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將痛苦變成詩篇

福利院中的食指



１７歲的食指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赴山西插隊的食指（中）在北京站。是日，他創作《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本報記者　楊　子
●食指，原名郭路生，著名詩人，被稱為新詩潮詩歌第一人。小學開始熱愛詩歌，２０歲時寫的名作《相信未來》、《海洋三部曲》、《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阿城插隊內蒙古時托人抄錄了食指的全部詩作；陳凱歌考電影學院時曾朗誦食指的《寫在朋友結婚的時候》。１９７３年食指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醫三院就醫。出院後繼續寫作。１９９０年至今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療。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與已故詩人海子共同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著有詩集《相信未來》、《食指、黑大春現代抒情詩合集》、《詩探索金庫·食指卷》、《食指的詩》。
　　出租車在烈日暴曬的京昌高速公路上開了好大一會兒，才來到昌平縣沙河鎮。路邊看不到第三福利院的標誌牌。沿著一條狹窄的危橋走進去（橋下是一條汙染得漆黑的河，河邊是因汙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不遠處，一道圍牆圍住的地方，就是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綠樹之中。走了好一會兒都沒見到一個人。一隻大鳥在很近的空中叫，既不悲傷也不快活。很快，在樹木後邊看到了晃動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在悄無聲息地晾曬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區是一幢小樓的第二層。走廊盡頭的那間屋子是他們看電視和聊天的地方。當我們出現的時候，一屋子的人好像誰都知道我們是來找郭路生的。但他們可能誰也不知道這個和他們朝夕相處、為大家擦了七年樓道、洗了七年碗、和他們一樣是瘋子的病友是個大詩人，在成名三十多年後，剛剛獲得了人民文學的詩歌大獎。
　　食指從那一堆淺藍色條紋病號服中出來了。一個年輕的大夫給我們找了一間辦公室。
　　剛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說：“我想談談時尚的問題。我覺得時尚的問題一定要引起注意。這牽涉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時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帶有商業色彩的一種表麵的東西，不是內在的。”
　　“你對這次獲獎怎麽看？”
　　“我覺得這獎主要是鼓勵一種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講時尚，純樸一點，樸實一點，不要讓人感覺到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社會上應該保持一個正確的導向。獎勵我主要是獎勵一種文人精神，就是這些年來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靜下心來在那兒寫作，不浮躁，不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裝門麵的。電視台的記者來采訪我時，我說不希望炒作。有時候一些獎勵和報道會把我給弄得很亂，不會像以前那麽能靜下心來。”
　　“社會上怎麽議論你，你知道嗎？”
　　“我把自己定位為瘋子。我戴著一頂瘋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愛怎麽想怎麽想，因為我是瘋子。”
　　食指在一根煙抽到頭的時候續上另一根煙，說話有點漏風，上邊的一排牙已經沒了一多半。“我的牙給醫生看壞了，他給我鑽劈了。”
少年天才　
　　記：你最初是怎麽愛上詩歌的？
　　郭：那是在小學。最主要是因為它的抑揚頓挫和押韻。小時候，別的孩子都在看《三國演義》的連環畫，看蘇聯反特小說，我已經在看詩了，比如《給孩子們寫的詩》，我能感覺到那種美。還有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也看不懂，還大段地抄襲，然後投稿。
　　記：你母親對你也有一些影響吧。
　　郭：對。我媽媽給我讀的詩很淺顯，“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一讀就懂。我覺得非常奇怪：怎麽那麽好？這種語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學四五年級的事情。詩的美不是一般的。
　　記：你最早開始寫詩是什麽時候？
　　郭：小學四五年級。那時寫打油詩，“鳥兒落在樹梢，／三八節就要來到，／在老師阿姨的節日裏，／問一聲老師阿姨好。”就這樣寫著玩。
　　記：最早被老師和周圍人注意到你寫得不錯是什麽時候？
　　郭：初中。那時一些同學就議論我，說這是個天才，都是女孩說的。
　　記：早年何其芳對你影響很大。
　　郭：對。我寫這些詩的時候不知道詩的規律，我隻知道詩歌是抒發感情的一種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寫詩，就跟我講，詩啊，是有格律的。
　　記：你喜歡他的《預言》嗎？
　　郭：非常喜歡，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談的一個老頭，他跟我談得特別多的是馬雅可夫斯基，他說那是大師。何其芳的《預言》顯示了中國人心靈的那種精巧，感覺的細微。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樣，那是一種大氣魄，粗野，有生命力。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這就讓我想到中國文人的生命力的問題。馬雅可夫斯基有一種滔滔如江河的東西，而我們中國詩歌卻像水鄉一樣。
　　記：我正要提到類似的問題。何其芳的詩歌有一種陰柔之美，比較唯美主義，你的詩歌很硬朗，很強大，在悲傷中透出一種力量，這和你的性格有關，還是受到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
　　郭：一方麵是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另一方麵是我瘋了。我跟賀敬之也很熟，賀敬之說過，說小郭的詩有風格，說一讀就知道是你的詩。我就琢磨，我喜歡什麽樣的詩？什麽是我所追求的？我記得李大釗的一句話，“從淒涼中看到悲壯 ”，我最喜歡這個。我有這樣的詩句，“身世如秋雨般淒涼，內心卻落日般悲壯。”我追求這樣的境界。
　　記：《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是整個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請談談當時的創作過程。
　　郭：送別人走的時候我也寫詩，寫完後就覺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種感覺。到我自己走的時候，我又寫了一首，是在火車上寫的。火車開動以後，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裏我就找了一個很靜的地方開始寫詩。寫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母親綴衣扣的針線。我開始想了很多，寫了很多。火車開動的時候不是有那麽“哢嚓 ”一下嗎？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記：有人說這之前你寫的送別歌是歌頌上山下鄉的？
　　郭：因為我覺得必須鍛煉。我寫的是，“響起來了，響起來了，響起來了，車站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因為這是鼓勵一個初步的兒童邁開步伐，走向光輝壯麗的人生。”
　　記：當時那些內部發行的黃皮書對你是不是有決定性的影響？
　　郭：大開眼界。
　　記：這些黃皮書的詩人對你影響最大的是誰？
　　郭：葉甫圖申科。他的《娘子穀》並沒有給我很大的震撼，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沒意義的孩子》。“不是因為別的，隻是因為在這殘酷年代，我曾經歌頌過自由。人們說我多大膽，不是我大膽，在這嚴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誠實便被稱為大膽。”語言漂亮極了。我跟朋友們說了，他們都去找這首詩，都說找不著。
　　記：你們那代人都經曆了時代的疾風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難和挫折，這些最終是否都成為你詩歌的一種養分？詩歌對你來說是一種釋放或者說治療嗎？
　　郭：痛苦對於詩人是一種財富。而詩歌是釋放和治療。我內心的痛苦變為詩了，我就特別的高興，特別的滿足。詩人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敏感，別人沒有感覺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個景物，一件事物，在別人心裏沒有留下痕跡，在詩人那兒就有痕跡；第二點就是，痕跡積累多了，不把它表達出來，這個痕跡還積在我心裏，非得把它寫出來。
　　記：你第一次去見何其芳是什麽樣的情景？
　　郭：何京頡後來寫文章說見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換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頡說，去看看我爸爸。我說你爸爸是誰啊？她說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為中學課本裏有他的詩。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條短褲，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樣。何京頡說我是寫詩的。何其芳就請我喝紅茶，叫他女兒多放點糖，說好喝。當時我還真不知道有紅茶綠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溫厚的一個老頭。最讓我吃驚的是他的字。字寫得秀氣極了！像女孩的字兒一樣，又小又秀氣。老頭給我的《魚兒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過意見。一個很好的伯伯。沒想到那麽快就去世了。
　　記：在技巧上他對你幫助大嗎？
　　郭：最大的幫助就是（教給了我）新格律詩，所以我後來寫詩特別整齊。知青時代
　　記：戈小麗（翻譯家戈寶權的女兒）說你在鄉下給那些知青念《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的時候，把他們念哭了。
　　郭：可能那時候沒有反映那個時代的詩，並不是我的詩特別好，如果有個比較，我還不一定能成為佼佼者。沒有人反映知識青年的心聲。我是惟一寫這些真實東西的人，所以他們印象特別深。這是特殊環境的產物。看了這本詩集（《食指的詩》）人們才知道，那個舉著語錄、喊著口號的不可思議的時代，還有那麽多歡樂和苦惱，還有愛情。（多年以後）我的詩成了古董了，我對這一點很不滿意。人們評價我的詩歌時，總說六十年代的那些，這麽做我非常不滿意。我瘋了以後，七八十年代寫的那些詩更有價值。
　　記：你把他們念哭了，這是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這是不是你對詩歌效果的一種追求？
　　郭：詩歌的力量就在於……當今這個社會，詩歌太不要臉了，詩歌已經太慘白了。
　　記：１９６９年，你在汾陽縣杏花村掙了很多工分。山西農民好像很幽默，語言很生動，這種民間的東西對你的寫作有沒有幫助？
　　郭：我在下鄉前就認識賀敬之了。我給他念了我的詩，他一愣。他說要放在三十年代，這是好詩。問我下一步準備怎麽辦。我說準備下鄉去，去山西。他說好啊，山西民歌多，讓我多學民歌，可以讓語言更明快一些。我還到何其芳那兒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歡民歌，都讓我拿走，我背了這麽一摞子民歌到農村去看。所以我後來在鄉下寫了一些民歌體的詩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紙花不開／紅紙巧手細剪裁／一朵窗花剪下來／／太陽一出樂開懷／溫暖窮人心裏揣／地主窗上冰花敗／俺家窗花向陽開。”
　　記：你在農村的勞動對你後來的生活和寫作是不是有很大影響？
　　郭：謝謝，我非常願意談這個問題。這讓我終身受益。別人不理解。“傷痕文學”出現的時候，我就有意見。你才下去幾年，才受那麽點委屈，就在那兒喊，就有這樣大的抱怨，這樣大的不平。農民祖祖輩輩世世代代都是那樣的環境，他們到哪兒去說這些話？為什麽我們不能用我們所學到的知識，去改變農民的命運，改變農村的現實狀況？因為農村的改變才真正是中國的改變。中國是個大農村，隻有農村好了，城市才會好，國家才會形成良性循環。
　　記：“文革”開始以後，紅衛兵運動很壯觀，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熱情始終是在文學創作上。在《魚兒三部曲》裏，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來，你對當時的情勢已經有了非常深的憂慮。當人們都在隨波逐流的時候，你怎麽能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經看到這代人的命運了。魚兒跳出水麵，落在冰塊上，它的前途是死，和這個冰塊一起消亡，但它卻看不到冰塊的消亡。後來我又寫出了《相信未來》，相信我們會戰勝死亡，這已經進了一步了。我年輕，我能看到冰塊消亡的那一天。
　　記：插隊的時候你的詩已經傳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這真是個奇跡。
　　郭：所以有人說我的詩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種各樣的來。當時人們覺得那個社會沉悶得不得了，但那時也還是有希望有歡樂，有憂愁有哀傷，有愛情，我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了。我現在想想，是這些打動了年輕人的心。為什麽大家那麽傳抄我的東西，是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上有些人朦朦朧朧有感覺，但不敢露出來。我把它寫出來了。
　　記：江青是怎麽看到《相信未來》的？
　　郭：這事我聽好幾個人說過。那是１９６９年，我下鄉第二年回來，四三派的人回來聚會，要我去。我給他們背了幾首詩。那些詩他們要走了一些，作為一個動態寫進報告裏，給了上邊。有人說江青說，這是一個灰色的詩人。又有人說江青說“相信未來就是否定現在”。你不歌頌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現在相信未來，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記：我們能不能說從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詩人郭路生是另一個郭路生？
　　郭：可以這樣說。
　　記：這段時間你寫了不少政治詩，盡管那些詩很形象，有特色，但它們總還是應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輩子搞創作的，不發表東西怎麽辦？怎麽活？明擺著的嘛！
　　記：就是說你還是需要社會的公開承認？
　　郭：對，對。咱們實話實說。賀敬之看到這些詩非常吃驚，專門找我，說寫得不錯。
　　記：實際上一些早年很優秀很有影響的詩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內，都寫過這種應景之作，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驚訝。而且你的那些詩中有純真的激情。但你有沒有想到它們在你的寫作中也許是不那麽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輕時代的一種非常幼稚的、非常可愛的、想讓社會承認的心情。比如《我們這一代》，我是很真誠地寫的，“雖然還殘留著／黑夜的痕跡／但黎明終歸／還是黎明。”跟別人就是不一樣，這還是我。“一輪火紅的朝陽／突破了迷霧重重／升上了我們的雙肩／那氣勢磅礴的山峰”，這還是我們這一代人啊。“我們健康，樸實，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樣晶瑩／但這絕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閃爍著太陽的光輝”，這不是很像我們這一代人嗎？所以我並沒有出我自己的那個格。我寫這些怎麽不正常了呢？在賀敬之表揚我之後，我去找了他，結果跟他吵起來了。
　　記：為什麽？
　　郭：他讓我學學政治，別那麽歪，談戀愛啊，喝酒啊，吸煙啊。在福利院
　　記：在福利院的這些年過得怎麽樣？
　　郭：苦，但是我學會了不發愁。在這裏呆著使我健康，生活更實在，更紮實，更充滿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熱情了，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就這意思。“文革”那幾年，我非常喜歡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說，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國氣派的作品出現。中國氣派，我對這個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麽是中國氣派。後來鄧小平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就想到，隻有中國特色，才有中國氣派。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這裏考慮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我要寫文章。但這裏條件太差。我得有一個創作的環境。
　　記：那你現在怎麽寫東西？
　　郭：這兩年我就寫了兩首詩，苦死我了。（給我們念了一首２０００年４月創作的《青春逝去不複返》。）
　　記：你們幾個人住一間屋？
　　郭：５個人。十三四個平米。
　　記：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詩人？
　　郭：知道。
　　記：他們搞活動的時候會不會讓你朗誦詩歌？
　　郭：會。
　　記：你說不能寫詩，主要是因為沒有一個自己的空間是吧？
　　郭：沒有一個環境。我不能在病區裏寫東西，得住在病區外邊，因為我得熬夜寫作，白天睡覺。我可以先買一些饅頭花卷回來，睡醒了再吃。這兒（指病區）不行，吃完飯很快就得睡覺。我現在都是想起幾個詞兒，然後記到本子上。沒有那麽多時間（一個人獨處的時間）。
　　記：不能到樓下，到外邊的小花園裏去寫嗎？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麽辦呢？
　　記：曬太陽怎麽辦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記：這些年都這樣嗎？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說是神話，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裏還能寫詩。我是瘋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國裏是國王。很多東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財氣，我把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記：你在這兒應該算輕的病人。但他們中會有一些重一點的病人，你和他們怎麽相處呢？
　　郭：有一個５０多歲的老頭，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臉，他照著我的後腦勺給了我一棒子，“梆”的一聲，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後來這人自殺了。
　　記：你在農村插隊時就非常吃苦耐勞，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樓道、洗盤子，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７年。每天擦兩遍樓道，洗三次碗，以前沒有消毒碗筷的時候一天洗六次碗。現在做不了了。（食指做過第二病區的區長）
　　記：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嗎？
　　郭：對。
　　記：那段時間寫了不少東西？
　　郭：我寫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價值的作品。
　　記：常回城裏嗎？
　　郭：幾個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過春節。
　　記：在這裏平時有什麽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電視。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事情都談，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們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記：你在這裏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麽？
　　郭：寫出詩來。
　　記：你在這兒能聽到貝多芬嗎？
　　郭：聽不到。公療室有收音機，沒有音響設備。那些歌，什麽哥哥妹妹，誰聽那個？貝多芬晚年的奏鳴曲很輝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裏的時候）有時外國的音樂教授來講學，為大使館演奏，舉辦周末的小型音樂會，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錢。那些大使和夫人們走進去，我就在邊上呆著。我還托朋友帶了兩張貝多芬晚年的光盤，是１００多號（作品編號）以後的。聽了以後我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
　　記：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鬧市中，肯定會有很多人包圍著你，你怎麽辦？
　　郭：現在也是啊，老有朋友來看我，請我吃飯。我覺得挺好的，跟大夥兒聚會，給他們念念詩，挺好的。但我覺得北京不是家，回到這兒才是家，因為我把自己定位成瘋子，回北京隻不過是跟大家交流交流，聽聽社會上有什麽事兒。
　　記：你每次回城裏，都注意些什麽？你覺得現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時代的北京比，發生了哪些變化？
　　郭：那時更有人情味。
　　記：如果你出院了，你對自己的物質生活有什麽要求？
　　郭：沒有。隻需要一個讀書思考和寫作的環境，隻需要粗茶淡飯，沒有過高的欲望。我覺得這裏的粗茶淡飯給了我一個好的身體。我沒有高血脂、高血壓這些富貴病。我的朋友剛跟我談完，說你得改變改變環境啊。我也正愁著呢，怎麽辦呀，積累了那麽多素材要寫，又沒有條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長來了，他對我的詩也特感興趣。我得靜下心來，多熬夜，多讀書，多寫東西，多做點實事兒，因為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貼心地關切過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來回報社會。
　　采訪結束後，食指借了攝影師的手機給他父親打電話。“６月２０號接我回家，我得去鑲牙。牙不行，吃東西老吃不飽。”
　　我們從醫生那兒打條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麵對鏡頭他偶爾露出孩子般純真的笑容。他告訴記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費租個房子，因為他要寫作。他想冒這個險。
　　我們送他回到第二病區。他問了兩遍：“沒讓你們白來吧？”
　　道別後，他飛快地鑽進餐廳。開飯時間過去了那麽久，一定是餓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