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沒有一種關係是安全的

其實沒有一種關係是安全的

 

2003年，在小說《手機》的首發式上，電影版導演馮小剛說：“劉震雲是個陰謀家，其實他對電影一點興趣都沒有，不過是借雞下蛋。他更在意每一個人腰裏別著‘手雷’載歌載舞的感覺。”

七年後，在電視劇《手機》的發布會上，導演沈嚴說劉震雲“滿嘴胡說八道，滿嘴跑火車”，但“跟他在一起特別愉悅，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有電影《手機》的經典在前，沈嚴說：“這本小說像一座礦山，馮小剛已經采走了很多有價值的礦石，但是他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還是留下了很多的東西，讓我有機會可以在這裏找到更多。”

“《手機》電視劇版確實把近幾十年，中國從鄉村到城市的整體變化，給全麵反映出來了，這是我特別讚賞的地方。再沒有一個時期，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城市和鄉村的概念那麽的含糊，價值觀、世界觀、為人處事的交匯顯得特別含糊，特別艱難但也有很多溫暖。”作為電視劇版《手機》的藝術指導，除了中途客串不到一分鍾以外，劉震雲幾乎沒有做任何工作，迄今他也沒有看完電視劇，但他非常滿意，“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看到自己，也看到這幾十年的變化”。

下作是能夠讓人發樂的

“其實我的作品，是最不適合改編成影視的，因為作品故事性都特別差。《一地雞毛》根本沒有故事，《一句頂一萬句》也沒有，其實《手機》也沒有，《手機》中的三個部分是完全割裂的。但是我的朋友在當導演，他們看中的可能不是故事情節，而是我書中出來的一些特別不同的人物形象和麵對世界不一樣的態度。”

電視劇《手機》的製片人王鈞，是劉震雲這些朋友中的一個。七年來每個月都有人來找劉震雲談拍攝電視劇《手機》的計劃，他始終覺得沒有必要，所以最初沒同意王鈞的提議：“因為早有電影和書在前頭，小剛導演的電影可以說是路人皆知，而且裏麵的台詞也很流行。”直到王鈞找到了劉震雲的另一個好朋友——編劇宋方金，當宋方金寫出電視劇大綱的時候，劉震雲發現時機到了：“我突然覺得這個電視劇跟熒屏上所有電視劇都不同，我還沒見過一個電視劇能夠完整地反映中國二三十年從城市到鄉村的整體生活麵貌。”宋方金打動劉震雲的，是劇本裏對農村戲的體現：電影版的《手機》幾乎全部集中在城市生活，而在電視劇中，農村戲和城市戲各占了50%。

如果不是因為“王道組合”，電視劇《手機》的關注度也許還不會那麽高。陳道明和王誌文也是劉震雲的朋友：“電視劇裏的嚴守一和費墨非常搞笑，當他們一起在廁所開會的時候，當他們在討論女人在一起不是故事就是事故的時候，我覺得是相當搞笑。其實他們在生活中本身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覺得幽默是一種智慧，是一種生活態度，是幽默使大家走到了一起，事情倒是其次。”王誌文版嚴守一讓劉震雲印象深刻的有一場戲：“一個嚴肅節目的主持人，最後墮落到主持節目的時候給自己畫了一個京劇臉譜。你看看我們現在電視台的各個主持人，為了取悅觀眾是不是有點下作？當他主持節目的時候，觀眾樂了，下作是能夠讓人發樂的，但是當他回到化妝間，看到自己花臉的時候，他哭了。比這更重要的是，在鄉下，他奶奶從電視上看到了這一幕，說‘這不是我孫子’。”

“我非常喜歡電視劇這種藝術形式，電視劇跟長篇小說在結構上和節奏上，都非常契合，而電影有點像短篇小說，所以絕好的長篇，電影改起來往往非常吃力。”這種吃力，在跟馮小剛合作《手機》和《溫故1942》的時候，劉震雲深深感覺到了，“電影講究節奏非常快，它像奔騰的大河，流速有時候需要落差，水砸下去就是瀑布。但長篇小說不是一條河，它是大海，表麵的洶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渦流和潛流，以及潮漲潮汐跟月亮和太陽之間的關係。”

手機為謊話找到了一個容器

劉震雲曾經看過沈嚴指導的《中國式離婚》和《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把他評價為“他屬於不叫的狗，但是咬人”，意思是沈嚴“平時貌似是個不善言辭的人，但是心裏卻是藏著許多想法，這些想法在關鍵的時候總是能用上”。有人說《手機》電視劇版和電影版最大的不同，是“小三”形象的轉變，但沈嚴不同意：“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電視劇說了更多關於人心裏頭的問題，探討了更多人和人之間溝通的問題，關於‘小三’的問題，我們涉及了，而且確實改變了，但這絕對不是最大的不同。”

今天的電視劇《手機》，遠不如七年前的電影《手機》所產生的話題性那麽大，諸多“手機效應”，在今天都已經變得見怪不怪。但是劉震雲創作初衷的那個問題依然存在：不管是從城市到鄉村，從南方到北方，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為什麽“有一說一”那麽難？

“任何一個高科技的出現，都會帶來人際關係的極大變化，集中在手機上，就是為我們平常就說的那些謊話找到了一個容器，沒有手機的時候我們可能說不了這麽多話，我們把謊話都藏在自己的肚子裏。有了手機以後，說得就多了，言多必失，何況還有短信，那些不可告人的東西，沒有手機的時候是在空氣裏，有了手機以後，就有了一個附著的地方。”《手機》新聞發布會的間隙，劉震雲一直在忙著發短信，在今天的人際關係中，手機就是這麽重要。

馮小剛曾經說：“小說《手機》比電影精彩，原因是小說《手機》分了三部分，電影隻是用了前兩個部分。最精彩是小說的第三部分，這第三個部分劉老師特別在意。”小說《手機》的第三部分，是劉震雲後來在《一句頂一萬句》裏也用到過的“一句話效應”——因為一句愛情的話，讓一個人趕回來和另外一個人結婚，就這麽一句話，飛越高山大河，跨越了好幾年。

這種簡單的執著與今天的現實產生了落差，劉震雲對今天電視上的婚姻速配節目頗為感歎：“不到幾分鍾，兩個人就牽著手下去了，可是在我的小說中，一個愛情的形成是多麽不容易啊。”這正是電視劇《手機》要強調的：“這幾十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由嚴肅社會轉向了娛樂社會。再沒有一個時代，或者一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這樣娛樂。對於這樣的轉變，我沒有讚賞，也沒有諷刺，因為讚賞和諷刺都是沒有用的，生活就是這麽變化的。我覺得變化中的事情總是好事情，一成不變、一團死水，這坑裏的魚會被憋死的，變化和活水，總之是使生活往前走的，是進步的。”生活豐富多彩，總比單色和灰色要好，在劉震雲眼中，中國社會真正的大變化，會出現在今後幾十年，因為他發現新的一代，在用跟父輩語言係統完全不一樣的新語言在說話。

電影《手機》之後，觀眾察覺到了婚姻關係的不安全感，電視劇《手機》之後，劉震雲希望大家能看到更深刻的關係：“婚姻關係隻是人和人之間關係的一個側麵而已，看完《手機》，再看一看《一句頂一萬句》，你會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理解——其實沒有一種關係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