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法》作者聶雲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外孫，舊上海首任商會會長。他從自家的經曆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富人家庭的變遷，來談富裕人家的持久發達之道。很值得一讀，特別是在當代。
本文曾在上海《申報》連載，轟動上海，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撰文傾力推薦。
民間自發紛相印贈此書，至今在港、台地區和東南亞商人圈仍廣為流傳！
上 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 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 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 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曾國藩)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 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 李勇毅公(李鴻章)的孫子輩, 有擔任大學教授的, 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彭玉麟)的 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 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 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 條了; 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 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 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顯達。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隻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 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 裏隻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 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麵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為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 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麵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麵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同事下級)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裏”，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諸葛亮)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麽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 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拚命想 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 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曆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 說。
宋朝的範文正公(範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 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 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裏購 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麽誰還會不準我遊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範 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範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 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 範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範墳一帶，仍然有很多範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 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範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 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 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欲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裏收取財寶，而他卻隻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 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 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 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 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 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裏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 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 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 忠公(林則徐)，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嶽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 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 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舍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與 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隻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 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 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嚐試著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 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裏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 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餘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麵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裏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 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隻好 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 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麽全上海的難民，就可 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 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 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 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 可以將一年所餘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麵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麵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麵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幹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 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隻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 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隻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著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地說明了慳貪不舍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 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放著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 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 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的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麽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 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麵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 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麽？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地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裏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念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寫於1942-1943年間)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曆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隻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謝的人，天就歡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發怒。古語說：“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尚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雲：“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欲求得福，須多造福於人，否則，佛天亦無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燒香念經，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財濟眾，仍是不會與佛法相應。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說範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餘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 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隻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隻看見表麵，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說，他們看曆本，隻看見初 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癡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撥，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 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品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注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幡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都是在說明這個道理的。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煊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麵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麵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麵榮華，極力地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譬 如穿著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麵。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麵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 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換句話說，違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然而社會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讚許的。
中 篇
天道是什麽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 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 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準，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準牽發而來的。我們試說如下：比如說一個人若是 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 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 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舍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 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地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做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地克己， 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舍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做事也格外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隻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麵，不能看見事物的對麵。譬如像下棋一樣，隻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 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來。佛法明確說明了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和哲學。我把下棋拿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 話、做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做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它，它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 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淩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 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裏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 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做他的大對手，老天隻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 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做“人有千算，天隻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更厲害。反過來講，若是對人肯讓一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麵所說的範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做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餘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 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做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製裁， 使回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 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和有損分毫。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地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 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 的鬥爭，黨與黨之間的鬥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曆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 是輸了, 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 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若是天 理陰陽沒有裁製調整的力量，那麽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世界就會大亂，災禍就會降臨。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隻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製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隻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製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複的叮嚀，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淫字的對麵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度盡眾生，自覺未度。又說，布施濟眾，不覺有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古 語說，所說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麵。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裏麵：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 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麽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麵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 《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麵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麽我們對他們做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淩了他 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湣，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 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曆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中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雲台臥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