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文章介紹了一些藤校演變的曆史，存在這裏以備不時之需。
“常 青藤”在中國已經甚為耳熟。人們對於耳熟的東西，也往往誤會很多。10年前，中國掀起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常青藤作為“研究性大學”被當成模仿 的標本。如今，中國的留學潮從研究院蔓延到了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培養的理念，也被廣為討論，成為批判中國“應試教育”的有力武器。另外，在製度上，常青藤基本屬於私立，和官辦的中國高等教育體製形成了鮮 明的對照。這似乎也成為市場效率的明證，值得中國的大學借鑒。 在我看來，對常青藤的這些認識，都有簡單化之嫌。我個人作為美國教育製度的介紹者，對此也並非沒有責任。現在的常青藤固然多為研究性大學，但卻 來自於和研究性大學非常不同的傳統。教育的“完人”理想固然可貴，但這種貴族性的理念長期以來被用於維護上流社會的既得利益，有著相當醜陋的曆史。相比之 下，常青藤錄取中的“應試化”，倒是一種進步的趨勢。作為私立的常青藤，充分利用了市場模式，比起歐洲的官辦大學來顯示出巨大的優勢。但是，常青藤在戰後 的進步，往往和聯邦資金的大量介入、政府的一係列法規有密切關係。總之，常青藤有著悠久豐富的傳統，但很難代表一個一成不變的教育理念。理解常青藤，就必 須分析其複雜的曆史基因。
“牛橋傳統”
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幾大傳統的匯流。追根尋源，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常青藤盟校屬於盎格魯-薩克遜傳統，或稱“牛橋傳統” (Oxbridge)，即牛津-劍橋所代表的高等教育。這派的要旨，是培養“完人”，強調通才教育而輕視專業研究。牛津、劍橋到20世紀初尚不授予博士學 位。人，而非專業，是教育的核心。
平民社會急劇擴張，幾所貴族氣十足的常青藤自然無法滿足高等教育的需求。南北戰爭後，聯邦政府通過了“頒地法”，即1862年的Merrill Land Grant Act和1887年的Hatch Act，撥給各州大量的聯邦土地，讓其用賣地所得的款項建立和發展州立大學，其宗旨是傳授實用的生產技藝，特別是農業生產的技藝。密歇根、威斯康星以及加 利福尼亞的州立大學體係，就是在這個時期成型的。直到今天，州立大學大多比較強調實用技能，也是和這種下裏巴人的起源有關。
到19世紀末，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崛起，其基本理念是把大學建成學術工廠，以學術帶頭人為中心組成專門的科係，研究人員在嚴格的分工下推進知識的 新邊疆。這種專業化體製，使德國在科學研究上突飛猛進，很快就成為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國家。愛因斯坦等一代科學巨子，實際上都是德國體製的產品。美國高等 教育界人士顯然在第一時間注意到了這一體製的優勢，仿照德國模式建立了一係列私立的研究型大學。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等，都是在這一潮流中問 世的。到20世紀，這種研究型大學和頂尖的州立大學匯流，強調專業訓練，強調課程，和標舉“完人”教育理想的常青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南北戰爭後，美國進入了急劇的工業擴張，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樣一個激蕩的年代，常青藤依然還是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清教徒 (WASP)精英階層的私人俱樂部。其學生來源，主要是紐約、新英格蘭地區的幾所貴族寄宿學校。從這些寄宿學校到常青藤，都模仿伊頓公學式的英國貴族教 育，注重培養人格品性、發展領袖才能、強調品味舉止。其中體育訓練地位尤高。19世紀英國一直有這樣的說法：拿破侖就是靠那些在伊頓公學的操場上玩球的孩 子們打敗的。這樣的精英教育，實際上體現了歐洲貴族的精神。貴族說到底就是一個職業軍事集團。對武力的壟斷，是其統治的基礎。直到二戰前，在常青藤裏，學 生的地位往往要看體育才能和家門，學術在其次。看看那時的校長，絕大部分年輕時都是運動健將。大學教授的地位則微不足道。
可以說，此時的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不過是地方院校或大點的寄宿學校而已。富家子弟來到這裏打打鬧鬧、吃吃喝喝、不停地派對，培育了深厚的 人脈，日後靠著這些本錢，從老子手裏接過江山。普林斯頓大學校長Francis Landley Patton不無得意地說：“紳士們，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承認：普林斯頓是一所富人的大學。而富人到大學並不是經常來讀書的。”耶魯1904年 的年度紀念冊誇口：“比起記憶中的任何一年來，我們都擁有著更多的紳士和更少的學者。”在那個年月，進耶魯的目的是認識人，學習則是個錯誤。用功讀書的學 生在常青藤普遍受到取笑，被稱為“苦磨”(grind)或“雞蛋腦袋”，成為人格缺陷的象征。此時常青藤的學術質量，幾成笑談。
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是個缺乏貴族傳統的平民社會。但是，常青藤則自以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已成了世界的統治種族，希望通過教育把這樣的統治給 固化。於是教育的目標就成為培養紳士。20世紀末一些學者曾經用“紳士資本主義”形容大英帝國的衰落。這一概念對於分析當時的常青藤頗有啟發。那些盎格魯 -薩克遜精英覺得已經天下坐定，要靠著自己的品格充當社會的監護人，置身於現實的種種爭鬥之上，不理俗務，把競爭、奮鬥視為一門心思向上爬的小人性格。這 樣的錙銖必較，實乃君子不為。
哈佛改革三傑
但是，19世紀末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蓬勃崛起的時代。很快優生學也大行其道。如此固步自封地培養公子哥兒，豈能在物競天擇中生存下來？德國研究型 大學所代表的，是高度現代化的學術組織，已經顯示出無可爭議的效率。美國本土的研究型大學也開始建立，州立大學蓬勃發展。常青藤再不變革，就難以保持基本 的學術信譽，成為敗家子的庇護所。連盎格魯薩-克遜精英階層中的優異子弟，在上大學時也會另謀高就。
所以，從19世紀末起，常青藤開始了一係列改革。走走停停，進兩步退一步，直到今天仍沒有結束。這種改革精神，集中體現在3位傑出的校長身 上：1866-1909年間的哈佛校長艾略特(Charles Eliot)、1933-1953年間的哈佛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和1963-1977年間的耶魯校長Kingman Brewster Jr.。3人跨越了3個關鍵性時代。雖然每人都在自己的學校發動變革，但其舉動和作為在美國高等教育界引起了連鎖反應，對於今日的常青藤，有著關鍵性的塑 造作用。
這3位校長，都有強烈的自由派傾向，不過又都是資本主義的堅定信奉者和維護者。他們最大的一個共同信念是：貧富分化、不平等，是資本主義正常的 發展結果。但是，機會平等則是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要害所在。隻要普通百姓相信憑借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努力能夠出人頭地，他們就會對資本主義製度保持信心， 哪怕競爭的結果並不平等。大學則是維護這種機會平等的核心製度。因此，必須打破某一階層或種族對常青藤的壟斷。
艾略特看到了研究型大學的重要，強調學術標準，對無所事事的富家子弟缺乏耐心，稱他們思想委瑣、詞匯貧乏、缺少判斷力，對曆史、文學、科學等毫 無感覺，更沒有個人奮鬥的意誌。他一方麵加大了哈佛所提供的課程，開創了自由選課製度，另一方麵取消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入學要求，因為隻有那些寄宿學校才 有條件講授這樣的古典文字。同時提高獎學金，試圖把哈佛變成一個對窮人和富人都歡迎的地方。這種努力，使哈佛在常青藤中獨樹一幟，成為學術水準最高的學 校。到了1908年，哈佛新生中竟有45%來自公立學校。哈佛在常青藤中成為最為平民化的學府。
可惜，艾略特在盎格魯薩-克遜精英把持一切的時代，作為的空間有限。他的繼任者Abbot Lawrence Lowell(1909-1933年在任)是個極端保守的校長。此時正好趕上優生學的盛行。盎格魯-薩克遜自認為是優等種族，不可一世。艾略特堅持學術標 準，選賢與能，一個結果是讓紐約貧民窟裏苦用功的猶太人子弟大量湧入哈佛，使猶太學生的比例一度到了百分之二十幾。Lowell將此視為哈佛的大危機。他 加入了其他常青藤盟校的行列，一起應對“猶太人問題”，並對哈佛錄取的猶太學生製定限額。他們的理論是：如果常青藤裏猶太學生過多，盎格魯-薩克遜學生就 將對之回避，學校的性質就改變了。為此，常青藤在錄取時普遍強調那些不可量化的人格因素，如領袖氣質、人際能力、氣質品性以及運動才能等等。學術仍然是常 青藤中的一個次要標準。
等1933年James Bryant Conant接任哈佛校長時，局麵又一次改變。James Bryant Conant並非對猶太人沒有歧視，但他本質上是位科學家，讀高中時因為化學上的天賦，被推薦跳級，師從美國的第一位諾獎得主、哈佛大學化學係主任 Theodore William Richards，普遍被看好是下一位諾獎得主。James Bryant Conant不僅大力鼓吹選賢與能的英才主義，要求把學術作為錄取的首要標準，在政治上比艾略特激進得多。他是在大蕭條期間上任，目睹了貧富分化的嚴重惡 果，覺得一個讓大多數人喪失了機會的社會將難以自保，甚至提出“政府在你一生之中有一次沒收你財產的權力”，即通過掠奪性的遺產稅在你死後把財產分幹淨， 這樣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為此，他在哈佛設立了“國家級獎學金”，即給那些學術優異的英才充分的財政支持。所謂“全獎”就是這樣被發明的。
James Bryant Conant的激進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許多校友、校董要求他辭職，但被他幹脆地拒絕。同時，他秘密地進入華府，參與領導曼哈頓工程。等到戰後真相大白， 他聲譽鵲起：是他動員和組織了國家的科學資源，及時造出了原子彈，為自由的勝利一錘定音。這也給他的主張提供了最強有力的證據：國家的未來在於科學，哈佛 必須強調學術的優異！
可惜，作為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是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改革者。他調子唱得再高，最後還是要屈就現實。他用“科學的態度”進行了一番簡單的計算：要上哈佛，家庭收入至少要在 5000美元以上。當時全國具有這樣的家庭條件的適齡青年，隻有15000人。這些人中，能達到哈佛最低學術要求的，大概也就七八千人。更不用說還有其他 常青藤的競爭。當時常青藤的主要財源還要依賴學費，哈佛並不例外。這七八千人，幾乎是一個也得罪不起。另外，校友是主要的捐款人。校友之所以捐款，是因為 知道自己的子子孫孫都會來這裏讀書，這是自家的俱樂部。特別是在二戰期間，年輕人都去征戰，大學申請人數銳減，每個學校都等米下鍋。所以，哪怕是主張死後 分光財產的James Bryant Conant，對校友們也小心謹慎，繼續尊重常青藤的“遺產學生”傳統：即父親爺爺進了哈佛，你幾乎也保證能進。這是你們家世代的學校。至於靠學校獎學金 讀書的英才，實際人數相當有限。全A的天才，大概隻占哈佛學生的2%。
不過，戰後美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使製度性的改革得以展開。首先，二戰主要是一場反法西斯的戰爭。反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是二戰核心的 道德基礎。自由世界獲勝後，怎麽還有理由在自己家裏歧視猶太人？於是，各州通過了一係列立法，嚴禁種族歧視。各州猶太人的政治組織也異常活躍。常青藤再排 斥猶太人，不僅公共關係上過不了關，甚至可能觸犯法律。這樣，學術優異的猶太學生再度大量湧入常青藤校園。
教授vs校友
更為重要的，是校內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長期以來，教授們都屬於常青藤中的弱勢群體，對學校的大政方針很少有什麽說話的權利。說“校友治校”還 稍微靠譜點兒：是這些校友選舉了校董，再由後者任命校長。同樣是這些校友對學校捐贈，支付子女的學費。但是到了戰後，特別是蘇聯衛星上天後，美國有了強烈 的緊迫感，要在科技上急起直追，聯邦政府開始對各種研究大量投資。這就使教授的影響大增。畢竟，大部分項目的研究經費，都是跟著主持研究的教授走。一個學 校雇傭了申請到聯邦項目的教授，聯邦的經費才能到學校裏來。以耶魯為例。聯邦研究基金在1954-1955年間僅占學校預算的4.6%，到 1964-1965年則占到了22.9%。在1954-1955年，校友基金貢獻給了學校530萬美元；聯邦科研項目和合同的經費也才百萬美元。10年 後，局麵完全逆轉，校友基金貢獻920萬美元，雖然幾乎翻番，但聯邦科研經費則帶來了1270萬美元。教授的影響自然越來越大。當然更不用說，戰後美國中 產階級迅速壯大，教育進步，達到常青藤標準的學生越來越多，申請者擠破門，學校對傳統校友子弟的依賴越來越小。
校友和教授，是兩大對立的利益群體。校友自認為是學校的主人，他們的利益，是保證自己的孩子能被錄取，同時要讓孩子像自己當年一樣，在學校裏瀟 灑愉快地度過青春，結識日後各界的要人，保障家庭傳統的不衰。他們大多一生不沾學術，對於孩子功課之好壞，自然也不那麽在乎。教授們則是搞學術出身，喜歡 聰明的孩子，在學業上有要求。他們在戰後看到英才遍地，自己手裏又掌握大量研究經費，憑什麽還要伺候那些富家出來的二百五？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各校的教 授們都紛紛發難，要求以學業作為錄取的首要標準甚至惟一標準，並要求教授委員會調查學生的表現，介入錄取過程。
然而，即使在這種境況下，變革仍然相當困難。50年代哈佛錄取部的院長Wilbur Bender，雖然被許多人視為是把哈佛從東部富家子弟的地方院校轉化為多元化的英才主義現代大學的功臣，但其實他對於寄宿學校的子弟有明顯偏好，稱他們 為“紳士”，並對知識型的學生很厭惡。哈佛的錄取標準，直到60年代，依然是輕學業而重個人素質。而這種個人素質，經常是些看不見摸不著的主觀直覺。比 如，哈佛把學生分為12種類型。學術類型的往往在錄取中吃虧。有一類型叫作“全美國人型”，特點是健康、簡單的運動能力和風格，有些課外活動，但不具備頂 尖的學術能力。有60位屬於這種類型但學業非常勉強的申請者，竟在1966年被錄取。反而是創造型的人才，錄取比例極低。至於那些身高馬大，運動能力超群 的白人青年，則特別容易錄取。
捍衛傳統的人，極力攻擊視學業記錄擇優錄取的製度，稱按照這樣的標準，羅斯福、肯尼迪恐怕都會被排拒在哈佛門外。大學的使命不是培養學者，而是 培養社會各界的領袖。所以，錄取學生要看其人格的全麵發展，看其領袖潛力。那些死用功的學生，往往內心扭曲，所以要拚命在學業上出頭，靠成績掩飾自己的不 安全感和自卑情結。相反，當哈佛錄取官員麵試一位中西部的白人青年時，發現他腦筋特別簡單，心性樂觀，不停誇陪自己來的父母，講多麽為他們感到驕傲。結 果，麵試官二話不說就錄取了他。
最有戲劇性的大概是耶魯。1963年上任的校長Kingman Brewster Jr.，決意執行英才主義原則，以學業水平作為錄取的首要標準。他把自己形象地比喻為一位知識投資人，要甩掉那些即將貶值的股票，大量購進有升值潛力的股 票。在他看來，那些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球、派對的盎格魯-薩克遜富家子弟就是要貶值的股票。在未來的知識社會，那些腦袋瓜聰明又肯努力的平民子弟，則是要大 漲的股票。為此，他任命了Inslee Clark Jr。為錄取部院長。Inslee Clark Jr。對英才主義的錄取原則執行得如此徹底，使1966年(即新錄取政策執行的第一年)耶魯學生的中等SAT(即有“美國高考”之稱的學術能力測驗)大幅 度提高，以1408分對1385分的優勢反超哈佛。與此同時，學生的身高普遍降低。超過6英尺的學生比例，在新生中從1965年的26%降到1966年的 20.6%。平均身高從70.4英寸降低到70英寸，創造了1883年以來身高降低幅度最大的曆史紀錄。這一切激怒了校友。許多人大呼讓他辭職，許多人停 止捐款。他不得不麵對校董事會的質詢。在質詢中，一位銀行家教訓他說：“你在談論那些猶太人和公立學校的學生嗎？你看看這間屋裏的人。他們都是美國的領 袖。這裏沒有猶太人，沒有公立學校的學生！”
這是一場艱難的戰爭。1977年，Kingman Brewster Jr。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離開了耶魯。繼任者談到他的政策時，歎氣說，“我們也許走得太遠。”有些論者指出，他的政策，使大量耶魯校友停止捐贈，最終導 致了90年代初的財政危機，乃至使人們對耶魯是否會破產議論紛紛。不過，他的政策徹底轉化了耶魯。其他常青藤也完成了相應的轉型。學業在常青藤教育中越來 越重要。
遠未結束的“戰爭”
不過，這是一場遠沒結束的戰爭。用Kingman Brewster Jr。的話說，在後工業時代，各行各業的領袖的知識含量都越來越多。培養領袖而強調學業，乃是常青藤的必由之途。看看今日的現實，比爾•蓋茨、喬布斯、紮 克伯格等等企業領袖，都有著堅實的知識背景，和過去的企業家大為不同。不過，學業依然是個人能力中非常有限的一個麵向。過度強調學業，是否忽視了“領袖潛 質”？所以，常青藤依然在學業之外另設標準，對個人素質單獨打分。
但是，批判者指出，學業水平固然反映了比較狹窄的能力麵向，但畢竟是能夠比較準確衡量的因素。個人素質，則充斥著各種主觀偏見，甚至連個人相貌 都成為評選的標準。這種主觀偏見，往往又反映著主流社會的文化偏見。所謂“領導潛質”，有時則流於血統論。布什的兒子當然具有更多的領導潛質。這不是因為 他具有超凡的領導能力，而是比誰都更能拚爹。這麽一個SAT語文部分僅考了566分的人，在1964年靠著家門擠進耶魯，幾乎是耶魯實行錄取新政前的末班 車。如果Kingman Brewster Jr。早幾年推行新政，他恐怕就進不了耶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當然可以指責耶魯太過注重成績而漏掉了一位未來的總統。但是，看看布什當總統的表現，是 否他不做總統的話將是美國之大幸呢？是否這個機會留給平民子弟更好呢？
不管結論如何，常青藤已經今非昔比。少數族裔的學生占據了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一半是亞裔。幾乎個個是學業上的超人。二戰前，美國的領 導階層強調的是種族和文化的純淨性，現在強調的則是多元性。常青藤早已從美國東部的地方大學轉型為世界性大學。不過，英才主義的勝利仍然未能實現3位偉大 校長的理想。選賢與能的結果，沒有彌合社會的不平等，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加劇了不平等。一係列研究揭示，一旦唯才是舉的英才主義成為競爭規則，中高產子弟就 將獲得更大的優勢。哈佛前校長薩默斯指出，目前在美國的精英大學中，隻有3%的學生來自於最底層的25%的人口，僅10%來自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一半人 口。另外，“遺產學生”(即校友的孩子)和運動特長生(主要是白人中高產)和非亞裔的有色人種，仍然享受著更低的門檻。保守主義者指責種族平權政策對有色 人種的照顧是歧視白人。但是，看看哈佛的學生成分就知道：25%是猶太人，20%是亞裔。如果真正徹底實行了英才主義，按成績擇優錄取，其他有色人種的比 例將降低，但亞裔的比例會大幅度提高；白人從有色人種手中搶到的名額，又會丟到亞裔手裏，使其在哈佛學生中的比例仍然達不到白人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事實 上，白人依然靠著遺產學生和運動特長生在常青藤升學戰中占了不少便宜。所以，這樣的數字也許值得我們問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操縱著常青藤保護自身利益到最 後一刻的白人，是否已經成為這種保護的受害者？文化特權享受慣了以後，白人是否也開始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