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學生（多圖）
攝影：任曙林
1983年6月 北京171中學教室
1983年12月 北京安定門外護城河
1984年6月 北京171中學操場，雨後
1984年9月 北京地壇體育場
1984年6月 北京171中學操場
1985年8月 北京171中學校門口
1985年6月 北京總政遊泳館
1985年6月 北京總政遊泳館
1985年9月 北京171中學教室
1985年4月 北京171中學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學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學教室
1986年4月 北京171中學操場
北京懷柔縣喇嘛溝門 1988年10月
80年代的北京中學生舊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學生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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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北京中學生舊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學生舊照
80年代的北京中學生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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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1980年代 鏡頭中的八十年代中學生
2011-06-01 14:38:26 來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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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 八十年代
- 中學生
- 攝影 任曙林
“八十年代”是個遲來的命名，當年的經曆者開始用懷舊的口吻談論它。彼時本是個百業初興的時期，國家剛剛恢複元氣，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漸開啟。正在成長、正當青春的是任曙林鏡頭裏的少年，也是一個國家。
1983年6月，北京171中學 （任曙林/圖）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淚就掉了下來。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著幾張課桌低頭看書。那是1985年，他倆正在北京 171中學上高二，一個沒事就在學校轉來轉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後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個膠卷。策展人那日鬆從 三千多張照片裏挑出159張，在北京798映畫廊舉辦了一個“八十年代中學生”攝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開幕那天，接到了中學同學程文的電話，聽說了這個攝影展上，其中一張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學畢業後回到171中學當老師，現在是學校領導。
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學，王琳和一位男生隔著幾張課桌低頭看書，他們在談戀愛，後來分班兩人被拆散，再後來，他們考入相同的大學，結婚、離婚。 （任曙林/圖）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戀，那天放學後，教室裏就剩下他們兩人了，他們坐在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忽然聽到有人要來，兩人慌忙分開，走進來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門，捉住了這個瞬間。
任曙林是在攝影展開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進門拍照前發生了這樣的故事，他原本的記憶是這樣的：“我進屋後，隻能聽見夕陽移動的聲響，他們是那 麽專注地在看書寫字，似乎別的什麽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強烈感到波與場的存在，對方的每一次心思念頭都是可以相互感覺到的。我覺得我是個不應該出現的第三 者，拍下他們後，我悄悄地走了。”
後來，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戀的事被老師發現，高三分班時，他們被拆開了；後來他們雙雙考入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再後來他們結了婚，又離了婚。
王琳看展覽後給前夫打了電話，前夫很忙，不能來看展覽，她就把那張照片傳給了他。
直到6月1日攝影展結束這一個多月裏，和王琳一樣的171中學學生們呼朋喚友地來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認著：這個同學現在已經成了銀行行長，那個現在是工程師……映畫廊變成了同學會，失散多年的同學在這裏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後，他們才恍然大悟，那個人幹的竟然是這麽一件事。
1986年6月，171中學教室 （任曙林/圖）
拍“四化”的來嘍！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於拍攝1979年高考，此後他開始走進校園。
1979年，任曙林25歲，在煤炭部下屬的煤炭科學院電影室裏工作，他托人找到了離家和單位都隻有幾百米距離的北京171中學，和校長說他是搞攝影的，想長期拍中學生。老師們一開始不大同意，怕影響課堂秩序，但最後校長還是答應了，條件是不能拍課堂。
北京171中學位於和平裏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東城區重點中學。那時，不斷有挎著相機到學校來的記者，老師會按要求組織學生 “配合”拍攝，這讓不少學生反感，“不就是表現‘四化’建設成果嘛。”叛逆的男生會在私下裏痛罵這種“配合”，對積極“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顧，一旦挎相機 的來了，他們就會放倒消息樹——“拍‘四化’的來嘍。”
任曙林也被學生們當成了來拍“四化”的。可沒多久，孩子們發現，這個人好像不大一樣，老師不做任何組織工作，這個人也來無影去無蹤，你做什麽他也不 幹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門，不知道他在拍什麽，也不懂有什麽好拍的。“不說話，不交流”是任曙林剛進學校時給自己定的一條規矩。“我不是老師，也不是他們 的朋友，我就是一個專業攝影師，他們學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從初一到了初三畢業。一天，有學生給了他一張紙條：晚上，北海五龍亭。他如期趕到，發現就他一個“外人”——那是孩子們自己的畢業道別會。
任曙林曾用文字記錄那次拍攝的情景：“錄音機中的圓舞曲把同學們帶入了歡快且傷感中。乘涼的遊客在不遠處圍觀，竊竊私語不時傳入耳中，此情此景有點像一出舞台劇，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學教室。三個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這次展覽最受歡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間拍女生相對較多，他覺得人在中學時代有一些神秘的東西：“我也很欣賞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任曙林/圖）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留個影
任曙林第一次擺弄照相機是在1966年，那一年，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父親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機，“一摁皮腔彈開，鏡頭就伸出來了。”開始，父親不讓他動相機，後來“文革”開始了，父親去了五七幹校，相機落在了家裏，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親是老紅軍，後來做到了商務部副部長——用現在的話說，是典型的“紅二代”。相機到手後，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蘇聯空襲的防空戰壕裏， 同學們並成一排，仰天長嘯；天安門廣場上，哥們手持毛主席語錄擺出半蹲的姿勢……開始時也沒什麽章法，後來想辦法找到攝影書，按圖索驥買顯影粉，自己配 藥，自己衝洗。“文革”爆發後，任曙林發現那時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們歲數大了反而不會那樣子了。”任曙林後來進入了 藝術領域，他說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紅衛兵年代，於是叫上女友，穿著白襯衣，戴上紅衛兵袖標，外麵穿一個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麵，拍了一張照片。 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時期的感覺。“文革”期間，任曙林家也受到了衝擊，父親被審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讓他意識到，13歲到18歲是每個人都要經曆的一段關 鍵時期。他像觀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樣觀察他們。“我當時有很多謎還沒有解開，到現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1985年6月，北京總政遊泳館 （任曙林/圖）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戰友、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老演員趙子嶽。趙子嶽介紹了電影廠的一位攝影師給任曙林當老師。1970年，任曙林中學畢業後已經 成為工廠裏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給廠裏拍了張《先進個人》，那也是他的第一個作品，他把學來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讓先進分子在照片裏一看骨子裏 就是，而不是那個年代通行的模樣。
對任曙林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出現在1978年，那一年，他參加了池小寧家的攝影沙龍，池小寧是美術家池寧的兒子，沙龍更像是攝影課堂，老師是老攝影 家狄源蒼先生，任曙林把那兩年稱作“惡補時期”，每周五晚上他都從盧溝橋準時趕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號——這裏後來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攝影的聖地。
狄源蒼懂外語，有許多原版畫冊，從不照本宣科。沙龍開設各式各樣的講座課程，從美術、音樂、雕塑到電影，甚至還包括造照相機的。“我們學了兩年，每個禮拜五晚上兩三個小時，等於上了一次大學。現在的大學，學法很不一樣了。”任曙林這樣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龍”時代。
1979年1月，兩位當時的“江湖高手”王誌平和李曉斌來到“星期五”沙龍，任曙林把這次見麵稱為“曆史性的會麵”，並認為奠定了後來“四月影會”的基礎。
任曙林是“四月影會”的成員，而“四月影會”是中國當代攝影的開端，它於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自然·社會·人”攝影展，那是1949 年後中國的第一次非官方攝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結束，解凍時代到來，“四月影會”與其後的“無名畫會”、“星星美展”成為藝術領域的解凍標 誌。
當時官方首次允許舉辦民間攝影展覽，引起了海外的關注。張藝謀也參加了“四月影會”攝影展，在後來公開的一封書信中，張藝謀寫信給策展人，對他們能費盡心力讓其作品“過關”表示感謝。
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場。 （任曙林/圖）
1979年高考前，有人對他說，“你不是喜歡照相嗎？高考你不去拍啊？”當年，高考這種事還不被認為是新聞，連新華社記者都不會去。7月7日，高考 頭一天，任曙林沒有任何證件，隻能在考場外麵拍。後來他設法搞到了監考證，以監考老師的身份拍攝了他的“高考係列”。“換了現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 著說。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學拍照的時間就開始少了起來。直到1991年才開始拍攝《礦區勞動者》。再後來被時代裹挾著去深圳“下海”，拍起了 商業作品。“人不能選擇時代。對個體來說，任何時代都是合適的。有人老說生不逢時，我覺得這等於是屁話。”“任曙林特別奇怪，他是一個資深攝影家，但很多 攝影界的人並不認識他，因為他很少出現在攝影圈裏。”那日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4年在北京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學生”，任曙 林挑選了一些放了幻燈，才讓人們重新關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討會，顧長衛也到場了。
在展廳內複原1980年代課堂的想法實現起來並不容易，沒想到171中學現任副校長竟然是他的大學同學，現在展廳內擺放的是學校翻箱倒櫃找出來的1990年代的課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現在有一個兒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國語學校裏讀中學，她覺得，現在的中學生還是比那個時代幸福，“他們的選擇比我們那時候多多了。”王琳 說，“不要過多指責他們，我們的上一代人也曾經這麽指責我們。”“八十年代中學生”係列照片拍攝結束幾個月後，任曙林和新結識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頤和園， 當時，公園裏人很少，十分清靜。任曙林回憶當時的情景：“路過長廊，幾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在跟著錄音機跳舞……朋友走進長廊跟著扭了一會兒，我在廊外拍 下了這個場麵。我一下子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