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矽穀中國創業者的兩世人生
來源：【創業家】雜誌
2010年10月2日，第9屆華源年會在聖克拉拉縣萬豪酒店開幕。酒店的對麵是Yahoo的總部，步行20分鍾就到Intel總部。聖克拉拉是矽穀的主要組成城市，9年來，這座小城忠實地見證了華源會的成長與興旺。
現場人聲鼎沸，1300人的規模，讓酒店的會議區擁擠不堪。但在這些人中，已經沒有陳宏、沒有朱敏、沒有鄧鋒這樣的創業明星，沒有微軟鮑爾默這樣的商界名流。據說將出席的李彥宏，也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中國。
“Robin（李彥宏）說是因為要出席國慶典禮沒來，但其實還有別的原因。”一位華源會曾經的會長對記者說。跟幾年前的華源會盛況不再一樣，如今台上大部分是沒有實戰經驗的教授，而台下，則是一群中年工程師或者剛畢業的留學生，他們隻是來看看有無回國的機會。但一考慮到孩子的教育還在猶豫。
世易時移。華源會，這個2001年誕生於矽穀的大陸華人創業協會組織，曾經湧現出一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鄧鋒、朱敏、陳宏、武平等等。如今，它正站在十字路口。
它的創辦者是這樣一批人：上世紀80年代的大陸留學生，刷盤子掙學費，畢業後進入矽穀巨頭企業成為一枚優秀的黃色螺絲釘，然後在互聯網大潮中辭職創業，登陸納斯達克，讓美國人刮目相看。再聚成組織。《北京人在紐約》說的就是他們。
2001年之後，他們陸續回來了。因為在美國他們能創業成功，卻無法把公司變成一流的偉大企業。畢竟，他們的根不在那裏。納斯達克的泡沫破滅，讓他們紛紛選擇把公司出售。
一轉身，他們就看到了那些更早回國的年輕人，張朝陽、李彥宏、施正榮等海歸創業者的事業正蒸蒸日上。矽穀經驗+美元資本+中國市場+無數有天賦的年輕人，這讓華源會的創始人看到了更大的未來。再次返鄉時，鄧鋒、朱敏想投資培育出矽穀似的技術型企業，武平想做中國的高通，陳宏想搞出中國的黑石高盛……
但這裏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中國，這些年過四十的中年人不得不重新適應環境。他們不知道商業與政治的邊界在哪裏，他們不明白競爭還需要“狼性”，他們不理解為什麽潛規則就是規則，他們不明白營銷客戶常常比產品技術更重要。雖然身處盛世之年，但不管他們怎麽努力，總覺得時運不濟。
“中國的土地種美國的莊稼，也能種出來，但是累啊。”也許，朱敏的這句感歎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聲。
今天，華源會的根還在矽穀，但主力已經移師大陸。作為一個獨特群體，他們還想再在中美之間架設一座橋梁。不同的是，5年前，他們希望把美國的資源資本引入中國，而如今，他們的做法恰恰相反。
興
陳宏和朱敏等人在E-club的活動中看到了一種來自年輕人的強烈需求，他們需要一個幫助他們創業的組織
標誌時間：2002年2月10日
標誌事件：華源會第一屆年會
矽穀主角：朱敏、陳宏
中國主角：無
矽穀的冬天並不寒冷，夏天時變得枯黃的草反而會在冬天變綠。
陳宏一大早就趕到了聖克拉拉的會議中心。他看到，在秘書長陳亦工的協調下，上百名華源會的誌願者正在做著會前最後的準備。他一如既往地微笑著，努力壓抑著內心的激動，但心底還是止不住泛起些許緊張。
不知是喜還是憂，陳宏聽到了一個在美國不經常出現的消息：通往聖克拉拉的必經之路——101高速公路堵車了。造成擁堵的原因就是趕來參會的華人……
這一天，距離他就任華源會首任會長將近2年，距離他的公司Gric成功登陸納斯達克2年多一點，距離他開始在矽穀創業將近8年，距離他來到美國整整17年。而這一天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美國生涯最後的高點，不久他的生命重心將重新回到中國。
年會的主題名為“中國的機會和挑戰”，1500人到場，陣勢遠遠超過了台灣的創業組織玉山、印度的創業組織TIE，以及各種各樣的科技協會，華源會一舉成為矽穀最大的華人創業組織——雖然第一任秘書長陳亦工那個時候對所謂的“中國機會”概念還很模糊。
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華源會，一個濃縮了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矽穀20年奮鬥曆程的組織，一個含納了當時幾乎所有矽穀華人商業明星的組織，一個未來9年中在矽穀持續擁有最大影響力的華人創業組織，一個從太平洋兩岸的視角親身見證了中美兩國商業力量變遷的組織，在2002年2月10日迎來了它第一個燦爛的高潮。
明星登場
了解華源，一定離不開那幾個熟悉的名字和他們在矽穀艱難起步的曆史。
1984年的一天，一架飛機降落在了舊金山機場。隨著人流，飛機上下來一個土裏土氣的中國人。他就是36歲“高齡”的留學生朱敏。此時他的身份是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學。而在此之前的履曆中，朱敏則是個徹頭徹尾的中國草根。
寧波農民出身，後來因為腦子活，朱敏被提拔成了鄉辦企業的負責人。在“階級鬥爭掛帥”的上世紀70年代初，朱敏已經成為一個生意人。那時候原材料難弄，能弄到賣出去就賺大錢，“但不行啊，那是投機倒把，要槍斃的。”頭腦靈活的朱敏就簡單做點加工，把銅做成銅棒、銅板，一下就賣出5倍的價格。
當了6年“投機倒把”的企業家之後，1977年，朱敏參加了剛剛恢複的高考，考入浙江大學，學拖拉機製造，之後又讀了研，然後來到美國。之所以選擇斯坦福大學，朱敏就是看中了這裏技術創業的濃厚傳統。
當時的斯坦福，大陸華人寥寥。據比朱敏早一年到這裏的張守晟向《創業家》回憶，當時自己在國外的環境中就像一個空降兵。
就在朱敏飛往美國的第二年，陳宏才上路。他是以西安交通大學教師的身份公派出國學習。1991年， 15歲就考上西安交大的神童陳宏順利從紐約州立大學畢業，拿下了計算機博士學位，並進入了一家美國公司做軟件工程師，這一年他26歲。在讀書期間，陳宏就展現出了他熱心社會活動的一麵。當時，在紐約為數不多的大陸留學生中的一部分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中華專業人士協會，陳宏擔任會長。
他上任不久，就接到了一個重要的使命。
當時中國科技部派出了一支由副部級領導帶隊的考察團，團員是一些大城市的副市長。他們聯係陳宏，希望協會能幫助他們聯係美國銀行和一些風險投資的高層見麵。這個事情可是難壞了陳宏他們，他們和人家根本說不上話，而且當時在美國也沒有人重視中國人，哪怕你是副部級幹部，“在他們眼裏，中國人隻是優秀的廚子和工程師。”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動用了各種關係，陳宏讓中國代表團見到了美國銀行和一家投行的副總。但在見麵的時候，陳宏就感覺不對，因為對方都是30歲上下的年輕人，後來才知道，這兩個“副總”其實都是經理級別。
這件事情給了陳宏巨大的刺激。陳宏說，他後來在美國創業不僅僅是為了掙錢，更多是為了證明大陸的華人也能做成企業。
正當朱敏和陳宏在美國開始學業的時候，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園裏有一個吉林的小夥子正在反複讀一本書，這個人叫金海平，他讀的書叫《教訓》，作者叫王安。金海平深深被書中描寫的矽穀創業故事打動了，正在為國內創業環境不好而迷茫的他熱血沸騰，由此立下一個誌向：一定要去矽穀創業。1988年，他如願飛赴斯坦福大學，學習航空。10年後，他當年的誌向變成現實。
好了，下麵讓我們後麵故事中的另外幾位主角一起登場亮相吧。
1985年，廣東女生曾毅敏自費到美國留學，“過了幾年《北京人在紐約》裏的生活”，利用課餘時間在美國餐館裏刷盤子攢學費和生活費。要到將近20年之後，她才會開始自己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1990年，有兩個清華大學的校友也來到了美國，當然，並非相約同行。他們一個叫鄧鋒，另一個叫謝青。在未來，他們和第三個清華人柯嚴將一起在矽穀做出一番大事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兩個人的友誼遭受了重創。
在矽穀成功
朱敏注定是耐不住寂寞的，哪怕是在陌生的美國。1986年，來美國兩年後，他就動起了創業的心思。
此後的故事已經反複見諸於媒體，但我們還是要再做一個梗概，畢竟這是我們能找到的大陸華人在矽穀創業的起點。
1986年，還在上學的朱敏幫一個軟件公司寫了一點程序，不久這個公司就被一家大公司並購，這讓朱敏眼前一亮，他也想做一家公司賣給這家大公司。於是他帶著自己的商業計劃書開始找投資。但沒有人相信一個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朱敏铩羽而歸。
此後的幾年裏，朱敏參與了一家軟件公司的創業，也在普華永道這樣的大公司裏當過副科技官。1991年，他真正走上了創業的道路。美國人不投他，一個新加坡人充當了他的天使。公司叫Future labs，朱敏占有30%的股份。此後5年，朱敏幾乎一直掙紮在兩個競爭對手的陰影中，一個叫IBM，另一個叫Intel。他麵臨過資金鏈斷裂，但一直靠零散的融資挺著。直到1996年，一家公司以12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Future labs，朱敏掙到了創業路上的第一桶金。
1997年，朱敏開始了新的創業，這次他找到的合夥人是印度人蘇布拉·埃亞。他們的新公司叫做WebEx（網訊）。1998年，在大陸留學生創業日漸被接受的背景下，朱敏第一次拿到了美國VC700萬美元的投資。此後，公司的產品定位也確定下來，做音頻和視頻會議係統。WebEx進入快速發展期。 2000年7月，公司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而此時，他已經落後於起步比他晚的陳宏了，在大半年前的1999年12月，陳宏的第二家公司Gric已經成功登陸納斯達克。
1994年，認定自己一定要通過創業來證明中國人本領的陳宏離開了紐約，來到了創業者的天堂——矽穀。
他是拿著自己在紐約攢下的20萬年薪，和一位台灣企業家的50萬天使投資開始生意的。他的第一個員工是西安交大的同學張西寧。公司的名字叫Aimnet。這年陳宏31歲，他和夫人劉雅玲及張西寧三個人從購置桌椅板凳開始了。
在公司資金鏈緊張的時候，陳宏經曆了和朱敏8年前一樣經曆過的事情——在美國VC麵前頻頻碰壁。
“我給很多大的VC都發了郵件，但根本沒人理我。當時我們大陸華人想約紅杉這樣機構的合夥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沒有任何渠道。我談過的美國 VC都是小VC，但見麵他們都會問：‘你們中國人會創業嗎？’”陳宏當時唯一能搬出來說服對方的例子就是朱敏，但當時的WebEx也沒掙到錢，而且朱敏還不是CEO。最終，還是一家新加坡VC和一家台灣VC一起開出了一張250萬美元的支票，救了陳宏一馬。1997年，Aimnet賣了1000萬美元， “他沒掙到什麽錢，但也沒虧。”張西寧說。
其實，早在1996年的時候，陳宏就在Aimnet裏分出了一個部門開始做國際電話的虛擬漫遊業務，這也就是最終成就陳宏的Gric的前身。1997年賣掉老公司之後，陳宏把錢都投入到了Gric裏。
如果您對這段創業曆程的細節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網搜索。總之，曆經磨難，到1999年12月上市時，Gric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國際虛擬漫遊服務提供商，業務覆蓋150多個國家。而在陳宏之前幾個月，一個叫王犀的人把一家叫做Viador的公司帶上了納斯達克，成為第一個把公司做上市的大陸留學生。
而在朱敏和陳宏之後，又有一家大陸華人創立的公司在2001年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這家公司叫NetScreen，它的三個創始人分別叫鄧鋒、謝青和柯嚴。由於鄧鋒在後麵的篇章中將成為主角，所以，NetScreen的故事我們隨後再來講述。這就是大陸華人在美國最早的創業故事。
這些第一批的成功者為華源會的舞台提供了明星與主角，他們的麵孔成為了這個組織的旗幟和標誌。因為有了他們，華源會才得以擁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當時我在矽穀華人中的號召力，就好像現在馬雲在年輕人中的號召力一樣。”陳宏自豪地說。
而正當陳宏、朱敏、鄧鋒在矽穀的事業爬向高峰的時候，有另外幾個人也在衝向他們成功的高點。這些人曾經和陳宏們同時留學美國，但學成之後卻把創業的地點選在了“偏僻”的中國。他們中的代表有張朝陽、沈南鵬、李彥宏。
華源誕生
從1980年代早中期，第一代中國大陸留學生走出國門，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到1990年代末，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職業分布與職位層次上，大陸中國人在矽穀都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與成就。此時，諸如大學同學會、行業工程師協會這樣的華人社團已經非常之多，但越來越活躍的華人創業者卻還沒有一個自己的組織。
1999年初，李欽敏等一群北大計算機係出身的留學生組織了一個叫做E-club的小社團，傳播創業理念。很快這個社團的影響力就衝出了計算機係，衝出了北大的圈子。他們邀請陳宏這些華人創業明星們來給留學生做講座，每次活動規模不大，幾十個人，活動場所就是教室。當時在下麵聽講的人中有一個兩眼放光的帥氣小夥子，這個人叫李彥宏。
很快，陳宏，還有事業同樣正在上升期的創業者朱敏，就在E-club的活動中看到了一種來自年輕人的強烈需求，他們需要一個幫助他們創業的組織。想想自己起步時的孤獨和無助，陳宏他們開始了一個宏大的謀劃。
陳亦工當時剛剛從美國中部的一所大學攻讀完法律博士畢業，來到矽穀工作。北大畢業的他積極參與了E-club的組織工作。他手裏至今保留著一張照片，是2000年1月，陳宏、朱敏等人第一次碰頭商量做大E-club後的合影。
2000年下半年，一個契機加速了華源會籌辦的進程。當時深圳市政府要派出一個市長領銜的代表團訪問矽穀，考察創業，他們希望矽穀這邊的華人組織能夠接待。於是，陳宏、朱敏、茅道臨、陳亦工等幾個人在張守晟（2009~2010年華源會會長，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家的客廳裏召開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大家決定在E-club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全新的幫助大陸華人創業的公益組織，並起名叫華源科技協會。大家選舉陳宏擔任首任會長，陳亦工任秘書長，還為協會確定了兩個主要任務：第一，幫助大陸在矽穀的留學生創業；第二，成為中美間商業交流的渠道。
“我們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成為在美國主流商業圈有影響力的高端組織。”陳宏說。其實，在華源之前，華人創業者在矽穀並非沒有主流的組織，它們分別是台灣人創辦的玉山協會，香港人主導的AAMA協會。“我們可以去聽他們的會，但卻無法接觸到他們的高層，也沒有人會重視我們。”
於是，一次在客廳裏的聚會決定了華源會的誕生。雖然在日後的十年中，華源成為了華人在矽穀的第一創業組織，但在最初的一年裏，作為非營利組織，由於資金來源緊張，華源沒有組織大的活動，即使接待深圳市代表團，也是在斯坦福大學租了一間教室，把以前留學生聚會時喝的可口可樂換成了紅酒。而日常裏，華源還會每月組織會員活動，規模一般不大，是閉門的私密交流。
但華源的領導者們很清楚，要想進入主流，必須有一個影響力足夠大的年會。於是，2001年，一切都在緊鑼密鼓的籌劃中。尋找投資機構做讚助商，招募誌願者，邀請參會嘉賓，選擇會場，刊發廣告。由於心裏沒底，最初定下的會場竟然無法容納下踴躍的報名者，陳亦工又臨時把會場變到了Santa Clara的會議中心。
直到這一刻，陳宏才確定，華源會真的抓住了那個時代的脈搏。大陸華人在矽穀的一個新時代即將開始。
盛
在那屆華源會上，馬雲和楊致遠的一次私聊啟動了後來那場精彩跌宕的雅虎收購案
標誌時間：2005年5月5日
標誌事件：華源會2005年年會
矽穀主角：鄧鋒、謝青
中國主角：陳宏、朱敏
“我打電話一個個請，馬雲說他來不了，我說你有多長時間？必須得來，他說就48小時，我說48小時也得來，他來了，真是待了48小時。”鄧鋒說起2005年的華源會，仍然滿是自豪。
“張朝陽、丁磊、李彥宏、楊元慶、郭為、吳鷹、楊致遠，還有矽穀的，像我、陳宏、柯嚴，還有貝恩的朱佳，他們是那年年會的讚助，還有戴維黎—— 曾子墨的老公，以及亞信的丁健，步步高的段永平。” 除了組織華源年會，鄧鋒還組織了“中美IT企業領袖峰會”，將這些人一網打盡。那個時候，馬雲的阿裏巴巴和李彥宏的百度都還沒有上市。在這個會議上，馬雲和楊致遠的一次私聊啟動了後來那場精彩跌宕的雅虎收購案。
除此之外，華源會還實現了贏利。
在鄧鋒之前，華源會一直沒贏利，朱敏做會長的時候，曾經寫一張空白支票放在董事會，說如果拿不到捐款，最後他買單。那一次最終募集到了三四萬美元，而鄧鋒則募集到了三十五六萬。接替朱敏出任會長的鄧鋒把華源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邵亦波作為副會長也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eBay收購易趣，兌現了個人財富的邵亦波辭職退休，很有時間做這件事。
在這年華源的會場上，出現了美國主流商業圈重量級人物的身影。開幕的主題發言人是Intel的執行副總裁馬宏升（Sean Maloney），參與論壇的有Juniper的創始人Pradeep Sindhu，雅虎的副總裁John Marcom，另外還有來自摩根斯坦利、紅杉資本、華登國際的高管。
2005年，華源會年會的主題定為“中國，走向主流”。毫無疑問，這個標題昭示了當時彼岸華人們的心態和期待。
NetScreen傳奇
要講2005年的華源會，還要從主角鄧鋒和NetScreen的故事講起。
時間回到1996年。當時已經在Intel工作3年，並獲得了穩定位置、優厚薪酬的鄧鋒開始琢磨創業的事兒，他經常和在思科工作的清華好友柯嚴碰麵，兩個人都想創業，但卻看不太清方向，也不知道怎麽幹。
這時第三個清華人出現了。在一次打籃球時，鄧鋒遇到了謝青。
謝青來美國是為了讀博士，但幾乎從來了那一天他就沒有安心讀過書。先是在自己清華導師的美國公司幫忙打工，為此向斯坦福申請推遲了一年入學時間。之後，在1992年，他和幾個同學開始自己寫防火牆軟件，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創業。那是一次作坊式的創業，也沒有投資人，就是幾個人做出了產品出去賣。
這是一段沒多大成就的創業經曆，4年下來，謝青買了一套房子。但最寶貴的收獲在於他認準了網絡安全這個創業方向。因為在這次創業過程中，他發現軟件防火牆其實存在著重大的缺陷。“用軟件做，做不快，因為它永遠受兩個條件的限定：第一是PC機的性能，第二是操作係統的限製。”謝青開始考慮能不能用硬件來做防火牆，開發自己的芯片。
1996年的謝青，一邊做著自己的小公司，一邊到一家大公司去上班，收入不錯。也就在這一年，他放棄讀了6年的博士課程。在矽穀這群華人創業明星中，他是唯一的輟學生。
轉折點就發生在那次打籃球之後。鄧鋒對謝青說，他和柯嚴已經在商量創業。謝青問，你們想幹什麽？鄧鋒說，Intel最近想把網絡安全功能加入芯片中，你懂網絡安全，你覺得這個方向怎麽樣？
這就叫正中下懷。對謝青而言，沒啥可說的，幹！他謝青是網絡安全的行家，鄧鋒是芯片天才，柯嚴是軟件高手。絕配。三個人的分工是，謝青擔任CEO，鄧鋒負責芯片，柯嚴負責軟件。
但是知易行難，況且三個人現有的工作待遇都太過優厚，特別是鄧鋒，再幹一年就可以拿到價值百萬美元的Intel的期權股票。於是三個人說好，先不辭職，業餘時間來做，每個人每星期必須保證30個小時來辦公室，周六一天都必須到，周日上午可以休息，但下午必須到。
1997年，三個人成功做出了NetScreen曆史上的第一台機器。高興之餘，他們都明白自己要麵臨抉擇：必須辭職了。三個人相繼辭職，鄧鋒放棄了百萬美元的股權，NetScreen正式成立。
與朱敏和陳宏一樣，NetScreen在最初融資時也遭到了美國VC的冷遇，原因同樣是不看好大陸華人的創業能力。最後，謝青還是從香港人和台灣人那裏融到了第一個100萬美元，而他們3個人也每人投入了5萬美元。
產品上市之後，銷售效果非常好。這時老美們開始相信這群中國人了。1998年6月，紅杉資本進入。但這件喜事卻為後來的分裂埋下了種子。
當時美國投資人不信任中國人的操盤能力，謝青也不自信，在談條件時，雙方商議確定，由紅杉尋找一位資深職業經理人接替謝青的CEO職務，謝青轉任董事長和工程副總裁。很快這個人就來了，他是原Sun公司的執行總裁羅伯特·托馬斯。
後麵的故事，按照謝青的說法，這個托馬斯先生是個銷售主導型的人，加上對謝青有猜忌，他拒絕了謝青提出的研發下一代產品，把防病毒功能加入設備中去的建議。
1999年9月，謝青辭職了。
那年的一個中午，畢業後已經打工幾年的金海平找到了謝青，交給他一份商業計劃書。這是他在斯坦福讀書的時候就有的夢想，要做基於手機的個人位置服務，也就是手機上的導航軟件。他和謝青一起吃了午飯，謝青鼓勵他說，憋不住了就跳出來幹，別總猶豫了。就是這句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年，Telenav在 Sunyvale成立。
謝青的離開並沒有影響NetScreen的高歌猛進。公司銷售額從1999年的500萬美元，迅速衝向了2000年的2600萬美元，之後是8500萬美元、1.38億美元。請注意，這是在互聯網泡沫崩盤的年份。
但就在2000年底，鄧鋒聽說了一個消息，謝青又創業了。這次他成立的公司叫Fortinet，而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殺毒等一係列功能都做到一個盒子裏去，他還給這個設備取了一個名字叫UTM，而不再叫防火牆。
2002年，謝青幹成了，他的產品上市了，並且和NetScreen形成了直接的競爭。至此兩人徹底反目，因為鄧鋒認為謝青這麽幹太不厚道了，畢竟他也還是NetScreen的重要股東。在矽穀的華人圈裏，你很容易就能打聽到兩個人曾經形同陌路的故事。金海平告訴《創業家》，一度在華源的年會上，他和陳宏的一個重點任務就是創造環境，讓謝鄧二人重歸於好。後來，兩個人表麵和緩了下來，但內心的隔閡卻始終沒有打破。
當然，這是後話了。而在2001年，當時的鄧鋒並沒有太多心思關注謝青，因為NetScreen在這一年要衝上市了。在經曆了三次更新操作係統、推出若幹新品，人員擴張將近一倍，銷售額增長3倍多的一年之後，2001年12月12日，NetScreen成功上市。
此後的日子，NetScreen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到2003年，其銷售額達到了2.45億美元，在全球防火牆市場中的份額排名第二。2004 年2月9日，網絡設備巨頭Juniper出價40億美元收購NetScreen，4月16日並購完成，當天NetScreen的市值是24億美元。
在此後一年中，原NetScreen的核心技術骨幹絕大部分相繼辭職。而鄧鋒也在2005年2月退職，柯嚴在10月離職。至此，一個由三個大陸留學生開創，由一支主要由華人構成的工程師團隊創造的技術創業傳奇在矽穀高潮謝幕。
回國去！
如果陳宏換做是在2005年找VC融資的話，除了鄧鋒和謝青，他將能夠輕易再舉出幾個名字說服投資人。
毫無爭議，NetScreen的成功在2004年把大陸華人創業者的聲望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就在這之後的一年，一位女性又創造了一個華人傳奇，她的公司創立僅短短2年半時間，而且前一年半一直處在沒有銷售的研發中，此後一年中的最高月銷售額也僅100萬美元，但它卻被思科以6500 萬美元收購。這個傳奇的創造者叫曾毅敏。
靠在餐館刷盤子維持生計，曾毅敏完成了她在紐約州立大學的學業。此後她在IBM、貝爾實驗室、AT&T、思科一連串的大公司工作。2002年，在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最低潮，她決定從思科辭職創業，成立了Protego Network公司。
她當時看到的市場機會是網絡安全監控。她做的也是一個硬件盒子，但和NetScreen的功能不同之處在於，她的產品是一個本地硬件係統的貼身醫生，客戶主要是那些擁有複雜的計算機係統的企業。它時時監控著整個係統的運行狀況，一旦出現病毒入侵，它就會通過智能分析告訴IT管理員，是哪台機器中毒了，病毒在係統中擴散的路徑是怎樣的，應該從哪個點開始處理是最好的。
創業之初，融資並沒有讓曾毅敏費太多心思，天使投資的100萬美元很快到位，此後幾輪一共拿到了650萬美元。這時，市場對大陸華人已經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了。
2004年，Protego推出了自己的產品。“我特別幸運，”曾毅敏說，“不知道為什麽，就在那個時期，網絡上的蠕蟲病毒特別特別多。”於是產品熱銷。然後，她的老東家思科就盯上了她。
“矽穀這點很好，大公司看你做的東西好，它不會去自己也做一個，而是會用一個好價格把你收購。這裏是鼓勵創新的。”曾毅敏和思科反複較量之後，價格定在了6500萬美元。2005年，曾毅敏又回思科上班了。
就在曾毅敏的產品即將麵世的2004年，金海平的生意也終於見到了曙光。
此時矽穀的華人創業看起來如火如荼，但有人已經開始回國了。
“當時沒有幾個人做投資，現在一堆啊，基本上裏麵有一半在做投資。”2010年，在北京香格裏拉，鄧鋒細數著2005年IT峰會照片上的那些明星說。
矽穀的明星開始流失了，他們陸續回到了中國。雖然第二年華源會又創造過新的募資紀錄，雖然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凱鵬華盈的創始人杜爾也曾到會，華源會還是開始慢慢走下坡路了。
在這些大腕級的明星中，走在最前麵的是陳宏。
2003年，陳宏辭掉了Gric的CEO職務，把公司的管理交給了職業經理人團隊。這時的Gric已經過了最風光的時候。
而促使陳宏離開Gric另起爐灶的根本原因卻是他心裏那個一直以來的夢想，那就是向美國主流社會證明中國人。雖然已經把公司做上市，但陳宏很清楚，Gric在矽穀也隻能算是二三流的小公司。在一次酒會上，他和康柏的CEO打了個招呼，握了一下手，還沒等他說話，人家扭頭就去和Google的 CEO聊天去了。
這一次他認準的方向是做投資銀行。2003年，他在美國注冊成立了漢能投資。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賭著一口氣要證明“中國人能”。從此，陳宏的事業重點轉回到中國。他希望能把自己在美國的資源和聲望在中國這輪大潮中兌現。
最初，陳宏組了一個明星團隊，主要合夥人有王功權、譚智。他們想在美國募集一個3億美元的並購基金，在中國的國企改革中進行資本運作。但在談 LP的時候，老美都很不理解，為什麽要專門給中國成立一個基金呢？中國有那麽多機會嗎？我們做個亞洲基金，其中分中國一部分不就可以了嗎？那個時候，老外還沒看到中國的市場。
陳宏的理想是做中國的黑石，但在當時的中國沒人知道誰是黑石，為了方便宣傳，他就把對標的目標換成了高盛。在最初的日子裏，漢能做的更多的是財務顧問的活兒，幫人做融資。在幫助中微半導體從美國融資3800萬美元的生意中，漢能掙到了100萬美元。
2004年底，陳宏和譚智花了1500萬元人民幣買下了框架傳媒43%的股權。2005年10月，分眾以1.83億美元並購框架。漢能不到一年獲利60倍。這成為漢能曆史上迄今最經典的戰例。也就在這一年，Gric在行業整合中被收購，靜悄悄退出納斯達克。
就在漢能在國內日漸風生水起的時候，57歲的朱敏也從WebEx辭職回國了。
為什麽要回來？朱敏的答案有兩個：第一，為了“報答鄧小平”，當年是鄧小平的政策送他到了美國，改變了他的人生。
第二，作為一個成功人士，他也遇到了和陳宏類似的問題，進入不了主流的話語圈。
2005年5月，拒絕了印度夥伴的反複挽留，朱敏辭職回國。最初的身份是NEA的投資合夥人。他認為，以自己在美國闖蕩多年的經驗，以投資人的身份出現來幫助中國的技術型創業公司快速成長，這應該是個可以輕鬆勝任的工作。哪國的土地都是土地，中國的土地怎麽就不能長出美國的莊稼？
根據後來的故事看，老朱，你過於樂觀了。
轉
“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會碰到很多障礙，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國人能提供幫助的，華源的定位也應該往這邊走。”
標誌時間：2010年10月2日
標誌事件：華源會2010年年會
矽穀主角：謝青、金海平、曾毅敏
中國主角：陳宏、朱敏、鄧鋒
2009年，鄧鋒又一次被拉到了華源的年會上“救場”。當他走上論壇之後，向下麵的聽眾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看我看煩了嗎？
“我已經很多年不去華源會了，”2010年，矽穀創業者譚青（化名）對《創業家》說，“每年就是那幾張臉，成了他們董事會那幾個人的內部俱樂部。”若幹年前，他曾經是華源的付費會員。
華源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人才斷代了，現在每年選會長成了一個很難的事兒。
2010年10月2日，在華源年會的會場，《創業家》記者也和很多參會者交換了名片，發現其中創業者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都是工程師，來聽聽是不是應該回中國。
時代變了，時代真的變了。
“矽穀的創業明星斷代了，”陳宏說，“真正做上市的還是我們這批人，沒有新人出現。而我們這幾個最有號召力的人又都回到了中國，沒有明星怎麽會有凝聚力呢？”
但問題似乎並不是這麽簡單。鄧鋒和曾毅敏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因為在矽穀的大陸華人創業的種子少了。
“這些年國家引才的政策很厲害，原來去的幹得不錯的好多人都跑回來創業了。”曾毅敏分析，而留在那邊的大部分人工作已經非常穩定，美國這兩年的經濟也不好，所以選擇創業的人就少了。而新去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上完學就跑回國了，因為國內機會多，父母也給安排好了。
“那次我跟華源新的會長講，華源會原來基本上是把世界引到中國，我們未來要轉到把中國引向世界，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會碰到很多障礙，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國人能提供幫助的。這些人可以作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棋子，華源的定位也應該往這邊走。”鄧鋒說。
彼岸
2009年11月18日，當謝青在納斯達克交易所敲響Fortinet上市鍾聲的時候，他被寫進了曆史。Fortinet成為金融風暴之後的 21個月裏，矽穀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上市之後，股價一路走高，從16.33美元的上市價，上漲到最高36.77美元。而就在今年11月2日，彭博社又爆出市場傳聞，IBM已經就收購開始和Fortinet進行接觸。
在北美、在歐洲、在日本，謝青的產品都拿到了市場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是，在中國，他卻走得舉步維艱。
“中國市場隻占我們銷售收入的3%。”謝青無奈地說。
“中國市場容量是美國的七分之一，其中多一半的客戶又和政府有關。我們在中國的競爭對手都是做軟件防火牆的，技術肯定沒我們的好。但搞政府關係我們實在搞不過他們，他們有人自己就是政協委員。”謝青說。在美國市場，80%的訂單來自市場，20%來自政府采購。而在中國，拿不到政府的單子，基本沒有可能做大。
謝青之後，續寫上市故事的大陸人是金海平。2010年5月14日，Telenav登陸納斯達克。“他們都是連續多次創業，我是10年做成了一件事情。”金海平感歎。Telenav當前市值徘徊在3億美元左右。
當謝青和金海平用上市證明了自己奮鬥的價值時，曾毅敏也已經再次上路。
2007年，曾毅敏又開始了創業。這次她做的產品是上一次的升級版。在她看來，僅僅監控網絡安全已經不能再滿足大型數據中心的需求，因為不僅病毒和蠕蟲能引起係統問題，硬件故障、非法入侵都會導致係統變慢或者崩潰。這次，她要做的是數據中心的綜合監控和服務軟件。她認為，這將是進入“雲計算”時代後，數據中心管理中必然會出現的需求。
與2002年的那一次不同，這次她要把中國融入到她的創業中來。“以前我們的創業都是基於美國市場的需求，而現在美國大公司都必須要有一個中國戰略了，何況我們中國人。”2008年，她在上海張江開設了中國分公司，並給公司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叫“騰起”。從這一天開始，她的時間被分成了兩半，一半在美國，一半在中國。
接受《創業家》采訪時，曾毅敏的產品剛剛開始銷售，這次的運氣沒有上一次那麽好，不再有蠕蟲“幫忙”，她要磕市場了。在美國，她出大價錢雇用了一支經驗豐富的銷售團隊，她把希望寄托在這支團隊身上。
而在中國，她則要更多親自上陣，以免被對方的老總認為不夠尊重。“現在我們做一個單子還是蠻累的，不知道要打多少個電話，開多少個會，吃多少頓飯。”
在國內接觸客戶多了，曾毅敏對中國的軟件市場也有了自己的判斷：“隻有當我們的國家不僅僅有大的國企，還有更多中型的民營企業起來之後，經濟才會更活躍。那個時候，真正願意花錢買軟件的企業客戶才會多起來，中國的軟件產業也才能做起來。我覺得，這還需要四五年時間。”
不管單子有多難拿，曾毅敏現在謹守著一個原則：不和大國企談生意。因為“和它們耗不起。我們是小公司，現金流耗斷了就完蛋了”。
對於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將近30年的曾毅敏來說，在中國創業，她還有太多需要了解的東西。在今年華源年會後的晚宴上，一位從中國飛去參會的客人和曾毅敏聊天時說到了一個詞：國進民退。曾毅敏猶豫了一下，歉意地問道：“抱歉，你剛才說的那個詞是什麽意思？”
如果你有心，你就會發現，在矽穀折騰的人還是十幾年前那些麵孔，已經沒有新人，矽穀華人創業斷代了。
此岸
這是朱敏回到中國的第五年，今年他62歲。
5年前，他以NEA投資人的身份回到中國，不久就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他給這家公司起了一個“很中國”的名字——賽伯樂。
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還要補一些基礎課。有一次，他約見一個銀行的領導，自己打著出租就過去了。結果下車之後，對方問他：你老板什麽時候過來？他說：我就是老板啊。對方臉色馬上就變得很難看。朱敏趕快給自己換了車。在杭州買了一輛寶馬，在北京買了一輛奧迪。
回國的最初兩年，他做了幾筆投資，但更多的時間，他在學習，學習在自己這片土地生存的技巧。他學會了怎麽識破被投企業做的假賬；學會了和政府領導溝通時一口一個“匯報”；學會了要隔一段時間就在媒體上曝曝光，“不然人家會認為你被抓起來了”。
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階段，他調整了心態。“在美國覺得自己苦幹這麽多年挺有錢了，但回來一看，隨便一個企業家隻要有本事弄到幾百畝破地，就比我有錢多了，心裏很失落。”
回國的5年，朱敏先是和NEA、紅杉等外資VC聯合募集基金，後來又獨立去美國募集了一隻5億美元的基金。這時的他，還是一心要做一個美國式的美元VC.
但很快，中國的創投格局開始發生革命性改變。幾年的時間，僅浙江就成立了200多家人民幣基金，美元基金的優勢快速消退。這時，朱敏的劣勢越來越明顯：人脈關係搞不過“地頭蛇”，信息網絡沒有本地老板靈通，投項目時的賭性和膽量沒有本地基金大。
“我們是懸空的，”朱敏反思說，“對我來說，必然要過渡到一個土洋混合的階段。”
朱敏采取了兩個對策。第一，和本土企業家結合；第二，和地方政府結合。
2009年，賽伯樂投資正泰太陽能，朱敏和南存輝正式結盟，而與賽伯樂共同投資的上海聯合投資則有著政府背景。在朱敏的布局中，南存輝的價值顯然不僅僅局限於此。他還希望在未來，正泰能成為他殺回美國的載體。“我在考慮把正泰帶到美國，去矽穀做一個正泰科技園。”
與本土企業家結盟的同時，賽伯樂還與紹興、杭州等5個浙江城市的政府合作分別成立了5隻地方基金。
但在投資圈裏，朱敏被看做是一個邊緣的另類人物。賽伯樂以對創業團隊強勢而著稱，屢被業界詬病。“正泰太陽能是唯一沒有被他完全控製的被投企業，”一位熟悉賽伯樂的人曾對《創業家》說，“朱敏的態度是：你們現在玩兒的把戲，我早就玩爛了，你們聽我的就行。”
“他也算做投資的？沒他那個玩兒法。”曾經有多位投資界的大佬私下這樣評價朱敏。5年來，朱敏沒有得到業界的認可，也還沒有能拿出手的戰績，他的賽伯樂至今沒有一個IPO項目。
“累啊。”朱敏說，“中國的土地，美國式的種子，按加州的方式種莊稼，做起來非常累。所以，我意識到必須要落地，要本土化，但這很苦。人家在這個環境裏泡了30年了，我最多才5年。”
和朱敏一樣，在中國已經泡了將近5年的還有鄧鋒。鄧鋒2005年回國創立了北極光創投，一個瞄準科技和消費類創業公司的美國式VC.
“回國後最大的挑戰，是那些機會型的項目。”這樣的項目可能會有道德瑕疵，但也許能更快成功，能有很高的回報。鄧鋒“每天都在麵臨這樣的選擇” .
曾經有一家著名的互聯網社區創始人來找鄧鋒融資，對方講了一句非常露骨的實話。“就他這一句話，我就不敢投了。”還有一家做賭博機的公司找到他，鄧鋒同樣沒敢投。但不少國內的草根大佬都把錢投到這些公司。
“我們這些人，在美國取得了成功，回國後有了個虛名。但我們離開中國20多年了，比起沈南鵬、丁健這些早就回國來泡的人，肯定不如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在這方麵，虛名一點用也沒有。”鄧鋒說。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同朱敏類似，鄧鋒回國5年，北極光沒有領投出過一家IPO項目。而因為一開始就確定的美國式VC和美元基金的定位，他和朱敏又錯過了國內創業板這一波資本豪宴。
“我們投的聚光科技和紅孩子都是可以的，你們不能用浮躁的標準來評價我們。我相信，鄧鋒也一定能投出一家偉大的技術型公司。”朱敏說。
與朱敏和鄧鋒不同，陳宏並不認為自己與中國存在著隔膜。他說這和他愛折騰的性格和良好的適應能力有關。“我現在還擔任了陝西商會的常務副會長，這都是民營企業家幹的事情。我去榆林，不說英語，那裏的市長和書記都認不出我是海歸。另外我在青聯裏還任多職。”陳宏覺得這是自己在中國紮根成功的證明。
在北京華貿中心一間陽光充沛的辦公室裏，當年意氣風發的矽穀創業青年陳宏頭上已經多有華發。今年他48歲，但他距離自己的中國黑石夢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最近參與運作成功的亞信聯創並購案總金額僅7億美元，漢能也僅僅是充當了財務顧問的角色，5年前的分眾與框架的並購案仍然是他無法逾越的紀錄。
“人家黑石做的是幾十億、上百億美元的項目，我們沒這個實力，就先從幾億美元開始吧。”但對於陳宏來說，更大的挑戰在於國內更有背景和能量的機構也在對即將興起的並購市場虎視眈眈。他會在中金公司、中信證券這些大家夥的陰影下長大嗎？他又能抵擋住九鼎投資這樣國內資源豐厚的新銳們的進攻嗎？
“我們也有退休領導做顧問。我要想從證監會弄些合夥人，那是分分鍾的事。航天集團的重組都是我們做的，你們看不到而已。我們也在做礦，兩年了。我現在去的都是國家級的、省裏的、國企和大民企。”和鄧鋒的潔身自好相比，陳宏的本土化走向了另一個“極致”，業內有人把話說得很難聽，說漢能是“官商勾結”。
他們在中國經濟低潮期去了海外，雖有小成，但終究打不過那些美國本土的公司，大都被收購。如今回來，又麵臨著適應中國本土的問題。那些早回中國的李彥宏張朝陽們，已經坐穩了江山。未來，他們能不能在海歸與本土間找到平衡點？
“我們這些人其實很不幸，”這是朱敏接受《創業家》采訪時，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不幸之處在於，我們沒能真正在中國改革的潮流裏麵。我們成了轉型期裏的變形動物。”
他們幾十年來從太平洋這頭飛到那頭，看似在積極尋找機會，但潮流起落，並不由人，他們並沒有占到便宜。這回，他們是不是又錯過了這一輪中國的黃金期？還是像朱敏所說的那樣，答案還沒有到揭曉的時候？
那些羨慕而猶豫的目光和複雜的心態
飛行12個半小時，他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中國。然而站在對岸的矽穀看中國，穿越這12個小時距離的是羨慕而猶豫的目光，還有複雜的心態。
在矽穀，中國人、大陸中國人早已經不是什麽稀有動物。據說一家總部在深圳、為山寨手機攝像頭做配件的公司把研發部門設到了矽穀，雇用了上百名工程師，其中大陸華人竟然超過了90%。在這家公司裏，日常的工作語言就是漢語。公司曾經嚐試雇過幾個印度人，但不超過一個星期他們全都辭職了，因為工作語言不通。這當然有一點極端。但據說在一般的矽穀公司裏，大陸華人都能占到員工總數的30%左右。
在華源年會上，一個叫“回到中國”的分論壇裏擠滿了人。台上的嘉賓是一些先期回國的人，比如武平。每個人都在反複告誡下麵那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你要是個剛畢業的家夥，那麽你回國和“土鱉”對拚早已沒有任何優勢，所以一定要慎重。
但是，對於那些已經當了若幹年矽穀人的“老人”來說，回國還是一個讓他們糾結的話題。“當然想回國了！”一位已經在PayPal工作多年的軟件工程師說，“我的家在中國，中國現在的機會又那麽好。”然而，現實的問題是，她眼前的生活已經很穩定充裕，中國沒有更好的機會，她又為什麽要放棄當下呢？ “回國創業？創業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多矽穀華人共同麵對的難題。一位華源誌願者，在AT&T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決定著2億美元的走向” ，他現在的困惑同樣在於要不要回中國。
“以我和我老婆的收入，我們在美國的生活像神仙一樣。但我清楚，我要想在事業上有更大的發展，回國是一個最好的選擇。現在中國公司付我更高的薪水沒問題。我最近和華為談過，對方開價很大方，但我不想那麽辛苦。我有同學在國內創業，所以我也知道國內的創業環境不太好。我最近在想，要不回去投靠個既得利益集團也不錯，比如中移動什麽的。”
事實上，隨著中美兩國交流的日常化，矽穀華人對中國的認識越來越深。一位擔任某華人協會會長的先生請我吃了一頓工作午餐，他是一名高級工程師，但因為這個會長的職位，每年都會回國若幹次，接觸的也都是一些主要招商城市和工業園區的領導。午餐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在講吸引海歸創業的潛規則。
“你知道這麽多，為什麽還要做？”我問他。
他想了一下，然後說：“這麽大的一個曆史潮流，重在參與。”
中國市場現在有多重要？一位常年在矽穀的華人投資人告訴我，現在在那邊，中國創業者的商業計劃裏如果沒有考慮中國市場，是很難拿到VC投資的。甚至有極端的機構曾經宣稱，不考慮中國的中國留學生創業項目，肯定不投。
對於中國的未來，矽穀華人幾乎一邊倒地加入了樂觀主義的行列。他們大多認為，中國高速增長是會持續下去的，他們早晚是要回國參與的，而至於那些被國內人詬病的因素，他們會爭論，每個國家都有煩惱，美國也不例外。
但在回國前，更多的人還是希望先完成一個事情。一位國內知名大學矽穀校友會的會長告訴我：“很多人的想法還是先拿到美國的居留權，回國後隨時能跑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