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10月13日文章，原題：美國為何不願充當釣魚島問題調停者？ 美國當地時間2012年9月28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紐約舉行的美國亞太政策吹風會上強調，在中日兩國領土爭端中，美國采取的是“不選邊站”的立場，支持通過外交對話解決爭端。他表示用擱置爭議的方式處理領土爭端是非常智慧的決定。他強調中日領土爭端是雙方之間的外交事務，美國無意也不會充當調停者。這是美國在中日兩國圍繞著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爭端中所采取的最新立場。
此前美國國防部長到日本和中國訪問，外界紛紛揣測，美國將會扮演調停者的角色，試圖通過緩和中日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在東亞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地區謀取更大的利益。現在看來，美國已經意識到，作為釣魚島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國不具有調停者的資格，如果美國扮演積極調停者的角色，那麽，有可能會導致美國必須在這一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而這樣做，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實現將會產生負麵影響。
眾所周知，釣魚島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釣魚島爭端的解決有賴於美國敦促日本從根本上遵從國際法，重新回到波茨坦公告的立場上來。如果美國尊重曆史，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問題上按照國際法辦事，那麽，美國將不得不說服日本改變自己的立場，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依照國際法歸還給中國，這對於美國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日本民主黨政府挑起釣魚島事端，美國采取的是一種默許甚至支持的態度。當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表達自己的立場，要求日本放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國有化計劃的時候，美國卻在衝繩地區與日本進行所謂奪取島嶼的大規模軍事演習。這在無形之中給日本政府鋌而走險壯了膽。現在中國政府強烈要求日本收回錯誤的決定，通過談判解決中日兩國的領土爭端問題。然而，日本民主黨首相根本不願意收回國有化的決定，也不願意改變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問題上“不承認爭議、不與中國談判”的立場。
因此，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問題上沒有任何可以緩和的餘地。在中日兩國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如果美國政府介入調停，那麽，不僅可能導致日本被迫遵守國際法，與中國進行和平談判，而且有可能會導致美國改變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布局。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務院在對外宣稱不願意充當調停者，言外之意，如果美國繼續摻和進來，那麽，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十分不利。
通俗地說，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上，美國希望中日兩國存在爭議，保持適度的緊張關係。但是，當中日兩國亮出底牌的時候，美國意識到這個問題空前棘手，因此，不願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美國偏袒日本的又一個表現，同時也是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複雜性的具體體現。
現在的問題是，日本政府首相在聯合國大會上口口聲聲依照國際法處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爭端問題，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不斷地違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中國政府已經通過白皮書的方式，全麵而又詳細地闡明自己的立場，那麽，今後中日兩國圍繞著釣魚島的爭端將何去何從呢？
按照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說法，擱置爭議是一種處理問題的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但問題就在於，正是由於日本的挑釁，才導致擱置爭議的希望化為泡影。既然是日本率先打破了中日雙方領導人形成擱置爭議的默契，那麽，美國為什麽不能敦促日本退回到原來的立場上去，在釣魚島問題上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擱置爭議呢？
現在日本政府一方麵企圖采取措施實際控製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可是，另一方麵卻在國際社會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希望以此來爭取其他國家的同情和支持。這是一種十分拙劣的表演。
中國政府之所以不斷地公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曆史資料，並且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程序，履行中國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方麵的法定義務，就是希望打破日本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中國政府采取低調的處理方式，對日本政府竊取釣魚島的行為隻是進行口頭上的譴責和外交上的抗議，而沒有采取實際行動捍衛中國的主權利益，那麽，日本就會得寸進尺，不斷地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上製造事端。
事實上，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國漁民可以自由地出入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周邊的海域，自由地從事捕撈作業。現在日本海上保安廳之所以對中國的漁民采取驅逐措施，目的就是為了強化日本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實際控製權。過去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曾經是中國漁民休息的地方，而現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完全被日本所控製。如果中國政府繼續退讓，那麽，最終有可能會失去更多的利益。因此，中國政府今後將會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
當然，要從根本上解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問題，美國政府必須采取尊重事實的態度，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東北亞地區的領土劃分作出更加 清晰的表態，讓日本乃至其他戰敗國充分意識到，世界各國人民絕對不允許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絕對不允許以任何方式為軍國主義分子的曆史罪行翻案。東北亞地區 局勢的穩定，有賴於東北亞地區各國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果，有賴於東北亞地區各國恪守國際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真正從維護地區和平和發展的大局出 發，重新調整自己的政治外交政策。
(作者是中評社特約評論員 喬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