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軍曆史上，還有許多優秀的指揮員曾經獲得過外國軍隊的軍銜。
最早獲得外國軍銜的我軍將領中，獲得的軍銜都是蘇聯紅軍的軍銜，其中著名的有唐鐸、常乾坤、王一飛、徐介藩、王弼、王智濤、劉亞樓等。
唐鐸（1955年授少將）1925年考入蘇聯第2飛行學校學習，1932年加入蘇聯紅軍，後入蘇聯空軍通訊學校學習，晉升紅軍上尉軍銜。1942年8月，唐鐸從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畢業，入蘇聯軍事學校任教，授紅軍少校軍銜；1944年作為白俄羅斯方麵軍空軍74團見習副團長，參加了普魯士戰役，授紅軍中校軍銜。
常乾坤（1955年授中將）1926年黃埔三期畢業後不久即同徐介藩（1955年授大校，1961年晉升少將）等一起赴蘇聯學習航空技術，後入蘇聯紅軍服役，先後擔任過獨立領航隊飛行參謀（紅軍上尉軍銜）、領航員（紅軍準校軍銜）、副參謀長（紅軍少校軍銜），1938年回國。而徐介藩也曾經擔任過蘇聯紅軍作戰參謀，軍銜是上尉，1948年回國。
建國後擔任過空軍副政委、副司令員的王弼，早年留學蘇聯列寧格勒空軍機械學校，1929年入蘇聯空軍服役，被授予蘇軍少尉軍銜，此後先後任蘇聯空軍機械師（上尉軍銜）、工程師（準校軍銜），1932年7月擔任總工程師，被晉升少校軍銜。
黃埔二期畢業的王一飛赴蘇聯前是國民軍上校旅參謀長，在蘇聯期間參加紅軍，擔任過蘇聯莫斯科軍事學院教員，軍銜為上尉，後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我軍著名軍事教育家王智濤，早年在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擔任上尉區隊長，1925年赴蘇聯基輔步兵學校學習，畢業後被授予蘇軍上尉軍銜；後考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1929年晉升少校軍銜，1931年加入蘇共，後擔任伏龍芝軍事學院少校軍事教員，我軍曆史上36位軍事家中的劉伯承、葉劍英、左權、肖勁光、許光達就曾經是他的學生。此外曾經和王智濤一起留學蘇聯的吉合將軍（1955年授少將軍銜）也有過蘇聯紅軍軍銜。
劉亞樓（1955年授上將）1938年赴蘇聯學習，1941年按照蘇軍總參謀部的安排，結束了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學習，參加衛國戰爭，當時化名“薩沙”，被授予蘇聯紅軍少校軍銜。1945年8月，劉亞樓化名“王鬆”隨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後擔任蘇軍大連警備司令部作戰參謀，軍銜仍然是少校。
1945年8月底，蘇聯紅軍進駐旅大地區，當時東北抗聯的董崇彬、季加林、劉玉泉被蘇軍任命為大連沙河口、西崗、甘井子三個區的警備副司令，三人也獲得了蘇聯紅軍的軍銜，董崇彬是中尉軍銜，季加林和劉玉泉是少尉軍銜。
在我軍曆史上，還有兩支部隊獲得或實行過蘇聯製軍銜，他們是周保中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和帕裏諾夫領導的新疆民族軍。
1942年7月16日，撤退到了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聯軍餘部被蘇聯遠東方麵軍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旅長周保中和政委李兆麟被授予少校軍銜；副參謀長（參謀長為蘇軍將領）崔庸健被授予大尉軍銜；第一營營長金日成、第二營營長王效明（1955年授少將）、第三營營長王明貴（1955年授少將）、第四營營長柴世榮等營級幹部也被授予大尉軍銜；其他各連連級幹部如彭施魯（1955年授大校，1961年晉升少將）等都被授予了中尉軍銜。直到1943年，周保中才被晉升為中校軍銜。抗戰勝利後，教導旅大部分編入了東北人民自治軍，一部分隨金日成、崔庸健等返回朝鮮成為朝鮮人民軍的一部分，當然教導旅各級幹部所擁有的蘇聯軍銜也隨之取消了！
新疆民族軍是在“三區革命”爆發後於1945年4月在伊寧成立的。帕裏諾夫任總指揮，祖農太也夫（1955年授少將，1962年叛逃蘇聯）任副總指揮，馬加諾夫任參謀長，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由於三區革命有著蘇聯背景，所以民族軍成立後，實行的軍銜製也有著濃厚的蘇聯式。他們的將官分為元帥、大將、上將、中將和少將四個級別，除民族軍最高統帥伊力漢吐拉被授予元帥軍銜外，實際上無論是帕裏諾夫還是繼任者伊斯哈克拜克木諾諾夫，軍銜都隻是中將；副總指揮祖農太也夫、阿不都熱合木江等部授予少將軍銜。1950年1月新疆民族軍正式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其所實行的軍銜製也隨之取消了。
在我軍眾多將領中，還有一位將軍曾經獲得過越南人民軍的軍銜，他就是雙料將軍——洪水。洪水，越南河內人，1926年由胡誌明介紹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1927年8月加入中國*，同年參加廣州起義，後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師政治部主任；1945年經越南勞動黨中央和胡誌明的協商，洪水回到越南，擔任越南第四、第五戰區司令員兼政委，1948年被授予越南人民軍當時最高的軍銜——少將軍銜，直到1950年10月洪水再次回到中國，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