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曆的六四

移民到加拿大，有些事兒終於可以說出來。快到64了，在加拿大有時候會被問到22年前發生在北京的事，驚訝的發現，不僅僅是常住加拿大的華人，就連剛從國內來的留學生，有不少人好像也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麽。
22年前，作為在北京上學的中學生，近距離旁觀了這場運動。現在就整理一下記憶，說說我的這段經曆。那時候我在北京念高三。學校就位於東三環，京廣中心北麵。從胡耀邦去世，到6月3日，爆發了以學生為主的向政府和平請願的運動。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我自己的記憶裏，遊行的人沒有打出任何發黨反政府的口號，隻是諸如打倒官倒肅清腐敗之類。更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比不了五四運動的火燒趙家樓，痛打張宗祥。因為順應民意，受到絕大多數北京市民乃至全國人民支持。北京城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是空前和諧，秩序井然，舉個例子，騎自行車的撞了，會互相攙扶起來，笑著說沒事。就連小偷都被感動，宣布罷偷。當時有人向天安門毛主席像扔裝了油漆的雞蛋，還是被大學生，扭送的公安機關。
發布戒嚴令後，一車一車的軍人已經向北京城裏開。那時候北京市民忙著到各個路口攔軍車。當時還都把軍隊當子弟兵，把軍車攔下，還會給軍人講講道理。沒有人感到害怕。北京市民的一個普遍認識就是北京當年都是和平解放的，槍是人民給的，現在和平時期，子弟兵怎麽會向人民開槍呢？最不濟，也就像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人，打打橡皮子彈，噴噴高壓水槍吧。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思路。甚至，在5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盛傳要來空降兵占領天安門廣場，我和一個同學，甚至到天安門蹲了一晚上，就是為了一睹空降兵的風采。那時候就連中學生，也有很多去遊行的。但我們高三年級因為要高考，還都留在學校上課。逐漸的，後來，高三的課也受到了影響，記得連最後2次高考模擬考試都取消了，上課的同學也越來越少。那時我是住校生，受到影響，逐漸地學習的時間少了，晚上看看看電視，上街看看熱鬧，後來甚至有時白天的課都逃了。
那時北京的各大報紙，幾乎都站在學生一邊，新聞在短時間內變得空前自由。我想外地的大概也一樣。江澤民第一個在上海整頓《世界經濟導報》，應該是這老東西在64事件裏立的第一功。那時候北京市的袁木、閻立本出來和學生對話，再後來又一次，大概快到6月了，李鵬和學生有一次對話。內容大多記不清楚了，隻記得李鵬好像說絕不秋後算賬什麽的。現在想想這老丫挺的狗陰險。對這次對話印象最深的是，和與他對話的烏爾凱西相比，李鵬就想一個弱智人。那時候，陳希同李鵬還都表示過自己家裏沒有官倒，絕對的清廉，現在正能當黑色幽默了。
電視新聞中，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趙紫陽在公共汽車上看望學生。他那河南腔的“我們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時間過去的越久，就越覺得感動，中共領導人很少有他這麽真誠的。當時站在他身後的是溫家寶，卻把真誠學成了作秀。
6月3日，我們高三同學齊聚一堂，因為要照畢業照。午飯後，我要騎自行車回位於石景山區的家。回家的原因是定於6月4日在天壇舉辦高考谘詢，我要先回家聽聽父母的意見。我回家的路線基本上是沿著長安街從東一直騎到西端的石景山。騎著騎著，感覺就不對勁了。先是長安街上的隔離墩，被橫在路上作路障，十幾米就一段，一個路障左邊留一個缺口，下一個路障缺口就在右邊。害得我隻能騎之字形。到天安門廣場時，挺熱鬧，好像有什麽人在結婚，又有個什麽大學要開張。但是大喇叭的強調已經變了，出現了，鬥爭到底，不怕流血這樣的字眼，感受到緊張的氣氛。
過了天安門，一群人圍住一輛大轎車，竟從裏麵搜出了機關槍和少將的軍服。整個長安街依然到處是人，廣場上也是慢慢的學生。一般情況，從學校出發1.5小時可以騎到家，可是6月3日，我騎了差不多6個小時才到家。
差不多就快7點了，看了新聞聯播，應該是薛飛杜憲倒數第二次播音，宣布戒嚴部隊有權采取措施，請大家不要外出之類的話。大概晚上11點左右，上床睡覺。還沒睡著，聽到外麵有密集的鞭炮聲，密集度和大年三十晚差不多，隻不過距離比較遠，聲音不是很大。沒想到會是別的聲音，隻是奇怪誰會這時候放鞭炮？白天騎車時間長，太疲憊了，就這樣，伴著遠處傳來的鞭炮聲，睡著了。
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吃過早飯，騎車出門，目的地天壇，高考谘詢。天陰沉沉，下起了毛毛細雨。剛出小區的路，就遇到一輛燒毀的212吉普車，著實嚇了我一跳。等我上了長安街延長線，看到的更是震驚，沿著長安街，一排排的軍車停在路中間。有的被燒毀，有的這在燃燒。夾雜在普通軍車裏還有許多野戰廚房車。
這樣的場景一直延續到公主墳，進了3環，躺在路上的就以裝甲運兵車為主。這時才注意到，昨天還熙熙攘攘到處是人的長安街，變得空空蕩蕩了，隻是偶爾看到幾個在街角晃動。到軍事博物館時，看到大約20幾個聚在門前，隔著關閉的鐵柵欄門口，向裏喊話。裏麵整齊地排列著軍車，有軍人穿著雨衣。喊話的內容大意是楊尚昆的部隊，27軍已經向人民開火了，屠殺了老百姓，你們沒有像人民開火，還是人民子弟兵，你們要拿起武器，消滅27軍。
這時有人展示了撿到的十幾個子彈頭，彈頭前麵爆開，是所謂的開花彈，殺傷力極大，以至於日內瓦公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後來在網上看到有人說解放軍從來沒裝備過達姆彈（開花彈），更沒在64中使用，這是徹底的謊言，不但我親眼看到這種彈頭，我的一個同學還死於開花彈，前胸中彈，後背碗大的窟窿。
在軍博門口呆立了十幾分鍾，腦袋空白，但是繼續我的行程。遠處天安門廣場冒著黑煙，天空中有直升飛機朝廣場方向飛去。這時有人突然點燃了我剛好路過的裝甲車，火苗竄起的同時裏麵劈劈啪啪的悶響，子彈被引爆了。我快騎2步離開危險之地。
過了西單，到了六部口，一輛公共汽車橫在路中間，繞過公共汽車，發現另一麵的車窗上吊著一個全身赤裸人！公共汽車旁邊站著2個人。看到我過來，一個氣憤地說，被吊著的是個排長，昨天夜裏用槍近距離射殺市民，結果被人一棍打死。後來知道這個被吊死的人叫劉國庚。後來有人為說明“反革命暴徒”的凶殘，說劉國庚是被活活剖腹並燒死的。這又是謊言。至少我看到時，既沒有剖腹也沒有燒。他是至少死亡10個小時以上，才被人剖腹焚燒的。
過了這輛公共汽車，也就20幾米遠的樣子，有一排一尺高的隔離墩。隔離墩這邊有20幾個人，大多推著自行車，向大概50米遠處的一群穿雨衣的軍人喊話。和軍博門前喊話不同，這裏的人喊的是還我兄弟，血債血償這樣的話。顯而易見，這裏的軍人是真正向人民開火的。喊話的人群對那條隔離墩叫生死線，不敢越雷池半步。
很快就驗證生死線的威力，我正在想，長安街不通了，天壇的高考谘詢也一定取消了，我該回學校還是回家的問題，幾乎所有的人突然轉身騎上自行車就跑，盡管不知為什麽，我也跟著轉身跑。後麵傳來2聲槍響，不知道是鳴槍警告還是沒打準，沒看到有人倒下。原來看到有軍人舉槍，早已成驚弓之鳥的人群就立即逃了，而我還不知厲害，根本沒意識到危險。令人驚奇的是，狂奔僅幾十米，這20幾個人居然又轉回頭，到生死線繼續喊話。我想不是失去親人的悲痛，是不會給他們這麽大的勇氣的。
我當然不敢再回到那個生死線。我決定繞道回學校。於是從西單北上，轉文津街一路向東回到學校。這段路上也有一些燒毀的軍車，甚至一輛坦克，但是密度上比長安街沿線要少多了。這時才注意到沿途兩側的樓房外牆，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彈孔。而零星的槍聲也一直沒有中斷過。總算回到學校。
之後的一段時間，位於天安門外圍的生死線不斷擴大，北京每天都在上演著野戰軍對平民的槍戰。至少有2個多星期，都不敢出校門。有一次在操場裏，我們幾個住校的，在3麵被教學樓包圍的一個乒乓球台子上打球，一顆流彈飛來，正打在水泥的台子上，嚇得一幹人等，抱頭鼠竄。那時負責管宿舍的老師天天說，你們這屆，高考肯定取消了。我也沒有絲毫沮喪，反而覺得挺好，除了打球，就是看電視。新聞聯播裏，羅京高亢的聲音代替了薛飛，印象特別深的是：“這個暴徒還不死心。。。”不少80,90後的不理解為什麽羅京死後那麽多人叫好，根在64。
6月底，槍聲不知不覺，停了。同學陸續回到學校，我們班不全，缺了一個。班主任是政治老師，黨支部書記，麵色陰沉，不是因為辦理少了個學生，而是因為他自己的小舅子，被戒嚴部隊打死了。這時候我才知道，高考還會照常進行，而我幾乎有2個多月，沒正經學習了。給我的時間隻有7天了。同學們去找失蹤的同學，結果她家一直沒人。奇怪的是，一年以後，大家都開始大學二年級生活的時候，她從商丘給每個人發了一張明信片。她怎麽知道每個人的地址的？對我來說至今是個謎。
我的同桌告訴我，她家隔壁的老太太，在6月3日夜被打死在自家的臥室裏。前麵提到被開花彈打死的同學，是我初中同學，是在生死線上被打死的。廣播裏還播過被戒嚴部隊打死的大學生的名單，包括姓名和學校。但後來就絕口不提了。
64總的死亡人數絕對是個謎。海外又說2700左右的，並有統計的名單，但我覺得還是不全，我查了，至少沒有我那個初中同學。
高考前最後一堂政治複習課，老師發了一份卷子並進行了講解。我因為64當天受了刺激，拒絕複習政治課。高考政治那天，同學們驚奇地發現，老師最後的複習課講的就是高考試卷！又是一個神奇的事件。盡管有我強力的拖後腿，政治分比班裏倒數第二底了20分，我們班依然成為89年高考政治北京市最高分班。應該光榮還是恥辱？
以上就是我作為64的近距離旁觀者的記憶。特別是我竟然在屠殺前後2次經過了最慘烈的屠殺現場，現在想起來更多的是後怕，希望我記述能幫跟多人了解64。

[xkk]

真實紀錄曆史，是每個人的職責，你做了，人民感謝你！

[小泥山]

Thank you for writing th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