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剖白 zt

偶爾從朋友那裏了解到劉亞洲在國外的地址(應美國斯坦福大學東方語言係之邀，劉亞洲從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九月在該係講學)，便攢著勁給他寫信。大概我的勤奮和郵資像愚公感動上帝那樣感動了他，他終於同意在歸國後的第五天──十月五日，在中國的心髒約見我。

劉亞洲是一個非常準時的人，與別人約定時間，如果對方遲到一會兒，他絕不等候。我早早地就出發了。沿著府右街一道長長的紅牆往北走，據說紅牆之後是黨中央，灰牆之內才是國務院。紅牆太長，好容易才走到灰牆──中南海北門。離約見時間還差半個小時。我不能在這附近徘徊而被當成不速之客，但向附近一個書攤走去。

書攤上碰巧擺著劉亞洲的好幾本書，《惡魔導演的戰爭》、《給男兒們看的書》及《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嗎》。不一會兒，就有許多人抱著書興衝衝地離去。這些各種說不出身份的青年都是先說“買幾本”，然後再問書價。特地找了位年齡大點的女同誌問：“這書好嗎？”她正正眼鏡說：“她的東西吸引人，我喜歡。”

時間到了，我挺挺胸向大門走去。哨兵不看證件、介紹信之類，先問姓名。之後，我便被領進會客室。我頓時有點猶豫：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寫他的事得小心翼翼……

問──有人說你很幸運，事業成功，家庭幸福。從功利的角度看，你現在擁有了一切，名譽、地位、金錢、嬌妻，再加一個寶貝兒子，你感到幸福嗎？

答──不!一點也不幸福。如果一個民族不強大，你就是成了這個民族中最優秀的人，也是一個弱者，也無法得到幸福。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往往決定了這個民族的強大程度。在美國，但凡你是有點名氣的作家，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會知道你。可是，作為中國作家，就算你的名氣再大，首先八億農民不知道你的名字，那還有什麽可值得驕傲的。

問──那麽說你很痛苦。為什麽？

答──作為一個作家，我有我的痛苦。升到民族意識上，是一種悲哀、一種自卑感。我剛參軍那年，在街上見到一個瘦小的鄉下老漢，提著一個很重的包裹，焦急地四下張望。顯然是迷路了。問他去哪兒，說是去火車站。我扶住那老漢，順手提起他的行李，要送他去。突然，我發現老漢用手悄悄地捏住了我的後衣角，我先是不解，即而恍然大悟，他怕我跑掉!頓時，我的心緊縮了(停頓片刻)。

問──你很悲傷？

答──是的。從老漢的眼睛裏，我看到了中國人醜陋的一麵。那一刻，我的心中索繞著這樣一個念頭：我們，中國人，曾經令世界震動的中國人，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難道我們不是古代的中國人的後裔？日本的廠商在中國的電視上大作廣告，其中有一則廣告開頭說：日本從古代的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每次聽到這話，我的心針紮一般的疼。民族是沒有優劣之分的，可民族的氣質與文化是有優劣之分的。如果考古學家的推測是正確的，那麽，幾千年前的日本人不過是我國雲南窮鄉僻壤中的蠻族部落。同樣的小眼睛、單眼皮，同樣的矮個子，同樣的黃皮膚，可你看看他們的舉手抬足，那麽自信，掛著一個寫著大名的牌子，仿佛整個世界都在他們腳下!

問──你寫作時，總有這樣的衝動？

答──是的。每當我騎著自行車走在大街上時，看到我的同胞的那些表情各異的眼睛：神色木然的，得意洋洋的，可憐巴巴的，我心裏就有一種遏製不住的衝動。也許我的身份決定我無法與普通的中國人站在同一地平線上。有一個讀者給我寫了這樣一封信，劉亞洲，你住在壁壘森嚴的高牆深院裏，你出入可以坐中國大陸少見的高級轎車，你出過國，你有不能說多但也絕不能說少的錢，你有各種各樣的日本電器，你還有別人愛讀的作品，就因為這些，我們恨你。這樣的信我幾乎天天收到。

問──你感到孤獨了？

答──是的。我的心靈深處。有一種苦悶。直截了當地說，是一種孤獨感。我似乎沒有知己、沒有朋友。我的作品就是我唯一的知己和朋友。寫作就是一種發泄，一種能量的釋放，否則會爆炸的。(笑)我幾乎每時每刻都有創作衝動，心中常有狂想。比如，小時候，聽爸爸在飯桌上講過一個新四軍中發生的故事，當時我很激動。這一衝動折磨了我二十年，終於在去年寫出了《將軍的淚》之後，才告解脫。我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拚命地讀書，拚命地積累，拚命地寫作。

問──去年四、五月你陪同馮牧出國訪問有何感受？

答──這次美國、加拿大之行，再次深化了我對一些過去我曾思索過的問題的認識。臨上飛機前，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到田納西州的大草原上去，好好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可是，在我真正踏上那片被人稱為人間天堂的土地之後，卻怎麽也無法忍受那種自由。在那裏，你可以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不用擔心會有人阻攔你，包括五角大樓、國會山和白宮。你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你的各種看法，哪怕把裏根總統罵個狗血淋頭也不會有人指責你。但是，到處飄揚的星條旗會時刻提醒你，這裏是美國、美國人非常熱愛他們的國旗，每天早晨，星條旗在國歌聲中冉冉升起，人們總要激動地高聲唱起“星條旗永不落……”，哭聲一片。天天升旗，天天如此。我沒有想到，在這個沒有民族的國家裏，每一個公民都是那樣地熱愛自己的祖國。這是怎樣一種民族精神。今天，在二十世紀暮色蒼茫的時候，中國正要騰飛，整個中華民族正麵臨著世界的挑戰。我的心中充滿著強烈的民族危機感。我要用我手中的筆，去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我常常將自己視為敢死隊員，不倒下就要永遠向前衝。縱然倒下，也要讓傷口留在身體的前部，像衝擊老山的士兵，像秦始皇驍勇的戰士。傷口留在背後是可恥的。

問──那你這次到美國講學半年，又是為什麽呢？

答──為中國做點什麽。我老想，當今的中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平庸。是時候了，中國人，要麽現在就幹，要麽永遠不幹。我要走出去，重新認識我們的民族，認真地反思一下。中國隻有行動才有希望。有兩件事對我觸動很大：第一件是發生在加拿大。在到處是森林的溫哥華，我看到一批從其它國家進口的木材被巨型貨輪運進碼頭，堆進港口上的進口木材，像小山一樣。這是何等的有眼光，有氣魄。第二件事發生在國內。我去四川新開發的遊覽區九寨溝，看見無數伐木工人扛著電鋸紛紛湧入原始森林。當時，從來不曾想過要寫詩的我突然有一種想要寫詩的衝動，詩的題目是：《二百年後的中國沒有樹》。

問──能不能說，這是一種未來意識？

答──是的。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有一種超越自己、超越曆史的意識。今年，我一直在寫一部關於粉碎“四人幫”的報告小說。開始，定名為《十月六日》，可這一天絕對包容不了那麽多內容。後來又改為《十月》，好點，可一動筆還是感到掣肘。最後，終於定名為《龍年》。這一年對整個中國曆史有著巨大的影響，必須有一種超越曆史的未來意識，才可能把握住這一題材。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中國人會像龍一樣擺脫任何枷鎖，風馳電掣地向新的世紀躍進。

問──《龍年》不是中國內已經出籠不少的那種獵奇作品？

答──絕對不是。我寫這部作品的主旨是揭示中國何以會產生這種曠日持久、自相殘殺的災難，今後有什麽又能保證這類災難不複再生。

問──你還有什麽要說？

答──我不想說我在這一個曆史階段裏都做了些什麽，我是想說我們有多少事情沒有做。我隻想重複一句著名的話：“睜開眼睛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