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個雞蛋中間跳舞的閻錫山，想起了被山西兩次通緝的薄一波
1932年閻錫山東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以後，雖然他與蔣介石的爭鬥告一段落，並貌合神離地相處著，但他知道，蔣介石吞並山西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3年以後的1935年，在一種錯雜的形勢下，閻錫山明顯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穩了。
這一年，侵華日軍策劃的華北“自治運動”，不但與閻錫山獨占山西、發展山西閻記官僚資本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而且已將山西納入到了“侵略華北之計劃”，亡國亡省的危險就在眼前。
盡管閻錫山是在日本畢業的，並一直與日本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是，在日本的鐵蹄要叩響山西的大門的時候，如果與日本妥協，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還有可能成為遭人唾罵的漢奸。“傾巢之下，安有完卵”，這個道理他是知道的。
蔣介石怎麽樣？麵對著日本的威脅，閻錫山開始整理軍備、修建防務工事對付日本時，“曾數次電請中央，將晉綏軍隊與國家財政統歸中央統一”，希望蔣介石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閻錫山此舉當然有乘機擴充自己的勢力的念頭，但畢竟考慮的是抗日的問題。但此時蔣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閻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數次催閻出兵陝北，剿滅紅軍。閻錫山認識到，擁蔣是沒有出路的。但蔣畢竟是中央，他隻能表麵擁蔣，實際拒蔣。但是“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山西抵抗不了，蔣介石也抵抗不了，怎麽辦？”他把目光轉向了共產黨領導的紅軍。
對於共產黨，以閻的本性而言，是絕對敵視的。但是，此時共產黨所倡導的抗日主張，在東征過程中的大力宣傳，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共產黨要求援綏抗日、實行對日武裝作戰的主張，與閻錫山保衛晉綏的目標有共同之處。在蔣介石頻頻催促他出征陝北之時，他已明確地意識到，借助共產黨的力量保衛山西也許是一條比較好的計策。於是，閻錫山想出了一條“變通”的策略：請一位堅決抗戰又有號召力的共產黨人，但是不以共產黨員的麵貌出現，而是以山西抗敵救亡活動家、組織家的麵貌出現；采取共產黨的進步措施和主張，但是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話”，組織上戴閻錫山的“帽子”即官辦團體的“帽子”；借助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做法，但又打著山西的旗號——擴充實力，應付危機，渡過難關。閻錫山認為，這樣既可以把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贏得愛國的名譽，又可為將來與日本談判增加籌碼；既可頂住蔣介石吞並他的企圖，又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既可同共產黨搞好關係，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產黨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價。這就是他所謂的“配為、當為、能為三者合一”的萬全之策。他說：“現在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就要看誰能製服誰了。”後來，薄一波曾在一次會議上對他的這種做法作過這樣的形容：“閻錫山是在三個雞蛋中間跳舞，哪一個也不能碰著。”
閻錫山在作出這樣的策略的時候，人選也早已考慮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兩次被通緝的同鄉薄一波。
而此時的薄一波，還在北平草嵐子監獄裏。
1936年8月下旬，閻錫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獄中找到薄一波說：“閻先生派我來營救你，帶來了活動經費和給宋哲元的信，請宋幫忙。另外，閻先生還有信帶給你。”當時，我們黨也在營救薄一波等同誌出獄。所以，薄一波興衝衝地告訴郭，不必營救了，自己馬上就要出去了。郭將這一情況電告閻錫山後，閻立即發來一份電報，要郭轉給薄。電報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勢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晉，共策保晉大業”。而作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的薄一波，對此並不動心。他對郭說： “共策保晉大業雲雲，你做可以，我不適合。我在外邊搞了這麽多年，在山西又曾兩次被通緝。對閻錫山這個人，我不感興趣。”
但是，薄一波出獄後，與接頭人徐冰談起這件事後，徐冰報告了北方局的領導人、化名胡服的劉少奇時，劉少奇對此很重視，第二天就讓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轉達了劉少奇的指示：“當前黨的任務是：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剛剛收到陝北來電，毛澤東同誌在電報中提出，閻錫山等華北六省市軍政負責人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這樣的機會我們找還找不到，現在閻錫山找上門來，你卻拒絕不去，是不是還有一點‘左’傾關門主義的頑疾？‘左’傾關門主義就是不懂得要善於把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聯係，把合法鬥爭同非法鬥爭相聯係，把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同下層統一戰線工作相聯係。過去我們就是吃了‘左’傾關門主義的虧，使白區黨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損失。”很顯然，劉少奇堅決主張薄一波到山西，與閻錫山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而薄一波對此是猶豫的，他請徐冰報告劉少奇不願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獄中讀過共產國際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最感人；還讀了共產國際十三次委員會各位委員的發言。這兩次會議都是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對照我長期在白區做軍運工作的經驗教訓，我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危害深惡痛絕。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定，我在獄中也認真學過，反對‘左’傾關門主義，我是堅決的。不過，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我做黨的秘密工作已經多年了，不熟悉上層社會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適合到那裏工作。主要是不願意和閻錫山這樣的人共事，何況郭挺一已經知道我仍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對薄一波的理由並不理會，他讓徐冰給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徹底轉變我們過去的鬥爭方式與工作方法，學習和創造新的鬥爭方式與工作方法，這是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不會就學，到工作中去學。閻錫山正因為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才會對你這樣歡迎嘛。”
薄一波對毛澤東剛來的電報指示和劉少奇的考慮是完全領會的，況且黨的決定，作為一名黨員是沒有二話可說的。在征得劉的同意後，薄一波到山西實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過程中，薄一波將山西的情況全摸得清楚了，對在山西開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黨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來衡量山西的情況，覺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晉工作。離開北平時，徐冰傳達了北方局對開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爭取站穩腳跟。不要搞 “左”傾關門主義和空談主義，不要提閻錫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號，不要怕到上層機關去和戴“官辦團體”帽子。(2)要踏踏實實地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做“清客”，不“抬轎子”，要爭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領導權。(3)由薄一波、楊獻珍、韓鈞、董天知、周仲英五同誌組成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隻作公開工作、合法工作。這個組織絕對秘密、不對外。可開會，也可不開，因為閻錫山請的是薄一波，實際上就是通過以薄一波的名義來進行工作。公開工作委員會直接受北方局領導。同時成立山西省臨時委員會，由張友清任書記。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開。
劉少奇還特別交代：“一波同張友清是一塊從草嵐子監獄出來的，互相很熟悉，無話不說。從現在起再不能發生橫的關係，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張搞張的。張做秘密工作，省委名義是公開的，可以發文件、開會。公開工作委員會不能發文件，也不必開什麽會，就是由薄一波在那裏領導。”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達太原，閻錫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車站迎接。第二天，閻錫山就將薄一波請到省政府“東花園”趙戴文的參事室進行會談。曾經做過薄一波的老師的趙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學梁化之陪同。對於這次談話，薄一波回憶說：
見麵稍事寒暄之後，我就開見山地說：“這次能回來在閻先生領導下做點事情，很高興。山西對我有兩道通緝令……”梁化之馬上打斷了我的話，半開玩笑地說：“現在不‘通緝’，不就請到了嗎?”……閻對我也是心中有數的，特別是知道我是真共產黨員之後，更是高興，所以談得非常之好，無拘無束，而又嚴肅認真。我說：“我願意在閻主任領導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們家鄉(閻和趙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閻家、梁家又是鄰村)的話說， ‘先小人，後君子’，把醜話說在前麵。有幾點情況我想需要說清楚，然後好共事。第一，我參加共產黨多年，可以說是定型了，說話行事總離不開共產黨的主張，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隻做抗日救亡工作，對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麵要給予方便，對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會有不少是共產黨人。”閻一一表示同意。趙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條：在山西省政府裏、軍隊裏，你不能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我回答：“可以保證不發展。”有意思，這同北方局對“公開工委”的決定恰好一樣。這個“約法三章”，為我們以後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據。我們和閻錫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就這樣開始了。
這次談話後，趙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點不太滿意，覺得閻錫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閻錫山對此卻不在意：“現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執行的卻是共產黨的主張。
在薄一波到達山西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積極地作閻錫山的統戰工作。毛澤東派彭雪楓，作為與閻錫山聯係的代表，並數次致電閻，閻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中共中央與閻錫山建立的統戰關係，一方麵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麵，薄一波的工作又促進了這種統戰關係。因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層統一戰線，“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閻錫山的‘帽子’，說的是‘山西話’，貫徹執行的卻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總之，形式是閻錫山的，內容是共產黨的”。
薄一波在山西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接辦犧盟會。犧盟會是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簡稱，成立於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會。但是，由於會員成分比較複雜，而成立時所發表的《綱領》、《宣言》、《告同胞書》引起了日軍和國民黨政府的反對和質問，閻錫山又采取搪塞的態度，因而犧盟會成立後並沒有開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後，對犧盟會進行了改組，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韓鈞等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組後的犧盟會，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也成為薄一波等在山西開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犧盟會的組織形式，廣泛發動群眾，宣傳共同抗日的主張，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地青年紛紛來山西，參加抗日的準備工作。當時的《上海黨聲》雜誌著文盛讚山西的抗日宣傳工作：“不分國與共，共組同盟救祖國”的統一戰線歌聲，響徹晉陽大地。
在積極宣傳抗日的同時，薄一波還把目光放在了組織抗日武裝力量上。以薄當時的身份，公開提出組織武裝力量，必然會導致閻錫山的猜疑及頑固派的反對。薄一波明白這一點，總在尋找適當的時機，不顯山不露水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不久，機會就讓薄抓住了。
犧盟會改組後不久，閻錫山召開了一次高幹會議。他在會上出了一個題目：“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我們該怎麽辦?”讓大家討論。會議開了幾天，許多人發了言，但閻一直不表態。薄一波看出閻錫山想擴軍的意圖，決定抓住這個時機，讓董天知發言試探一下。薄一波對董說：“閻錫山要征求意見，看樣子，他有所圖謀。他有個‘雄心壯誌’，要訓練30萬國民軍，想擴軍，但辦不到。你今天到會上可以這樣講：‘日軍步步進逼，晉綏首當其衝，不早作準備，將來必吃大虧。不成立一支以保衛桑梓為宗旨的強大部隊，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閻會長講的，發展30萬國民兵是當務之急。’”
董天知在會上如此這般地講了。閻錫山聽了雖沒有說話，卻掩飾不住高興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機會是抓住了。果然，會後，閻錫山就讓薄負責主持“招兵” 的工作，並把負責培養軍政幹部的軍政訓練委員會交給犧盟會領導。軍政訓練委員會的實際辦事機構是政訓部。政訓部的組織、宣傳、訓練分別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劉岱峰負責。薄一波通過犧盟會，首先開辦各種訓練班，培養幹部。如1936年12月，連續舉辦兩期 “臨時村政協助員訓練班”， 訓練1000名宣傳抗日的專職人員，並發展犧盟會會員60萬人。在此基礎上，又開辦了“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士訓練團”等，先後訓練10個團，2萬餘人。這為以後組建新軍，堅持山西抗戰準備了幹部。
在實際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的，在宣傳的用語及尺度的把握上，盡可能戴閻的“帽子”，說“山西話”。薄在製定任務的目標時，所講的“一方麵，加緊守土抗戰的工作；另方麵，積極準備收複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閻的話。1936年11月綏東百靈廟抗戰勝利，閻從中撈到了政治資本，於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頂戰”的口號改為“守土抗戰”。他說：“收複失地是利害問題，守土抗戰是是非問題。”一方麵打起了抗戰的旗幟，另一方麵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據閻的意願，薄一波本來擬用的“抗敵救亡下鄉宣傳團”，改成了“臨時村政協助員”的名稱。1937年2月，在太原召開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參加的犧盟會代表會議上通過的犧盟會工作綱領，薄一波與楊獻珍也仔細推敲，把政治語言改為“山西話”，“抗敵救亡”；“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改為“動員民眾，守土抗戰”；“不分黨派”改為“不分派別”。雖然用的是閻錫山的語言，實際上是我們黨的主張。
組建新軍，奔赴抗日前線
抗戰開始以後，閻錫山急於擴大部隊。一天，他找到薄一波說：“一波，戰爭開始了，還沒有兵，你看怎麽辦？”薄一波斬釘截鐵地對閻錫山說：“組織新軍，改革舊軍。”閻錫山說：“舊軍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組織一個團的新軍試試吧！”
薄一波請示了北方局，劉少奇答複：“要去!不要說一個團，就是一個營、一個連也要去。你趕快回去，把犧盟會的日常工作委托給一個合適的人，除了重大問題你過問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轉到組建新軍的工作中去。”此後，薄一波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組建新軍的工作上。
經過薄一波的發動和各方麵多次研究，決定以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和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第八團、第九團各300名學員組建新軍第一個團，原來準備叫抗日青年先鋒隊，閻錫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山西新軍的第一支戰鬥部隊從此誕生了。薄一波擔任這個總隊的政治委員，徐績章任總隊長，牛佩琮任政治主任。新軍實行政委製，即政委是最高領導人和決策人，沒有政委簽署，一切軍政大事不得實行。全隊共轄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轄四個連，共兩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愛國知識分子，這是決死隊的精華。三個大隊的政治工作分別由廖魯言、周仲英、王鶴峰負責。軍事各級指揮人員則都由舊軍官擔任。政治工作人員則全部由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
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成立後，經過50天緊張訓練和準備，於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領，從太原開赴五台山地區，準備建立抗日根據地。行軍到盂縣時，遇到朱德。薄一波回憶說：
我向他（朱德）匯報了決死隊建立的經過和到晉東北創建根據地的打算。他向我詳細轉達了毛主席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意圖。他說：毛主席最近一再強調指出：在華北大局危急的情況下，山西將在華北形成特殊局麵。原因有兩條，主要是因為有八路軍，其次是因為閻錫山與我們合作。由於這兩個力量的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遊擊戰爭。我們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遊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毛主席還說：遊擊戰爭主要應放在敵人的翼側及後方，山西可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個區，向占領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敵人，取四麵包圍襲擊之態勢；不宜集中於五台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毛主席要求八路軍把五台山作為重要的遊擊區域，同時要充分注意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的部署，太行、太嶽山脈之間的晉東南，與呂梁山脈所在的晉西南，也要抓緊做好準備工作。毛主席對戰局的精辟分析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目光深深吸引了我。我正在沉思在戰爭的全局中，我們這顆“棋子”究竟應該下到哪裏，這時候，朱德同誌又說話了。他說：晉東北地區已有八路軍一一五師，你自然不要去了。我建議你設法取得閻錫山的同意，到晉東南去。毛主席說，我們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戰，要有根據地，而且是一批根據地。這和下圍棋一樣，隻有一個眼不行，那還是死棋，要做幾個眼。晉東南地區也是毛主席選定的一個眼，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接著，他又說：“我們得到情報，閻已委任托派、漢奸張慕陶為上黨地區專員、遊擊司令，張要占據那塊地方。你去把他攆走，能不能辦到?”那時正值山西舊軍在雁北打了敗仗，是閻錫山表現最進步的時期，也是我們最能說上話的時候，所以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問題，可以做到。”
我一麵命令部隊向晉東南上黨地區轉移，一麵自己到太和嶺口(閻前線指揮所駐地)去見閻錫山，我向閻提出：“上黨地區是軍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隊到那裏去，建立一個抗戰的立腳點。”閻錫山不知道我的意圖，搖頭晃腦地講了一通曆史：“自古都說山西是形勝之地，表裏山河。其實上黨才是表裏山河的表裏山河呢! 五代梁、唐、晉、漢、周，都是從那裏起家的。上黨居心腹之地，當四達之衝，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要求出兵上黨，這步棋走對了。閻很高興，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並任命我為山西第三行政區政治主任(後改為山西第三區專員公署專員)。
1937年10月，繼雁北、大同失陷後，閻錫山的內長城防線又被日本侵略軍攻陷。山西舊軍節節失利，閻看到舊軍連遭重創，士氣不振，於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擴建新軍上。八路軍三個師的主力相繼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敵後，9月25日，平型關一役，首戰告捷，接著又在晉西北、晉東北點燃了抗日遊擊戰爭的烽火，更促成了閻錫山擴大新軍的決心。
薄一波抓住這一時機，正式向閻建議，以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士訓練團等為基礎，組建五至十個旅的新軍。閻同意先組建五個旅，並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名義發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權負責，從速組建。當時，已有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教練團、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士訓練團等13個幹部訓練團。這些訓練團隊，由於兵力不足，馬上難以組成五個縱隊(旅)，便決定先組建四個縱隊，每縱轄三個總隊(團)。各縱先給兩個總隊，組成縱隊後再自行發展一個團。這四個縱隊，陸續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組建完畢。各縱的政治委員由薄一波來提名，分別由薄一波、韓鈞、董天知、李力果擔任。對以上方案，閻錫山沒有異議，隻是提出了個小問題：政治委員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
薄一波當然明白閻的用意，立刻表示同意，決定由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誌分別擔任一、二、三、四縱政治委員，牛佩琮、韓鈞、董天知、劉玉衡(後為李立果)分別擔任各縱政治主任。各縱隊的縱隊長，由閻錫山晉綏軍中選任。在幹部問題上，八路軍給了許多幫助。早在抗戰前夜，辦軍政訓練班時，薄一波就通過北方局從延安要來陳玉堂、蘇魯等十位紅軍團、營幹部。現在，八路軍總部在幹部奇缺的情況下，卻迅速從一二九師派遣80餘名幹部到一縱隊工作。二、三、四縱隊建立以後，又陸續給這些縱隊輸送過400名以上幹部。新軍除四個縱隊外，還有郭挺一組建的工人武裝自衛旅。
新軍組建後，先後到晉東南、晉西南、晉西北，配合八路軍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八路軍總部也十分重視決死隊的工作。1938年6月初，總部在沁縣西林村專門為決死一縱隊辦了一個班，分批輪訓排以上的幹部。8月，薄一波又組織了一縱隊的200名中高級軍官的軍事參觀團，到八路軍連隊參觀學習。在八路軍的影響與帶動下，新軍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等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林會議與晉西事變
1938年2月，閻錫山在臨汾西南溫泉村召開“第二戰區抗戰工作檢討會議”。他在會上肯定了犧盟會和決死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建立新政權方麵的工作；同意任命犧盟會推薦的40名縣長，批準《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綱領》，加發給每個決死縱隊100萬發子彈，200挺輕機槍。會議期間，他又提出了成立“民族革命同誌會”的意見，想利用這個組織顯示他的進步。
但也是在此次會議上，機警的薄一波已發現，閻錫山已有準備倒退的跡象。薄一波回憶說：溫泉會議期間，他曾在會上拿出徐永昌從武漢打給他的電報，內容是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建議的“和平”條件，要大家發表意見。與會者麵麵相覷，默不作聲。閻錫山說：“這些條件並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會亡國滅種。”顯然，這是放一個準備妥協的試探氣球。我當即說：“抗日戰爭不能中途妥協，妥協就是亡國。犧盟會和決死隊堅決反對妥協投降，一定要抗戰到底!” 閻沉默良久，說：“看蔣先生的吧。中日戰爭總有和平了結之一日，我們以後不應該說反對和平妥協。”這次會議不歡而散。這時，閻錫山的舊軍隊已潰不成軍，他還需要決死隊和犧盟會支撐山西的抗戰局麵，所以他除了發出妥協的試探信號以外，還不敢有進一步的動作。
1938年2月28日臨汾淪陷後，閻錫山倉皇退到吉縣。這時舊軍節節敗退，潰不成軍；而新軍卻挺進敵後，迅猛發展，搞得如火如荼。新舊力量之間此消彼長的巨大變化，使閻錫山惴惴不安。於是，他在“逃過了滅亡”之後，開始對抗戰以來依靠和支持犧盟會、決死隊的政策，進行了全麵的反思。他對舊軍發出警告說：“不要使最後勝利的場中，沒有了自己!”要求舊軍趕快準備，保存和擴充實力。到1938年六七月間，閻錫山的政治態度進一步發生變化，“扶舊抑新”成為他這一時期政策變化的集中表現。
1938年7月和9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開了兩次高級軍官和文職幹部會議。閻錫山雖然沒有正麵反對新軍，卻費盡心機，挑動、鼓勵舊軍軍官來反對新軍。他居心叵測地對舊軍官說：“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現在你們的力量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3個月，你們就全完了。所以預先給你們開個追悼會。”他還用激將法挑動說：“你們反對新軍。反對薄一波他們，你們算什麽?薄某人是大騾子拉馬車，輕鬆得很，你們這些人哪個能趕上他?哪一個夠格?”“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
吉縣會議前後，閻錫山一麵積極安排投降、反共、倒退，一麵與薄一波領導的新軍虛與委蛇。高度警覺的薄一波，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準備可能出現的破裂。薄一波回憶說：
1938年5月底，決死一縱隊縱隊長魯應麟(舊軍官)趁我不在部隊之機，命令部隊打臨汾、打王陶(沁源北部的日軍據點)，強攻日軍堅固工事，打陣地戰，犧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陰謀假手日寇消滅新軍。我從閻那裏開會回來，批評他，他不接受，我就拿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政治委員製度條例》，對他說：“這裏規定：政治委員為部隊中之最高首長，我的命令，你要服從。你不聽，你就走!我不要你。”又對他說：“你可以帶上警衛員和你的左右手，其他一概不能帶。”就這樣把他趕走了。……和舊軍官作鬥爭，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鬥爭的方式也多種多樣。……這樣，到1938年下半年，我們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隊，軍事指揮權也基本上拿過來了。當然，這裏說的舊軍官，不包括許多進步的、中間的(大部分是非閻嫡係)軍官。
吉縣會議以後，國內的政治形勢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39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在長期抗戰的困難麵前，一些人對抗戰前途發生了動搖。汪精衛投敵在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後，陰謀犧牲中國的遠東慕尼黑也一直在醞釀。一時間，對外妥協、對內積極反共的烏雲籠罩了全國。
新年伊始，閻錫山就在吉縣五龍宮召開部分晉綏高級軍官會議，要求陳長捷、王靖國等舊軍將領實行強民政治。這次會議剛結束，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隨即召開，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秘密通過《防製異黨活動辦法》。這一“巧合”表明，閻錫山這一時期政策的改變與一些人對日妥協動搖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國民黨所確立的反共政策，又加速了閻錫山在山西的反共。不久，閻錫山就明確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產黨合作，‘道不同，不相謀’。”在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閻錫山告誡手下：“天要下雨，要趕快備雨傘。一落人後，就要吃大虧。”為了實現這一主張，改變3年來實行的聯共抗日路線，閻錫山於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鎮召開了師長及獨立旅長以上軍官、各區專員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區幹部、公道團主要領導幹部、犧盟會各中心區及部分縣特派員等參加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這就是有名的秋林會議。
以薄一波為首的犧盟會、決死隊的主要領導幹部都參加了，舊派的主要領導人也都參加了。有一天，閻錫山在會上公開地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對我說：你不要看不起你過去用過的那個破車，那個破車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隻是慢一點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現在用的那個新車，這個車可以飛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這無疑在宣稱他以前依靠犧盟會和新軍是錯了，要拋棄“新車”用“舊車”。因此，他對軍政幹部職務和職權作了重新分配，把陳長捷、王靖國等一些舊軍官提升為集團總司令。而對薄一波為首的犧盟會和新軍的領導者則予以調職。薄一波回憶說：
會議的中心內容就是一條：取消新軍政治委員製度，文官不能兼任軍職。閻宣布：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我實在不能不執行。此外，會議還討論了取消戰地動員委員會，限製犧盟活動，縮小專員權限，取消進步法令等內容，也都是圍繞著取消新軍政委這個中心內容提出的。會議表麵上一直是溫和的，實際鬥爭非常緊張激烈。閻錫山裝出一副可憐相，說他的處境很困難，全國都沒有文官兼軍職的，現在蔣介石在壓他，要我們取消政治委員，幫他過這一關。會上，二縱政委張文昂表現慷慨激昂，說：“你不要我們就算了，我們搬上鋪蓋就走。你不讓行政官員帶兵，我現在就辭掉專員，留下政治委員。”我的表態隻是一句話：“政委製不能取消。山西搞了這麽些時候，就是搞了些新軍，幫助了閻先生抗戰。現在這樣不行。”閻錫山看到說不服我們，又從重慶調回趙戴文和趙丕廉。他們兩人當時在重慶國民政府擔任要職，是我和張文昂在山西國民師範學校讀書時的前後兩任校長。這兩位校長找我們兩人談了一上午。談得很和藹、親切，似有難言之隱。最後，趙戴文對著我倆說：“閻先生碰到了困難，隻要你們現在幫幫他的忙，渡過困難，日後他會報答你們的。”閻還表示，要我擔任山西省建設廳廳長，主持省政府工作，我斷然拒絕了。這樣軟纏硬磨了幾個月，最後還是要按照“蔣委員長的決定”辦。……
到了5月底，我們的人陸續都回去了，但閻錫山還把我留下不準回去，戎子和同誌等著和我結伴同行，也留下來，閻、梁對決死隊早有個估計：一縱百分之百是共產黨的；三縱百分之百是他們的；二縱是一半對一半，是鬥爭的焦點；四縱沒有專員兼政委的問題，但估計也是一半對一半。當然，這隻是閻、梁的估計，實際上我們黨在三縱有相當的力量，在二縱的力量也遠遠超過“一半對一半”。當時我們已經看出，閻要“攤牌”了，同時估計，鬥爭的焦點是在二縱隊。果然，閻錫山 “攤牌”了。他對我說：“文官不能兼軍職是蔣委員長的決定，隻能執行。我們必須取消專員兼任的政治委員。”為了擺脫閻的羈絆，及早返回部隊，我對閻說： “化之說得對，決死一縱隊完全是共產黨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員，也不可能回到山西舊軍序列。不過，我回去，還可以做點工作，你看怎麽樣?”閻猶豫好久，說：“也對。”便讓我回來了。我是同戎子和一起回晉東南的，這時已經是1939年6月初了。
秋林會議就成為閻錫山由聯共抗日轉向積極反共的轉折點。已經準備好“雨傘”的閻錫山要動手了。
從秋林回到太嶽後，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匯報了秋林會議的情況和研究的對策，北方局完全同意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和布置。1939年8月6日，北方局專門發出《製止閻錫山之動搖與鞏固山西統戰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的指示》，接著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義發出了《關於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號召幹部分析形勢，部署行動。薄一波回憶說：
這時我已經從專區搬到決死一縱隊司令部。6月在沁源活鳳村召開了決死一縱隊第三次全體幹部會議(也叫活鳳會議)，對切實掌握武裝作了具體布置。11 月初，又召開了決死一縱隊第四次擴大幹部會議，我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時局危機與堅持長期抗戰》的報告，指出妥協投降的危險十分嚴重，山西頑固分子反共、反決死隊、反犧盟會、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活動日趨嚴重。因此，要切實加強思想上的準備，認清妥協投降的危險形勢。特別提醒大家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當時就是因為思想上沒有準備，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泊之中。我還強調提出，要加強組織上的準備，掌握部隊，進一步鞏固政權，準備在頑軍進攻的時候，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
1939年下半年，新軍各縱隊都作了不同的準備，我和新軍各縱隊之間都通消息。……一縱隊早已對反動的舊軍官做過清洗，尚餘舊軍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進步的或比較進步的，梁述哉等。我把他們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我們過去處得並不錯，或者說很好，但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形格勢禁，決定你們現在一起到路東(白晉線東)抗大分校(校長羅瑞卿)去學習。”……他們的職務，由政工幹部取代。我向這些政工幹部提出：“你們雖然過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也受過軍事訓練，還有一些實戰經驗。現在你們隻要把槍保持住，把部隊保存在我們手中，就是勝利。”
秋林會議以後，閻錫山一直在準備力量，觀察形勢，等待解決新軍和一切進步力量的時機。 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以對日軍發動“冬季攻勢”為名，命令決死二縱隊於12月5日向靈石、霍縣段的同蒲路實行破擊；同時命舊軍為“預備隊”，置於新軍之後。就在二縱隊準備向日軍發動攻勢之際，舊軍從背後向二縱隊開了槍。二縱隊政委韓鈞立即給閻錫山發電報：總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軍欺我太甚，甘作漢奸。學生誓與二縱隊萬餘健兒，為總座爭一偉大勝利，茲定於十二月十二日誓師。此後半月內，恐無暇報告鈞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報告恩師最後之一言，勝利的結果將見。學生韓鈞敬叩 印
閻錫山收到電報，立即召開高幹會議，在會上宣讀了韓鈞的電報。他說：“韓電對我不稱長官而稱老師，不稱職而稱學生，並說十二月十二日誓師，表示不相隸屬了，韓鈞反了！”以此為借口，宣布韓鈞“叛變”，通電全國，進行討伐。醞釀已久的晉西事變終於爆發了。
閻錫山原以為在“晉綏軍中，以我的地位為最高，就作官說，我要舒服，誰也不能阻擋我”，事變前，他與梁化之估計，經過這麽長時間的部署，除了薄一波領導的決死一縱隊共產黨力量強大，不易得手外，其餘的三個縱隊他們都可以控製，隻要他一下命令，他的“掃蕩晉西南，掌握晉西北，摩擦晉東南”的行動總方針就可以大功告成。但是，他低估了以薄一波為首的共產黨人的力量。在事變前薄一波的周密部署，已經盡可能地做到了防患於未然。事變中，薄一波發電要求所有新軍部隊，必須明確表態站在二縱隊一邊，予以支持。一縱隊也動員了三個主力團，準備前去支援。各部隊和犧盟會的領導人，也紛紛致電閻錫山，抗議王靖國、陳長捷、趙承綬、孫楚挑起的反革命事件。與此同時，八路軍大力協助新軍。因而，事變的結果遠不像閻錫山計劃的那樣美妙。
事變中，新軍除了三縱隊有4個團，二縱隊有極小部分分離出來外，其餘33個團全部離開閻錫山。閻的部隊雖然掃蕩了晉西南，卻在晉西北遭到徹底失敗，晉東南也讓國民黨的中央軍乘機插足進來。他的地盤損失了四分之三。他更不願意看到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蔣介石已經乘機把手伸向山西。1940年1月30日，國民黨軍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兩師增援晉西，歸閻長官指揮，……以衛長官統一指揮晉東南之中央軍及孫楚部。”大有在山西取代閻錫山之勢。續範亭形象地描繪說：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是“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
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科學地分析當時的形勢，既看到了閻錫山在堅持華北抗戰中還有一定的進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蔣介石要搞掉閻錫山孤立共產黨的企圖，等等，因而提出了調停的建議。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閻錫山的部下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會，殘殺抗日人員的罪行以後，要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並願意在閻錫山領導下繼續團結抗日，以免被敵人利用。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采取措施，敦促閻錫山和平處理事變。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的名義致電閻錫山，表示願意調解新舊軍衝突，使山西恢複團結抗戰局麵。2月11日，毛澤東又親筆起草了致閻錫山電，指示用薄一波的名義發出，電報全文是：
長官閻鈞鑒：三個月來，山西內部鬩牆之爭，中外驚疑，敵人拊掌，而演變所極，尤屬痛心。蓋我為鷸蚌，人為漁人。此漁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國主義，更有一頑固勢力。彼挾其地位以臨吾人，企圖挑撥吾新舊兩軍，取吾兩軍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鈞座陷於孤立，繼取其二，使鈞座陷入絕境。然後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晉綏軍盡矣。設此企圖而能實現，非但抗戰不利，鈞座不利，新軍不利，即舊軍同人亦絕無所利。為今之計，極宜由鈞座調和兩軍，重新團結，一致抗日。兩軍雖一時以兵戎相見，然新軍全屬自衛，絕無成見。苟利抗日，無不服從鈞座之指揮，想舊軍同人亦必不固執己見。鈞座一紙團結之令，則和協之局立現，抗日戰線重整於三晉之間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敬祈速決大計，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電不提任何條件，隻提兩軍團結，使閻及舊軍好轉彎。待蕭勁光去談判時，再與閻磋商條件。如各守現地，互不侵犯，雙方均不加處罰等。此電隻用薄一波出名，續範亭也可打同類電報去。如閻同意妥協，再由新軍諸領袖聯名發一團結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軍應公開發表下列口號：1擁閻抗日；2新舊兩軍團結起來，一致抗日；3新軍不打舊軍，要求舊軍停止打新軍；4槍口對外，停止內爭。以上這些口號，應在一切接近舊軍的地方寫出來。
以薄一波名義的電文發出後，給了閻錫山一個挽回麵子的機會。於是，閻複電中共中央，表示不拒絕談判：“蕭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2月25日，蕭勁光、王若飛持毛澤東給閻錫山的親筆信到秋林見閻。蕭、王向閻及各方轉達中共中央及八路軍讚成新舊軍團結，擁閻抗日，讚成新軍仍屬晉綏軍，不受國民黨中央政府改編，鞏固閻之地位的意見，不但閻錫山、趙戴文、楊愛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歡迎，而且王靖國、薄右丞等也表示歡迎。在融洽氣氛中蕭、王向閻提出了和平解決辦法：(1)雙方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停止政治攻擊；(3)新軍表示擁閻，不受中央政府改編； (4)雙方互不處罰，互不侵犯；(5)今後統一於進步，實現閻之十大綱要；(6)恢複與新軍電台聯絡及人員來往。閻表示：(1)新軍仍屬晉綏軍是其願望，但問題已交中央，不便說話，隻好讓其自然演變，不了了之；(2)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如韓鈞等受日寇攻擊，他還要助韓；(3)與新軍電台經常聯絡，並未斷過；(4)今後當注意以進步求團結。閻錫山還公開說，他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他的存在是於團結有利的。閻錫山答應我黨提出的恢複晉西兵站線的條件，但不同意沿線駐兵。
隨後，雙方代表又經過談判，終於在4月初正式達成協議。晉西事變的鬥爭至此告一段落。
此後，薄一波有一段時間依然在山西進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與以往不同的是，他並沒有再得一張通緝令。
閻錫山為何要引狼入室飲鴆止渴，說得很清楚；可是他為何又突然轉變，語焉不詳。難道閻錫山是年輕衝動，朝三暮四？顯然不可能。我敢肯定百分之百是因為共產黨沒有遵守規則，做了小動作，花別人的錢，組建自己的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