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超級富豪們現在正關注自己所在國家或地區的領導人競選大戲。
2012年2月1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順應“巴菲特規則”，提議向年收入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施行至少30%的稅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稅率。
“巴菲特規則”又叫“巴菲特稅”，源於巴菲特呼籲政府向富人增稅。2011年他在《紐約時報》發文，標題赫然為《停止寵愛富豪們》，這位首富級的老頭在文章中透露，他繳稅的稅率是17.4%，比他秘書甚至公司其他雇員的稅率都要低。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投資所得在美國享有稅收優惠，像巴菲特這種典型的玩轉“錢生錢”遊戲者，稅率自然要比實業家或普通工薪階層低得多。
巴菲特是奧巴馬忠實的支持者，當年曾為其競選總統籌款。在和另一位參選人麥凱恩的一場辯論中，奧巴馬聲稱考慮請巴菲特做財政部長，並直陳“要確保新財長懂得：光是幫助那些金字塔頂的人(指富豪群體等)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幫助中產階級。”後來巴菲特沒有當財長，富人群體利益也沒有受到打壓，相反享受到了一些減稅政策。一直到現在，奧巴馬參選下一屆總統即爭取連任時，才變得雷厲風行、表裏如一。2011年12月，奧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那一小撮人，十年間收入平均增加了2.5倍，年收入達到120萬美元，而中產階級的收入卻下降了6%，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議題，也是中產階級的存亡時刻。”
再來看俄羅斯。2012年3月初就要進行總統大選，向來驍勇的普京的競選對手中有張新麵孔——身家180億美元的俄羅斯第三大富豪普羅霍羅夫。這位“鑽石王老五”的加入，使人想起當年向普京政權發出挑戰的俄羅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他現在還蹲在監獄呢。值得關注的是，普京競選綱領的關鍵詞是“社會公平”“改善民生”，普羅霍羅夫則稱，如果自己當選了總統，將捐出自己的絕大部分財富，並將向富人開征“過度消費稅”，他以他自己的情況舉例稱，如果人均住房麵積100平方米是合理的，他家裏5口人需要500平方米，而他的房子有200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需要納稅。
接下來看香港。2月20日，唐英年正式參選香港特首。唐的提名者中包括李嘉誠、郭炳江、李兆基等香港富豪。曆史上，亞洲富豪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割裂感相對嚴重一些，他們與當權者的關係也更為緊密。不過，唐英年在參選宣言中明確宣稱將致力於實現“繁榮共享”，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等深層次矛盾。做過財政司長的他顯然對中產階級之痛(港人戲稱為“中慘階級”)了如指掌。
最後來看不久前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兩個參選人當中，蔡英文在不同場合提到最多的詞匯之一便是“中產階級”，她說，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如果持續萎縮甚至消失，社會穩定就是海市蜃樓。她提出向富人增稅、向中產階級和窮人減稅，以使台灣稅負趨向合理。馬英九也表達了類似征收“富人稅”的理念，卻招致了微詞——因為此前他曾表示“富人繳稅已經夠多了”。
郭台銘是馬英九的擁護者，也常成為大陸各地官員的座上賓。在馬英九成功連任後，郭台銘說“政治為經濟服務”；如果說這句話可解讀為郭台銘希望台灣當局及兩岸形勢對自己更有利的話，2012年2月初，包括他，還有張榮發、尹衍梁和戴勝益等台灣超級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億新台幣(約640億元人民幣)的“豪捐”行為，則可以解讀為他們在有意駁斥民進黨“國民黨代表大富豪利益，民進黨代表普通百姓利益”之戲謔之語。而早在2008年前郭台銘曾宣布將捐出自己九成的財產做公益，戴勝益也於2011年宣布將捐出所持公司股票的八成。
郭台銘們學習的是比爾·蓋茨。一樣是四年前，蓋茨將絕大部分財富捐給了慈善事業，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和巴菲特一起號召全世界的富豪們一起“裸捐”。這種效應也“蔓延”到了別的方麵，2011年，美國二百多位超級富豪向奧巴馬聯名提議，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者的稅率——這在十年前是小概率事件。
超級富豪與參選人或當權者形成“拯救中產階級”之罕見共識，並不是美國、俄羅斯、香港和台灣的“專利”，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出現這種現象。沒有哪個政府不希望博取工商界巨頭支持的同時能夠獲得龐大數量的普通工薪階層之信任。關鍵是，更多的富豪主動要求自己的利益“受損”或“讓渡”確係難能可貴。他們或許正意識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當內外形勢都不太樂觀的情形下，與政府出台向低層人士及中產階級減稅等激勵措施相比，富人積極通過多繳稅或捐贈等形式“反哺”社會，對整體的拉動——至少是信心拉動的效應——要更出色，因為它緩解了社會各階層正在發生的割裂。
另一方麵，在“共融”真正成為一種可能的社會裏，富人階層的產業和利益也才會更持久。退一步來說，這其實是一種被逼出來的“新商業文明”或者說“新財富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2/24/16516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