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國時期的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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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時期的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1929年，23歲的埃得加.斯諾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這裏沒有兵燹，可以說是安寧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這樣寫到“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裏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麵。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麵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隻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而他的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平均是170-200‰（侯楊方），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是35歲!!
二、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 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 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之多無法統計”。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 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600多萬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又據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對劍門關內饑荒的現場報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沿途諸山高峰聳處，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淒涼，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約18萬人，餓死者約1000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曆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於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
曠野裏，幼小兒童提著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饑，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餓死荒野，無人殮屍。在川北重鎮遂寧縣，成千上萬災民流落到縣城覓食。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還拿著一枝賴以吊命的樹葉……”
麵對餓殍遍鄉，國民黨四川省主席劉湘愁眉苦臉地問其部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甘績鏞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難精確統計。但國民政府參政員黃炎培先生來川視察災情，路過簡陽縣，看到餓殍遍地，驚訝之餘說，簡陽是新生活的示範縣，何以街間遍是倒斃之饑民，至於無人收屍！”
甘績鏞又拿出幾張報紙，對劉湘說：“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麵《宣漢通訊》說：本縣餓殍遍野。據前20日中統計，每場饑餓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複漸次增加，每場日達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上說：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萬源城中，亦僅稀稀千餘人而已。如旅行長途，整日難見炊煙，沿途倒斃饑民幾無地無之。該報5月2日《南江通訊》中也說：總計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餘人……2月1日迄今，該縣餓死的饑民不下8萬餘人。”
劉湘驚駭地問：“餓死了這麽多人嗦？”
甘績鏞歎了口氣：“那還不算凶的。川北南江縣（現為旺蒼縣）是重災區，報該縣僅黃洋鄉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那裏田地龜裂，溝渠幹涸，所種玉米，遠望一片枯黃，可點火燒！溪邊、道旁、橋下，舉目都可見餓殍死屍！”
劉湘瞪大眼睛，有些發呆了。他沉默良久，兩手捧頭輕聲問道：“那、那現在災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績鏞回答：“據各州縣急報，饑民最初以草根樹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樹、枇杷樹、棕櫚樹等等，凡吞得下喉嚨的樹皮，早被剝得一幹二淨，還有苧麻根、黃花根、菟絲子、野百合、老虎薑、黃薑子、毛洋芋、土茯苓、蘭草根、豬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處挖得像爛蜂窩，光禿禿的幾乎都挖斷種！災民隨挖隨吃，活像餓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縣青龍鄉王子珍鍋廠的災民區餓死了48個人。當時本街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蜂擁而來搶吃，躺在地下連泥帶酒喝得一幹二淨。氣息奄奄的饑民喝後，醉死在地，橫著豎著擺了一大壩！”
劉湘閉著眼，聽甘績鏞繼續匯報：“草根樹皮都沒有了，饑民隻好吞食俗名叫觀音土的白善泥。涪陵縣第三區因挖取白善泥致將北岩華廠坡山腳挖空，山石崩坍，壓死饑民50餘人。榮昌、嶽池等縣或因搶挖白善泥而發生械鬥事件。各地均報，災民食白善泥後，因屙不出來，許多人腹脹而死！”甘績鏞又翻出一張公文，繼續說：“餓死路旁的饑民到處可見，有個叫石懋修的鄉人對縣長哭訴：3月初，父親和我去趕後壩場，20多華裏的大路上，來往看到的死人有12個。我們去的時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饑民還在走，轉來時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屍體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還在路上走的饑民，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帶黑浸色，顴骨高聳，兩眼深凹，兩頰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膽戰心驚……”
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站在劉湘身旁，此時忍不住長歎一聲：“這、這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饑民圖》，難怪《中央日報》等報紙上，形容川省災區是‘閻羅國’了！”
而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及民國地方政府對待災情的消極漠視，災情進一步惡化，導致極其嚴重的人肉相食的慘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報》載《成都通訊》說：“今年樹皮吃盡，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聽說死屍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省賑會特派員王匡礎到六口場視察，在一肖姓的屋裏發現女饑民張彭氏、何張氏等圍食死屍。通江麻柳坪有一婦女楊張氏因生活艱難，攜其六七歲及九歲的兩個女兒向他處逃荒。不料剛走不遠，該婦遂倒斃道旁，二女饑極，就在她娘身上齧麵部及身上的肉充饑。”
萬源縣出現更可怕的殺活人及小孩充饑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慶快報》上《鄰水通訊》說：“近有桐木洞貧婦邱氏因迫於饑餓，將其3歲小女殺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賑務旬刊》載：“涪陵饑民、豐都饑民，烹子充饑，殺食胞弟。蒼溪饑民、閬中饑民慘食子女，燒食小孩。”
大饑荒已使人性泯滅、變態。南江縣木門文昌宮有個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親和妹妹都被餓死。他餓得沒法，母親剛死，即將她的一對乳房割下煮在鐵罐裏，被人發現，當即被群眾打罵了一頓。有人說：“他也不行了，饒他罷……”
普濟魚池灣（今中江村）楊傳興全家5人，妻子和兒媳都已餓死，隻剩下一個幾歲的孫女。一天晚上，楊傳興饑餓難熬，用刀把孫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時候，鄰居聽到那孫女直叫：“莫砍我，我長大給你揀柴呀！”
一些人在大饑荒中喪失人性，已成野獸。鹿停溪有個康三春，女兒餓死後，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來吃，說比野菜味道好。從此便到處找死人吃，後來竟發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過時，他尋機將人打倒在地，然後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裝在缸裏，將骨頭埋在窖中。有人聽他說：“小娃兒肉好吃不出門，小夥子肉好吃打不贏，老婆婆的肉吃起綿得很！”聯保處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縣木門場下街大橋巷還有個趁亂世賣死人肉掙昧心錢的孫光。他原本在本地賣牛肉，後來賣起了人肉。有人在聯保處告發，派團丁孫騫、譚正明去檢查。去時裝著買肉吃，先問：“是啥肉？”孫答：“牛肉加野豬肉。”團丁買肉後發現，的確是人肉，便將他擒獲，綁在石門枋上審問，孫對自己賣人肉的事供認不諱。
張孝忠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編修金川縣誌搜集資料時，在百歲老人口述和塵封多年的民國檔案裏，還接觸到1937年四川靖化縣（今金川縣）幾十例觸目驚心的案件：馬奈聯保的農民羅老四綁送王大妹姐弟倆到縣政府。縣長於竹君審問，王大妹供認：“我騙二妹說：二妹，我們來學咋個套獐子。你當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為真，於是我和弟娃用麻繩將二妹頸項套住，一人一頭扯住，用腳蹬緊，把她勒死後，我倆就把她的肉煮來吃了。隔了幾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羅四爸家的4個娃娃哄到我家裏來睡覺。夜深時，我倆用青岡棒把他們打死後，又煮來吃了。過了幾天，羅四爸回來後到我家裏找娃娃，發現了人腦殼骨頭和衣服，就把我倆綁起送來了……”
另一起案例是，觀音岩農民劉文元到縣裏向於縣長哭訴：“我妻去年病故，遺下兩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斷炊，我走了20裏路來縣裏買糧，耽擱了3天。回家後卻不見娃娃，到周家詢問，周雲發說：3個娃娃在房後玩耍，我去叫他們來！轉身到房後去了。我突然看見周家屋內有幾個籮筐裏堆滿了人骨頭，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殺來吃了！正驚疑間，見周雲發手提斧頭直奔我而來。我見勢不妙，轉身就跑。”於縣長當即派縣保安隊長申時全帶3名士兵去抓周雲發。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內籮筐裏共有孩童頭骨41具，大人頭骨22具……”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已無法統計。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 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多萬人凍餓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嶽, 抗日名將 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 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
而實際上，整個民國期間不同程度的災荒幾乎年年都有，而未被統計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研究起來當是天文數字！這裏尤其提到的是蔣粉自我吹噓的所謂“黃金十年”期間（1927-1936）餓死人平均都在300萬——700萬之間。
如果按照“這一些人”計算新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所謂“餓死3000萬人”的計算方法：
中國人口從民國初期的4億左右經過38年還是4億左右。要知道那時候沒有避孕措施，又推崇多子多福，哪個家庭不是好幾個孩子甚至更多！除去各種戰爭所造成的人口損失大約的5000萬左右之外，這樣看來，整個民國期間，導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在38年中大概有5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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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時期的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1929年，23歲的埃得加.斯諾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這裏沒有兵燹，可以說是安寧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這樣寫到“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裏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麵。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麵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隻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而他的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平均是170-200‰（侯楊方），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是35歲!!
二、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 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 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之多無法統計”。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 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600多萬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又據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對劍門關內饑荒的現場報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沿途諸山高峰聳處，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淒涼，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約18萬人，餓死者約1000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曆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於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
曠野裏，幼小兒童提著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饑，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餓死荒野，無人殮屍。在川北重鎮遂寧縣，成千上萬災民流落到縣城覓食。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還拿著一枝賴以吊命的樹葉……”
麵對餓殍遍鄉，國民黨四川省主席劉湘愁眉苦臉地問其部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甘績鏞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難精確統計。但國民政府參政員黃炎培先生來川視察災情，路過簡陽縣，看到餓殍遍地，驚訝之餘說，簡陽是新生活的示範縣，何以街間遍是倒斃之饑民，至於無人收屍！”
甘績鏞又拿出幾張報紙，對劉湘說：“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麵《宣漢通訊》說：本縣餓殍遍野。據前20日中統計，每場饑餓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複漸次增加，每場日達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上說：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萬源城中，亦僅稀稀千餘人而已。如旅行長途，整日難見炊煙，沿途倒斃饑民幾無地無之。該報5月2日《南江通訊》中也說：總計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餘人……2月1日迄今，該縣餓死的饑民不下8萬餘人。”
劉湘驚駭地問：“餓死了這麽多人嗦？”
甘績鏞歎了口氣：“那還不算凶的。川北南江縣（現為旺蒼縣）是重災區，報該縣僅黃洋鄉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那裏田地龜裂，溝渠幹涸，所種玉米，遠望一片枯黃，可點火燒！溪邊、道旁、橋下，舉目都可見餓殍死屍！”
劉湘瞪大眼睛，有些發呆了。他沉默良久，兩手捧頭輕聲問道：“那、那現在災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績鏞回答：“據各州縣急報，饑民最初以草根樹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樹、枇杷樹、棕櫚樹等等，凡吞得下喉嚨的樹皮，早被剝得一幹二淨，還有苧麻根、黃花根、菟絲子、野百合、老虎薑、黃薑子、毛洋芋、土茯苓、蘭草根、豬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處挖得像爛蜂窩，光禿禿的幾乎都挖斷種！災民隨挖隨吃，活像餓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縣青龍鄉王子珍鍋廠的災民區餓死了48個人。當時本街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蜂擁而來搶吃，躺在地下連泥帶酒喝得一幹二淨。氣息奄奄的饑民喝後，醉死在地，橫著豎著擺了一大壩！”
劉湘閉著眼，聽甘績鏞繼續匯報：“草根樹皮都沒有了，饑民隻好吞食俗名叫觀音土的白善泥。涪陵縣第三區因挖取白善泥致將北岩華廠坡山腳挖空，山石崩坍，壓死饑民50餘人。榮昌、嶽池等縣或因搶挖白善泥而發生械鬥事件。各地均報，災民食白善泥後，因屙不出來，許多人腹脹而死！”甘績鏞又翻出一張公文，繼續說：“餓死路旁的饑民到處可見，有個叫石懋修的鄉人對縣長哭訴：3月初，父親和我去趕後壩場，20多華裏的大路上，來往看到的死人有12個。我們去的時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饑民還在走，轉來時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屍體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還在路上走的饑民，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帶黑浸色，顴骨高聳，兩眼深凹，兩頰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膽戰心驚……”
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站在劉湘身旁，此時忍不住長歎一聲：“這、這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饑民圖》，難怪《中央日報》等報紙上，形容川省災區是‘閻羅國’了！”
而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及民國地方政府對待災情的消極漠視，災情進一步惡化，導致極其嚴重的人肉相食的慘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報》載《成都通訊》說：“今年樹皮吃盡，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聽說死屍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省賑會特派員王匡礎到六口場視察，在一肖姓的屋裏發現女饑民張彭氏、何張氏等圍食死屍。通江麻柳坪有一婦女楊張氏因生活艱難，攜其六七歲及九歲的兩個女兒向他處逃荒。不料剛走不遠，該婦遂倒斃道旁，二女饑極，就在她娘身上齧麵部及身上的肉充饑。”
萬源縣出現更可怕的殺活人及小孩充饑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慶快報》上《鄰水通訊》說：“近有桐木洞貧婦邱氏因迫於饑餓，將其3歲小女殺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賑務旬刊》載：“涪陵饑民、豐都饑民，烹子充饑，殺食胞弟。蒼溪饑民、閬中饑民慘食子女，燒食小孩。”
大饑荒已使人性泯滅、變態。南江縣木門文昌宮有個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親和妹妹都被餓死。他餓得沒法，母親剛死，即將她的一對乳房割下煮在鐵罐裏，被人發現，當即被群眾打罵了一頓。有人說：“他也不行了，饒他罷……”
普濟魚池灣（今中江村）楊傳興全家5人，妻子和兒媳都已餓死，隻剩下一個幾歲的孫女。一天晚上，楊傳興饑餓難熬，用刀把孫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時候，鄰居聽到那孫女直叫：“莫砍我，我長大給你揀柴呀！”
一些人在大饑荒中喪失人性，已成野獸。鹿停溪有個康三春，女兒餓死後，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來吃，說比野菜味道好。從此便到處找死人吃，後來竟發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過時，他尋機將人打倒在地，然後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裝在缸裏，將骨頭埋在窖中。有人聽他說：“小娃兒肉好吃不出門，小夥子肉好吃打不贏，老婆婆的肉吃起綿得很！”聯保處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縣木門場下街大橋巷還有個趁亂世賣死人肉掙昧心錢的孫光。他原本在本地賣牛肉，後來賣起了人肉。有人在聯保處告發，派團丁孫騫、譚正明去檢查。去時裝著買肉吃，先問：“是啥肉？”孫答：“牛肉加野豬肉。”團丁買肉後發現，的確是人肉，便將他擒獲，綁在石門枋上審問，孫對自己賣人肉的事供認不諱。
張孝忠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編修金川縣誌搜集資料時，在百歲老人口述和塵封多年的民國檔案裏，還接觸到1937年四川靖化縣（今金川縣）幾十例觸目驚心的案件：馬奈聯保的農民羅老四綁送王大妹姐弟倆到縣政府。縣長於竹君審問，王大妹供認：“我騙二妹說：二妹，我們來學咋個套獐子。你當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為真，於是我和弟娃用麻繩將二妹頸項套住，一人一頭扯住，用腳蹬緊，把她勒死後，我倆就把她的肉煮來吃了。隔了幾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羅四爸家的4個娃娃哄到我家裏來睡覺。夜深時，我倆用青岡棒把他們打死後，又煮來吃了。過了幾天，羅四爸回來後到我家裏找娃娃，發現了人腦殼骨頭和衣服，就把我倆綁起送來了……”
另一起案例是，觀音岩農民劉文元到縣裏向於縣長哭訴：“我妻去年病故，遺下兩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斷炊，我走了20裏路來縣裏買糧，耽擱了3天。回家後卻不見娃娃，到周家詢問，周雲發說：3個娃娃在房後玩耍，我去叫他們來！轉身到房後去了。我突然看見周家屋內有幾個籮筐裏堆滿了人骨頭，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殺來吃了！正驚疑間，見周雲發手提斧頭直奔我而來。我見勢不妙，轉身就跑。”於縣長當即派縣保安隊長申時全帶3名士兵去抓周雲發。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內籮筐裏共有孩童頭骨41具，大人頭骨22具……”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已無法統計。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 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多萬人凍餓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嶽, 抗日名將 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 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
而實際上，整個民國期間不同程度的災荒幾乎年年都有，而未被統計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研究起來當是天文數字！這裏尤其提到的是蔣粉自我吹噓的所謂“黃金十年”期間（1927-1936）餓死人平均都在300萬——700萬之間。
如果按照“這一些人”計算新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所謂“餓死3000萬人”的計算方法：
中國人口從民國初期的4億左右經過38年還是4億左右。要知道那時候沒有避孕措施，又推崇多子多福，哪個家庭不是好幾個孩子甚至更多！除去各種戰爭所造成的人口損失大約的5000萬左右之外，這樣看來，整個民國期間，導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在38年中大概有5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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