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為何同時“架空”孫中山和袁世凱？
張耀傑（文史學者）
“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為堅定地反對孫文“作事近於專製跋扈”的一個人。另一方麵又打算在國民黨占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或者說是“太平宰輔”的政治理想。
1905年華興會部分領導人在日本留影，前左一為黃興，左四為宋教仁（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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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原標題為“革命與暗殺：壯誌未酬宋教仁”。
中華民國的創建，是各派力量反複較量的結果，其締造者很難鎖定為某個人或某個黨派。而當年最大的議會政黨國民黨，卻有宋教仁堅持不懈地奔走聯絡、苦心經營的功勞。借用孫文的話說，為締造現代化的議會政黨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為憲政流血”的第一人。
“逃”向革命之路
宋教仁字得尊，號遁初，別號漁父，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化名宋錬。1882年生於湖南省桃源縣。1899年，17歲的宋教仁進入桃源縣漳江書院，在縣教諭黃壽彝和書院山長瞿方梅等人影響下，開始關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據漳江書院老同學朱玉回憶，“宋君獨大言炎炎，好論列天下事，人以是謂之狂生”。
1900年，唐才常、沈藎、林圭等人利用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社會動蕩，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國的自立軍。自立軍依照江湖秘密會黨的組織形式建立富有山堂，在長江中下遊地區通過散發富有票接納會黨、擴充組織。號稱“桃源三傑”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後被發展為富有山堂的骨幹成員。自立軍遭到鎮壓後，18歲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軍三次追蹤緝捕。清軍第三次來到上坊村時，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團團包圍。宋教仁翻山越嶺逃到沅江支流的一個渡口，在當地漁民的救助下渡到對岸成功逃脫。他後來在上海《民立報》擔任主筆期間，署名“漁父”，以表示對這位漁民的感恩與紀念。
1901年，19歲的宋教仁參加縣級科舉考試並考中秀才。1902年秋，宋赴湖北武昌投考由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文普通中學堂，於1903年春天正式入學。
1903年8月，從日本回國的湖南同鄉黃興來到武昌，與宋教仁等人結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等人以赴黃興三十壽宴為名，在長沙成立以黃興為會長的華興會。該會對外采用華興公司的名義發行股票，募集股本，聲稱是興辦礦業。1904年9月，華興會計劃在陰曆10月10日慈禧太後七十壽辰時，於長沙、嶽州、衡陽、寶慶、常德分五路同時起義。宋教仁負責常德一路的組織工作。10月初，宋教仁、遊得勝、孫漢臣等人在常德筆架城召集會黨聚會，宋教仁被推舉為龍頭，議定起義時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筆架城邊的文廟集合聽候指揮。
在此期間，自任大將的黃興變賣家產，在華興會之外另設同仇會和黃漢會，委派中將劉揆一與化名鄭浩然回國的陳天華等人，在牛馬交易大會上，授予哥老會大首領馬福益少將頭銜，並贈送槍支彈藥。此舉直接導致起義計劃的泄露。與黃興一樣想通過變賣家產籌集起義款項的宋教仁，因家產不能及時出手，隻好於11月2日雇船從常德出發到省城長沙籌措款項。他於3天後來到省城，卻找不到黃興等人的蹤影，直到在大街上偶然遇到基督徒革命家曹亞伯，才得知會黨首領遊得勝、肖貴生已被捕犧牲，湖南巡撫陸元鼎依據兩人口供，正在搜捕黃興、宋教仁等人。
1904年11月7日，宋教仁在黃吉亭、曹亞伯資助下，從長沙乘坐運煤船前往武昌。煤船走了整整10天，於1904年11月16日抵達武昌。這一天恰好是慈禧太後的七十壽辰，同時也是華興會原定的起義日期。當地駐軍滿街巡邏，城門嚴查出入。武昌知府兼文普通中學堂提調梁鼎芬，已經宣布開除宋教仁、歐陽瑞驊的學籍。宋教仁從胡瑛那裏得知，黃興、劉揆一等人逃到上海之後，以啟明譯書局作為秘密據點繼續開展活動。
11月21日，宋教仁到達上海。在此之前的19日，安徽人萬福華在上海四馬路刺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時失敗被捕。20日，章士釗以朋友身份私自探監，暴露了他與黃興等人在餘慶裏的秘密住址，直接導致由江西派往上海購買槍械的新軍統領、湖南同鄉郭人漳，與黃興、章士釗、張繼等人一同被捕。經湖南同鄉、華興會成員蔡鍔向時任泰興縣令的龍璋緊急求救，化名李壽芝的黃興，冒充隨員與郭人漳一起獲釋。章士釗、張繼等人也由龍璋出麵陸續保釋。黃興等人出獄後立即逃往日本。12月5日，宋教仁也與湖南同鄉楊毓麟、楊度同船前往日本，從此奔向更為廣闊的革命之路。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與僚屬在外務部合影（資料圖）
革命也有複雜事
在迄今為止的曆史敘述中，孫文等同於同盟會、同盟會等同於孫文幾成不容置疑的常識定論。而事實上，中國同盟會的第一組織者和第一推動力，是已經被公眾淡忘的程家檉。
1913年1月，宋教仁在《程家檉革命大事略》中介紹說，程家檉，字韻蓀，又寫作潤生，安徽休寧人。1899年9月，由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選送為湖北省官費留學生，赴日本後考入帝國大學農科。當時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不過200人，他們中間隻有談維新的而沒有談革命的。程家檉透過裁縫師、三合會會員鄭可平輾轉見到隱居橫濱的孫文，聽了孫文講解“民族、民權、民生之理，及五權分立，暨以鐵路建國之說”，程家檉當場表示要“樹黨全國，以傳播之”。孫文當時的願望卻是聯係20名東京留學生，其中學習陸軍的10人，專門利用廣東廣西的三合會、長江流域的哥老會創建軍隊；學習法政的10個人，主要在占據城池後處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務，並且與外國人進行國際交涉。程家檉覺得這樣做遠遠不夠，主動幫助孫文與留學生進行聯絡，這樣才有了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的中國同盟會。
關於同盟會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檉革命大事略》中回憶說，程家檉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廬召集陳天華、黃克強、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張繼、但燾、吳暘穀與孫文聚會商議，孫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為事”。為了讓孫文振作起來充當革命黨名義上的黨魁，程家檉專門聯絡宋教仁等人，於8月13日在富士見樓組織了一場3000多人的歡迎大會。程家檉在會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聲，上震屋瓦，孫文大悅”。
與宋教仁的敘述相印證，張繼在為《程家檉革命大事略》一文題寫的跋語中介紹說：“餘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強實行革命者也，韻蓀組織革命者也。向使學界而無韻蓀，則中國同盟會必不能以成，北京而無韻蓀，則吾同誌死者必不可勝數。完全終始，一手維持，韻蓀大矣，然而韻蓀不言矣。＂
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應邀來到赤阪區檜町三番內田良平住宅兼黑龍會事務所時，同盟會的第一次集會已經開始。他在當天日記中為同盟會的成立留下了最為原始也最為準確的文字記錄：“到者七十餘人。孫逸仙先演說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勢與革命之方法，約一時許，訖，黃慶午乃宣告今日開會原所以結會，即請各人簽名雲。乃皆簽名於一紙，訖。孫逸仙複告此會宗旨，訖。複由各人自書誓書傳授手號，卒乃舉起草員，規定章程，舉得黃慶午等八人，訖，乃閉會。”
同盟會在黃興（慶午）的倡議之下，沒有經過正式的選舉程序就推舉孫文（逸仙）為總理，是8月20日第二次會議上的事情。據宋教仁在當天日記中記載，與會人士仿照歐美各國三權分立的憲政原理，當場選舉司法部職員8名，評議部議員20名；然後沒有經過選舉和評議程序，就由孫文當場任命執行部職員8名。但是，隨著包括程家檉在內的任事諸人先後離職，負責“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後便無形取消；負責“立法”的評議部，也因為各議員先後回國，一年之後便形同虛設。三權分立的製度設計，最終依然落實為總理孫文的一人專權，以及同盟會內部一次又一次的無序鬥爭。
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記中記錄了發生在孫文與黃興之間的激烈衝突：“七時至《民報》社與黃慶午言餘辭職事，慶午不應。良久，慶午忽言，欲退會，斷絕關係，其原因則以□□□以己意製一新國旗，而慶午以為不善，請其改之，逸仙固執不改，並出不遜之言，故慶午怒而退會……作事近於專製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過了一段時間，黃興與孫文言歸於好。宋教仁與孫文之間，卻一直保持著微妙關係。
在同盟會內部，比宋教仁年長22歲的湖南同鄉譚人鳳，是年齡最大、閱曆最深的，也是與宋教仁最為投緣的。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敘”中，譚人鳳介紹說，1911年8月，彭壽鬆來信告知湖北情形。9月中旬，湖北方麵的同誌來電催促同盟會中部總會前往主持。由於譚人鳳生病，宋教仁在9月20日的會議上答應，將於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楊玉如、居正到上海通報情況，被關在監獄裏麵的文學社領導人胡瑛也派人來索要炸彈。宋教仁詢問各方麵情況，結果卻是茫無所知，便決定滯留上海等待從香港趕來的黃興。譚人鳳判斷湖北方麵情況緊急，於10月3日召開會議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應中秋節也就是10月6日過後一定前往，等到中秋節，他又以於右任不在民立報館自己無法脫身為借口不願動身。譚人鳳大為憤怒，帶藥出院後於10月8日再次開會，會後立即趕往南京，邀約相關同誌準備響應。10月10日，譚人鳳與居正一起乘船趕往武漢，船到九江時，“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於耳鼓矣”。
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評”中，譚人鳳評論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結果亦遂難以道裏計。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而副總統……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宋教仁）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誌，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
宋教仁被刺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資料圖)
最後的衝刺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在英國及日本式的“虛君共和”的君主立憲製度不被接受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隻剩下兩種可供選擇的共和路徑，其一是已經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國式總統共和製，或者說是總統及議會共和製，簡稱總統製；其二是一直處於動蕩變化之中的法國式議會共和製，或者說是議會政黨的內閣共和製，簡稱內閣製。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文，是同盟會內部主張總統製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會內部主張內閣製的代表人物。
在宋教仁的極力推動和組織下，來自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的代表，在北京安慶會館召開國民黨籌備大會，會議決定設立籌備事務所具體負責相關各黨的合並辦法，同時推舉同盟會的宋教仁、統一共和黨的張耀曾、國民公黨的張南生，負責起草《國民黨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國民黨的第一位組織者和締造者。
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公推張繼為臨時主席。9月3日，黃興、宋教仁等人共同推舉孫文為理事長，孫文又請宋教仁擔任代理理事長。與孫文、黃興缺乏現代議會政黨的經營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在憲政民主的製度框架內把國民黨經營得有聲有色。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雖未超過半數，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隻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借其絕對優勢影響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到處演講自己理想中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的宋教仁，實際上是在從事著一生中的最後衝刺，然而等待他的，卻是滬寧火車站的一場血腥暗殺。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時40分，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準備乘車時，被凶手武士英從背後開槍暗殺。陪同武士英執行暗殺任務的，是與國民黨方麵的前滬軍都督陳其美關係密切的吳乃文、陳玉生、馮玉山、張漢彪。到火車站為宋教仁送行的，是國民黨方麵層級更高的吳頌華、拓魯生、黃興、陳策、廖仲愷、於右任、吳鐵城等人。吳乃文、馮玉山等在安排武士英充當殺手的同時，還預先安排了到巡捕房舉報應夔丞涉嫌犯罪的虛假線人王阿法。就是這樣一樁並不十分複雜的刑事案件，通過國民黨方麵疑罪從有的宣傳造勢，直接導致了號稱“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由於軍政實力過於懸殊，“二次革命”很快失敗。流亡日本的孫文在陳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創建中華革命黨。一舉消滅國民黨軍政實力的袁世凱，在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反對派監督製衡的情況下，一步步走向他所夢想的皇帝寶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陳其美，慘死於張宗昌、程子安等人組織的另一場暗殺行動。涉案的張宗昌是與陳其美有著多重恩怨的青幫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經被陳其美犧牲出賣過的張秀泉、韓恢、胡俠魂等人的老部下。黃興在宋教仁遇刺後也曾作有挽聯，從中可窺暗殺景象：“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是袁世凱。”
暗殺，就這樣裹挾著民國踉蹌前行。
在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為堅定地反對孫文“作事近於專製跋扈”的一個人。但是，他既沒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公開站出來向孫文進行挑戰；也沒有像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峰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孫文實施架空虛置。等到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組織締造國民黨的宋教仁，一方麵在國民黨內部繼續對理事長孫文實施架空虛置；另一方麵又打算在國民黨占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或者說是“太平宰輔”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都根源於此。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孫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後所寫的挽聯中，意味深長地認定宋教仁是“為憲政流血”的第一人。
譚人鳳之所以在《石叟牌詞》中痛恨宋教仁當年的錯失良機，是因為他，以及他周圍的一部分湖南人，確實有讓黃興充當新政權第一號人物、宋教仁充當第二號人物的革命目標。由於孫文在黃興準備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適時回國，從而為中華民國的政權建設帶來新的變數和新的局麵。宋教仁想通過擁戴黃興出任大元帥及大總統，而由他自己出任內閣總理的政治夢想，也隨之破滅。隨之而來的是各個方麵尤其是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對於他的排擠與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對於他的奪命刺殺。
隨著宋教仁的過早去世，不僅中國社會的憲政民主製度歸於失敗，譚人鳳所設計的由湖南人主導全國政權的政治理想，也隻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澤東來實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