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第四十六軍軍長譚何易
第46軍是桂係在抗戰期間擴編出來的新軍。46軍長期在大別山這個複雜的地區與日軍、偽軍、以及被國民政府宣布為叛軍的新四軍作戰。在桂係的幾個軍中，46軍並不出色，但也有自己的特點。在桂係各軍中，筆者出奇的發現這個的官兵特別團結，在廣西的最後歲月中，別的部隊不是潰散就是各奔東西，惟獨這個軍，能保持一定規模的突圍到越南，成為桂係諸軍中唯一存活下來血脈，著實不易。這一切，還得歸功於46軍的最後一任軍長譚何易，以及官兵們都願誓死跟隨他的意誌。
譚何易，字且觀，廣西玉林人，生於1897年。譚何易是桂係的後起之秀，也是桂係少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初他隻是第7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因為具備小學文化，被上級提名送到了黃埔軍校南寧分校第一期深造。畢業之後，譚何易仕途坦蕩，雖然桂係在與中央軍的作戰中屢戰屢敗，但譚何易卻是連連高升，在抗戰爆發前，已經官至171師的上校團長。
抗戰全麵爆發時，譚何易所在的171師是桂係軍隊中第一批投入作戰的。在上海，譚何易指揮所部與日軍展開激戰，經過一個多月的撕殺，他竟然奇跡般的沒有任何損傷，而別的旅團長們大部分非死即傷。於是這奉命收容171師殘部在常熟掩護友軍撤退的任務，就歸了譚何易。在日軍的猛烈轟炸以及戰車開路之下，本就損失殆盡的171師殘部又犧牲了十分之七八，譚本人也掛了彩。在危急時刻，總算是他的同僚李本一帶著增援部隊趕到，才使譚何易免受烈士待遇。
譚何易的這個傷應該負的不輕，雖然筆者沒能查到他到底是哪負了傷，但從他在武漢醫院裏躺了五個月才歸隊的這個事實來看，應該是屬於重傷。譚何易在歸隊後被提拔為511旅少將旅長，後又調任第176師526旅旅長，率部開赴大別山與日軍相持。前麵說過，大別山地區的形勢很複雜，那裏既有日軍和偽軍，還有接受中央改編的新四軍。在頭兩年裏，譚何易的部隊經常能和新四軍互相配合，給日軍和偽軍以重大打擊。但是到了1940年，國共兩軍的形勢就顯的十分緊張，這譚何易也就和新四軍逐漸疏遠了，他不能也不敢再和新四軍合作了。對於自己的下屬也是嚴令約束，要他們不得和新四軍再有任何接觸。
但高層的限製，並不能阻礙下級官兵與新四軍的友好往來，比如第176師補充團團長雲應霖就是其中之一。禁止與新四軍接觸的命令已經下達數月，但雲應霖根本就不理會，不僅仍與新四軍合作，而且還經常給新四軍運送槍支。於是，雲應霖的補充團就成了叛軍，而圍剿叛軍的任務，就由譚何易來負責。譚何易奉命指揮四個團兵力，曆時一個月，將雲應霖俘獲，並殲滅雲團一個營，其餘部隊則分別包圍繳械。而在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譚何易更是奉命率部在江北阻擊新四軍的突圍部隊。在反共平叛的作戰中，譚何易的官越做越大，升至第84軍副軍長。
內戰爆發的時候，譚何易調任整編第48師副師長。由於整編第46師在萊蕪戰役中被解放軍殲滅，譚何易又被提拔為新任整編第46師師長，承擔起重建該部的重任。譚何易帶兵還是有一套辦法的，他關心士兵疾苦，和士兵一起吃大鍋飯，自己沒有絲毫師長的派頭，同樣穿草鞋做早操，這就給了整46師官兵一種平民將軍的感覺，使他們能夠很快的尊重並信任這位長官。但由於全國戰局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譚何易苦心經營的整46師還沒上前線呢，部隊就被大量的抽調到別的野戰部隊做補充兵源。他這個堂堂的中將師長，弄的和師管區司令沒啥區別了。
1949年5月，首都南京丟失。這時候已經恢複第46軍番號、並成為中將軍長的譚何易奉命指揮所部由湖北移師湖南，緊接著又因為長沙的和平解放，譚何易又奉命率領所部退守桂北。在桂係的諸多人物中，譚何易是比較忠實於白崇禧的一名將領，他不同於別的桂係將領在解放軍兵臨城下時紛紛宣布起義或投誠。譚何易的打算是在桂北能守則守，守不住就退到十萬大山裏打遊擊，誓與“匪軍”死戰到底。
譚何易雖然已經做好了為白崇禧盡忠的準備，不過小諸葛到是不想讓46軍就這麽完蛋了。因為當時被認做是桂係主力的第7軍，已經在衡寶戰役中遭到重創，而另一支部隊第48軍，則在退入廣西的過程中損失不少，隻有46軍還保存有相當戰力，想不重視46軍也難啊。於是譚何易奉命棄守桂北，向欽州方向轉進，在同友軍第1、第17兵團會合後再作打算。
第46軍被指定的會合地點是愛店。可當譚何易指揮所部頑強的衝出解放軍的包圍圈時，卻發現愛店已經被解放軍占領了。為了將部隊交給白崇禧，譚何易決定放棄向愛店前進的命令，率領所屬部隊進入越南以求生存。根據台灣國防部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譚何易的46軍於12月14日由蒙包成功進入越南境內，與法國軍方取得了聯係。經過統計，46軍此時尚餘1970人，其中軍官216人，士兵1750人，眷屬4人。譚何易交差了，他沒有對不起白崇禧，他覺得自己可以卸甲了。
1950年2月，駐越國民黨軍隊在黃傑的統一整理下，改編為管訓總處。譚何易先是出任第2管訓處處長，旋被調升為總處副司令官。1953年7月奉命前往台灣，改任國防部高級參謀。1957年1月，譚何易因病退役，不久之後被聘任為台灣煙酒公賣局顧問，於1962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