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央嘉措寫作情歌真偽辨（下）—藍國華

作者: 藍國華

     二、從17世紀末、18世紀初西藏的政治環境看情歌寫作的可能性

     從目前的一些史料記載來看，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西藏，實際上正處於一個大變動時期。僅從五世達賴脫緇之後桑結嘉措匿喪不報這段史實的記載，就可以看出當時政治鬥爭的激烈程度。實際上自1634年五世達賴喇嘛的親信索南群培和前藏封建領主吉雪第巴措吉多傑會同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研究決定遣使前往天山南麓向固始汗求援開始，直至固始汗率兵擊敗藏巴汗，與五世達賴喇嘛結成政治聯盟，雙方一直是政治上相互利用的關係，並在政治力量上相互製衡。一方麵，雖然五世達賴借助固始汗的軍事力量打敗了藏巴汗，但是，他並不希望固始汗的勢力一直在西藏存在；另一方麵，雖然固始汗幫助五世達賴打敗了藏巴汗，但是，他也並不想就此罷手，而是希望一直統治西藏。因此，無論是在雙方建立政治聯盟的初期，還是直至這種聯盟關係的破裂，雙方之間關於權利的鬥爭一直未曾間斷。隻是由於五世達賴的個人威望及固始汗對五世達賴的崇敬，雙方才沒有將矛盾激化。

     但是，在固始汗及五世達賴相繼死後，雙方的衝突便開始逐漸公開化，而且愈演愈烈。在達賴五世的晚年，和碩特部固始汗子孫與達賴五世之間的爭權跡象就已經十分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任命桑結嘉措為第巴的鬥爭上。而進入17世紀後期，由於固始汗和五世達賴的相繼去世，西藏地區及青海、康區的政治力量均衡被打破，特別是1682年五世達賴去世之後，這種力量的失衡更為明顯地表露出來。早就不甘心受製於和碩特蒙古汗王統治的西藏僧俗貴族，此時在桑結嘉措的帶領下，與蒙古汗王之間的權利之爭愈加激烈。1701年達賴汗死後，其子拉藏汗於1703年繼承汗位。拉藏汗與其父的軟弱不同，從一開始便采取了強硬手段，使得他與第巴·桑結嘉措的關係日益惡化。可以說事態發展到這一步，以第巴·桑結嘉措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貴族勢力與以拉藏汗為首的和碩特蒙古汗王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而1682年五世達賴的去世又恰逢西藏與達拉克之間的戰爭，因此，桑結嘉措鋌而走險，對五世達賴的死采取了密不發喪的舉措。

     學者對此段史實的看法各有不同，但綜合起來看，王森先生的觀點較為確實，他說：“第一、當時拉薩和達拉克的戰事尚未結束，宣布五世達賴之死，會影響戰爭結局。第二、當時達賴汗的弟兄甘丹才旺，身為統帥，擁兵在外，聲威正旺。宣布五世達賴之死，則桑結嘉措個人，勢必恢複他的名實相符的職位——第巴，而完全聽命於達賴汗，如此則實權將歸於蒙人之手，對於自五世達賴晚年即已進行的在衛藏內部加強黃教統治地位的種種措施可能中途而廢。第三、固始汗的子孫一直有與五世達賴爭奪衛藏內部行政權利的跡象，隻因五世達賴個人受清朝大力支持，他又是固始汗本人所敬重的人物，而曆任第巴又都是聽從五世達賴指揮的人，固始汗的子孫才無可如何，聽憑達賴操縱。當時準噶爾噶爾丹勢力方盛，而他又與五世達賴有師徒關係，與桑結嘉措是同學，他們相互要結，桑結嘉措曾利用他來鉗製和碩特部拉藏汗王，但如宣布五世達賴已死，則噶爾丹可能不再受桑結嘉措的利用。”⑦至於桑結嘉措與噶爾丹“勾結”，從當時的政治鬥爭背景來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借助噶爾丹的軍事勢力以達到驅逐和碩特部、爭取統治權的目的。1691年，桑結嘉措假借五世達賴的名義，為自己乞請清帝冊封，其用意也是在於想借清廷的威信來與拉藏汗抗衡。但是，清廷給予桑結嘉措的封號，隻限於讓他輔助代理達賴掌管宗教，弘揚佛法。這樣，桑結嘉措想借清廷的支持來壓倒拉藏汗的願望並未實現。既然如此，桑結嘉措便轉而聯絡噶爾丹以擊敗拉藏汗的勢力。他當時所缺的是軍事實力，而舊好噶爾丹的強大兵力，正好可以用來牽製對付拉藏汗的和碩特部。⑧這也是為何後來桑結嘉措一直明裏和暗中幫助噶爾丹的原因。而桑結嘉措這種做法恰恰忽視了當時清廷強大的實力和社會曆史發展的潮流，以致後來，清廷剿滅噶爾丹之後問罪於他，造成政治上孤立無援、異常被動，終被拉藏汗所殺的失敗局麵。

至於桑結嘉措與拉藏汗交惡，並最終導致兵戎相見、兵敗被殺的導火索，有學者認為是因為1705年桑結嘉措買通拉藏汗的內侍，企圖暗殺拉藏汗及其主要大臣，但事情敗露所致；也有認為是由於拉藏汗的王妃才旺甲茂在拉薩行為粗暴，被桑結嘉措的部屬驅逐到藏北，並要拉藏汗與她一同返回青海，由此激怒了拉藏汗所致；另有人認為是在1705年正月拉薩舉行的大祈願法會上，拉藏汗的家臣借故殺了桑結嘉措的幾名親信所致。⑨在這裏，我們不管桑結嘉措與拉藏汗到底是怎樣引發衝突的，也不管桑結嘉措與噶爾丹“勾結”的動機如何，總之，從以上的敘述來看，當時西藏的政治鬥爭的確是十分激烈的。而我們的倉央嘉措正是處於西藏曆史上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多事之秋。圍繞著他本人是否是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的爭論，自他被迎至拉薩坐床開始，就一直沒有停過。

     首先，“策旺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偽”，其奏書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宣，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喇嘛，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聖武記》亦載：“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喇嘛，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⑩其後，康熙與和碩特首領拉藏汗、準噶爾首領策旺阿刺布坦等也同時宣布，不承認倉央嘉措是五世達賴的轉世，不承認他是六世達賴喇嘛。在桑結嘉措“匿喪不發”事敗之初，康熙曾致書嚴飭，並說：“不然，數者或缺其一，朕必問爾詭詐欺達賴喇嘛、班禪胡土克圖，助噶爾丹之罪，發雲南、四川、陝西等處大兵，如破噶爾丹之例，或朕親行討爾，或遣諸王大臣討爾。爾向對朕使言四厄魯特為爾護法之主，爾其召四厄魯特助爾，朕將觀其如何助爾也。”〔11〕直至其後，桑結嘉措實情以告，康熙才未作追究，並應允代為掩飾。《清實錄》記載主事保住以第巴疏呈奏，上以示議政大臣時說：“因朕遣主事保住嚴頒諭旨，第巴悚懼，悉遵朕諭，奏詞甚恭，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可見，當時的清廷對於第巴，隻不過要其悉遵上諭、無為噶爾丹助便可。對於其所立達賴喇嘛是否真實，並不在意。隻是其後使者達爾汗厄木齊阻止策旺阿喇布坦追剿噶爾丹餘部，及桑結嘉措“諭青海首領，俱於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落海地方會盟繕修器械”的事情被康熙知道後，才導致清廷將達賴去世一事宣示於眾。由此亦可見，達賴喇嘛的真偽問題並不是清廷所真正關心的，清廷真正關注的是是否有影響中央王朝權利的事情。這從桑結嘉措死後，倉央嘉措被“詔獻執京師”一事中也可以得到證明。《東華錄》載：

     十月，諭大學士等：“前遣護軍通領席住等擒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擒之何為？朕意以眾蒙古俱傾心歸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前往擒之，若為策旺阿拉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旺阿拉布坦矣，故特遣席住迎去。席住方到其地，果有策旺阿拉布坦令人來迎。”〔12〕

     雖然，倉央嘉措作為轉世靈童的真偽與否，對於清廷並不重要，但是對於以拉藏汗為代表的和碩特蒙古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眾所周知，達賴喇嘛在西藏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達賴喇嘛的選立關係到西藏政教大權的歸向，因此，作為直接在西藏實行統治的拉藏汗和桑結嘉措都希望新的達賴喇嘛是自己的支持者。但是，由於桑結嘉措長期“匿不發喪”，且事先秘密選定了倉央嘉措作為轉世靈童，因此，這對於拉藏汗的統治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威脅。而要除掉這個威脅就必須重新選定轉世靈童；要想重新選定轉世靈童，就必須廢除現任達賴喇嘛的倉央嘉措，但是要廢掉一個現任的達賴喇嘛，沒有充足的理由和借口是難以達到目的的。因此，不管倉央嘉措是否真的是風流浪蕩，總之，這都是拉藏汗實現政治目的的一個最好借口。這正如有學者說：“拉藏汗這種計策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無非是借倉央嘉措的題目，做第巴·桑結嘉措的文章，借指倉央嘉措放蕩，達到搞垮第巴·桑結嘉措的目的。”〔13〕而拉藏汗要想達到搞臭倉央嘉措的名聲和搞垮桑結嘉措的統治，最有效、最便易、也是最可行的第一步便是借助輿論工具，造成公眾影響。這也就是所謂倉央嘉措情歌最終出籠的原因和真實情況。

出於種種目的，時人或後人借揭露個人的生活隱私或歌謠的形式來搞垮自己的政敵，這在中外政治鬥爭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如中國古代的許多讖緯之作，後世的李闖王歌、“戊戌變法”前後的《孔子改製考》及目前各國政壇爆發的一些緋聞等，都是這方麵的佐例。在藏族曆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事例。如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的一段時間內，俗官龍夏為了謀害他的政敵貢培，便是通過披露貢培隱私的手段而取得了僧侶階層的積極支持的。戈爾斯坦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拉薩“街謠”》一文中就指出：“街謠在體現著西藏地方政權體係特征的政治權力和政治聲望的殘酷角逐中，還是一種巧妙的競爭策略。主要的角逐對手利用街謠，向公眾揭發對方的隱私，有時為了某種目的，也企圖用街謠嫁禍於競爭對手”。〔14〕文中還舉了同樣是六言三頓體形式的例子作為說明。如：

     山羊自示清高，
     胡子伸給老虎，
     老虎不顧羞恥，
     猝然吃掉山羊。

     起初說他是佛法之敵，
     然後又叫他外國佬。
     看到了英國洋錢，
     就叫他老爺“薩黑”。（英語sir的藏族譯音）

     可見，六言三頓體形式的歌謠，在倉央嘉措之後的西藏，已廣泛用在民間的諷刺作品之中。

     綜上所述，情歌作為倉央嘉措所作，存在著許多難以解釋的疑點。結合倉央嘉措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政治鬥爭的情況來看，很顯然，倉央嘉措情歌包括倉央嘉措本人的生活悲劇，都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倉央嘉措情歌是拉藏汗出於政治需要而炮製出來的對於倉央嘉措的汙蔑。從根本上說，倉央嘉措情歌不是文化衍生的自然產物，而是政治鬥爭需要而偽托的人為產物。至於情歌發展演變到現在出現那麽多的版本和詩篇難以記數的現象，也不難理解，其中以訛傳訛者有之，後人偽托者有之，本屬民歌而歸為倉央嘉措情歌者亦有之。

     （附識：筆者寫作此文時得益於尊珠朗吉先生的指教，特此鳴謝）〔責任編輯   李登貴〕

注釋：
①於道泉、王振華、莊晶對於情歌真偽的論述可參見黃顥、吳碧雲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佟錦華先生的論述可見其著《藏族文學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46頁。
②莊晶：《倉央嘉措初探》，轉載於黃顥、吳碧雲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64、65頁。原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
③葛桑喇：《一個宗教叛逆者的心聲——略論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及其情歌》，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
④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轉載於黃顥、吳碧雲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456頁。原載於《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
⑤於乃昌：《西藏審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53、254頁。書中還說：“詩人還曾在這裏用鼻血繪製一幅‘唐嘎’自畫像。詩人與宰羊人巴朱女兒交友，當時即有非議，詩人則以詩駁斥：‘骨頭再白也不能熬羔湯，不管怎樣的骨頭都要送天葬場；隻要活得幸福如意，死後老鷹不吃也無妨。’”
⑥龍魔在此處應指女方的家長。與此類似的情歌還見於莊晶、開鬥山翻譯整理的《藏族情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92頁：“看著那棵美麗的蘋果樹，真想摘個蘋果扔到口中，不管守在樹後的青龍，是凶還是不凶。”及第94頁的“看到那紅豔豔的石榴，很想將它摘下，隻是石榴後的龍王，實在是使我害怕”。
⑦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90頁。
⑧伊薇、卓瑪：《對第巴·桑結嘉措曆史功過之管見》，載《西藏研究》（漢文版）1987年第1期，第68～73頁。
⑨見《西藏研究》編輯部編輯西藏研究叢刊之九：《清實錄藏族史料》第1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2頁。
⑩〔清〕魏源：《聖武記》卷五，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04頁。
〔11〕同注⑨，第142頁。
〔12〕〔清〕蔣良騏：《東華錄》卷20，中華書局1980年4月版，第328頁。
〔13〕同注③，第45頁。
〔14〕戈爾斯坦著、謝繼勝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拉薩“街謠”》，載《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一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354～369頁。
    

載於：西藏研究 2002年第三期藍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