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譚科長(右一)和他的海軍同事們
(八)媽病了
就在這時媽病了,她月經過後仍流血不止,人日漸消瘦無力。二姐請來朱懋吾大夫來檢查。朱大夫診斷是子宮肌瘤。是良性、惡性還不能斷定。如果是惡性,好的希望就不大了。聽了這話,我整日六神無主,惶惶不安。
媽吃藥過後,血仍然不止。睡到半夜,媽有些昏迷。叫她,她連眼皮都不抬一下,隻哼一聲。我驚慌失措,不顧一切的敲開診所的門。醫生連忙帶著護士(他太太)跑上樓來急救。於是打針、吊瓶輸液忙個不停,瓶子無處吊,我和醫生太太輪流伸直胳膊舉著,媽蘇醒了。我哭著,喊著叫她,好象從遙遠的地方把她喚了回來。她睜開眼睛看了看,似乎向醫生點點頭,又無力的閉上了。醫生囑我注意看護,有事就叫他。我謝了又謝。
我半跪在床上,目不轉睛的望著媽,淚簌簌的流個不停。哀聲求著:“媽,您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吧,您看看我,別讓我害怕。”
她睜開了一下,兩眼都是淚又閉上了。我感覺媽就要離我而去了。我抓著她的手不管不顧的大聲喊叫起來:“您別離開我,千萬別離開我。”象似萬箭穿心,痛苦萬分。
早晨吳伯母,二姐他們都來了,丁大嬸辛大嫂也在。我忍住哭叫,大家也叫她。
她慢慢睜開眼睛,看到他們,聲音很弱的說:“我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眼角的淚珠流到了耳邊。
吳伯母說:“你的病會好起來的,不要想的太多,讓自己難過。”媽搖了一下頭。“萬一有個不測,孩子跟著我們,我會把她當成自己孩子一樣,你放心吧。”
吳伯母又說:“我們到了地方,就給你們來信,隨時聯係。”
媽點點頭,睜眼望著我,那哀傷的目光,深藏著離別的痛苦和無盡的牽掛。
我叫了一聲媽,就跑出房間,想放聲大哭。吳伯母拉我去了她房間,叫我別憋著,哭出來。我哭得天昏地暗,肝腸寸斷。哭夠了,感到頭昏腦脹,全身無力。兩眼腫的剩了一條縫,擦幹眼淚,想趕快去守著媽,守著她,守住她……
人都去了,我淚眼模糊的望著她那張煞白的臉,緊緊抓住她那雙冰冷的手,腦中一片空白,心裏在千呼萬喚著媽,淚滴滴嗒嗒的流著。
丁大嬸兩眼通紅,手端著鍋走進來。“別老哭,要她吃點兒東西。”
“大嬸,媽的病要是惡性的可怎麽辦?”又嗚嗚的哭起來。
“不會的,好人有好報,別老往壞處想。咱們盡量給她治,盡心照應她,會好的。”她走過來撫摸著我的頭。
(九)送走相依八年最親近的人
二姐他們就要走了。她留下一枚鑲珍珠的戒指作紀念。離別的時刻到了,我去車站送別。望著那熟悉的身影漸漸消失在人群中,心裏一陣酸楚。今生今世還能再見嗎?問著自己。
他們走後吳伯母來過兩封信,知道我媽的病已經好轉,就再無音信了。
媽在病重期間,局裏給了假還發了救濟金,又得到診所隻收藥費的照顧。使媽撿回一條命,叫我感激不盡。這多虧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
去掉藥費,靠我的工資買不起貴重的補品。幸虧媽吃什麽都香。一塊蛋糕,一碗蛋羹、一個夾香腸的麵包,就是上好的補品了。我愛坐在旁邊看媽吃,她笑眯眯的吃著,不時的望望我。看她那滿足喜悅的樣子,我感到很大的安慰,讓我不再為沒能買一隻雞而感內疚了。
媽過去從來不吃零食。一捧花生,一把瓜子,幾塊糖都留給我。現在我下班總帶點兒零食回來,她不推不讓,接受我這份孝心,她是讓我高興。
金秋的一天李慶榮說邵炳仁回來了,想見見我。我去了她家。
邵炳仁高高的身材,微黑的麵龐,相貌不出眾,那雙機敏精明的眼睛卻引人注目。他舉止活潑灑脫,洋味十足。穿一件咖啡色鹿皮夾克,深灰色西褲。
談話從趣味性轉入嚴肅的政治性。他剛剛還是談笑風生,不拘一格,轉而言詞淩厲,居高臨下的向我提有關政治方麵問題。我已經不高興,但還是在盡力闡明觀點和立場。經過一番談話,雖然他沒明確暴露他的政治立場。但我已覺察到在政治上我們是有分歧的。
第二次見麵,我穿一套淡灰色列寧裝,自我感覺不錯。他有聲有色的講著他的所見所聞,同時眼睛不斷向我瞟來。最後他笑著說:“你穿上這套服裝和我印象中的你完全變了樣。”我疑問的望著他,他說:“我認為不適合你,甚至不適合女性。”
“為什麽?”
他沉吟一下說:“我認為穿上寬大嚴肅的服裝,會失去了女性娉婷的姿態。”
“我倒覺得很入時,適合一個自立的女性。”
“正因為入時,就會有人穿上這帶政治色彩的服裝來粉飾自己。對不起,我不是說你。”
我誠懇的對他說:“沒關係。我想對你說,我不是。”
第三次見麵,他問我今後的打算。我說:“以前還想入非非,現在實際多了。”
他柔聲問:“還想念書嗎?”
我笑一笑說;“當然想,不過是過去的夢了。”
“也許不是夢,隻要去追求,會實現的。你願意離開這裏,離開媽媽去念書嗎?”
我想了一下搖搖頭說:“不願意。”
他說:“你知道我的前途不在這裏。”我明白他的意思,對他點點頭。
沒有了第四次,李慶榮告訴我他走了,讓她轉告我,他認識我很高興。他去哪了,我沒問,因為我知道。
我和邵炳仁接觸雖不多,但印象中他是個很有趣的人。
嚴冬來臨了,家裏升了火爐,暖融融的,我願和媽坐在一塊說話。她愛聽國家的大事。
她問:“地主的地分就分了唄,還鬥爭他幹什麽?”
“不鬥倒他,分的地農民不敢要,怕日後共產黨一走,會遭到反攻倒算的。”我給她講了一下地主如何剝削農民的事。
她說:“是啊,種地的一年辛辛苦苦,到頭來,還是破衣爛衫,吃不飽。地主不幹活,坐在熱炕頭上,吃香喝辣,穿羅穿緞的。”她又說:“聽說有的還要挨打,槍斃?”
“那些惡霸地主,作惡太多,不知殺害多少條人命呢,您說不該槍斃嗎?”這次談話使她對地主惡霸有了一個極壞的印象。
一天媽對我說:“跟你說件事兒,你可別害怕。”自從媽生病,我就象驚弓之鳥一樣,有點兒事兒,心就怦怦的跳。媽見我那驚恐的眼神就說:“也沒什麽。小美媽說給你介紹個朋友,說他是地主的兒子,我一聽就害怕。”
“地主兒子也不咬人,您怕什麽?”我嗬嗬的笑起來。
“那人就住在樓下,出來進去的,一直不敢告訴你,怕你害怕。”
“我才不怕他呢。”
“說他家土地沒了,可在哈爾濱還有買賣。這些人一根汗毛也比窮人的大腿粗。”
“媽,您別擔心,我不會找地主和官僚的兒子作朋友的。”
“就衝那陸家姐妹,我就信不過,甭說是地主兒子了。”
陸家姐妹前邊已提到過,她們是舞女。現在姿色已退,舞廳又被取消,靠什麽生活,不知道。和她們從來沒來往過,今天竟找上門來了。
其實要找什麽樣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一九四九年的最後就在這不成故事的故事中結束了。
(十)孫大姐和大娘去沈陽
一九四九年初孫大姐訂婚了。對方是東北軍區司令部的參謀,叫焦殿舉。他先一步回了沈陽,隨後大姐和大娘隨部隊列車也去了沈陽。她們走時我和她電車廠的一位女同事去送她。向一位軍人詢問軍屬車廂在哪,他指給了我們。上了車廂見大姐兩眼紅腫,看見我們又流起淚來。心想,她一定有難言的苦衷。車廂裏人來人往,不便多問。
列車徐徐開動了它帶著大姐一顆沉重的心向南開去。這時我的心也沉甸甸的。她說我們會再見的,我期待著那一天。
孫大姐來信了。她是在全家團聚和新婚的喜悅中給我的信。我默默的祝她幸福。她信中提到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司令部宣傳科譚蔭溥科長請她作介紹人,說他對我印象較深。這位譚科長就是我向他問車廂的人。
媽說:“鳳娟介紹的人,我放心,甭問我,得問你自個兒願不願意。”
“媽,我怎麽會願意,又不認識人家。”
“不是見過嗎?看外表也會知道人怎麽樣,合不合意。”
“問事兒就問事兒,誰會去注意人家是什麽樣,而且戴著皮帽子。”這件事在回信中婉言回絕了。
後來大姐來信說譚科長又求過她。她也主張自然結合,不主張生拉硬拽。可她又說,譚科長人不錯,叫我再考慮考慮。
我雖然崇敬,甚至崇拜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幹部,可是我怎麽會對完全陌生的譚科長答應做朋友呢?!那意味著什麽,就不言而喻了。
一天我正在辦公,幾個軍人開著電驢子(摩托車),神氣活現的來訪我。說是焦參謀和譚科長的朋友。寒暄了幾句走了。引起同事們的注意。我向來不喜歡招搖過市,引人注意。因為提到譚科長,使我認為他們是故意造成事實。這種強加於人的作法,叫我反感,把我的想法向大姐說了。後來譚科長調到安東籌建海軍學校去了。建立海校是為新中國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打基礎。譚科長離開了沈陽這件事就此結束了。
半年後,大姐來信叫我去沈陽工作。她說沈陽是新解放的城市,需要骨幹,不要總在媽媽的翅膀下,應該飛出來獨立成長,發展自己。我動了心,也是因為業務科新來的張科長對我那種過份的關心和幫助促使我下決心去沈陽。
顧本蓮送我,彼此戀戀不舍,我告訴她我還會回哈爾濱的,因為我媽還在這兒。火車一聲長嘯把我帶離了我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