仇和的第二把火燒向猖獗的腐敗和持續惡化的幹群關係。90年代晚期，仇和推出兩項開創性舉措，提高幹部選拔的透明度和競爭性。其一是推行幹部任前公示製，以廣泛征求意見。其二是引入村幹部選舉“兩票製”，即先由村民在本村黨員中票選出若幹名村幹部候選人，再由黨委在票數最多的兩人中選出最終人選。
仇和的試驗最初遭到當地幹部和民眾的強烈抵製，但他冒著風險堅決推進，終於成功地把沭陽這個當年全國著名的貧困縣帶領成為江蘇省的工商業先進縣，並率先開啟城鎮化進程，吸引全國不少貧困縣前來學習取經。他倡導的幹部任前公示製在全國廣為推行，村級幹部的差額選舉方式也已被引入更高層的黨組織選舉中。仇和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更上層樓，先後出任江蘇省副省長、昆明市委書記、雲南省委副書記，並在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某些批評者即使不得不承認中共具備自我改革能力，並且能做到選賢任能，他們依然堅持質疑這個政權的合法性。西方預設了一個假定的前提：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就是多黨競爭選舉。依據這一假設，由於中國沒有多黨製選舉，中共的政權自然就是無本之木。中共的批評者還進而沿著這一邏輯，多年來不斷預言這個政權行將崩潰，幾十年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發展和中共的壯大一再證明著這個預言的荒誕。近幾年來，上述預言又改頭換麵，聲稱中共之所以還能維持統治，僅僅是因為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即中共政權憑借“政績”來維係著合法性。
坦率地說，驕人政績的確是中共合法性的一大來源。據2011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 高達87%的中國民眾對國家的未來方向表示滿意； 66%的民眾認為過去五年中生活水平顯著提高；74%的民眾相信未來五年生活會繼續改善。不過，“政績”隻是中共獲得民眾支持的原因之一，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真正根基和內核，還須追溯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更為根本性的道德合法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樹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碑以一組浮雕展示了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曆史上頑強拚搏，最終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程。按照常理推測，既然中共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那麽紀念碑的浮雕主題自然應該首先強調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諸如馬克思創作的《共產黨宣言》，或者1921年中共建黨。但事實並非如此，浮雕的開篇主題是1839年的“虎門銷煙”，當時清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公開焚毀了沒收來的英商走私鴉片，英國借機對華開戰，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向英國割地賠款求和，中華民族從此陷入“百年國恥”。在之後的一百多年間，中國遭受了無數次入侵、戰亂和饑荒，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迎來眾所周知的曆史性轉折。一直到今天，人民英雄紀念碑依舊是中國最神聖的公共地標，充分彰顯著中共建國的道德權威。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新中國的締造者，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領導者。自從1935年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之後，中共的宗旨就一直是複興中華民族，而不是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革命。以此為起點，中共吸納了馬克思主義，逐漸形成了中國化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不同於蘇聯式共產主義，而更多契合中國曆史悠久的儒家平等主義訴求。中國化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傳統，以及為現代化的訴求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一起構成了中共深深植根民心的道德合法性，這絕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政績合法性”所能相提並論的。由此就不難理解，在中共執政以來的63年裏，雖然經曆了那麽多次極為困難的曆史階段，包括災難性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體包括中下層也從未對中共失去信任。這種信任使中共有時間和空間進行反思調整，開展自我革新。從高速的經濟增長到成功的太空探索，當代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無一不使國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未來幾十年中，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中共獲得的政治支持隻會水漲船高。
當然，為了保持政治穩定，中共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壓製措施。因此，西方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堅持認為，鎮壓就是中共得以實行統治的真正力量。他們指出中國實行的嚴格審查製度、對異議人士采取的打壓舉措，並對此進行批評。他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其實中共清楚知道，壓製不是鞏固執政地位之道，並務實地采取了更巧妙的遏製策略。具體而言，就是允許並保障絕大多數民眾最大程度的個人自由。今天的中國民眾，要比近代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大部分人可以自由生活、自主擇業、自行創業，在海內外自由旅行，在網上公開批評政府而不用擔心受到打擊報複。與此同時，政府堅決打擊極少數旨在顛覆中共政權的政治反對人士。眾所周知，近十年來網絡、報刊上對政府的批評呈爆發式增長，對此政府並未嚴厲打壓；全國各地因政策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每年多達數萬起，但基本上都以和平方式平息。然而，政府對於旨在推翻現有政治製度的極少數人絕不會稍有容情，比如激進的劉曉波鼓吹終結中共執政地位，結果就被重判入獄。
當然，中共的執政地位並非高枕無憂。當下，腐敗猖獗對中共的聲譽構成巨大損壞。實際上，與其說腐敗是中國政治製度自身固有的問題，不如說是國家快速發展的副產品。一個半世紀前，當美國經曆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急劇擴張時，暴力犯罪、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程度比今日中國更甚。就當代的橫向比較而言，據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位居第75位，且呈逐年上升之勢，排名高於很多實行多黨選舉的所謂民主製國家，譬如希臘（第80位）、印度（第95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並列第100位）、菲律賓（第129位）。可見，中共的腐敗問題遠非無可救藥，而且依托民眾對中共的高度認同和支持，完全有時間和機會從容應對這一艱巨挑戰。
龍的時代
十八大選舉產生的新領導集體將在未來十年中領導中國。這十年中，中國將麵臨重重挑戰，而中共自我改革的適應能力、選賢任能的組織製度、深植民心的執政合法性，將成為其戰勝各種挑戰的堅強依托。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的勢頭令人不安，但這一現象更多屬於正常的經濟周期，並不意味中國經濟遭遇到結構性瓶頸。在未來二三十年中，由於城鎮化和創業型經濟的助力，中國經濟良好的增長態勢將至少再保持一代人。1990年，隻有25%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裏，今天這一人數已超過半數，增至51%，並有望在2040年前達到75%。這意味著中國將有近10億城市人口，產生對新建道路、住房、供能、通訊基礎設施等的極大需求。即使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產生暫時性泡沫，也會被巨大的需求消化掉。事實上，在未來若幹年，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使決策層必須保持甚至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資力度。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應，以及新增城市人口的生產和消費能力，足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中共的政治權威，以及卓越的政策製定和施行能力，將為中國成功實現這一曆史跨越保駕護航。
與此同時，創業型經濟將幫助中國克服其出口驅動型增長模式的痼疾。在中國外部，全球經濟衰退以及人民幣升值，正逐漸擠壓中國的出口。在中國國內，沿海工業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的價格優勢。但是，這些問題會在市場中自然消化。畢竟中國經濟的奇跡不是靠政府高層設計出來的，而是通過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培育了一大批活躍的私營企業紮實幹出來的。在沿海地區，許多企業的業務正迅速向價值鏈的高端延伸，一些低端製造業開始從沿海向內地遷移，以有效控製勞動力成本，這正好契合了中西部地方政府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創新的思路。
中國的創業型新經濟更是朝氣蓬勃，將繼續推動整體經濟的高速度和高質量的發展。近年來，無數互聯網創業者從零開始，打造全球網絡經濟的領頭羊企業，僅阿裏巴巴一家公司就在短短幾年裏創造了上百萬的就業和從商機會。
確實，十八大後，政府需要推出一係列經濟改革舉措。例如，在某些領域，國有企業過於膨脹，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導致經濟活力下降。政府已經看到這些問題，並在醞釀出台硬性要求國有企業向股東分紅和其它限製橫向擴張的調整性政策。止步不前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有望重啟，或將涵蓋利率市場化和發展中小型私營金融機構。這將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進一步激活信貸市場。上述種種舉措，都將大大有利於資本向產業投資。
隨著中國經濟日趨開放，社會政策方麵也需適時調整。在完善社會管理方麵，決策者可能會雙管齊下。首先，中共將致力於增強包容性，江澤民時期開啟的吸納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的思路有望繼續延續。其次，中共將嚐試讓合法的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福利管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將出現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令西方人士大跌眼鏡的是，新出現的中產階層並不追求抽象的政治訴求，而是十分關注切實的“民生”問題。要應對如此多的新問題，單靠政府包打天下恐怕不行。因此，向私人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開放醫療、教育服務領域，就成為一舉兩得的政策選項。據說廣東已經率先開展類似試點。
腐敗無疑是最難攻克的關口。近年來，中共一些高級幹部的親屬利用其政治影響建立關係網絡，以謀取商業利益。從高層到地方，都有政經精英千絲萬縷的裙帶關係網，無時無刻不在損害民眾對中共的合法性認同。在反腐方麵，中共正逐漸摸索出新思路，並有望在換屆完成後全力出擊。在具體的反腐舉措上，很可能是三管齊下。在當前所有的反腐機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紀委地位崇高，其負責人一般都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紀委權力運作在起動司法程序之前，可直接要求有腐敗嫌疑的黨員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交待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繁瑣的法律障礙。近年以來，在對腐敗幹部的追查中，紀委的角色和作用越來越大。在2011年，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7859件，相關責任人受到黨紀處分，甚至被移送司法。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腐敗問題曾是一大導火索。自此之後中共對反腐常抓不懈，當前的查處數字接近1989年前的四倍，即為最鮮明的例證。核心領導層的違法違紀問題對中共的威信損害最大，新的領導集體是否會支持中紀委打破禁忌，從頂層果斷反腐，將具有風向標的意義。
近年來，國有媒體和私營媒體都日趨獨立，已成為政府反腐敗的重要支持力量。幹部的腐敗行為一旦被曝光，就會在網上迅速傳播，形成媒體事件。有關部門會迅速追查被曝光的腐敗案件，並發布調查結果。這是全新的現象，其中不乏爭議性問題，尤其是媒體行業自身也很腐敗。賄賂記者和新聞造假早已司空見慣。如果這一情形無法迅速改觀，中國的媒體將很快喪失僅有的一點公信力。
因此政府換屆之後，或將從加強政治監管和法律約束，促進新興媒體行業的發展和成熟。政府已在討論製定有關行業法規，以保護真實、合法的新聞報道，並懲戒誹謗、不實的謠言。或許有人懷疑政府試圖以此控製媒體，但更重要的是，媒體應借此機會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一個索賄和造謠事件頻發的新聞媒體行業，是不可能真正遏製腐敗的。
最後，中共會在黨內促進開放性競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層各種創新性實驗的啟發。黨內競爭將有助於遏製黨員的不當行為。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推行“黨內民主”，支持用差額選舉產生黨的各級委員會，這一提法在十八大上獲得熱烈擁護。
鳳凰涅槃
如果十八大的戰略規劃能夠一一落實，2012年將被後世視為世界政治史的分水嶺。迄今為止，世界依舊受製於西方式選舉民主的話語霸權，認為隻有多黨選舉才能保證良治，並天生具有合法性。與中國的崛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世界正陷入政治、經濟的雙重危機。冷戰結束後僅僅一代人的時間，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然大批消亡；基礎設施大量失修而無人問津；政治上無論是選舉還是立法，都受製於資本和利益集團操縱；巨額赤字和負債吞噬了未來幾代人的財富，民眾生活水平持續下滑態勢不可避免。在大西洋彼岸，歐盟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迅速衰朽。至於雄心勃勃的歐洲計劃，現在已無異於一條觸礁擱淺的船。而在此期間，中國不僅使幾億人擺脫了貧困，還一舉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
西方遭遇的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於過分自負自滿地相信選舉製度是絕對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經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選舉被看作是最終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選舉政治下，選出出類拔萃的領導人已經困難重重，有能力的領導人若想在現有體製內有所作為，更是難於登天。即使偶爾有少數出色的領導人上台，還是免不了要麵對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腳的局麵，實際上是寸步難行。就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穿行往來與世界各地，鼓吹選舉民主的同時，美國政府各部門的合法性正瀕臨破產。今年11月，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隻有可憐的18%；對總統的支持率稍高，約為50%；甚至一直標榜政治獨立的最高法院，其支持率最近也跌破了50%。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意識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這些彷徨者來說，中國的成功無疑更具有啟發性。中國的崛起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衰落，向全世界提供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中國模式的政治製度不可能取代西式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裝成普世通用的典範，也不會對外輸出。但中國的模式足以啟發各國思考，如果一國政治製度不契合本國的文化、曆史條件，結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在於向世界各國提供足以替代民主製的靈丹妙藥，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製度。24年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預言民主將一統天下，慨歎曆史從此終結，世界陷入一片靜寂。現在看來，福山是杞人憂天，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
（本文原文刊發於最新一期美國《Foreign Affairs》雜誌，作者中文首發於觀察者網站）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Copyright 2013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www.ForeignAffairs.com)
李世默是上海的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者，閱讀該作者專欄請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