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林彪永遠是個謎。
他一半是白臉，一半是紅臉；他是“兩麵派”，是“陰謀家”。
他是特定社會的產物，是時代的悲劇。
他反映了製度的缺陷、社會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際，喜歡獨處。
聶榮臻說：元帥中隻有林彪、彭德懷兩人敢於頂撞毛澤東。
林彪反對出兵朝鮮，甚至以有病為由拒絕率兵入朝；可是當斯大林收回出動16個團的蘇聯空軍協助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作戰的決定後，林彪在宴會上拒絕與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貴州當省長，以避開政治旋渦。
林彪反對“大躍進”，私下裏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並說彭德懷的“萬言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
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責彭德懷在遵義會議後唆使林彪給中央寫信，反對他。可是，林彪卻說：那封信與彭德懷無關。
還是在廬山會議上，林彪對彭德懷說：“隻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缺點是有暮氣。”毛澤東批評了林彪的暮氣，要他繼續革命。從此，林彪才決定大幹一場。
三
林彪在外麵高喊“四個偉大”，在他的居處毛家灣卻不掛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語錄和照片的報紙在林家廁所被當作衛生紙用，這在個人崇拜的狂熱年代，如果發生在老百姓身上無疑是彌天大罪。
毛澤東親自召集主持的會議，林彪也敢稱病不參加；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卻堅辭不受，還寫了一份報告繼續推辭。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堅持讓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將主席的“欽批”報告撕碎扔進了痰盂。可見，林彪從內心來說對毛澤東極其反感。1971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竟然給毛澤東來了個不辭而別……。
但林彪也深刻領悟明哲保身、韜光養晦的道理。他的室內張掛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他處理文件的原則是“主席畫圈我畫圈”，隻有毛澤東表過態的，秘書才代他畫圈，否則他總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還讓秘書模仿自己的筆跡批文件，寫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尊敬，把“請主席閱”改為“呈主席閱”。
林彪同誌黃埔四期
四
林彪公開裏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最大最大最大”，背地裏卻說：“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誌，拿掉劉沒道理。”他還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林彪最愛讀。
“九大”是林彪失敗的肇端，也是他與毛澤東公開分歧的開始。“九大”雖然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但毛澤東沒有采納林彪、陳伯達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此事給了林彪以沉重的打擊。林、陳的報告——《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主張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國家的主要任務應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對此違背“階級鬥爭為綱”的報告稿極其不滿，決定另起爐灶，改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陳伯達又修改了報告，呈遞毛澤東，毛澤東連信封也不打開，寫上“退陳伯達”。陳伯達隨後即被打倒。林彪雖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從此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
林彪向來對張、姚“筆杆子”極其厭惡，這回他卻要在“九大”念他們起草的報告，此事差點氣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後一分鍾也沒看報告一眼，秘書說：“我給您講解一下報告”，林彪卻斷然拒絕：“不聽！”林彪念報告時臉色煞白，頭也不抬起來一下，念完報告後回到家裏，葉群說：“我真擔心你念錯了”，可林彪生氣地說：“多念錯一點才好！”
五
林彪集團與江青一夥勢不兩立。雖然為了維護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林彪又不得不讓葉群去討好江青。
林彪、陳伯達主張“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而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人卻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
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夥嚴酷迫害，後來得到林彪保護的人。比如丘會作被紅衛兵打斷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於是感恩戴德。
林彪極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著讓葉群把江青趕走；還有一次，林彪揚言要“斃了她！”林彪曾說“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是槍杆子的方向發展”；“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的私利服務”；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側”、“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張春橋為“眼鏡蛇”，姚文元為“響尾蛇”，其時，王洪文還未調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張、姚等幾個“奸佞”，實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條，就是中止文革，搞國富民強”。
六
林彪把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關係，他在筆記中寫道：“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製——服從——紀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黨性，遵命性也。”“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的稱號，……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
林彪還有著名的“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等。
林彪勤於讀書，喜歡思考，厭煩“官樣文章”，因此，他創造了“文革”中的許多詞匯：“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高舉”、“緊跟”、“照辦”、“治軍原則：一點兩麵、三三製”、“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活學活用”、“走捷徑”、“天天讀”、“背語錄”，等等。他還提出了“頂峰論”、“天才論”、“領袖決定一切論”……。
七
林彪以其獨異的思想、怪僻的個性、韜光養晦的手法、極端的吹捧語言，為後人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謎團、無盡的思索空間。陳伯達詩讚林彪：“漫漫思想界，長夜有明燈。賴此導人類，探討永無垠。”
可以說，林彪是中國人的代表，是中華民族謀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從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製度、社會體製等方麵的諸多問題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而且是國家的悲劇。
為了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裨益於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我們認為，應當加強對林彪的研究，建立“林彪學”。
根據大陸官方的解釋，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是：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動者之一；劉少奇被打倒後，林彪繼任成為中共二號人物（原為劉少奇），以毛澤東繼任者的身份寫入黨章；但林彪預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引起毛澤東的警覺，於是策劃了 571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準備暗殺毛澤東和武裝奪權；事件失敗後，林彪在09月13日淩晨坐飛機出走，機毀人亡。
另有評論認為，林彪出逃事件的根源在於：林彪和他的老部下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並在廬山會議上發出怨言，對張春橋等人進行抨擊；毛澤東反擊後，林彪拒絕做自我批評而使事態惡化。在毛澤東到南方視察期間，他和各地軍政領導人通氣表現出對林彪的不信任，並且突然回到北京；之後，林立果、葉群認為毛澤東可能會采取行動，故而匆忙決定出走，並欺騙林彪登上飛機，踏上不歸之路。
其實，以林彪64歲的老人，為了奪取權力而政變的可能性很少，而且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全國人民無限忠於毛，軍隊無限忠於毛。想要政變絕無可能。如果確實有 571工程紀要，也應該是其兒子所為，而非其本人的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審判林彪四人幫時，中共竟把張春橋的政敵陳伯達劃歸四人幫集團。這恰恰反映了中共有意回避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排擠和對林彪的打壓導致林彪驚恐之下被迫逃走的事實。
根據《亞洲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報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擔憂，並且秘密派人與台灣國民黨方麵聯係，台灣方麵對林彪的態度表示歡迎，但聯係隨後中斷。此事與林彪倒台和出走的關係尚不清楚。[6]
林彪的死亡在公布後極大的震撼了中國各階層。李誌綏寫道：“林彪的策劃武裝政變和死亡，對毛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擊。一九七○年十一月，毛將我從黑龍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從此他就沒有完全恢複。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逮捕，毛的安全確定後，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時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背駝得明顯，睡眠更加紊亂。”[7]
很多人認為，林彪事件是他們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始。林彪之死也直接製造了鄧小平複出政壇的機會。
1990年代及之前，中國官方在提及建國初期授勳的十大元帥之時，往往會隱去林彪，統稱為九大元帥。近些年來評價漸趨客觀，對於林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功勳，官方給予了較高的評價。200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林彪照片30年來第一次出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並按照十大元帥排序。在黃岡的林彪故居，也已經被開放為旅遊紀念景點。
關於林彪的死因和對林彪集團評價的問題，仍然疑團重重、眾說紛紜，這也成為了一段時期政治、學術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此外在軍事界，林彪作為近現代中國一流的軍事家，被公認為“謀定而後動”“會打仗”“能打硬仗”，受到了一些軍事愛好者的研究和重視。
林彪在文革爆發後不久，從陶鑄處獲悉毛澤東對自己關於“政變”的講話有所猜疑。林彪與陶鑄在1966年末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密晤居住香港的前國軍華南補給區中將司令周遊（同林、陶、蕭三人一樣，周也是黃埔四期的學生），並轉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傾訴自己“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蔣介石)愛護學生無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該函由周遊在1966年11月送交國防部特呈蔣經國。台灣方麵對此做出了秘密回應，表示歡迎，但台北與林彪之間的聯係隨後中斷。據陶希聖回憶，林彪死訊傳到台北時，蔣中正曾為此而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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