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64的記憶

過去22年了，那些記憶一天天在遠去。人的記憶裏，有些不想再想起的事情就會慢慢退化，直到完全刪除它們。

每年快到64，我心裏都會一陣陣發緊，會想起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兒。主觀上越是不想去想，客觀看來，確實在用心思去想，那是一片抹不去的記憶。

我的工作地點恰好在新華門對麵的石碑胡同，跟長安街一牆之隔，以前那裏是個大坑，人們習慣叫那個地方“大坑”，那個“大坑”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大劇院，那個巨大的蛋安臥的地方。5月份學生開始陸陸續續地遊行聚會，街上開始亂了。形勢一天天嚴重，到胡耀邦去世，一個一個的高潮，在天安門上演著。開始是遊行，喊口號，再後來學生們從外地來，駐紮在天安門廣場上，各個學校的紅旗飄舞，學生們個個很激動。我對學生們沒成見，同情他們，上著班，聽著街上人流湧動，口號聲聲，我都沒心思工作了，好在那會兒也不是太忙，所以時不時我就跑去廣場聽學生演講。我也剛畢業沒幾年，一顆心也還年輕，躁動。找到我母校的大旗，跟小師弟小師妹們聊聊天，聽他們講他們的故事。常看到老大媽，推著小車，把一鍋鍋粥，一鍋鍋饅頭，送給學生們吃。聽說那時候個體戶把一箱箱水捐給學生。白雲山製藥廠還捐贈了10萬元的藥品。我曾經裝了一大桶開水，那種特大個的，下麵有水龍頭接水的那種，找了個三輪車，想給學生送水，還沒走出“大坑”那個大院圍牆就被我們領導給攔下來，堅決不讓我參與這些不清楚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的活動。我被幾位領導請去辦公室談話，他們語重心長地教育了我一番，是為了我好，為我的政治前程好，我心裏那個委屈啊。

雖然我工資就幾十塊錢，為了表示我對學生們的支持，我買過水，麵包，還買了兩大盒電池送給學生。那些日子北京上下全亂了套，遍地垃圾沒人清理了，公共汽車停在路邊，上麵站滿學生，不知道學生哪兒弄來的槍，還有舉著槍，腦袋上係著紅布條的，拿著大喇叭高喊口號。新華門到天安門西邊那牆邊上，有幾個頭上戴著“工自聯”布條的在商量著事兒。也時不時能看到外國記者采訪，有時候看他們溝通不了，我就湊上去幫著翻譯翻譯。

城裏一片混亂，生活上也受到了影響，到處是垃圾，公共汽車甚至都不能正點。我一直擔心會不會供應不上蔬菜，牛奶和其他食品。有一次我在前門附近的街道上騎自行車，自行車太多了，都擠到了一起，到路口，停車時候都沒處下腳，結果有幾個人都互相刮倒，看到一個小夥子腿上立馬就劃出個血道子，這要是以前，肯定招來一頓臭罵“你丫沒長眼啊”之類的一定少不了，可那個刮他的人說了聲“對不起”，他也立馬說，“沒事沒事”。我很感慨，就像人們那時候議論的，北京市民之間都很出奇地友善，因為大家要“同仇敵愾”，“敵”是誰呢？真說不好。

我家住得也不遠，就天壇東門，騎自行車到天橋，再往前就到前門，天安門了。上班時常跑去廣場湊熱鬧，下了班也不停地跑回去，觀察每天的形勢，感受一天緊過一天的氣氛。我見過吾兒凱希，也見過王丹，柴玲的演講，經曆了他們的“廣場婚禮”，“民主大學”，經曆了“民主女神”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節一節地被安裝起來。學生在廣場絕食，那一個個跟壯士在刑場似的，特壯烈。我還經曆人大會堂門口“要水”事件。學生們在大會堂門口，手挽著手，高呼“要水”，“要水”，我也是那其中一個挽手的鬥士。真不知道我哪兒來那麽大熱情，似乎很盲目，隨大流。最終也沒有看到一個政府官員走出那扇門，走下那台階，很失望，應該是絕望。有一天下班，路過天橋，那裏冒著黑煙，裏三層外三層的人們在過街天橋下麵圍觀。我推著自行車湊過去一看，一個燒焦的男人屍體懸掛在橋下，具說是個戒嚴部隊的，人們興高采烈地議論著。

坦克轟轟隆隆地在廣場行駛，軍車在馬甸兒遇市民阻撓，有些軍車被燒，軍民矛盾激化。每到晚上就宵禁。我家臨街，廚房對著馬路，那麽一條主幹道卻空無一人，隻有手持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幾名戰士警惕地掃瞄著居民樓的每一扇窗口，每一個街角。我在廚房做飯，剛探一下頭，就被發現了，那戰士唰地一下槍口就直朝我指過來，“媽呀”，嚇得我趕緊龜縮回來，連廚房燈都不敢開了。那情景讓我想起來從小就害怕的有意大利鬼子的電影《寧死不屈》、《創傷》....

就這麽一天天跑去廣場，心裏也沒個數，到底多早晚兒是個頭兒啊。我們單位出去辦事兒要乘單位的車。幾輛車都是進口的，進口車更是目標大，搞不好就惹怒了誰。在街上開車已經開始有麻煩了，常會遇到學生攔截盤問，如果有軍人什麽的就弄不好把車給你掀翻了。那時學生就跟文革串聯一樣，上火車什麽的也不買票。如果學生想搭你的車，你就要停，要他們搭。後來我們部長想出來一個主意，穿上白大褂，假裝大夫，走哪兒遇到學生就用手指比劃一個“V”，表示對他們的支持，想起來挺好笑。

63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到晚上8點多，感覺氣氛不太對頭，傳說當晚戒嚴部隊要行動了，我9點多離開了廣場。早上很早我的鄰居，88年複旦畢業的漂亮女孩兒，高高的個兒，大大地眼睛，拖著疲憊的身子回來了，我們圍上去問她，她隻是哭，說動手殺人了，殺人了，臉色很悲憤。她也是天天往廣場上跑，本身又是個記者，她一盤一盤地錄音，那天她也錄了，估計槍聲會在她的錄音帶上留很深很痛的烙印。她回來了，她在廣場守了一夜，她清楚發生了什麽。她是一路跑著，走著回來的，布鞋上沾滿了血跡，褲角也染紅了，但不是她的血，她說有人倒下，有人受傷，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屠殺，血流成河。大家都不敢問她太多，她很激動，很憤怒，也很疲憊。她不想提，我也再沒敢問她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麽，我隻是太震驚了，不知道她說的真的假的，不敢相信真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

但是我還要上班啊，65那天，好像我沒去上班，66我照常騎車去上班，但是已經不像以前了，到處都是軍車，坦克車，荷槍實彈的軍人，人們表情從激動興奮，變成了警惕、無奈和悲憤。到了前門，就再也過不去了，已經把我上班的地點劃入了戒嚴區，我隻好拿出工作證，一隻手舉著，一路出示給大兵看，心情很緊張地穿過一道一道的崗，我到了辦公室，大家表情都很嚴肅又神秘。因為隔牆有耳，我們在院子裏說什麽一牆之隔的大兵們多能聽見，不僅僅是聽見，更恐怖的是，幾輛坦克車就停在牆外邊，坦克上架著機關槍，而手握槍杆子的我們親愛的解放軍戰士們用可怕的目光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的辦公房子就是一排簡易臨時建築，像石棉瓦一樣的牆和頂。下班的時候也是那樣手舉工作證一路衝出防線。單位決定放假，在家待命，但每天要有人值班，白天女同事，晚上男同事。67那天輪到我值班，到了辦公室，眼前的情景讓我大吃一驚。我的辦公桌，我的座椅，都是槍眼兒，桌子上的茶葉罐兒也炸開了花，茶葉散了一桌子。再看牆上一梭子掃過的槍眼兒，牆被打穿了，彈殼還鑲在牆上。我們幾個同事麵麵相覷，驚得說不出話。我們又能說什麽呢？部長來了，昨晚是他帶著五六個小夥子值夜班的。我們的臨建房是兩排的，我的辦公室靠長安街，離牆有兩米。值班的人員都在靠裏麵那排的一間辦公室裏。當時一個Y姓同事出去小便，也不敢去什麽廁所了，就想去牆邊解決，剛往那兒一站，一梭子子彈就掃過來了，小子命大，那真是連滾帶爬，屁滾尿流地匍匐回辦公室。還沒等他爬進門，嘩嘩嘩，又是幾梭子子彈橫掃過來，如果他當時站著跑回來一定沒命了。聽見第一梭子槍響，屋子裏六七個人還沒反應過來，第二梭子就掃過來了，他們可真是經曆了槍林彈雨，那些子彈像長了眼，不是離這個同事一尺遠，就是穿過那個同事翹起的腿，或者貼著肚皮就飛過去了，反正就是一個都沒傷著，他們在第三梭子掃過來之前全體趴在地下了，這一晚他們就再沒敢坐起來。更不敢開燈，弄出動靜，上哪兒講理去啊？那時候真是草木皆兵啊。天亮了，他們才發現房間被子彈掃得一片狼藉。一個個都感歎，自嘲說，命大，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過了幾天有一個同事告訴我，有一天下午她值班時候，突然有個學生闖進門來，說是從廣場的牆上跳進來的，後有追兵，我那女同事把他藏了起來，還給他吃了方便麵。那個學生說就是因為他在一個角落裏拍照，所以被兵追殺。經曆這麽多我都沒留下一張親手照的照片，因為我太膽小，一直不敢拍照。現在想想挺可惜，至少應該把我家門外拿槍指著我的戰士和我辦公室裏狼藉的情形拍下來啊。

廣場解禁後，我跑去英雄紀念碑，看到了很多槍眼兒。也有人給我指看南池子那紅牆上的槍眼，千真萬確，非常痛心。還聽說複興門20號那個大板兒樓，有個老爺子在自己家屋裏就中彈身亡了。虎坊橋，離中國芭蕾舞團很近的一個樓房外牆布滿槍眼。媽媽的一個姓石的學生，那天騎著摩托車上街，被戒嚴部隊的子彈射殺而亡，罪名是“飛車黨”。那是個軍藝畢業了六年的搞藝術的高才生，哪裏是什麽亂黨。無辜啊，我還記得這個人，媽媽是他班主任。

還好，我們單位領導比較開眼，沒有讓我們交待什麽是否參與了事件，而社會上很多單位都一再追查積極參與者，交代不完的材料，沒準兒跟著塞進了檔案，誰知道。

前幾天看到有些城市在搞紀念活動，我的神經又被觸動了，眼淚忍不住嘩嘩地流，那是一個很痛很痛的結，抹不去的記憶。

先不說這是一場誰對誰錯的運動，但是開槍殺人，是絕對不該的。無論是廣場內還是廣場之外，那些無辜的學生和市民都是冤魂，甚至那些當兵的也不該為此命絕。希望有一天這場運動能得到一個公平的評價，使那些無辜逝去的冤魂以及他們的家屬得到安慰。到了那一天，我希望我的這段記憶能夠不再讓我痛苦，讓我心安理得地刪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