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西方婦女解放“第三次浪潮”中的激進派先鋒們，曾以怎樣的憤怒、敵視乃至複仇的心理，發動了一場殊死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矛頭直指婚姻和男人。“前衛”的女教授告誡女學生說，婚姻和男人都是壓迫女人的罪魁禍首，進而教導“自由”的女人們“不做妻子，不做母親，不做男人的奴隸”，鼓勵已婚女性衝出“圍城”。後來成為西方女權時尚的“無婚文化”、“不育文化”、“離婚文化”等等，顯然與此有關。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盛行的“社會性別”（gender）論，力圖為女人不再行女人之道尋找更高級的信條。據稱，除了軀體某部位的微小差異外，女人和男人原本是沒有性別之分的，他們完全是一樣的“人”（person）；是男人統治的社會把女人“做”（made）成了女人，把莫須有的“女性特質”（feminine）強加於女人；因此，女人要解放，就得徹底摒棄“女性特質”，做像男人一樣的“掌權者”，成為最大限度“自我實現”的“人”。
激進女權主義者們的倒行逆施，令我聯想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浩劫中，我們曾領教過一個“沒有女人的時代”。那時，一切妻性、母性、女人性，統統都在“橫掃”之列；女人必須一反常態地壓抑體內的雌性荷爾蒙，張揚體內那為數不多的雄性荷爾蒙，“脫胎換骨”地把“女人氣”改造成“男子氣”。一時間，“鐵姑娘”、“假小子”、“女鬥士”之類的“人”，成為新女性之表率；而流露出戀家戀夫戀子戀美的溫情女人，則被斥為“資產階級小姐太太”受到鄙棄，她們在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掙紮，在“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革命口號下拚比。
回顧西方女權主義論壇，追憶中國“文革”時代種種荒唐的往事，我實在難以苟同今天仍主張摧毀“女性特質”的那些海外奇談，因而苦苦求索關於女人的真理。盡管尚未找到完美的答案，但已有的觀察、經驗、思考和覺悟，使我不能不與“無性主義”抗爭。
其實，女人和男人天生是兩類不同的族群，他們各自擁有由其生物性和社會性所決定的性別特質；生物性幾乎是不變的，而社會性則隨時代而變化；但無論社會性有著怎樣的變化，都與男女各自的生物性保持著密切的依存關係，否則便是反常，便是摧殘，便是泯滅女性，就像“文革”時的情形。男女的性別特質各有優劣，因而兩性的結合就是取長補短，相輔相承。男人和女人，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同一不成。男女分工合作，共同創造著生命，哺育著文明，推進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而婚姻以及由此組成的家庭，便是兩性親密合作的最佳形式，是人類智慧和崇高靈性的選擇。
從人類現代文明趨勢看，女人似乎有著更優越的生物性和與其生物性相匹配的崇高社會性：愛的施與，情的奉獻，生命的耐受力，敏銳的直覺，創作靈感與形象思維，人際溝通和語言表達，合作與談判的委婉及耐心，人性化管理所需的母性般溫柔，防止腐敗與暴力所需的節儉與克製，捍衛和平必須的對生命之痛惜，乃至帶領家人和團隊度過災難險境所需的忍耐和堅韌。這一切惠及孩子、惠及男人、惠及家庭、惠及社會、惠及世界的“女性特質”，難道是社會和男人強加於女人並對女人本身有害的“女人氣”嗎？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躋入領導者行列，“女能人”中的絕大多數，是做了妻子和母親的成熟而智慧的魅力女性，這種進步局麵，難道不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對女性優勢特質的發現、肯定和讚譽嗎？
從哺育與嗬護生命的意義上說，“女性特質”更加突顯出其高貴性。在此僅以母親角色為例。我國著名母教專家王東華教授在其《發現母親》一書中這樣說：“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是母親；從優生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還是母親；從人才學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更是母親。”他指出，孩子出生前那段“母子連體”的經曆，使母體的健康對孩子事關重大，幼齡孩子的疾病與早逝多半可以透視出母親健康的危機。實際上，某些孩子的不幸早在娘胎裏就注定了：那些尚未生育就毫無顧忌地接連墮胎的女性，其傷痕累累的子宮怎能孕育出健康的胎兒？更有甚者，少數“前衛”女性聲稱自己有權像男人那樣享受多性伴的自由，無意把一個健康、純潔、不染纖塵的母體留給孩子；當母體已被欲望的魔鬼蹂躪殆盡時，可憐的孩子從何得到清潔母液的滋潤？現代優生學還證實了“母子通感”的原理，指出母親對胎兒的情感傳遞何等重要。一個沉溺於自我享樂的母親，可能生養一個性情孤僻的孩子。嬰兒誕生後，母親的“膚愛”更是孩子成長的“第二子宮”，此時的精神喂養勝過母乳喂養，因此母親在哺乳期是不應將孩子交付他人代養的。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好似一個靈魂支配著兩個身心。據此，王東華教授呼籲：就像男人要服三年兵役那樣，女人理應服三年的“母役”才對得起孩子，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母親這一神聖天職。
然而，令人遺憾和痛心的是，在與男人爭權力和平等的“革命”中，從西方到中國，女人的“性別特質”受到貶低，男女和諧的婚姻關係受到質疑，尊母愛幼的家庭秩序受到破壞，母教的功能受到損毀，其最大的代價付在了孩子身上。不知多少無辜的少年受到母愛缺失的懲罰，多少幼小的生命成為母親過失的犧牲品。
因此，作為過來的女人，作為體驗過妻子與母親酸甜苦辣的職業女性，我由衷地呼籲社會，呼籲那些激進的弄潮者們：讓女人做女人吧，讓她們做妻子，做母親，讓她們以其勝過男人的“天資”去造福於孩子與家庭，讓她們以超越男人的性別優勢去貢獻於社會。
女性是人類中優越而高貴的性別，女性的特殊人生價值需要社會珍視、酬答和永遠肯定，萬萬不可迫使女性去做“女男人”。
近年來，我們又看到另一種傾向：商品經濟的“魔力”將女性工具化、商品化、性化、妖魔化，以女性的軀體外觀和男人從中品味出的“性感”成分，去評判女性的價值，促使一些有“肉體優勢”的女性把自己賣給商家，賣給媒體，賣給男人；而天生軀體部位欠佳的“劣勢”女性，則勇敢地在自己身上大動幹戈，為變成“人造美女”而不惜犧牲健康乃至生命。
那些出賣肉體的妖魔女人，那些摧殘器官的人造美女，多半難以做妻子、做母親，也無法獨立自主地去選擇自己應有的角色和位置，其生物性和社會性都被大大貶損。說到底，這類女人還是男性中心主義社會文化的犧牲品。當她們青春不再時，就可能被男人主宰的商業市場無情地丟棄。因此，我奉勸一切天生優越而高貴的女人，千萬要珍惜自己的“女性特質”，做美麗的妻子，健康的母親，這是需要，也是權利。
當然，在女人和男人這兩個性別群體內部，還有著個體的差異，從體內荷爾蒙水平的不同到人生經曆和際遇的不等，都使個人在生物性與社會性的實現程度上不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