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教皇和中國關係簡史

教廷、教皇和中國簡史 上帝保佑！ 約翰·保羅二世終於見到了每日祈禱人物。 這位梵蒂岡曆史上最年輕的教皇，在中國的清明節前一天4月3日21點43分終於結束了長期的疾病折磨 ，走到了天堂 。 凡是到過梵蒂岡的人無不對教皇所支配的財富和權利感到驚歎。 就其財富而言，不僅有教徒的無償的捐獻，而且還有精英的財政專家煞費苦心的投資 ，上千億資產的集中到為數極少的幾個人支配， 它所發揮的魔力是驚人的 。就權利而言 教皇對世界上的教徒有著極大的影響，十億基督教徒所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是任何一個國家也不能忽略的。 根據現在公開的資料 ，約翰·保羅二世早已經不是普通宗教意義的教皇， 而是一個政治教皇 ，他的政治作用在東歐崩潰的前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可惜的是教皇到死以前也沒有機會到中國一行 ， 雖然他2000年時曾經表示過這樣的心願 。 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可以追到很遠 。 基督教分為兩支， 一是以羅馬為中心的羅馬公教， 中國人稱為天主教 ，一是東歐為中心的東正教， 教皇的勢利隻在天主教範圍內〔當然這不是以簡單的地緣劃分的〕 。 基督教大致是元朝傳入中國的， 明朝在利瑪竇等真才實學的傳教士卓越的努力下，影響了一大批有頭腦的士子，並且上達天聽。 到了清朝，中國皇朝對天主教還是很寬容的。 後來，羅馬教廷由於想用自己的教義壓製中國的儒教禮儀， 引起朝廷的不滿， 正是鼎盛時期的康熙、雍正連續下詔 ，禁止傳教的活動。 近代，傳教士借助洋槍、洋炮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再次進入中國 ，享受著種種特權 ，並且深入內地， 他們並控製了中國天主教。 由於宗旨不同， 基督教一直是共產黨的死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梵蒂岡采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它派駐在前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黎培裏和在上海解放初任命的主教龔品梅等人繼續執行這一政策。實際上，中國基督教會內混雜大量的間諜特務， 成為當時東西方對抗的政治工具 ，理所當然的遭到共產黨的取締。 1957年，中國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割斷政治上經濟上與梵蒂岡的關係、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標誌著中國天主教擺脫外國勢力的控製，開始成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 今天中國和梵蒂岡主要有兩件事情沒有辦好 ：一是中國內政，具體而言就是， 對主教的任命權問題。二個是台灣問題， 即是否承認一個中國。 任命權問題從宗教係統而言，任命權自然在羅馬， 然而由於中國教會的特別情況 雖然教義相同， 教會在並不宗屬於教廷 ，所以中國政府認為這是內政 。一如西藏班禪、達賴的認證一樣， 誰最後人能夠認證， 看似禮儀問題 ，實際上卻是宗主權問題。 如果一開始不能定位， 現在看來很虛榮的事， 將會在未來社會的變動中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的主權隱患 。史鑒不遠， 西藏的問題讓中國絕對控製這件事。我想通過談判互商 中國政府提名 ，羅馬承認似乎是個可行的辦法。 實際上在梵蒂岡也分成新2種勢力和觀點， 約翰·保羅二世代表傳統的觀念， 依然想通過以前的辦法控製各地的教會 ，而另一部分 新派的主教則希望將教廷的權利更多的下放到各地大主教那裏， 教廷不在枝節問題上纏繞 。這個問題將會在20天後，新教皇產生後逐漸明朗。 台灣問題方麵梵蒂岡是歐洲國家中惟一一個與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 1952年10月，梵蒂岡任命黎培裏為“駐台灣公使”。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前夕，梵蒂岡見風使舵，當時梵蒂岡“駐台大使”離台後，一直由“臨時代辦”留守，使梵蒂岡“駐台大使館”從此降為“代辦級”。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於梵蒂岡多次表達願與中國政府接觸的意向，台灣當局惟恐改換“大使”成為梵蒂岡要求與台灣“外交關係”降級的借口，采取癩皮戰術， 所以一直要求“大使”周書楷先生“堅守崗位”，直到80大壽， 周也成為任期最長的駐梵“大使”。現在的台灣駐梵蒂岡“大使”戴瑞明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於1996年5月上任。 由於中國近年的影響越來越大 ，梵蒂岡對中國的有著越來越濃的興趣 ，雙方有著很多秘密的使者往來。 台灣駐梵蒂岡的大使已經看到這點 ，教廷的高層人士早有人放出話來： 和中國建交也許就是“明天的事 ” ，台灣大使可以隨時走人。 在我看來，台灣問題將會和30多年前的聯合國席位問題一樣得到最後解決。急切的辦法是降低台灣駐節的地位，馬上承認中國； 懶惰的做法是兩岸合為一家時，就變成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