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萬維讀者網 作者: 冼岩 2010-11-22
萬維網友冼岩來稿：隨著“中國模式”話題的熱烈，中西體製的優劣比較又重新進入公眾視線。
非 官方主流輿論一般認為，西方體製優於中國，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就是對西方的模仿與複製，隻不過中間遇到阻礙，走了彎路，變成現在不倫不類。支撐這種觀 點的最有力論據，不是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成熟理論，而是上世紀末兩大陣營之爭西勝東負的結局。但是，隨著近30年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另一種聲音 也逐漸響亮，那就是認為曆史的路徑不隻西方一條，中國正在走出一條獨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隨著東西冷戰而終結的意識形態之爭，似乎又開始重燃戰火，並且方 興未艾。
體製比較是複雜的事，很易陷入因視角、標準的不同而“雞同鴨講”。但是，正像汽車走得好不好主要看發動機一樣，體製比較也有一個簡潔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較兩種體製的驅動力：它們分別是被什麽驅動，體製運行的動力從何而來？
徒法不能自行，體製運行靠的還是人，體製的驅動力其實就是對體製內官員的驅動力。西方由於實行競選，主要官員（包括各級行政首長和議員）由民眾選舉產生， 要躋身於此官員行列，必須贏得選民選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驅動力主要來自下方，來源於選民，政客以滿足強勢選民的需要，作為政治主張和行為的 基準。隨著問題、情勢的不同，選民的組織化程度、強弱及需要都會發生變化，所以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同時，體製內也有製衡政府力量的設置，政府能動用的力 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須根據選民力量和意願的變化不斷調整，不能長期穩定在一個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顧，而且須隨時變化，所以這種體製的行 動效率較差，政策缺乏連續性；但它變化更靈活，調整更及時，能較快反饋和貼近多種多樣且多變的民眾需要。
在中國，政府官員主要由上級任命，最高領導人由前任指定，所以體製的驅動力主要來自上方，官員逐級服從上級指令。指令的形成，源於決策層對現狀的主觀認識 和判斷。因此，整個政府係統以某種人為提煉的社會整體利益目標作為工作方向。這樣的體製，目標單一、穩定，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長期使力在一個方向 上，所以在目標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穩定。缺點是關注麵單一，易忽視除目標外的其他社會需要；反饋現實變化的速度慢，調整滯後，在現實中，政策變化經常搞成 了“危機應對”。例如，中國革命是以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所以建國後前30年中國專注於社會主義“平等”目標，效果頗顯著，卻因不能兼顧民富，造 成嚴重的消費品匱乏，民眾生活困難；後30年不得不“改革開放”，專注效率，專注經濟發展，同樣成效顯著，卻造成官員腐敗、官民矛盾、貧富分化和環境破壞 等問題。現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欲解決已形成的新問題，但如果不改變這種長期集中力量於單一方向，難以兼顧其他目標，調整滯後的體製模式，結 果很可能是再花個30年高效解決今天的問題，到時又形成其他嚴重問題。
所以，中西兩種體製各有所長，各有其適應性，不能抽象說誰好誰差。具體說，西方體製較適合經濟和生活水平較高，在國際競爭中已居優勢，效率增長的壓力不 大，民意壓力卻較大的社會。現在西方體製運行成功的國家，大多是這種情況；在廣大後發展或發展中國家，學西方的多，運行良好的罕見。中國現在的體製較適合 那些在國際競爭中承受較大壓力的後發展國家，在那些國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沒有高效率，其他都隻是空談。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在人權意識普及的背景下，有了 效率，社會公平自然會逐漸增進；僅有人權、公平而無效率，以後未必還能獲得發展機會。最近薄熙來有段話，說“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 沒有積極性，這個“蛋糕”就永遠做不大。隻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積極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這話其實隻適合於計劃經濟體製，市場體 製之所以具有效率優勢，就在於將人的基本需要都納入了一種競爭機製。就像穿上“紅舞鞋”，你不能不拚命跳舞，哪怕是處於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 廠”；它甚至可使人搶著去爭奪那些有生命危險的礦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場條件下的弊害，不是損害個人積極性，而是可能導致不穩定，影響市場秩序；同時減少內 需，使經濟增長失去內在動力。所以，以“強政府，低人權”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其優勢主要體現在“趕超”階段。邁過這個階段後，又需要重新選擇道 路。
中國體製最易遭批評者攻擊的一點，是它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西方政治理論把合法性說得很玄，其實它主要是通過構建社會成員的認同，降低體製剛性，減少社會緊 張程度，增加彈性。它最終要落實在怎麽對待反對者的問題上，因為隻有體製或政府的反對者，才會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難。
體製的擁護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體製都不可能讓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遠隻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體製在任何時候都不乏反對者。合法性解決得好的社 會，或者是通過某種意識形態實現超越利益立場的思想統一（這一點在信息時代和市場條件下較困難，中國前30年的相對成功，既是由於官方理論未遭實踐挫折而 具有強大說服力，也是由於信息封閉單一，利益結構簡單），減少反對者；或者是通過程序容納和消解反對的勢力與聲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難度，以及 社會緊張程度。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的中國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於沒有解決好政治合法性問題，壓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對統治者的要求高，責任大。不斷 增加的“維穩成本”，很大一部分與合法性有關。
不過，合法性在今日中國並非迫切問題，它隻是一個長期問題。現在主要還隻是部分知識分子操心這事，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程度高。但是，隨著城市化的 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眾收入的提高，要求解決合法性的呼聲會越來越高，越來越普遍，因為這涉及到一種隨著智識而增長的普遍人性或曰“權利意識”：為什 麽由你來統治我，為什麽我對此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隨著這種呼聲越來越強烈，解決合法性問題終究不可避免，因為它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利益（權利）所在，不 能滿足這種要求，就妨礙、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對很多人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換的代價越來越高，直至無法替換。
一些支持中國體製的人對此的回應是：合法性隻是個偽問題，中國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國有問題，西方存在的問題未必就比中國少；選舉不等於人民當家 作主，它更多隻是一種程序、一種作秀。例如美國，你隻能在兩個傻子中選一個，選別人都沒用，這難道代表了民眾參與決策，決定領導人？
確實，競選式民主隻是一種程序，但這種程序也並非隻是擺設，它至少可產生三方麵重要作用。其一，為社會不滿情緒和反政府、反體製的力量提供一個宣泄渠道， 把反對容納在體製內，消解在程序中。這樣可減少對體製的衝擊，減少體製剛性，降低社會緊張程度。不像中國政府，什麽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動不動就搞成“你死 我活”。
其二，由於參選官員（或議員）需要競爭選票，一定程度上必須迎合民意。這就一定程度改變了官民之間的傳統關係。不能否認，中國官員的官權、官威比西方體製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對比也懸殊得多，這是由驅動力自上而下的中國體製決定的。
其三，它可以讓民眾有一種政治參與感。長期而言，這一點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對應了一種人性需求。隨著民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狀況的改善，他們心目中 的需求排序會發生變化，要求政治參與的意識會越來越強烈。這種需求，雖不能用物質數量或經濟業績衡量，但它同樣是人的一種利益，一種精神利益。國家政權要 麽滿足它，要麽以越來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換它，否則它會變成政權的對立麵和反對力量。
說美國民主隻能在兩個傻瓜中選一個，這顯然簡化了事實。隻設兩黨是為便於操作，節約成本。這種製度的關鍵，是建立了一種麵向選民的競爭格局，兩黨既競相取 悅選民，也競相趨優。競爭中，政治方案並不限定是出自兩個候選人之手，其他人有什麽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兩人必然會競相吸收；人才也一樣，如果出現 了公認優秀的執政人才，兩黨都會競相爭取。所以，由於建立了競爭機製，具體競爭雖然隻由兩黨或兩人操作，選擇麵其實覆蓋了全社會的多種可能性。
比較中國和西方誰的問題更多，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各自問題不同，對各自的意義也不一樣，就像窮人和富人的問題不同一樣。當下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和影響， 確實被有些人有意無意誇大了。但群體性事件對中西兩種體製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對西方而言，群體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為體製所容忍的，不具有顛覆 意義，隻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利益博弈的一種方式；而對中國來說，群體性事件大多對體製具有顛覆力，難以容忍，表現出來的，隻是沒壓製住的，還有更多矛盾潛 伏著，社會結構較緊張。
中國現在麵臨的問題，確實比西方嚴重，但這主要不是因為製度，而是由於發展水平——窮人病一場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體質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種醫療資源 撐著，人家可以就是不倒。問題嚴重的原因雖與體製無關，結果卻對體製造成壓力。部分壓力會直接指向體製，盡管換一種體製可能後果更糟，但大多數人都隻看到 已發生的，看不到可能發生的。所以在輿論上，反對派總具有天然優勢，現狀中的一切弊端都可歸咎於政府：做得好是應該，出現問題就該死。1949年以前中共 之所以成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義，因為西方基本允許批評政府聲音的公開表達，以及對陰暗麵的較充分披露，中國則這方麵管製甚多。這種信息和表達的不同尺度，必然會影響民眾對政府的觀感和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信息管製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從另一方麵看，新聞自由並不隻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狹隘群體利益，它可以通過賦予民眾知情權和表達權，形成一種對官員的監督和製衡力量。這就是毛澤東 在著名“窯中對”中所說的“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監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這個問題在前30年並沒有解決好，這也是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 一。現在這方麵問題更嚴重，中國的官員名義上是公仆，其實是大老爺，這是由體製及其自上而下的驅動方式決定的。
有人說，西方也有新聞管製，並非真正自由。確實，西方也會管製輿論，有時可能處理比中國更嚴厲。但西方所謂“嚴厲”，隻是對違規處理的嚴格；在對違不違規 的認定上，西方比中國寬鬆得多。許多在中國屬禁區的，在西方可以無忌。就像一則笑話所說的：美國人說“我們很自由，我們可以罵美國總統”；中國人也說“我 們很自由，我們也可以罵美國總統”。
西方對輿論當然也有導向，在那兒資本的力量很強大，整體而言（不絕對）那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的輿論環境。但資本的壟斷與政府的壟斷不同，它不能強製，隻能引 導。雖然資本的意誌占主流，但不可能讓其他人發不出聲音。弱勢群體的聲音、反主流的聲音縱然弱小，想聽的人還是能夠聽到（不需要翻牆），一定條件下就能形 成共鳴。這對主流、對精英構成一種製衡，使其行為多了不少顧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能發出聲音，縱然資源少、聲音小，但陳勝、吳廣揭 竿就能起義，並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種主張真能獲得那麽多人認同，資源少也會形成氣候，讓聲音壯大起來。
但是，新聞開放確實也是雙刄劍。經曆過21年前新聞開放的人，都會對那種衝擊力有所體會。那時還隻是有限的開放，社會矛盾也沒有現在這麽多。今天中國的這個體製和社會，能不能承受那種衝擊，很難說。
所以，我並不讚成現在的中國輿論應當自由到西方那種程度。中國現階段積澱的矛盾太多，經濟水平不夠發達，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亂子，經不起折騰。我讚成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把輿論管起來。但是，無論如何應該保障輿論監督官員的功能，中央應支持輿論對各級官員腐敗、侵害民利、行政不當、亂作為或不作為的報道與監 督，為權行無忌樹起一道藩籬，這是輿論的本職功能——首先應該承認自己存在的問題，包括新聞不自由，然後再解釋問題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連基本事實 都否認，必然喪失基本說服力，立論也隻能立在沙堆上。
我讚成在今日中國暫不談民主，因為它對大多數中國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亂，導致不穩。今天大多數人迫切的，是經濟和生活狀況的改善，而改善的前 提是穩定、有序。以後中國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時候再具體分析。在這兒不要說什麽“普世”，縱然民主、自由是普適的，中國傳統的、現在的很多東西又何嚐不 是？大家都普世，誰重誰輕、誰先誰後？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萬維網友冼岩來稿：隨著“中國模式”話題的熱烈，中西體製的優劣比較又重新進入公眾視線。
非 官方主流輿論一般認為，西方體製優於中國，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就是對西方的模仿與複製，隻不過中間遇到阻礙，走了彎路，變成現在不倫不類。支撐這種觀 點的最有力論據，不是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成熟理論，而是上世紀末兩大陣營之爭西勝東負的結局。但是，隨著近30年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另一種聲音 也逐漸響亮，那就是認為曆史的路徑不隻西方一條，中國正在走出一條獨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隨著東西冷戰而終結的意識形態之爭，似乎又開始重燃戰火，並且方 興未艾。
體製比較是複雜的事，很易陷入因視角、標準的不同而“雞同鴨講”。但是，正像汽車走得好不好主要看發動機一樣，體製比較也有一個簡潔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較兩種體製的驅動力：它們分別是被什麽驅動，體製運行的動力從何而來？
徒法不能自行，體製運行靠的還是人，體製的驅動力其實就是對體製內官員的驅動力。西方由於實行競選，主要官員（包括各級行政首長和議員）由民眾選舉產生， 要躋身於此官員行列，必須贏得選民選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驅動力主要來自下方，來源於選民，政客以滿足強勢選民的需要，作為政治主張和行為的 基準。隨著問題、情勢的不同，選民的組織化程度、強弱及需要都會發生變化，所以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同時，體製內也有製衡政府力量的設置，政府能動用的力 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須根據選民力量和意願的變化不斷調整，不能長期穩定在一個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顧，而且須隨時變化，所以這種體製的行 動效率較差，政策缺乏連續性；但它變化更靈活，調整更及時，能較快反饋和貼近多種多樣且多變的民眾需要。
在中國，政府官員主要由上級任命，最高領導人由前任指定，所以體製的驅動力主要來自上方，官員逐級服從上級指令。指令的形成，源於決策層對現狀的主觀認識 和判斷。因此，整個政府係統以某種人為提煉的社會整體利益目標作為工作方向。這樣的體製，目標單一、穩定，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長期使力在一個方向 上，所以在目標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穩定。缺點是關注麵單一，易忽視除目標外的其他社會需要；反饋現實變化的速度慢，調整滯後，在現實中，政策變化經常搞成 了“危機應對”。例如，中國革命是以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所以建國後前30年中國專注於社會主義“平等”目標，效果頗顯著，卻因不能兼顧民富，造 成嚴重的消費品匱乏，民眾生活困難；後30年不得不“改革開放”，專注效率，專注經濟發展，同樣成效顯著，卻造成官員腐敗、官民矛盾、貧富分化和環境破壞 等問題。現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欲解決已形成的新問題，但如果不改變這種長期集中力量於單一方向，難以兼顧其他目標，調整滯後的體製模式，結 果很可能是再花個30年高效解決今天的問題，到時又形成其他嚴重問題。
所以，中西兩種體製各有所長，各有其適應性，不能抽象說誰好誰差。具體說，西方體製較適合經濟和生活水平較高，在國際競爭中已居優勢，效率增長的壓力不 大，民意壓力卻較大的社會。現在西方體製運行成功的國家，大多是這種情況；在廣大後發展或發展中國家，學西方的多，運行良好的罕見。中國現在的體製較適合 那些在國際競爭中承受較大壓力的後發展國家，在那些國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沒有高效率，其他都隻是空談。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在人權意識普及的背景下，有了 效率，社會公平自然會逐漸增進；僅有人權、公平而無效率，以後未必還能獲得發展機會。最近薄熙來有段話，說“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 沒有積極性，這個“蛋糕”就永遠做不大。隻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積極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這話其實隻適合於計劃經濟體製，市場體 製之所以具有效率優勢，就在於將人的基本需要都納入了一種競爭機製。就像穿上“紅舞鞋”，你不能不拚命跳舞，哪怕是處於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 廠”；它甚至可使人搶著去爭奪那些有生命危險的礦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場條件下的弊害，不是損害個人積極性，而是可能導致不穩定，影響市場秩序；同時減少內 需，使經濟增長失去內在動力。所以，以“強政府，低人權”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其優勢主要體現在“趕超”階段。邁過這個階段後，又需要重新選擇道 路。
中國體製最易遭批評者攻擊的一點，是它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西方政治理論把合法性說得很玄，其實它主要是通過構建社會成員的認同，降低體製剛性，減少社會緊 張程度，增加彈性。它最終要落實在怎麽對待反對者的問題上，因為隻有體製或政府的反對者，才會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難。
體製的擁護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體製都不可能讓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遠隻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體製在任何時候都不乏反對者。合法性解決得好的社 會，或者是通過某種意識形態實現超越利益立場的思想統一（這一點在信息時代和市場條件下較困難，中國前30年的相對成功，既是由於官方理論未遭實踐挫折而 具有強大說服力，也是由於信息封閉單一，利益結構簡單），減少反對者；或者是通過程序容納和消解反對的勢力與聲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難度，以及 社會緊張程度。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的中國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於沒有解決好政治合法性問題，壓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對統治者的要求高，責任大。不斷 增加的“維穩成本”，很大一部分與合法性有關。
不過，合法性在今日中國並非迫切問題，它隻是一個長期問題。現在主要還隻是部分知識分子操心這事，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程度高。但是，隨著城市化的 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眾收入的提高，要求解決合法性的呼聲會越來越高，越來越普遍，因為這涉及到一種隨著智識而增長的普遍人性或曰“權利意識”：為什 麽由你來統治我，為什麽我對此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隨著這種呼聲越來越強烈，解決合法性問題終究不可避免，因為它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利益（權利）所在，不 能滿足這種要求，就妨礙、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對很多人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換的代價越來越高，直至無法替換。
一些支持中國體製的人對此的回應是：合法性隻是個偽問題，中國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國有問題，西方存在的問題未必就比中國少；選舉不等於人民當家 作主，它更多隻是一種程序、一種作秀。例如美國，你隻能在兩個傻子中選一個，選別人都沒用，這難道代表了民眾參與決策，決定領導人？
確實，競選式民主隻是一種程序，但這種程序也並非隻是擺設，它至少可產生三方麵重要作用。其一，為社會不滿情緒和反政府、反體製的力量提供一個宣泄渠道， 把反對容納在體製內，消解在程序中。這樣可減少對體製的衝擊，減少體製剛性，降低社會緊張程度。不像中國政府，什麽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動不動就搞成“你死 我活”。
其二，由於參選官員（或議員）需要競爭選票，一定程度上必須迎合民意。這就一定程度改變了官民之間的傳統關係。不能否認，中國官員的官權、官威比西方體製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對比也懸殊得多，這是由驅動力自上而下的中國體製決定的。
其三，它可以讓民眾有一種政治參與感。長期而言，這一點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對應了一種人性需求。隨著民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狀況的改善，他們心目中 的需求排序會發生變化，要求政治參與的意識會越來越強烈。這種需求，雖不能用物質數量或經濟業績衡量，但它同樣是人的一種利益，一種精神利益。國家政權要 麽滿足它，要麽以越來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換它，否則它會變成政權的對立麵和反對力量。
說美國民主隻能在兩個傻瓜中選一個，這顯然簡化了事實。隻設兩黨是為便於操作，節約成本。這種製度的關鍵，是建立了一種麵向選民的競爭格局，兩黨既競相取 悅選民，也競相趨優。競爭中，政治方案並不限定是出自兩個候選人之手，其他人有什麽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兩人必然會競相吸收；人才也一樣，如果出現 了公認優秀的執政人才，兩黨都會競相爭取。所以，由於建立了競爭機製，具體競爭雖然隻由兩黨或兩人操作，選擇麵其實覆蓋了全社會的多種可能性。
比較中國和西方誰的問題更多，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各自問題不同，對各自的意義也不一樣，就像窮人和富人的問題不同一樣。當下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和影響， 確實被有些人有意無意誇大了。但群體性事件對中西兩種體製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對西方而言，群體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為體製所容忍的，不具有顛覆 意義，隻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利益博弈的一種方式；而對中國來說，群體性事件大多對體製具有顛覆力，難以容忍，表現出來的，隻是沒壓製住的，還有更多矛盾潛 伏著，社會結構較緊張。
中國現在麵臨的問題，確實比西方嚴重，但這主要不是因為製度，而是由於發展水平——窮人病一場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體質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種醫療資源 撐著，人家可以就是不倒。問題嚴重的原因雖與體製無關，結果卻對體製造成壓力。部分壓力會直接指向體製，盡管換一種體製可能後果更糟，但大多數人都隻看到 已發生的，看不到可能發生的。所以在輿論上，反對派總具有天然優勢，現狀中的一切弊端都可歸咎於政府：做得好是應該，出現問題就該死。1949年以前中共 之所以成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義，因為西方基本允許批評政府聲音的公開表達，以及對陰暗麵的較充分披露，中國則這方麵管製甚多。這種信息和表達的不同尺度，必然會影響民眾對政府的觀感和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信息管製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從另一方麵看，新聞自由並不隻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狹隘群體利益，它可以通過賦予民眾知情權和表達權，形成一種對官員的監督和製衡力量。這就是毛澤東 在著名“窯中對”中所說的“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監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這個問題在前30年並沒有解決好，這也是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 一。現在這方麵問題更嚴重，中國的官員名義上是公仆，其實是大老爺，這是由體製及其自上而下的驅動方式決定的。
有人說，西方也有新聞管製，並非真正自由。確實，西方也會管製輿論，有時可能處理比中國更嚴厲。但西方所謂“嚴厲”，隻是對違規處理的嚴格；在對違不違規 的認定上，西方比中國寬鬆得多。許多在中國屬禁區的，在西方可以無忌。就像一則笑話所說的：美國人說“我們很自由，我們可以罵美國總統”；中國人也說“我 們很自由，我們也可以罵美國總統”。
西方對輿論當然也有導向，在那兒資本的力量很強大，整體而言（不絕對）那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的輿論環境。但資本的壟斷與政府的壟斷不同，它不能強製，隻能引 導。雖然資本的意誌占主流，但不可能讓其他人發不出聲音。弱勢群體的聲音、反主流的聲音縱然弱小，想聽的人還是能夠聽到（不需要翻牆），一定條件下就能形 成共鳴。這對主流、對精英構成一種製衡，使其行為多了不少顧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能發出聲音，縱然資源少、聲音小，但陳勝、吳廣揭 竿就能起義，並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種主張真能獲得那麽多人認同，資源少也會形成氣候，讓聲音壯大起來。
但是，新聞開放確實也是雙刄劍。經曆過21年前新聞開放的人，都會對那種衝擊力有所體會。那時還隻是有限的開放，社會矛盾也沒有現在這麽多。今天中國的這個體製和社會，能不能承受那種衝擊，很難說。
所以，我並不讚成現在的中國輿論應當自由到西方那種程度。中國現階段積澱的矛盾太多，經濟水平不夠發達，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亂子，經不起折騰。我讚成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把輿論管起來。但是，無論如何應該保障輿論監督官員的功能，中央應支持輿論對各級官員腐敗、侵害民利、行政不當、亂作為或不作為的報道與監 督，為權行無忌樹起一道藩籬，這是輿論的本職功能——首先應該承認自己存在的問題，包括新聞不自由，然後再解釋問題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連基本事實 都否認，必然喪失基本說服力，立論也隻能立在沙堆上。
我讚成在今日中國暫不談民主，因為它對大多數中國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亂，導致不穩。今天大多數人迫切的，是經濟和生活狀況的改善，而改善的前 提是穩定、有序。以後中國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時候再具體分析。在這兒不要說什麽“普世”，縱然民主、自由是普適的，中國傳統的、現在的很多東西又何嚐不 是？大家都普世，誰重誰輕、誰先誰後？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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