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1年了，關於這個事件的爭議和討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今天看了李鵬日記，有點小小的體會。這裏不想談誰對誰錯，因為曆史事件都有其兩麵性，站在不同的立場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首先看單個的曆史事件要把它放在整個曆史的大環境下來看。這樣前推20年，後退20年，可以說六四事件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它是曆史發展的必然。1989年，文革已經結束了10年多，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是人心思治的，大多數人追求的是穩定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麽六四沒有發展成類似東歐劇變那樣的結果。當時整個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是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
但是經濟的發展卻帶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過去20年的經驗告訴當時的人們，隻要老老實實的工作就行了，幹得再好也掙那麽多錢，這種大鍋飯思想。但是個體戶的出現給這種想法產生了強大的衝擊，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定的仇富心理。同時也出現了有一部分黨員利用職權謀私的事情。這些都為六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這個時候社會思想意識上卻沒有形成相應的變化，仍然大力倡導左的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給群眾帶來了錯誤的認識：以胡，趙為主的改革派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大多數老革命為首的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這樣沒有富裕起來的普通群眾覺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而富裕起來的少數人感覺到了被打倒的危險性。
同時仍然有很多群眾覺得可以再來一次類似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政治運動，而以鄧為首的當權派對文革存在強烈的反感和恐懼。於是暴力衝突不可避免。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在這裏起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六四之後作為繼任者的江當然會繼續推行左的路線，這是不以他的意誌為轉移的。直到大老板92年南巡講話，江才認識到原來要這樣啊，怎麽不早說？於是左的政治路線被徹底壓製。但是這時候的鄧已經沒有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魄力了，盡管他早就認識到了其必要性，但是本著穩定的原則還是關閉了自80年代中期開始嚐試的政體改革之門。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可以看到，1986年鄧就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要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但是89年的運動徹底改變了鄧的看法，我覺得當時包括鄧在內的所有高層在看到東歐蘇聯事件後應該都是很迷茫的。既不能回到過去的階級鬥爭路線上，又要防止出現蘇聯式的政治特權階層以防人民背離了執政黨，更不能放棄握在手裏的政權，這時的鄧為首的共黨忽然發現走到河中間了卻怎麽也摸不著石頭了。到底這個河怎麽過，幹脆撒手不管了，讓江們去找石頭吧。
接下來的事情很明朗了，誰也不願意背上一個亡黨的罪名，於是幹脆蒙著眼睛過河算了。老江於是提出誰也不討好的三個代表，試圖消除富裕階層的疑慮，於是徹底改變了執政黨自創立以來的性質，將共黨推向了貧困階層的對立麵。其實老江在他政權牢固之後仍然有機會進行政體改革，三個思想也不能不說有其路線上的正確性，關鍵問題是中共高層總抱著魚與熊掌必須兼得的思想，既要得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好處，也不能丟失握在手中的政權。這樣做就隻怕最後什麽都得不到。進入2010年以後，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化，一旦經濟發展出現停滯，潛在的政治矛盾就會跳上曆史的舞台。學生運動掀不起大風浪，可一旦工人，農民參加進來，貧民就會變成暴民，國家陷入動蕩後，所有的經濟成果也就報廢了，受傷害的將是所有中國人，不管是黨員還是普通群眾。
中國人想尋找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是沒錯的，關鍵要讓形勢朝好的方向發展，結果是最重要的。如果最終搞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再漂亮的名字也沒有用。如同我上一篇文章所說的，當前國家並不是沒有出路。政治體製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統治國家的不是黨組織，不是共產黨這個名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個體“人”。現在的政權掌握者隻是一群掛著共產黨牌子的不同利益群體，已經沒有幾個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代表了。何必死抱住祖宗的牌位不放呢。將不同的利益群體分割成不同的政治組織，彼此製約監督，以法律為旨則，實行公平，透明的競爭原則，這樣社會矛盾將會逐漸化解。那麽不管是現在當權的既得利益者，還是底層的貧苦大眾都會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