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之謎 （三）

高三第一個學期快結束的時候，養父母決定搬家到外省。她知道他們是想借此減少她和周家的聯係。看著他們日益為此焦慮，她時常感覺愧疚，好像這一切都是她的錯。她於是痛快地表示她沒意見，她會跟著她們一起搬走。養父問她想不想讓養母留下來陪她直到考完大學，她堅決地說，不用。就這樣離開了所有一起長大的同學，離開了銅川一中。
新的學校是一個縣城一中，她已經掌握的知識遠遠超過了那裏的老師可以教導的水平。她在那裏沒有學到任何新的東西，就這樣參加了85年的高考，考了546分。第一誌願是北大基因工程，未能錄取。後來她了解到銅川一中的一個同學，考了504分，都被錄取到了北大化學係，才有一點後悔，才感覺到轉學的決定似乎天真草率了一些。
第二誌願，是養父幫她選的學校，專業是她自己選的。養父認為鐵道部、郵電部都是好單位，而她當時剛剛看了《第三次浪潮》，覺得“計算機通信”這個專業應該不錯，就這樣上了“上海鐵道學院”。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割斷她和周家的聯係。上大學不久，她就恢複了和周家的通信。西安爸爸、哥哥、伯伯輪流去上海看望她，外婆也給她寫信，介紹她去找在上海財經大學教書的舅公。她於是幾乎每個周末都在舅公家度過，開始建立與母親家人的聯係。
外婆家裏有七個兄弟姐妹，外婆是老大，舅公是老二，姐弟倆感情很好。舅公解放前參加了少年航空兵，在美國留學後回來報效祖國。文革時也難逃浩劫，也下過獄牢。不過到了1985年的時候，舅公一家的生活表麵上已經看不到浩劫的痕跡，一家人生活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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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一開始是無憂無慮的，她有很好的女伴兒，因為成績好，自然還是幾乎所有老師的寶貝，尤其是英語老師。英語老師家裏沒有孩子，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
由於功課好，一年級的時候，係黨支部就開始多次動員她入黨。她對政治其實沒有絲毫的興趣，但是耐不住老師們的多次勸導，甚至把入黨申請書放在麵前讓她抄，她隻好遞交了抄來的申請書，然後入了黨。然而她從來不記得按時交黨費、或者是開會，所以一年後才轉正，比別人晚了半年。
到了大二後期，她交了第一個男朋友，生活開始晴轉陰。他是她的同班同學，她的父母後來搬到了鄭州，他的家也住在那裏，他們就算是很近的老鄉，兩個人功課都不錯，都是班幹部，本來以為會成就一段完美姻緣。但是他卻是一個非常嫉妒的人，如果她對別的男生有一點好感，不管是交往前還是交往後的事，他都不能容忍。她也，象所有女孩一樣，有她自己嫉妒的時候。他們於是很快發生衝突，交往的過程變成了賭氣、分手、和好、再賭氣，再分手的過程。到了大三，她的功課已經不再是永遠的輝煌。
那段時間，她開始時常有自殺的念頭，於是開始大量閱讀有關宗教和哲學的書籍，開始對佛、道、儒、及西方哲學有一些了解，嚐試從中汲取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
也是在大三，她開始注意到另一個男孩。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學校運動會的時候。在去田徑場的路上，她看到一個快樂的男生，一頭烏黑的卷發，穿的藍色的西褲和藍白相間的寬條紋羊毛衫，手插在褲帶裏，和一群同學在聊天，一邊還不停地從一塊水泥板上跳上跳下。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這個男孩也象陽光一樣明媚。這一美好的瞬間永遠留在了她記憶深處。但是她當時怎麽也想不到，這是一個對她的人生意義如此重大的瞬間。
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有一天她如常在飯後去報欄看報，遠遠地看到一個男生也在那裏看報，藍色西褲、藍色羊毛衫，身材高大，側麵非常英俊。她心想，這個也許是新來的研究生。
從那一天開始，她幾乎每天都在校園裏看到他，有時是在報欄，有時是打開水的時候，有時是散步的時候，有時是憑窗一望，他竟然就在窗外。
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一看到他，她的心就砰砰地跳，人也開始憔悴，從上大學開始增加的體重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都丟掉了。她的成績卻開始回升。
終於有一天，傍晚散布的時候，走在主教學樓後麵的小路上，她感覺到他就在她的後麵，隔著二、三十米遠，走著。她於是停下了腳步，等待著他走近，轉過身，勇敢地看著他。他也看著她，笑了，她也笑了。他說“一起走走吧”，她點點頭，就跟著他走了。
他提醒她，他們還見過一次，是學校的英文演講比賽。她參加比賽。他助興表演，吉他彈唱“鄉間的路”。她當時一定是太緊張了，竟然沒有注意到他。那一次很不幸，隻得了第二名。
一個多月後，他就要畢業了，要回他的家鄉合肥。
那一個多月，是她最快樂的一個月。他們一起散步、他教她交誼舞、帶她參加朋友們的聚會，彈吉他給她聽。他有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朗聲大笑。他有驚人的記憶力，腦子裏有說不完的故事、背不完的詩歌。
認識他以前，她從來都是笑不露齒。一半是教養，一半是從來沒有什麽事值得大笑。和他在一起，讓她開始笑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開心。
那個暑假，她跟著他，第一次去旅遊。在美麗的巢湖，在秀美險俊的天柱山裏，在驪山、在嵩山、她沉浸在對他無限的愛裏，也感受到對人生無盡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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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的時候外婆寫信給她，要求她無論如何不要參加學＊運，她說學生從來都是被利用作炮灰的。她於是堅持著。他回學校看她，他們一起看著同年級的好友一個個上街了，有一個係的黨支部書記看到同學們都問，“我們的隊伍到哪裏了？”，令大家目瞪口呆。她，卻保持著超然物外的心態。
學校當時處於半癱瘓狀態，除了她們畢業班在趕畢業論文及忙著找工作，其他班級都停課了。可是有一天，廣播裏的新聞報道說上海大學都複課了，她覺得很震驚，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次感覺媒體原來也不是那麽可靠。
有一天舅公介紹她去找複旦一位老師，了解她報考的國際經濟法雙學位的情況，路上遇到一位年輕老師，提了漿糊拿了刷子，說是要去貼大字報，要求她們一起去，還開玩笑說，“不去就打倒你！”舅公的同學說，“我被打倒還沒爬起來呢！”
6月3號，從香港寄來的傳單撲天蓋地，報道著北京的嚴峻形式，她看了學生絕食致死的消息，無法繼續忍受，跟著大家上了街，流著眼淚，喊著口號從蒲西一路遊行到了人民廣場，然後在那裏靜坐示威。當天的月亮特別地亮，她感到強大的凝聚力，有一種回到五四運動時期的錯覺。然而到了深夜，大概10點左右，有緊急通知要求大家疏散，於是幾分鍾內諾大的人民廣場便人跡杳無，隻有孤零零的月亮高高地伴著悄無聲息的燈影。
有時候她想，假如當年她沒有離開銅川一中，可能她就上了北大，可能89年她就會在天安門廣場，也許命運就又一次將被徹底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