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宋魯鄭之“占中”何以必然失敗？

9月28號匆匆上場的“占中”果不其然引發西方媒體拿耗子般的激情關注。“占中”英雄們也自然而然上了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麵。至於本人所在的法國，更是電視、廣播、報紙、新媒體立體傾情演出。除了《費加羅》和《解放報》都是頭版頭條外，第一大晚報《世界報》更發表社論，直接把這它上升到“對抗北京的民主運動”這樣的高度，並聲稱“當局對目前的局勢負有全部責任”。除了上綱上線，就是歪曲以刻意誤導本國人民了：“爆發反抗的起因是因為北京曾承諾在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時進行普選。這一發展完全符合當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倫敦與北京談判達致的在香港實施一國兩製的精神。”盡管“占中”英雄們自我否認（如學生領袖黃之鋒表示，他們不是搞革命！），但並不妨礙西方媒體以“雨傘革命”、“香港之春”來命名。

 

但事實卻是，中國人大常委會8月31號的決議完全符合《基本法》----根據第45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也完全符合中英聯合聲明（整個聲明根本無普選二字）。《基本法》是各方通過五年的艱苦談判和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凝聚各方共識的憲製文件，它在1997年7月1日後取代了殖民地時期《英皇製誥》及《皇室訓令》的地位，確認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辦法、權力和責任及其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等。

 

如果說第三國、普通百姓不明白這一點，哪麽曾是末代港督的彭定康應該是最清楚的。然而，這位在民主社會成長起來的資深政客卻說出這樣一番話來：“抗議民眾隻是起來爭取香港《基本法》原已承諾的條款。英國與中國1984年就1997年移交香港談判達成協議，《基本法》即根據協議內容擬定。”

 

至少彭定康是知道《基本法》的權威和曆史、現實的地位，沒有把矛頭指向它，但可惜的是，他把《基本法》沒有的條款當作為“占中”人士非法行動辯護的理由了。以我本人在法國生活的經曆，一個政客極少敢在國內公然如此顛倒黑白（小布什為發動伊拉克戰爭捏造理由是例外），往往會下台了事。但何以到了國外事務就如此膽大呢？

 

看到西方媒體如此亢奮和投入，不由得令人想起可憐的“占華”（華爾街）英雄們以及加拿大魁北克之春的大學生們。他們實在是生不逢國，假如生活在中國，他們早就在世界上揚名立腕，富甲一方了。或許西方有沒有新聞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公正，他們最有深刻的感受了。

 

“占中”事件發生後，一個相當流行的觀點是中國中央政府違背了“一國兩製”的承諾。這當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盡管中英談判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遠在英國之下，1997年香港回歸時，中國的經濟總量也仍僅僅是英國的三分之二，但香港回歸17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的4倍。盡管雙方國力完全不對等，但中國依然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反觀英國，1989年和冷戰結束後，就妄圖憑借有利的曆史時機違背自己的承諾：1984年後，中英雙方商定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以全部過渡，但1992年彭定康不顧中英雙方的官方協定，強推所謂的政治改革，結果立法局的直通車被取消，中國不得不另起爐灶。

 

當然翻臉比翻書還快的不僅僅是英國，這大概是西方的外交倫理和普世原則。冷戰時美國和中國達成“八一七”公報，承諾逐步削減對台武器銷售。結果冷戰一結束，這一公報立即成了廢紙。蘇聯一解體，美國很快就單方麵廢除與之簽訂的中導條約。

 

隻是向來占據道德高地的西方，居然還能厚顏黑白顛倒指責中國違反承諾。看來這個世界還是需要更多的斯諾登式的雷鋒站出來。

 

到今天為止，“占中”已經持續兩個多星期。但不管西方如何支持、打氣，“占中”人士自認為自己擁有道德優勢----民主旗號和學生身份，完全一幅文革時“民主有理，占中無罪”之勢，但其失敗的結局卻是注定的。

 

一是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言行完全在法律的框架內。這和“占中”非法性質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二是中國完全有能力對抗任何來自國外的幹預。世人可能還記得，2013年，英國首相卡梅隆在訪問中國時是如何表現的：“英國將做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最強支持者”。顯然，英國不可能（也是沒有實力）為了香港問題而和中國翻臉。再者，香港動蕩也同樣不符合英國的經濟利益，事實上，英國也是“占中”的直接受害者。隻是礙於意識形態的束縛，不便公開站在中國一邊罷了。至於美國，固然可以支持一下“占中”，給中國製造麻煩，但美國絕不會為了香港人的利益付出任何代價。

 

三是衝突雖然發生在香港，但誰都明白運動的真正目標是中國內陸。希望“占中”能夠迅速在內地蔓延。所以，中國中央政府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妥協的可能。 更何況，今天的大陸百姓已經不是八十年代僅僅幾個理念就能忽悠的，他們已經目睹了蘇聯解體悲劇、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慘象、烏克蘭顏色革命的後果、阿拉伯之春的災難以及台灣民主化之後的鬧劇，整體上對“占中”是不讚成的。再加上香港近年來在“雙非孕婦”、“國民教育”和“蝗蟲廣告”等一係列事件對大陸民眾的排斥，也同樣激發了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反作用力。香港對大陸的軟實力影響早已成為絕響。

 

四是香港社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法治社會和商業社會，而不是一個政治城市。固然許多民眾會通過參加政治活動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但公然違反法律、破壞香港經濟秩序卻遠不是主流。所以當“占中”引發的經濟破壞力釋放之後，民意迅速逆轉，出現了“反占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意對“占中”的壓力越來越大，“占中”最終將會成為過街之鼠。

 

五是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完全承受的起香港走向政治誤區所帶來的經濟後果。1997年香港回歸時，它的GDP相當於全國的15.6%，而今天則隻有2.9%。根據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2017年前後，廣州、深圳、天津等城市都將超過香港，2022年，重慶、成都和杭州也會超越香港。到時，香港就變成中國的一個二線城市了。

 

六是“占中”群體的不成熟也決定了“占中”的命運。首先“占中”群體的訴求是完全不現實的、根本不可能達成的：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要求收回人大常委會8月31日的決定。這兩個訴求也就等於完全排除了雙方任何妥協的可能性。

 

其次，運動才幾天，行動就已經失控，內部發生公開分裂。主張退出的溫和派與堅持到底的激進派分道揚鑣。正如美國《星島日報》的社論稱：“從媒體的報道來看，這些激進示威者不但製造了無政府狀態，本身也完全不受控製，對學聯與占中三子不屑一顧，大大聲說‘他們不能代表我們’，為所欲為。打從占領行動第一天，這批人就退與不退的問題，已經出現過多次反複，有分析指，預計這樣的反複將不斷重演。 ”占中者也出現了既不服從糾察隊也不服從學聯指揮的現象。

 

最後，在民主發展上，中國中央政府實際占有道德高地。一個事實是，香港回歸十七的民主進展超過過去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五年。另一個事實是，正如英國上院資深議員蕭克羅斯勳爵所公開表示的：“英國用了四百年時間才建立議會民主製度，至今還保存有一個非普選產生的上議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是超速度了。如果還要加快，那對香港的未來一點好處也沒有”。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西方國家，除了法國，沒有一個是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的。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以及美國都是間接選舉。可以說，中央政府提出的現階段普選方案，確實體現了對香港七百萬人民高度負責的立場。

 

在這裏，確實有必要提一下西方學者的觀點。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兼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認為，北京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反應和處理，顯示中共對政治改革已到極端僵化程度；僵化造成嚴重束縛，束縛對中共統治不利。他甚至斷言，中共統治已走到盡頭，十年內可能崩潰。之所以要羅列這位大名鼎鼎學者的觀點，是為了讓世人明白何以西方加速走向衰落。精英學者如此水準，西方想不衰落都難。

 

假如占中的組織者有足夠的理性和獨立性（能夠擺脫境內外勢力的控製），就應該見“壞”就收，也給自己留有餘地。同時也放單純、熱血的青年學生一馬，不要再把他們當作滿足自己政治野心、衝在第一線的犧牲品。否則，他們就真的會成為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