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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社會錯誤思潮點評(轉載)

(2011-12-15 12:42:54) 下一個



一些年來,國人關注過外國的社會思潮,如新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也關注過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潮,如專製主義、民本主義等等。現在到了應該關注當今中國社會思潮的時候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當今中國各種社會思潮競相爭鋒和互相激蕩,給人一種回到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的感覺。大眾媒體每天都刊載許多持有各種各樣理論觀點的文章,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現在中國思想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無疑占據著主導地位,引領著國家發展的主流。但是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還有一些錯誤思潮正在社會上流行、傳播、發酵,值得引起人們重視。這些錯誤思潮擇其要者有: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教條主義、無政府主義。

民粹主義: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的內涵十分複雜,也十分模糊。有人說民粹主義是農民社會主義。有人說民粹主義是民主極端主義。不過有一點比較清楚,在人們談到民粹主義的時候,往往與“草根”、“激進” 等關鍵詞相聯係。俞可平同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一文中說:“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它的極端平民化傾向,即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製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曆史的發展。”我覺得他的概括是恰當的。眾所周知,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是一個由多階層民眾構建起來的有機整體。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協調與和諧相處,是保證國家穩定、社會祥和、民眾安康的重要政治基礎。平民階層、弱勢群體的利益應給予有效的維護和更多的人文關懷。這是對的。但是如果從正確的軌道上跑偏,走向片麵,那就有問題了。現在就有人借用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的名義,否定其他社會群體的正當利益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製造平民群眾與精英群體的對立,在客觀上起到了激化矛盾與撕裂社會的作用。這股思潮至少可以說帶有民粹主義傾向。在我國改革進程中,由於有些方麵的配套改革不同步,帶來了一些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也有的企業,工會組織形同虛設,工人群眾的正當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黨中央、國務院及時發現了這些問題,並已經采取適當措施進行解決。關心這些問題是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可以促進社會和諧。但有些同誌卻不是這樣。他們抓住上述問題上綱上線,指責我們的改革發生了方向路線問題,好像隻有他們才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他們把國有企業改製和發展非公有經濟中的問題加以放大,把改革開放以後新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妖魔化。民粹主義喜歡“惡搞”。一陣子把國有企業的高管說得一塌糊塗,一陣子把私營企業家說得一無是處。他們隻顧得一吐為快。國計民生發生了什麽困難、挫折,他們不負任何責任。國有企業改製過程中有沒有人盜竊國家財產,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非公經濟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這一類事情是司法問題,而非理論問題。任何公民發現貪腐案件,掌握確鑿證據,都有權利有責任向法院舉報、投訴。這些是在法庭上進行聽證和判決的問題,而非在媒體上進行討論和炒作的問題。工人群眾和企業家本來是利益與共、相輔相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同一體。沒有嫻熟於創業和管理的企業家,隻有工人群眾怎麽能夠辦好企業呢?單一的國家所有製企業能安排那麽多人就業?民粹主義極力在工人群眾與企業家之間製造對立,表麵上為工人群眾爭利益,實際上是從就業、稅收和工資等方麵摧毀工人群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動搖國計民生的根基,侵害工人群眾的根本利益。民粹主義與大眾利益表達有什麽區別?我看起碼有這樣兩條不同:第一,正當的大眾利益表達一般是理性的,而民粹主義往往情緒化;第二,大眾利益表達一般會照顧全局利益,而民粹主義隻強調平民階層利益,排斥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使平民階層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實現。民粹主義是當前我國社會重要的不和諧因素之一。在中國思想界,不能聽任民粹主義占領市場。

狹隘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比如在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幹涉的鬥爭中具有革命和進步的作用。但把它推向極端,推向狹隘,把它泛化,就成為民族的禍害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以及文化交流的規模空前擴大。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是用什麽心態看待國際資源和外來文化?是把外來資本、管理經驗、科學技術看作可以補己之短、為我所用的寶貴資源;還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把上述外來的東西看作是異己的甚至是敵對的力量,說什麽“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是把外來的文化視為可以從中獲取有益營養的“奶酪”,還是把它看成“精神汙染”,極力地進行抵製和批判。其實,中外文化哪一個都不是絕對的好也不是絕對的壞,而是互有短長。它們互相交匯、碰撞、融合、吸納,才能孕育出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文化。第二,在對外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免不了產生中外摩擦與衝突。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後,我們的國人是以理性的態度來對待,按照國際法和世界貿易規則以及國際慣例進行解決;還是以情緒化的態度來對待,訴諸於不符合國際條約與慣例的極端行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活動發生某些突發事件以後,就曾經發生過呼喊“抵製洋貨”的口號,歐打外方雇主或外國留學生,砸碎外國駐華使領館或外資餐館玻璃等事件。這是很不合時宜的。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勞動分工與社會化協作早已突破國界,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全球視野、國際眼光、世界胸懷,已經成為國際主義在當代的重要表現形式。如何善於處理涉外事件就成為當今區別國際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分水嶺。狹隘民族主義是對經濟全球化曆史趨勢的劇烈反抗,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肆意破壞,是對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嚴重侵害。我們的國人對這股錯誤思潮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嚴正的態度。

教條主義: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曾經深受教條主義之害。革命戰爭年代經過延安整風,我們黨才徹底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奪取了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從宏觀角度看,當時王明的教條主義屬於一種空間性的教條主義,即把外國的、異域的革命經驗當作教條,來衡量、評判我國的革命實踐,說什麽“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攻擊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是“遊擊主義”。他們在認識論上犯的錯誤是“空間錯位”。在今天,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內和知識分子中又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教條主義。他們把毛澤東時代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當作教條,來衡量、評判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說什麽“鄧小平理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攻擊我國改革開放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種時間性的教條主義。在認識論上所犯的錯誤是“時間錯位”。新型教條主義在理論上已經走入誤區而不自覺。他們還自以為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早已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這種時間性教條主義者大致是兩批人,一批是革命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老同誌。他們主要是通過閱讀《聯共(布)黨史教程》學習馬克思主義。另一批人是解放後成長起來的較為年輕的同誌。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間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重點學習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兩批人中真正下功夫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人少之又少。他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實質上都是被扭曲的馬克思主義。其中很多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出於理性的選擇,而是出於感情上的熱愛和忠誠。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近乎於宗教狂熱。所以在新的曆史時期反對起改革開放來才表現得那樣亢奮、偏激、執拗。這種新型的教條主義思潮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直接對抗,是當今社會危害性最大的不和諧因素。

無政府主義:

現在竟然有人站出來為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已經徹底否定的“文革”翻案。他們人數不多,呼應者甚少。為文革翻案是一種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原因很多,比如幾十年來我們把“文革”作為禁區,不準對其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使許多人對文革缺乏基本的認識;現實生活中又出現了腐敗、兩極分化等嚴重問題,引起人們的不滿,等等。對於這些本文不打算作全麵的剖析,但是應當嚴肅指出,為文革翻案的逆流中所反映出的一股無政府主義思潮特別值得引起警惕!從社會思潮的角度觀察,“文革”實際上是當時中央最高領導人和上層文革派的左傾思潮與民間文革派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惡性結合。經過四十年的風雨曆程,左傾思潮在我國各級政府決策層的影響已經基本肅清。上層文革派如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早已土崩瓦解,不複存在。當年民間文革派即通常所說造反派的大多數經過時代的洗禮,已經改變了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積極投身到改革開放潮流,其中有些人還有卓越表現。但當年民間文革派所迷戀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卻通過親緣或師生等社會關係傳給了下一代。現在站出來為“文革”翻案的活躍分子多是年輕人。十年動亂時他們或者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或者還沒有出生。他們的政治主張、思想傾向和說話腔調卻與當年的造反派一脈相承、毫無二致。當年造反派有個著名口號“踢開黨委鬧革命”。今天的文革翻案派大肆攻擊、極力抵毀我黨第二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對於新一屆領導集體,他們表麵上加以恭維,實際上對於胡溫主持下所進行的改革以及社會現狀極其不滿。比如他們攻擊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的“股權分置改革意味著原始積累大搶劫的最後晚餐”。他們把當前社會看得一團漆黑。他們遲早會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新的領導人。對於他們布下的政治陷阱和玩弄的鬼蜮伎倆,遭受過文革劫難的過來人一看便知。文革翻案派的內心深處是要搞“踢開黨委求發展”。如果聽任這股無政府主義思潮繼續蔓延滋長,萬一惹起文革期間那種派性鬥爭死灰複燃,甚至“全麵內戰”,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要遭受巨大損失。

我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麵對當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我們應當深入研究並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排除各種各樣的幹擾,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製、政治體製和其他領域的改革,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福祉,盡到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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