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流氓”非得坐穿牢底嗎
大洋網-廣州日報
文：和靜鈞
依一個不複存在的“原罪”，在其基礎上，重計刑期，這還有多少合法和合理性？重計刑期，推定了原刑法之罪的“存續”，這顯然是荒謬的。
“中國最後一個流氓”牛玉強，正麵臨著牢底坐穿的命運。近日，相關監獄管理局回函確認，牛玉強刑期順延至2020年的決定有“合法依據”。
27年前，時年20歲的北京人牛玉強，因“搶了一頂軍帽”、“砸碎一戶玻璃窗”、“打了一個人”，受到“流氓罪”指控。根據原刑法第160條，流氓罪可處七年上下兩個檔次浮動的刑期。在1983年“嚴打”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中規定，流氓罪中首要分子或持凶器作案的，可處以死刑。當時牛玉強在打人過程中，曾持軍刀，雖未用軍刀傷人，但還是按《決定》中所規定的“嚴重情形”判了死緩。
由於特殊時期的刑事政策背景深厚，牛玉強所領的刑較之於其罪，顯得“畸重”和失衡。但問題或許不在此。刑法的目的在於預防犯罪和懲罰犯罪，其功能除了具有“複仇性”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即“修複性”。所以，我們的觀測點應更多地放在以“死罪”入監的牛玉強，最後得到了什麽。
顯然，牛玉強入監表現來看，應該是肯定的，其死緩之身，後改為無期，後再減為18年有期徒刑，法律的“修複性”功能在其身上已經在體現。即使在其保外就醫到事實上處於超期未歸期間，牛玉強按規定向當地派出所報告，並娶妻生子，開始重歸正常人生活，他的行蹤並非“失控”和處於“危險”狀態。
很難想象，一直固定居住於原籍地的牛玉強，監獄方居然需要動用“網上追逃”的方式來應對一個因存一份僥幸心理而拒絕重回監獄服刑的人。牛玉強11年超期未歸這一事實，顯然是監獄管理方的縱容與不作為等種種因素造成的。到2004年，監獄方首次派人來“抓”其回監，就“輕鬆得手”，隻能進一步證明牛玉強根本就沒有潛逃等心理和行為準備。
所以，法律的不公，就在這兒出現。一個基本“修複”了的人，將因對方的管理過失而受到再一次的刑事懲罰。由於監獄方機械地援引司法部等部門就超期未歸的保釋人員視為“潛逃犯”對待，在刑期重新計算時，把超期時間從原刑期在2008年屆滿後順延十二年，致使牛玉強為“流氓罪”要坐牢到2020年，這顯然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
第二個觀測點是，牛玉強入監服刑之罪，乃屬舊刑法之罪，在新刑法中已經取消，牛玉強所獲之刑“畸重”之社會條件，在其重歸監獄之時就已經不複存在，依一個不複存在的“原罪”，在其基礎上，重計刑期，這還有多少合法和合理性？重計刑期，推定了原刑法之罪的“存續”，這顯然是荒謬的。一個合乎法理的做法，應該是服刑剩餘刑期，這個刑期應在2008年就立即結束，重計刑期的基礎是新法，而不是舊法。
舊法的“流氓罪”被稱為“口袋罪”，內容龐雜，又留一個“其他流氓活動”的活口，任何人稍微不慎，就有可能掉入其陷阱。曾有組織家庭舞會的西安馬燕秦，受此罪之控遭槍決。往事不堪回首，今又碰上了一個重歸社會的牛玉強困境。這樣的沒有一個明確預見性的法律適用，隻會背離法律的寬容精神和“救濟正義”，它無異於用一種更大的“不法”對付另一種或許不存在的“不法”，從而導致社會對法律信仰的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