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百多年前，中國的改良運動失敗之後，政權的更迭都是通過武力實現的。雖然國共兩黨都不得不承認實行憲政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但是，由於曆史的機緣巧合，憲政在中國從未真正實現。無論蔣還是毛，實行的都是強人獨裁統治。區別在於，蔣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都保持了中國的文化和道德傳承，使得社會至少在精神層麵上，有所溯源和依托；而毛，則是一個完全的破壞者，力圖用共產主義的學說，徹底改造中國社會。其實，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有其偶然性。沒有中日戰爭，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未必成事。然而，既然曆史如此眷顧中共，奪取政權後的中共，就完全忘乎所以，真的以為自己的那套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不但全盤拋棄了當初信誓旦旦的憲政承諾，大搞一黨獨裁，而且將對暴力的崇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黨指揮槍，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毛以後的中國，雖然拋棄了階級鬥爭理論，但對暴力的迷信並未有絲毫減弱。更為可怕的是，隨著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土崩瓦解，中國社會陷入了理論和道德真空。傳統的道德規範已經奄奄一息，共產主義的說教成了過街老鼠，貓論乘虛而入，摸論登堂入室，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老鄧的人生哲學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和座右銘。中國今日的道德末日景象，此為始作俑者。
中國社會的改良機會最後一次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人們開始反思建國以來的所作所為，在共產黨內部，從上而下，出現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和行動。那是一個人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年代。那是一個理想主義回歸的年代。然而，曆史又一次應驗了譚嗣同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可是中國的變法，無不以流血而終。六四事件，標誌著中國最後的改良大門從此關閉，共產黨內部的改革（良）派及他們推動的旨在實現民主憲政的努力又一次遭受了滅頂之災。
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十年改革的結果，共產黨蛻變成了一個代表著官僚買辦資本利益的，占有巨大社會財富和全部行政資源的統治集團和利益集團。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從普羅大眾，變成了統治集團自己。社會階層的鴻溝已然形成，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統治階層不僅拒絕任何實質性的政治體製改革，而且變本加厲，用各種手段鉗製新聞自由，壓製不同聲音，封鎖信息資源，力圖維持一種表麵的和諧。
由於二十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幹的不錯，可以一直幹下去。可是不要忘了，中國經濟的成就，是以巨大的環境和資源破壞，以殘酷剝削最底層人民，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是不可持續的。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凝聚和強化社會各階層對於改革的共識，反而使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這種局麵如果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那麽，還有沒有可能，隨著經濟的發展，共產黨會自行改良，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呢？
這個問題似乎難以回答，但是，如果問你，當你得到了一座巨宅，住進去，可以盡享榮華，長生不老，而且這所宅院有你最忠實的衛隊護衛，任何人不敢覬覦。而你的鄰居，不僅生活寒酸，還要忍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你會主動放棄這座宅子，或打開大門，讓你的窮鄰居和你共享你的一切，並且可能因為招待的不夠好，反而被趕出門嗎?
答案是明確的：No way!
既然從人性上說，你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同樣，你有什麽理由要求共產黨主動與你分享他的既得利益呢？
你會說，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統治，會盡量滿足我的要求，而我呐，也要求不高，他住他的豪宅，我住我的板房，隻要能讓我過得下去就行了。
不要忘了，你和那座大宅子並非井水不犯河水，宅子需要你供奉，宅子裏的人，需要你服伺，你是無法和他們平起平坐的。這個遊戲本身就不平等，你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底線不被穿破呢？如果穿破了，你怎麽辦？
政黨是人組成的。一個政黨隻能代表特定的人群。如果一個政黨，號稱可以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你就當它是賣大力丸的吧。世上最大的謊言莫過於此。
說到這兒，你可能要問，為什麽共產黨內部以後不會再有新的改良派，從而避免社會陷入動蕩呢？
改良派的產生，是有土壤和氣候的。八十年代的共產黨內，還有著一群具有理想主義的實幹家。他們大多經曆過黨內路線鬥爭的衝擊，對黨內鬥爭的殘酷和集權專製的危害刻骨銘心，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了解和體會，對底層人民懷有真切的同情。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後一批可以在中國民主憲政史上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但是在中國，最後說了算的，永遠都是拉杆子的。正因為如此，從毛到胡，共產黨從不容任何他人染指軍隊。
如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背離了它的建黨宗旨，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貴族黨和資本家黨。它的骨幹成員，除了達官貴人，富豪顯赫，投機分子，還有多少能代表中國最廣大的民眾的利益？這樣的一個政黨，即使有個別的理想主義分子， 在利益的銅牆鐵壁麵前，也徒喚奈何。
既然統治階層在武力的保護下，拒絕分享既得利益，內部的改良無從談起，和平的社會轉型到憲政體製的道路就被完全堵死。
中國人的血，一百多年來，流成了河。這血流的河，衝垮了強大的外敵，卻換不來做人的尊嚴，社會的公正，百姓的福祉。中國的憲政之路還很漫長，為實現憲政而流的血，還會流下去。但是，唯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唯有憲政的實施，唯有所有政黨，團體，組織和個人，都以憲法為本，而不是淩駕於憲法之上，中國才有現代化的希望。
中國社會的改良機會最後一次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人們開始反思建國以來的所作所為，在共產黨內部，從上而下，出現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呼聲和行動。那是一個人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年代。那是一個理想主義回歸的年代。然而，曆史又一次應驗了譚嗣同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可是中國的變法，無不以流血而終。六四事件，標誌著中國最後的改良大門從此關閉，共產黨內部的改革（良）派及他們推動的旨在實現民主憲政的努力又一次遭受了滅頂之災。
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十年改革的結果，共產黨蛻變成了一個代表著官僚買辦資本利益的，占有巨大社會財富和全部行政資源的統治集團和利益集團。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從普羅大眾，變成了統治集團自己。社會階層的鴻溝已然形成，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統治階層不僅拒絕任何實質性的政治體製改革，而且變本加厲，用各種手段鉗製新聞自由，壓製不同聲音，封鎖信息資源，力圖維持一種表麵的和諧。
由於二十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幹的不錯，可以一直幹下去。可是不要忘了，中國經濟的成就，是以巨大的環境和資源破壞，以殘酷剝削最底層人民，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是不可持續的。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凝聚和強化社會各階層對於改革的共識，反而使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這種局麵如果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
那麽，還有沒有可能，隨著經濟的發展，共產黨會自行改良，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呢？
這個問題似乎難以回答，但是，如果問你，當你得到了一座巨宅，住進去，可以盡享榮華，長生不老，而且這所宅院有你最忠實的衛隊護衛，任何人不敢覬覦。而你的鄰居，不僅生活寒酸，還要忍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你會主動放棄這座宅子，或打開大門，讓你的窮鄰居和你共享你的一切，並且可能因為招待的不夠好，反而被趕出門嗎?
答案是明確的：No way!
既然從人性上說，你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同樣，你有什麽理由要求共產黨主動與你分享他的既得利益呢？
你會說，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統治，會盡量滿足我的要求，而我呐，也要求不高，他住他的豪宅，我住我的板房，隻要能讓我過得下去就行了。
不要忘了，你和那座大宅子並非井水不犯河水，宅子需要你供奉，宅子裏的人，需要你服伺，你是無法和他們平起平坐的。這個遊戲本身就不平等，你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底線不被穿破呢？如果穿破了，你怎麽辦？
政黨是人組成的。一個政黨隻能代表特定的人群。如果一個政黨，號稱可以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你就當它是賣大力丸的吧。世上最大的謊言莫過於此。
說到這兒，你可能要問，為什麽共產黨內部以後不會再有新的改良派，從而避免社會陷入動蕩呢？
改良派的產生，是有土壤和氣候的。八十年代的共產黨內，還有著一群具有理想主義的實幹家。他們大多經曆過黨內路線鬥爭的衝擊，對黨內鬥爭的殘酷和集權專製的危害刻骨銘心，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了解和體會，對底層人民懷有真切的同情。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後一批可以在中國民主憲政史上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但是在中國，最後說了算的，永遠都是拉杆子的。正因為如此，從毛到胡，共產黨從不容任何他人染指軍隊。
如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背離了它的建黨宗旨，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貴族黨和資本家黨。它的骨幹成員，除了達官貴人，富豪顯赫，投機分子，還有多少能代表中國最廣大的民眾的利益？這樣的一個政黨，即使有個別的理想主義分子， 在利益的銅牆鐵壁麵前，也徒喚奈何。
既然統治階層在武力的保護下，拒絕分享既得利益，內部的改良無從談起，和平的社會轉型到憲政體製的道路就被完全堵死。
中國人的血，一百多年來，流成了河。這血流的河，衝垮了強大的外敵，卻換不來做人的尊嚴，社會的公正，百姓的福祉。中國的憲政之路還很漫長，為實現憲政而流的血，還會流下去。但是，唯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唯有憲政的實施，唯有所有政黨，團體，組織和個人，都以憲法為本，而不是淩駕於憲法之上，中國才有現代化的希望。
強大與脆弱
----轉載自許知遠先生的博客文章
“中國的簽證係統回到正常了，顯然奧運會結束了。”9月22日《南華早報》社論版的漫畫上，一洋一中兩位光頭老兄坐在酒桌旁的敘舊。
“是啊，汙染和食品恐慌也回來了”。中國光頭回應說。他們的頭頂上方的鳥籠裏，一隻鸚鵡正帶著防毒麵具，籠外的小牌上寫著：今天不用牛奶，謝謝。
世界上兩個最引人矚目的國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國人看著曾經自以為是“宇宙之王”的投資銀行的崩潰；而中國，則從八月的勝利與歡呼，迅速轉入悲傷、憤怒與恐慌了，升騰的神州七號都未能衝淡這些情緒。
從山西的尾礦庫的潰壩，深圳舞廳的大火，到被汙染的牛奶。那個高效運轉、全民和諧的中國形象，一下子讓位於冷酷與機能失調——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敗壞，媒體監督缺席……無辜的人來被迫要承受這一切，即使他們想表達自己的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徑，更不清楚這種憤怒能否轉化成某種有效的成果。美國的銀行家隻是丟掉工作，而中國的不幸者則喪失了生命。
神州七號的升天與腎結石的嬰兒，是理解此刻中國的兩個角度，它們映襯出兩個完全不同、卻彼此共存的中國。一個中國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壩，舉辦最壯觀的運動會、將人送上太空，創造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個中國則無法教育好年輕一代，放任天空與河流被汙染，漠視人的價值，甚至對自己的未來都毫無憐憫……
如果前一個中國是一台轟然向前的龐大機器，後一個中國則是它源源不斷的燃料。而且，看起來它絲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前一個中國，由政府官員與在過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業與文化精英們構成，他們彼此或許存在著某種利益上的衝突，卻不複有觀念與原則上的差異，他們將不受控製的政治權力，壟斷資本獲得的金錢與社會達爾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結合到了一起。他們為自己築造了金色的圍牆，卻時時感到牆外的不安與躁動。金色圍牆與牆外的躁動使他們既自滿又脆弱，他們經常在傲慢與過度敏感之間的搖擺。隨著時間的延長，他們愈加頭腦封閉，處於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騙）之中。
而另一個中國則長期處於原子式的分散狀態，他們缺乏自己的組織形態，也因此沒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們因為群體的憤怒，而發出了聲音，表現出力量，但這總是曇花一現式的，它注定難以持續。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已潛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識形態——隻希望自己能在這場拚搏中獲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擺脫眼前的現狀，或者有朝一日進入金色圍牆之內。他們也容易受到操縱，多年的宣傳教化既使他們對一切嘲諷，也同樣使他們極度輕信。他們與其說是真心相信什麽，不如說因為匱乏的生活，而主動選擇了相信些更縹緲的東西，作為調劑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產階級們，依偎在金色圍牆周圍。他們或許充滿抱怨，但仍強烈的期望保持現狀，以保存自己剛剛獲得的一切。除去他們自己那個小世界，他們什麽也不關心。
腐敗、汙染、公眾事故、貧富差距，此刻的中國既受困於這眼前重重挑戰，更受困於勇氣與想象力的喪失。整個國家正像是一個身形龐大、內心焦灼、頭腦幼稚的巨人，既輕易的為一些表象而興奮不已，也不斷被身上的各種疼痛而坐臥不安。她意識到問題的最終症結，但是它從來不敢正視這現實，或是大膽設想另一條軌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著原有軌道向前，終有一日會出現問題。但是金色圍牆內的人將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別的國家，然後開始自我欺騙與原諒，或許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軌的時間；而剩下的人們，則深感無力，或許唯一的期盼是，下一個掉出軌道的不是自己，因為他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國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個中國，它日益強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個故事了，但是那些樂觀者總傾向於將之視作“成長的代價”。在你成為這代價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難意識到這“代價”到底是什麽？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樣是第一次，對它的感受卻要強烈得多。從濕漉漉的空氣到槍戰電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說、《龍虎豹》與葉玉卿。
它與中國大陸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後來，我乘火車從廣州前往香港，羅湖站兩邊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亂、肮髒、像是一個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則秩序、整潔，混凝土也學會了如何與綠樹相處。
如今，香港與廣州之間自由來往，深圳像是另一個新興的香港，至少在外觀上如此。但是，僅僅40年前，這裏仍像是亞洲的柏林牆，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著很多類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廣東地區發生了三次逃港風潮。
逃亡是由本能驅動的，這些難民沒有政治目的，隻想獲得基本的安全。大饑荒和各種政治鬥爭，讓他們不斷的鋌而走險，很多人從深圳遊水過來，一些偷渡者表現出他們在匱乏條件下的創造力，他們在麻袋裏放滿了乒乓球，作為救生圈。他們中很多人的逃亡經曆，是被遣返，再結伴到來，隻要有恒心，他們總能最終到達香港市區。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動發生一年後的1962年，香港迎來了曆史最大的一次難民潮，在半年的時間內，超過三十萬人湧入了這個擁擠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了這一景象：“在35公裏的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人由中國那邊走向邊界，活像一條條大蛇從‘中國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黃昏時分，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並肩一列的隊伍，然後在本地民兵的護送下，推倒柵欄，走過來了。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也有老婦人和兒童。他們全都衣衫襤褸、垂頭喪氣、筋疲力盡，大多數人像是十分饑餓的。”
一位叫劉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難民經曆。他在廣州附近的農村長大，因為父母經營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劃為“黑五類”。1963年，16歲的他躲在一艘漁船底層偷渡到香港。在爬到“資本主義”的岸上後，香港的燈光給了他難以磨滅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別明亮。”
這些從“社會主義”來到“資本主義”的難民，成為了香港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一個不同的社會製度，讓人們的創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隻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記得約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牆邊的演講了，甚至也很難嚴肅地對待它——它不是冷戰宣傳的一部分嗎？
同樣，也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國日漸強盛，它的榮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獨特性。至於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劇，它是曆史早已翻過的一頁，沒有太多品味的餘地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所有昔日確定無疑的價值觀，正遭遇質疑。隨著悲劇的淡忘，就連“自由”、“民主”這些基本價值觀也開始被忽略和嘲諷。進而，曆史感的消退開始流行。柏林牆與深圳河，這歐洲與亞洲的兩個小小的路標，提醒我們這一路走來是多麽的艱辛。--轉載自許知遠博客
To 地球飄流漢
Communism is the last evil on Earth. Those who are in favor of evil will witness the collapse of it with their own eyes in nearly future.
現在有些人喜歡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暴政。毛澤東說，我們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毛澤東也承認是暴政，所以把新中國稱為人民民主專政。但是，有些人把暴政和獨裁並列起來講，這是歐洲曆史的常規。歐洲的暴政是獨裁統治者壓製底層的政治。而中國不同，最暴政的文化革命是上層幹部和城市知青到底層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底層對特權階級和權威的暴政。
這是什麽暴政？文化革命時期，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農村人口!毛澤東代表的是中國底層的農民。這種暴政是暴民政治。是接近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的暴民政治。
這個暴民政治是人類曆史上最為溫和的暴民政治。從來沒有一個暴民政治能夠延續十年，其間還送了衛星上天。這是人類的奇跡。法國大革命暴民政治沒有多久就被拿破侖複辟帝國了。其它暴民政治沒有能夠延續超過一年的。
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曠日持久地實行了十年暴民政治，人口多，時間長，就是因為暴民精神素質高。沒有那個國家能夠砸爛公檢法依然可以運行十年的。這是人類曆史最最溫和的暴民政治。隻有偉大的中國人民才能實行如此的接近無政府主義的暴民政治。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砸爛公檢法還運行一個月的。
占人口90%的底層民眾實行暴民政治，會讓很多人發抖的。中國的暴政與西方的獨裁恰恰相反，是接近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
精辟！
動蕩是否不可避免？小的動蕩肯定有，但象內戰那樣的大的社會動蕩肯定不會有，因為這是民心所向。任何政客也不敢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將中華民族導入分裂、崩潰、滅族的深淵。即便有個別人（異族人的走狗）真有這個野心，覺悟了的中國人民也不會盲從上當。
孫中山是一個民族罪人，正是他將中國的改良運動變為革命，導致軍閥混戰+國家分裂+異族入侵+民不聊生+血流成河，今天，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異族人的走狗-----雲獨輪除外）會希望這一幕在中國重演。
今天的中國，國力蒸蒸日上（用算卦的話說就是正在勢上），東風壓倒西風是21、22世紀人類的大趨勢，您寫的這篇文章往最輕裏說也是------聳人聽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