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文革時期度過的，那時的記憶是零散的、支離破碎的。太多的血腥和恐怖事件過早地進入了我的生活、留在我的記憶中，至今無法消失，一幕幕流血的場麵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始初，我在上小學。為了參與這場“史無前列”的大革命，學校幾乎停課兩年。好不容易盼到複課了，但前提卻是“複課鬧革命”。每日上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三呼萬歲”。讚美領袖之後是大批判，鬥私批修。從上批到下，互相批，把自己從裏到外翻過來掉過去地批。上課的內容大多是學毛著，學社論，了解社會上還有什麽東西還沒被批判。
隨著文革的進展，這種校內的大小批判活動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計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於是學校和社會聯合行動起來，讓少年兒童參與社會上的批鬥大會、觀看被遊街的“犯人”。幾乎每隔幾個月都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被槍斃。每次的批鬥大會和遊街都是當時最熱鬧的事情，當時的人們似乎很喜歡看別人被殺。
記得被批鬥和遊街的“犯人”有的是被五花大綁地捆著，也有的雙臂被人架起做成“飛機式”。“犯人”不能說話，因為他們的舌頭也被繩索絞起來了。血液順著被勒破的舌頭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學生是當時領袖利用的最有效工具，因為孩子們並不懂得領袖在做什麽，認為隻有領袖才是正確的。批鬥會上，讓學生們來喊口號，口號聲越大代表“民憤”也就越大，這樣殺起人來就理直氣壯。
當時我認為被殺的“犯人”是敵人，敵人就是壞蛋。既然是壞蛋就應該被殺掉，因為隻有“好人”才有權活著。可是什麽是“好人”、什麽是“壞人”從來也沒弄明白。後來一件發生在我身邊的事讓我對“好”與“壞”的鑒別越發糊塗了。
在我記憶中最可怕的是看槍斃“犯人”。一次學校把觀看槍斃“犯人”當成我們必須參加的政治課。刑場設在離學校不遠的郊區的一塊空地上，地上坐滿了中小學生。那天烈日炎炎，我們坐在那裏等待承載“犯人”的敞篷車的到來。終於來了，見“犯人”們被捆著，嘴裏流著鮮血和口水，頭發被揪得亂蓬蓬的。每一個“犯人”的身後都有兩個身背步槍的軍人，步槍上刺刀閃閃發光。士兵把“犯人”壓到刑場，強迫他們跪在地上，拒絕下跪者被士兵一腳踢倒在地。主席台上有人宣讀判決書，然後喊道“死刑，立即執行，就地槍決！”。一陣槍響後，幾十個“犯人”被當場擊斃。槍響時許多人都閉上了眼睛，可是我沒有。我看到子彈進入人的頭顱，在頭中爆炸，血漿和腦漿從頭顱中噴出、濺在地上，接著人一個個地倒下了。空中散發著火藥和血腥的味道，這種味道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槍殺結束後，我們的政治課還在繼續。老師讓我們在一個個地觀看被槍斃的死者，排著長隊一個接著一個地看。我們當時隻是小學生，也是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刻。不同的學生對這種血腥的政治教育有不同的反應。第一種人可能生來就是用來殺人的“英雄”，他們對這死者大喊“殺的好！”並用手做成槍的樣子對已經死去的人再“射上幾槍”。這種人回到學校後很快就成為了被培養的對象。第二種人自知沒有殺人的膽量，但心中的惡魔也躍躍欲試，一方麵對強者卑躬屈膝，轉過臉來變個法兒欺負弱者和身邊的人，從中體驗快感。第三種人既沒膽量殺人、也沒本領欺負人，隻好把自己的嘴巴管得嚴嚴的，甘心做“順民”。第四種人看上去是沉默的，無言以對，但心中有烈火在燃燒。期待著有一天人人有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同等的價值。
這些就是50後所受的政治教育，也是這一代人世界觀形成的前提。可是正當50後要步入社會的時候，政府關閉了所有的大學，把這些受過血腥教育的“接班人”扔到農村接受改造去了。
文革後，有權勢者被平反了，找回了他們的特權。可是有誰為這一代人找回公道呢？
誰能忘記那流血的舌頭、四處噴濺的腦漿、火藥和血腥的混合氣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