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大阪世博：日本人的強國夢 高速發展中的動蕩(無圖無真相版)
“非洲館的人黝黑的皮膚太稀奇了，我真後悔沒摸一摸”“自助餐太解饞了，能把人撐死”……當時是初一學生的阪東賢治站在學校體育館的主席台上，向全校師生報告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盛況。
阪東賢治是日本青森縣那所中學惟一一個去參觀大阪世博會的學生。看著同學們羨慕的表情，他備感驕傲。
大阪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次達6422萬的曆史紀錄，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當年，全日本每4人中便有1人離開自己的日常生活圈來到會展現場。
“那是一場全民的國事活動”，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這樣給大阪世博會定義：國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一代年輕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70年的日本，經濟實力已經實現了跳躍式趕超。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於1965年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躍居世界發達國家的第二位。但在阪東賢治的印象裏，雖然經濟騰飛了，可有1億多人口的日本開始出現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
而為時半年的世博會，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在世博會上贏得自信樹立了目標的日本人，把產業升級和質量監控放在了首位，開始重塑日本製造。大阪世博會帶動了關西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縮小了地區之間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大阪世博會實際上擔負了國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國民開闊了眼界，頭腦開了竅，日本走向均衡發展。
後來，阪東賢治考大學、找工作，在華盛頓、北京擔任日本每日新聞社的駐外記者，精通多國語言，現任該社國際部主任。他至今最難忘的還是他小學老師的教誨：“外國客人來了，要講文明，不要再隨便撒尿了！”
高速發展中的動蕩
1960年日美安保協議簽訂。在當時，許多日本國民把它看作是個喪權辱國的協議。“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師生率先開始示威遊行。後來幾十萬工人、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流血和傷亡事件時有發生。”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回憶，有人評價“1960年的安保鬥爭，幾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難以融合的政治觀點、貧富差別、男女不平等、大地震帶來的問題，無論經濟多麽高速發展，都無法解決無法掩蓋。
日本政府把寶押在奧運會和世博會這兩個國際盛會上，希望通過打開世界之窗，激發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人心和意誌。“世博會籌備的第一站就是去邀請剛剛完成登月的阿波羅號飛船來參展”，吉見俊哉說：“它也真激發了許多年輕人對未來無限可能性的想象。”
但當時“反博”勢力也非常強大，他們批評：在鐵路和高速公路方麵花錢太多太浪費；他們質疑：與其那麽大把地燒錢，何不把這些錢用在窮人福利上？同時，大規模建設難免破壞環境和擾民，“世博會後，留下大片空地無法利用也是世博會被抱怨的原因。”
日本許多地方政府也明確表示反對。反應最激烈的，是大阪的近鄰京都。京都府知事質問道：國家把錢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投入到了大阪，他們火了，對京都有什麽好處？看世博的車可能連著半年堵到我們這兒，讓我的老百姓出行不便。
開局不順，一切都勉勉強強，但政府卻執意要推進此事。
當時，連大阪世博會會長也沒人願意擔任。
1965年，到了會長提名的最後期限。政府一個個找大阪大企業的負責人談話，卻不斷被拒。“政府頭大了，如果再拖就是國際事件了。”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石阪泰三的秘書宮尾舜助事後回憶說。
通產省大臣找到馬上滿80歲的石阪泰三。石阪泰三是東芝公司的退休總裁，當時兼任了380個職位，工作已經超負荷。
老人看無法推托，便回答說：“那我就出山吧，日本既然舉了手，哪能再放下！”
“相對於產業界，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藝術家的感覺要敏銳得多。”吉見俊哉介紹說：“大阪世博會最初的主題叫‘光從各處來’，想以此表現當代社會的多元化。但是以日本大文學家桑原武夫為首的世博會主題委員會認為，世博會不能僅僅是一個大party，還應當起到社會預警的作用。”
這個匯聚了全日本知名知識精英的委員會呼籲：“世界處於不和諧狀態，充斥著戰爭、環境、貧困問題，一步走錯，人類就會走向滅亡，因此人類智慧必須承擔起調和的責任。”
然而，知識分子的想法並不被產業界和政府接納。
主題委員會的方案送上去，日本政府吸取了其嚴肅內涵，但消解了原來預警的意思，最終定為———“人類的進步與和諧”———“調子積極向上，就是人類一步步在走向和諧。”吉見俊哉如此評價主題的轉彎：“這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失敗，政府和產業界的勝利。”
大阪世博會前幾個月，彩色電視機在日本普及。借助媒體的威力，一場自上而下的世博運動很快興起。 “全家3口人，1萬日元環遊全世界”，媒體打出了這樣煽情的廣告，國民的胃口被吊起來。
自上而下的全國總動員
擔任了世博會會長的石阪泰三立刻趕赴大阪。
下了飛機，石阪泰三四處看了看，說：“這個城市可不太幹淨。”
大阪市長臉紅了：“您這麽說，我真沒麵子。”
“1000年積攢下來的垃圾，正好在世博會上好好展示展示！”石阪泰三一副不依不饒的架勢。
大阪市長臉上掛不住，石阪泰三一走就召開了政府會議，會議決定掀起一場全市清潔運動，所有市民都要每天打掃自家房前屋後的衛生。
“二戰”後，被重創的日本走上了積極複興之路。然而當時的東京變化很大，關西地區卻沒什麽起色。當舉辦世博會已成定局後，日本各方逐漸形成了共識：通過世博會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均衡化。對此，大阪上下更是積極踴躍。
八木亞夫作為《每日新聞》大阪世博會的采訪總負責，指揮記者報道市民運動時說：“3年之後，外國客人就來了，髒亂差可不是咱東方人的待客之道。”
市民運動有聲有色。安靜運動：要求市民開車盡量不要按喇叭；清掃運動：每個月有固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去打掃街道；排隊運動：所有市民必須養成排隊習慣。
在大阪市負責招商的北條仁回憶，當時的大阪市民運動的主題之一是要用溫暖的心保證世博會順利舉行。他們選拔的接待人員都是20歲左右的大學生，對他們的第一要求是保持發自內心的微笑。“不是表麵做出來的那種，微笑不能敷衍客人。”
幾十年後，日本給世界的印象是：待人彬彬有禮，做事講規則到了苛刻的程度，街道一塵不染，服務兢兢業業。北條仁說，那都是大阪世博會養成教育的成果。
當時《每日新聞》跑政法口的年輕記者宮本二美生一開始就對世博成功充滿信心：“警察忽然都開始蓋新房或者重新裝修改建自家的房屋。”他一琢磨才明白，大阪警察大都是外地人，世博會要開了，擴建了新房可以讓親戚朋友來住啊。“警察都這樣有信心，世博會不會有問題！”
很多老人在幾年前就開始規劃世博之旅，存下一筆錢專門去開洋葷。連大阪周邊酒吧的女老板都在忙著學英語、法語。此時，那些“反博”聲音變得微弱了。
藝術家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1969年宮尾舜助遇見了日本的一位著名畫家。
老先生拉著他的手說，你們幹了件好事啊，我70多歲了，好多名畫都隻看過照片，以為這輩子看不到真品了，現在好了，明年就可以了這個願啦！
老畫家40多歲的兒子也從美國回到東京。宮尾舜助解釋說，我這兒子也是藝術家，在紐約搞浮雕多年。外國人在那兒發展多有“玻璃天花板”，他兒子隻能按當地設計師的要求幹點小活。而現在他為大阪世博會工作，才是真正的創作！那麽大的項目讓他自由設計，對藝術家來說，太難得了。
對日本的科技人員來說，大阪世博會更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時很多研究所都在默默地開發新產品，大家的心思是共同的：“一定要趕上世博會，去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富士通公司一位技術員告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顧問竹田一平，有了世博會，我們這些搞研發的人就有了名義去開發新的產品，公司從人財物各方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我們去開發平時不能做的東西。
“世博會代表了全日本國民的夢想。懷抱著這個夢想，大家期盼著開幕那一天。”宮本二美生說。
突如其來的井噴
人算不如天算。剛開幕時的一場大雪，讓世博園人氣低迷。
“開園頭一周每天隻有10多萬人，”宮尾舜助回憶說：“開局並不順利，還出現了赤軍爬上太陽塔示威的事件。”
對於大阪世博會的參觀人次，政府請一些研究機構作了預測。當時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都預計在4000萬上下，因為畢竟日本當時的人口才1億多一點。
但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研究所預測參觀人次達6400萬。這個機構就是剛剛成立不久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綜合研究所經營與改革部首席顧問山田秀之拿出了當年的計算方法：能接待人流的土地有330公頃，按每平方米每天能接納1000個人計算，乘以180日，最後算出了6400萬人次。這被當作是一個笑談。
然而奇跡最終發生了。井噴是從8月學校放假開始的。“參觀的熱情一天天上漲，一早大門口就擠滿了人，一進大門就向美國館、德國館、蘇聯館和日本企業館衝刺。”山田秀之說：“日本百姓太需要感受和觸摸這些最先進的東西了。”
大部分外地人都在美國館和蘇聯館那漫漫長隊前選擇了放棄。而大阪人卻得地利之便，很多都參觀過5次以上。
當年8歲的小笹井就是得天獨厚的大阪人，從家到世博會場隻需半個小時。他下課後背著書包直接趕去世博園。天黑了，他一點也不怕，還很興奮。因為他知道晚上5時以後的票打半折隻要400日元。
二年級小學生笹井前後參觀了10次。作為老手，他總是事先看好地圖，進門直奔最難排上隊的美國館和機器人館，他還四處在各個國家館搜集徽章，第二天拿到學校向同學們炫耀。
對於外地人來說，世博會是一次科技之旅。他們多半先坐上新幹線，體會到陸地上最快的速度，然後再進世博園，體會人類最高的科技成果。現在服務於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副本部長小川正人當時也是坐新幹線去的大阪世博會。而尾形武壽當年才20多歲，剛剛結婚，把坐新幹線看世博會當成了兩人的新婚旅行。很多走不動的老人和嬰兒，都在親人的陪同下數次來到大阪。
一對來自新瀉的夫妻，帶著兩個老人和4個孩子驅車到大阪看世博會，他們輪流開車一晚上奔馳了600公裏，一到大阪就參觀，晚上睡在車上。第三天參觀完，他們連夜開車回家。
回到新瀉，夫人清點孩子時忽然驚叫起來：他們才3歲的小兒子弄丟啦！
而在大阪世博園，晚上12時清場的時候，保安看見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台階上。問他父母是誰，哪來的，孩子隻是哭泣，什麽也不說。沒辦法，保安隻好把這個男孩領回了自己的家。後來確認這就是那對新瀉夫妻丟的孩子。
“不僅是丟孩子，還有丟東西、丟錢的。”宮尾舜助說：“世博會期間撿到的錢包，裏麵的錢多達 4900萬日元。”
由於參觀的人實在太多，通過各種捷徑進入場館的花招也不斷翻新，這成了當時輿論監督的重點。讓一些老記者記憶猶新的是一起“殘疾議員事件”。當時一位著名議員為了不用排幾個小時的隊也能看阿波羅號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殘疾人輪椅，想從殘疾人通道入館，結果被工作人員發現，此事經媒體曝光後，轟動一時。
“在我的記憶裏，大阪世博會最終的參觀人次是64218770”，時隔40年，宮尾舜助一字一頓：“最多的一天是83.6萬人，那也是個沒被打破的紀錄。”
日本的黃金時代
世博園開啟的豪華世界像夢境一樣。
台風是日本最大的自然災害。日本孩子看到台風席卷而來的時候，都夢想在台風中心投放炸彈，幫助人們度過危機。
在三菱重工的企業館，有一台體驗式的轟炸機，尾形武壽操縱著它飛向台風中心，投放炸彈。“我們參觀世博會是來尋找夢想的。”當時20多歲的尾形武壽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這也使他那一代的日本年輕人相信，技術能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未來。
“世博，讓日本人找到了自信，也看到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尾形武壽說，日本人參觀了一圈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後驀然發現，日本擁有的技術與世界最高標準並不差太多。
大阪世博會之前，日本的部分產業如造船業已經在國際上領先了。馬六甲海峽最淺的地方隻有20米，很多國家製造的船都過不去。但愛動腦子的日本人突破了這項技術，他們製造的30萬噸油輪吃水正好18米。這讓他們通吃了油輪業。當時世界60％的油輪都是日本製造的，船體發動機占了世界的70％。
“世博給日本人帶來的自信超過了奧運會”，尾形武壽解釋。
世博會所展現的西方世界和現代科技深深刺激了那一代人。就像一次全民動員，由此日本堅定了技術立國的決心。
尾形武壽說，大阪世博會前的日本也是個出口大國，但少有品牌，一直處於產業鏈條的低端。世博會後不久，日本開始控製產品質量，追求精工製造。國家出台了嚴厲的出口檢查製度，達不到質量標準的不許出口。
日本製造終於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家電和汽車在全球的霸業漸成。
山田秀之40年後指出，世博展館是日本技術研發的起點，為日本精工製造提供了路線圖。
東芝展館展示的三維圖象，是今天3D技術的雛形。三菱重工館展示的便攜電話，由於軟件開發現在已經實現。當年粗陋的機器人和阿童木一起走入人心，為今天日本機器人技術獨領風騷埋下了堅實的民間基礎。
伴隨著日本的公司在世博會後大批走向世界，很多年輕的精英也開始謀求到海外發展。
造船工程師尾形武壽就收到了荷蘭鹿特丹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邀請。此時他的大兒子剛剛出生，到底去不去？
“當時日本的潮流就是最優秀的人都出國工作。”尾形武壽最終決定闖闖荷蘭，而這一去就是4年。“海外工作經曆能開闊眼界也很鍛煉人，所以，現在日本的中流砥柱，多是當年的那一批年輕人。”
1970年大阪世博會，把現代世界博覽事業推向了巔峰，也把日本推向了巔峰。接受采訪的老人，無論是75歲仍在擔任名譽會長的宮尾舜助，還是80歲的老職員北條仁；無論是還經常回到世博園進行花卉攝影創作的八木亞夫，還是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談起當年，都雙頰潮紅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因為那是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是日本的輝煌時代。
回望1970年，老人們最留戀的是全國上下有理想有希望有幹勁的精氣神。
借奧運與世博的東風，日本人努力工作，出口量劇增，貿易順差巨大，日元和美元的比價從340∶1，變成了130∶1，日本人變成了有錢人。
“然而日本發展太快，開始有點忘形了，太急著對西方強硬說‘不’。”每日新聞常務副社長常田照雄說：“大阪世博會後上任的首相田中角榮製定政策非常激進，那時全世界銀行業的頭幾把交椅都是日本銀行坐著，日本企業在全世界範圍買土地買工廠買古董，就像現在中國的情形一樣。”
“可西方利益哪是那麽容易撼動的，招來的隻是更強烈的反彈。那時候國際上各種媒體和電影電視都在醜化日本人，田中角榮也在美國的壓力下下台。”
相較這些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國內因素，尾形武壽問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是否注意到了房地產泡沫，是否注意到有一個吞吃掉大量資源的大黑洞？
大阪世博會後的日本就是個教訓。 “日本的攤子鋪得太大了，而日本本身是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尾形武壽說：西方人拚命拱著乍富的日本不斷製造新的泡沫，讓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正當日本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中東戰爭爆發，資源價格飛漲。“石油危機重創了日本，從此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在老人們心中更糟糕的是：“富裕後的日本人不再勤勞，而且許多人沒有了夢想。”
“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後，遇到的挫折更多。回頭看曆史，最大的經驗就是給孩子的教育更大的投入”，宮尾舜助表示，千年曆史告訴日本人，鑽研工藝和技術符合大和民族的性格，日本適合開發新科技，而且基礎很好。我們不能避免新的問題發生，大國地位也不一定能保持。但立國之本不能丟掉。
大阪世博會剛剛落幕，就趕上大阪府知事的選舉。幾乎所有預測都認為主持了大阪世博會的佐藤義詮會勝選。“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大阪世博會那麽成功，讓大阪經濟大步發展，他還修了高速公路，增加了電車路線。”
但出人意料的是，佐藤義詮落選了。
選民的理由是，雖然舉辦世博會拉動了經濟，但也造成大阪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
負責報道此事的宮本二美生總結：“在經曆了世博會的大阪市民看來，這種光知道發展經濟的人不合潮流了。”
“非洲館的人黝黑的皮膚太稀奇了，我真後悔沒摸一摸”“自助餐太解饞了，能把人撐死”……當時是初一學生的阪東賢治站在學校體育館的主席台上，向全校師生報告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盛況。
阪東賢治是日本青森縣那所中學惟一一個去參觀大阪世博會的學生。看著同學們羨慕的表情，他備感驕傲。
大阪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次達6422萬的曆史紀錄，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當年，全日本每4人中便有1人離開自己的日常生活圈來到會展現場。
“那是一場全民的國事活動”，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這樣給大阪世博會定義：國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一代年輕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70年的日本，經濟實力已經實現了跳躍式趕超。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於1965年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躍居世界發達國家的第二位。但在阪東賢治的印象裏，雖然經濟騰飛了，可有1億多人口的日本開始出現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
而為時半年的世博會，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在世博會上贏得自信樹立了目標的日本人，把產業升級和質量監控放在了首位，開始重塑日本製造。大阪世博會帶動了關西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縮小了地區之間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大阪世博會實際上擔負了國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國民開闊了眼界，頭腦開了竅，日本走向均衡發展。
後來，阪東賢治考大學、找工作，在華盛頓、北京擔任日本每日新聞社的駐外記者，精通多國語言，現任該社國際部主任。他至今最難忘的還是他小學老師的教誨：“外國客人來了，要講文明，不要再隨便撒尿了！”
高速發展中的動蕩
1960年日美安保協議簽訂。在當時，許多日本國民把它看作是個喪權辱國的協議。“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師生率先開始示威遊行。後來幾十萬工人、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流血和傷亡事件時有發生。”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回憶，有人評價“1960年的安保鬥爭，幾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難以融合的政治觀點、貧富差別、男女不平等、大地震帶來的問題，無論經濟多麽高速發展，都無法解決無法掩蓋。
日本政府把寶押在奧運會和世博會這兩個國際盛會上，希望通過打開世界之窗，激發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人心和意誌。“世博會籌備的第一站就是去邀請剛剛完成登月的阿波羅號飛船來參展”，吉見俊哉說：“它也真激發了許多年輕人對未來無限可能性的想象。”
但當時“反博”勢力也非常強大，他們批評：在鐵路和高速公路方麵花錢太多太浪費；他們質疑：與其那麽大把地燒錢，何不把這些錢用在窮人福利上？同時，大規模建設難免破壞環境和擾民，“世博會後，留下大片空地無法利用也是世博會被抱怨的原因。”
日本許多地方政府也明確表示反對。反應最激烈的，是大阪的近鄰京都。京都府知事質問道：國家把錢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投入到了大阪，他們火了，對京都有什麽好處？看世博的車可能連著半年堵到我們這兒，讓我的老百姓出行不便。
開局不順，一切都勉勉強強，但政府卻執意要推進此事。
當時，連大阪世博會會長也沒人願意擔任。
1965年，到了會長提名的最後期限。政府一個個找大阪大企業的負責人談話，卻不斷被拒。“政府頭大了，如果再拖就是國際事件了。”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石阪泰三的秘書宮尾舜助事後回憶說。
通產省大臣找到馬上滿80歲的石阪泰三。石阪泰三是東芝公司的退休總裁，當時兼任了380個職位，工作已經超負荷。
老人看無法推托，便回答說：“那我就出山吧，日本既然舉了手，哪能再放下！”
“相對於產業界，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藝術家的感覺要敏銳得多。”吉見俊哉介紹說：“大阪世博會最初的主題叫‘光從各處來’，想以此表現當代社會的多元化。但是以日本大文學家桑原武夫為首的世博會主題委員會認為，世博會不能僅僅是一個大party，還應當起到社會預警的作用。”
這個匯聚了全日本知名知識精英的委員會呼籲：“世界處於不和諧狀態，充斥著戰爭、環境、貧困問題，一步走錯，人類就會走向滅亡，因此人類智慧必須承擔起調和的責任。”
然而，知識分子的想法並不被產業界和政府接納。
主題委員會的方案送上去，日本政府吸取了其嚴肅內涵，但消解了原來預警的意思，最終定為———“人類的進步與和諧”———“調子積極向上，就是人類一步步在走向和諧。”吉見俊哉如此評價主題的轉彎：“這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失敗，政府和產業界的勝利。”
大阪世博會前幾個月，彩色電視機在日本普及。借助媒體的威力，一場自上而下的世博運動很快興起。 “全家3口人，1萬日元環遊全世界”，媒體打出了這樣煽情的廣告，國民的胃口被吊起來。
自上而下的全國總動員
擔任了世博會會長的石阪泰三立刻趕赴大阪。
下了飛機，石阪泰三四處看了看，說：“這個城市可不太幹淨。”
大阪市長臉紅了：“您這麽說，我真沒麵子。”
“1000年積攢下來的垃圾，正好在世博會上好好展示展示！”石阪泰三一副不依不饒的架勢。
大阪市長臉上掛不住，石阪泰三一走就召開了政府會議，會議決定掀起一場全市清潔運動，所有市民都要每天打掃自家房前屋後的衛生。
“二戰”後，被重創的日本走上了積極複興之路。然而當時的東京變化很大，關西地區卻沒什麽起色。當舉辦世博會已成定局後，日本各方逐漸形成了共識：通過世博會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均衡化。對此，大阪上下更是積極踴躍。
八木亞夫作為《每日新聞》大阪世博會的采訪總負責，指揮記者報道市民運動時說：“3年之後，外國客人就來了，髒亂差可不是咱東方人的待客之道。”
市民運動有聲有色。安靜運動：要求市民開車盡量不要按喇叭；清掃運動：每個月有固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去打掃街道；排隊運動：所有市民必須養成排隊習慣。
在大阪市負責招商的北條仁回憶，當時的大阪市民運動的主題之一是要用溫暖的心保證世博會順利舉行。他們選拔的接待人員都是20歲左右的大學生，對他們的第一要求是保持發自內心的微笑。“不是表麵做出來的那種，微笑不能敷衍客人。”
幾十年後，日本給世界的印象是：待人彬彬有禮，做事講規則到了苛刻的程度，街道一塵不染，服務兢兢業業。北條仁說，那都是大阪世博會養成教育的成果。
當時《每日新聞》跑政法口的年輕記者宮本二美生一開始就對世博成功充滿信心：“警察忽然都開始蓋新房或者重新裝修改建自家的房屋。”他一琢磨才明白，大阪警察大都是外地人，世博會要開了，擴建了新房可以讓親戚朋友來住啊。“警察都這樣有信心，世博會不會有問題！”
很多老人在幾年前就開始規劃世博之旅，存下一筆錢專門去開洋葷。連大阪周邊酒吧的女老板都在忙著學英語、法語。此時，那些“反博”聲音變得微弱了。
藝術家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1969年宮尾舜助遇見了日本的一位著名畫家。
老先生拉著他的手說，你們幹了件好事啊，我70多歲了，好多名畫都隻看過照片，以為這輩子看不到真品了，現在好了，明年就可以了這個願啦！
老畫家40多歲的兒子也從美國回到東京。宮尾舜助解釋說，我這兒子也是藝術家，在紐約搞浮雕多年。外國人在那兒發展多有“玻璃天花板”，他兒子隻能按當地設計師的要求幹點小活。而現在他為大阪世博會工作，才是真正的創作！那麽大的項目讓他自由設計，對藝術家來說，太難得了。
對日本的科技人員來說，大阪世博會更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時很多研究所都在默默地開發新產品，大家的心思是共同的：“一定要趕上世博會，去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富士通公司一位技術員告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顧問竹田一平，有了世博會，我們這些搞研發的人就有了名義去開發新的產品，公司從人財物各方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我們去開發平時不能做的東西。
“世博會代表了全日本國民的夢想。懷抱著這個夢想，大家期盼著開幕那一天。”宮本二美生說。
突如其來的井噴
人算不如天算。剛開幕時的一場大雪，讓世博園人氣低迷。
“開園頭一周每天隻有10多萬人，”宮尾舜助回憶說：“開局並不順利，還出現了赤軍爬上太陽塔示威的事件。”
對於大阪世博會的參觀人次，政府請一些研究機構作了預測。當時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都預計在4000萬上下，因為畢竟日本當時的人口才1億多一點。
但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研究所預測參觀人次達6400萬。這個機構就是剛剛成立不久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綜合研究所經營與改革部首席顧問山田秀之拿出了當年的計算方法：能接待人流的土地有330公頃，按每平方米每天能接納1000個人計算，乘以180日，最後算出了6400萬人次。這被當作是一個笑談。
然而奇跡最終發生了。井噴是從8月學校放假開始的。“參觀的熱情一天天上漲，一早大門口就擠滿了人，一進大門就向美國館、德國館、蘇聯館和日本企業館衝刺。”山田秀之說：“日本百姓太需要感受和觸摸這些最先進的東西了。”
大部分外地人都在美國館和蘇聯館那漫漫長隊前選擇了放棄。而大阪人卻得地利之便，很多都參觀過5次以上。
當年8歲的小笹井就是得天獨厚的大阪人，從家到世博會場隻需半個小時。他下課後背著書包直接趕去世博園。天黑了，他一點也不怕，還很興奮。因為他知道晚上5時以後的票打半折隻要400日元。
二年級小學生笹井前後參觀了10次。作為老手，他總是事先看好地圖，進門直奔最難排上隊的美國館和機器人館，他還四處在各個國家館搜集徽章，第二天拿到學校向同學們炫耀。
對於外地人來說，世博會是一次科技之旅。他們多半先坐上新幹線，體會到陸地上最快的速度，然後再進世博園，體會人類最高的科技成果。現在服務於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副本部長小川正人當時也是坐新幹線去的大阪世博會。而尾形武壽當年才20多歲，剛剛結婚，把坐新幹線看世博會當成了兩人的新婚旅行。很多走不動的老人和嬰兒，都在親人的陪同下數次來到大阪。
一對來自新瀉的夫妻，帶著兩個老人和4個孩子驅車到大阪看世博會，他們輪流開車一晚上奔馳了600公裏，一到大阪就參觀，晚上睡在車上。第三天參觀完，他們連夜開車回家。
回到新瀉，夫人清點孩子時忽然驚叫起來：他們才3歲的小兒子弄丟啦！
而在大阪世博園，晚上12時清場的時候，保安看見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台階上。問他父母是誰，哪來的，孩子隻是哭泣，什麽也不說。沒辦法，保安隻好把這個男孩領回了自己的家。後來確認這就是那對新瀉夫妻丟的孩子。
“不僅是丟孩子，還有丟東西、丟錢的。”宮尾舜助說：“世博會期間撿到的錢包，裏麵的錢多達 4900萬日元。”
由於參觀的人實在太多，通過各種捷徑進入場館的花招也不斷翻新，這成了當時輿論監督的重點。讓一些老記者記憶猶新的是一起“殘疾議員事件”。當時一位著名議員為了不用排幾個小時的隊也能看阿波羅號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殘疾人輪椅，想從殘疾人通道入館，結果被工作人員發現，此事經媒體曝光後，轟動一時。
“在我的記憶裏，大阪世博會最終的參觀人次是64218770”，時隔40年，宮尾舜助一字一頓：“最多的一天是83.6萬人，那也是個沒被打破的紀錄。”
日本的黃金時代
世博園開啟的豪華世界像夢境一樣。
台風是日本最大的自然災害。日本孩子看到台風席卷而來的時候，都夢想在台風中心投放炸彈，幫助人們度過危機。
在三菱重工的企業館，有一台體驗式的轟炸機，尾形武壽操縱著它飛向台風中心，投放炸彈。“我們參觀世博會是來尋找夢想的。”當時20多歲的尾形武壽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這也使他那一代的日本年輕人相信，技術能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未來。
“世博，讓日本人找到了自信，也看到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尾形武壽說，日本人參觀了一圈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後驀然發現，日本擁有的技術與世界最高標準並不差太多。
大阪世博會之前，日本的部分產業如造船業已經在國際上領先了。馬六甲海峽最淺的地方隻有20米，很多國家製造的船都過不去。但愛動腦子的日本人突破了這項技術，他們製造的30萬噸油輪吃水正好18米。這讓他們通吃了油輪業。當時世界60％的油輪都是日本製造的，船體發動機占了世界的70％。
“世博給日本人帶來的自信超過了奧運會”，尾形武壽解釋。
世博會所展現的西方世界和現代科技深深刺激了那一代人。就像一次全民動員，由此日本堅定了技術立國的決心。
尾形武壽說，大阪世博會前的日本也是個出口大國，但少有品牌，一直處於產業鏈條的低端。世博會後不久，日本開始控製產品質量，追求精工製造。國家出台了嚴厲的出口檢查製度，達不到質量標準的不許出口。
日本製造終於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家電和汽車在全球的霸業漸成。
山田秀之40年後指出，世博展館是日本技術研發的起點，為日本精工製造提供了路線圖。
東芝展館展示的三維圖象，是今天3D技術的雛形。三菱重工館展示的便攜電話，由於軟件開發現在已經實現。當年粗陋的機器人和阿童木一起走入人心，為今天日本機器人技術獨領風騷埋下了堅實的民間基礎。
伴隨著日本的公司在世博會後大批走向世界，很多年輕的精英也開始謀求到海外發展。
造船工程師尾形武壽就收到了荷蘭鹿特丹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邀請。此時他的大兒子剛剛出生，到底去不去？
“當時日本的潮流就是最優秀的人都出國工作。”尾形武壽最終決定闖闖荷蘭，而這一去就是4年。“海外工作經曆能開闊眼界也很鍛煉人，所以，現在日本的中流砥柱，多是當年的那一批年輕人。”
1970年大阪世博會，把現代世界博覽事業推向了巔峰，也把日本推向了巔峰。接受采訪的老人，無論是75歲仍在擔任名譽會長的宮尾舜助，還是80歲的老職員北條仁；無論是還經常回到世博園進行花卉攝影創作的八木亞夫，還是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談起當年，都雙頰潮紅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因為那是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是日本的輝煌時代。
回望1970年，老人們最留戀的是全國上下有理想有希望有幹勁的精氣神。
借奧運與世博的東風，日本人努力工作，出口量劇增，貿易順差巨大，日元和美元的比價從340∶1，變成了130∶1，日本人變成了有錢人。
“然而日本發展太快，開始有點忘形了，太急著對西方強硬說‘不’。”每日新聞常務副社長常田照雄說：“大阪世博會後上任的首相田中角榮製定政策非常激進，那時全世界銀行業的頭幾把交椅都是日本銀行坐著，日本企業在全世界範圍買土地買工廠買古董，就像現在中國的情形一樣。”
“可西方利益哪是那麽容易撼動的，招來的隻是更強烈的反彈。那時候國際上各種媒體和電影電視都在醜化日本人，田中角榮也在美國的壓力下下台。”
相較這些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國內因素，尾形武壽問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是否注意到了房地產泡沫，是否注意到有一個吞吃掉大量資源的大黑洞？
大阪世博會後的日本就是個教訓。 “日本的攤子鋪得太大了，而日本本身是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尾形武壽說：西方人拚命拱著乍富的日本不斷製造新的泡沫，讓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正當日本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中東戰爭爆發，資源價格飛漲。“石油危機重創了日本，從此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在老人們心中更糟糕的是：“富裕後的日本人不再勤勞，而且許多人沒有了夢想。”
“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後，遇到的挫折更多。回頭看曆史，最大的經驗就是給孩子的教育更大的投入”，宮尾舜助表示，千年曆史告訴日本人，鑽研工藝和技術符合大和民族的性格，日本適合開發新科技，而且基礎很好。我們不能避免新的問題發生，大國地位也不一定能保持。但立國之本不能丟掉。
大阪世博會剛剛落幕，就趕上大阪府知事的選舉。幾乎所有預測都認為主持了大阪世博會的佐藤義詮會勝選。“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大阪世博會那麽成功，讓大阪經濟大步發展，他還修了高速公路，增加了電車路線。”
但出人意料的是，佐藤義詮落選了。
選民的理由是，雖然舉辦世博會拉動了經濟，但也造成大阪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
負責報道此事的宮本二美生總結：“在經曆了世博會的大阪市民看來，這種光知道發展經濟的人不合潮流了。”
“非洲館的人黝黑的皮膚太稀奇了，我真後悔沒摸一摸”“自助餐太解饞了，能把人撐死”……當時是初一學生的阪東賢治站在學校體育館的主席台上，向全校師生報告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盛況。
阪東賢治是日本青森縣那所中學惟一一個去參觀大阪世博會的學生。看著同學們羨慕的表情，他備感驕傲。
大阪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次達6422萬的曆史紀錄，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當年，全日本每4人中便有1人離開自己的日常生活圈來到會展現場。
“那是一場全民的國事活動”，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這樣給大阪世博會定義：國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一代年輕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70年的日本，經濟實力已經實現了跳躍式趕超。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於1965年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躍居世界發達國家的第二位。但在阪東賢治的印象裏，雖然經濟騰飛了，可有1億多人口的日本開始出現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
而為時半年的世博會，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在世博會上贏得自信樹立了目標的日本人，把產業升級和質量監控放在了首位，開始重塑日本製造。大阪世博會帶動了關西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縮小了地區之間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大阪世博會實際上擔負了國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國民開闊了眼界，頭腦開了竅，日本走向均衡發展。
後來，阪東賢治考大學、找工作，在華盛頓、北京擔任日本每日新聞社的駐外記者，精通多國語言，現任該社國際部主任。他至今最難忘的還是他小學老師的教誨：“外國客人來了，要講文明，不要再隨便撒尿了！”
高速發展中的動蕩
1960年日美安保協議簽訂。在當時，許多日本國民把它看作是個喪權辱國的協議。“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師生率先開始示威遊行。後來幾十萬工人、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流血和傷亡事件時有發生。”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回憶，有人評價“1960年的安保鬥爭，幾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難以融合的政治觀點、貧富差別、男女不平等、大地震帶來的問題，無論經濟多麽高速發展，都無法解決無法掩蓋。
日本政府把寶押在奧運會和世博會這兩個國際盛會上，希望通過打開世界之窗，激發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人心和意誌。“世博會籌備的第一站就是去邀請剛剛完成登月的阿波羅號飛船來參展”，吉見俊哉說：“它也真激發了許多年輕人對未來無限可能性的想象。”
但當時“反博”勢力也非常強大，他們批評：在鐵路和高速公路方麵花錢太多太浪費；他們質疑：與其那麽大把地燒錢，何不把這些錢用在窮人福利上？同時，大規模建設難免破壞環境和擾民，“世博會後，留下大片空地無法利用也是世博會被抱怨的原因。”
日本許多地方政府也明確表示反對。反應最激烈的，是大阪的近鄰京都。京都府知事質問道：國家把錢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投入到了大阪，他們火了，對京都有什麽好處？看世博的車可能連著半年堵到我們這兒，讓我的老百姓出行不便。
開局不順，一切都勉勉強強，但政府卻執意要推進此事。
當時，連大阪世博會會長也沒人願意擔任。
1965年，到了會長提名的最後期限。政府一個個找大阪大企業的負責人談話，卻不斷被拒。“政府頭大了，如果再拖就是國際事件了。”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石阪泰三的秘書宮尾舜助事後回憶說。
通產省大臣找到馬上滿80歲的石阪泰三。石阪泰三是東芝公司的退休總裁，當時兼任了380個職位，工作已經超負荷。
老人看無法推托，便回答說：“那我就出山吧，日本既然舉了手，哪能再放下！”
“相對於產業界，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藝術家的感覺要敏銳得多。”吉見俊哉介紹說：“大阪世博會最初的主題叫‘光從各處來’，想以此表現當代社會的多元化。但是以日本大文學家桑原武夫為首的世博會主題委員會認為，世博會不能僅僅是一個大party，還應當起到社會預警的作用。”
這個匯聚了全日本知名知識精英的委員會呼籲：“世界處於不和諧狀態，充斥著戰爭、環境、貧困問題，一步走錯，人類就會走向滅亡，因此人類智慧必須承擔起調和的責任。”
然而，知識分子的想法並不被產業界和政府接納。
主題委員會的方案送上去，日本政府吸取了其嚴肅內涵，但消解了原來預警的意思，最終定為———“人類的進步與和諧”———“調子積極向上，就是人類一步步在走向和諧。”吉見俊哉如此評價主題的轉彎：“這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失敗，政府和產業界的勝利。”
大阪世博會前幾個月，彩色電視機在日本普及。借助媒體的威力，一場自上而下的世博運動很快興起。 “全家3口人，1萬日元環遊全世界”，媒體打出了這樣煽情的廣告，國民的胃口被吊起來。
自上而下的全國總動員
擔任了世博會會長的石阪泰三立刻趕赴大阪。
下了飛機，石阪泰三四處看了看，說：“這個城市可不太幹淨。”
大阪市長臉紅了：“您這麽說，我真沒麵子。”
“1000年積攢下來的垃圾，正好在世博會上好好展示展示！”石阪泰三一副不依不饒的架勢。
大阪市長臉上掛不住，石阪泰三一走就召開了政府會議，會議決定掀起一場全市清潔運動，所有市民都要每天打掃自家房前屋後的衛生。
“二戰”後，被重創的日本走上了積極複興之路。然而當時的東京變化很大，關西地區卻沒什麽起色。當舉辦世博會已成定局後，日本各方逐漸形成了共識：通過世博會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均衡化。對此，大阪上下更是積極踴躍。
八木亞夫作為《每日新聞》大阪世博會的采訪總負責，指揮記者報道市民運動時說：“3年之後，外國客人就來了，髒亂差可不是咱東方人的待客之道。”
市民運動有聲有色。安靜運動：要求市民開車盡量不要按喇叭；清掃運動：每個月有固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去打掃街道；排隊運動：所有市民必須養成排隊習慣。
在大阪市負責招商的北條仁回憶，當時的大阪市民運動的主題之一是要用溫暖的心保證世博會順利舉行。他們選拔的接待人員都是20歲左右的大學生，對他們的第一要求是保持發自內心的微笑。“不是表麵做出來的那種，微笑不能敷衍客人。”
幾十年後，日本給世界的印象是：待人彬彬有禮，做事講規則到了苛刻的程度，街道一塵不染，服務兢兢業業。北條仁說，那都是大阪世博會養成教育的成果。
當時《每日新聞》跑政法口的年輕記者宮本二美生一開始就對世博成功充滿信心：“警察忽然都開始蓋新房或者重新裝修改建自家的房屋。”他一琢磨才明白，大阪警察大都是外地人，世博會要開了，擴建了新房可以讓親戚朋友來住啊。“警察都這樣有信心，世博會不會有問題！”
很多老人在幾年前就開始規劃世博之旅，存下一筆錢專門去開洋葷。連大阪周邊酒吧的女老板都在忙著學英語、法語。此時，那些“反博”聲音變得微弱了。
藝術家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1969年宮尾舜助遇見了日本的一位著名畫家。
老先生拉著他的手說，你們幹了件好事啊，我70多歲了，好多名畫都隻看過照片，以為這輩子看不到真品了，現在好了，明年就可以了這個願啦！
老畫家40多歲的兒子也從美國回到東京。宮尾舜助解釋說，我這兒子也是藝術家，在紐約搞浮雕多年。外國人在那兒發展多有“玻璃天花板”，他兒子隻能按當地設計師的要求幹點小活。而現在他為大阪世博會工作，才是真正的創作！那麽大的項目讓他自由設計，對藝術家來說，太難得了。
對日本的科技人員來說，大阪世博會更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時很多研究所都在默默地開發新產品，大家的心思是共同的：“一定要趕上世博會，去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富士通公司一位技術員告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顧問竹田一平，有了世博會，我們這些搞研發的人就有了名義去開發新的產品，公司從人財物各方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我們去開發平時不能做的東西。
“世博會代表了全日本國民的夢想。懷抱著這個夢想，大家期盼著開幕那一天。”宮本二美生說。
突如其來的井噴
人算不如天算。剛開幕時的一場大雪，讓世博園人氣低迷。
“開園頭一周每天隻有10多萬人，”宮尾舜助回憶說：“開局並不順利，還出現了赤軍爬上太陽塔示威的事件。”
對於大阪世博會的參觀人次，政府請一些研究機構作了預測。當時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都預計在4000萬上下，因為畢竟日本當時的人口才1億多一點。
但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研究所預測參觀人次達6400萬。這個機構就是剛剛成立不久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綜合研究所經營與改革部首席顧問山田秀之拿出了當年的計算方法：能接待人流的土地有330公頃，按每平方米每天能接納1000個人計算，乘以180日，最後算出了6400萬人次。這被當作是一個笑談。
然而奇跡最終發生了。井噴是從8月學校放假開始的。“參觀的熱情一天天上漲，一早大門口就擠滿了人，一進大門就向美國館、德國館、蘇聯館和日本企業館衝刺。”山田秀之說：“日本百姓太需要感受和觸摸這些最先進的東西了。”
大部分外地人都在美國館和蘇聯館那漫漫長隊前選擇了放棄。而大阪人卻得地利之便，很多都參觀過5次以上。
當年8歲的小笹井就是得天獨厚的大阪人，從家到世博會場隻需半個小時。他下課後背著書包直接趕去世博園。天黑了，他一點也不怕，還很興奮。因為他知道晚上5時以後的票打半折隻要400日元。
二年級小學生笹井前後參觀了10次。作為老手，他總是事先看好地圖，進門直奔最難排上隊的美國館和機器人館，他還四處在各個國家館搜集徽章，第二天拿到學校向同學們炫耀。
對於外地人來說，世博會是一次科技之旅。他們多半先坐上新幹線，體會到陸地上最快的速度，然後再進世博園，體會人類最高的科技成果。現在服務於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副本部長小川正人當時也是坐新幹線去的大阪世博會。而尾形武壽當年才20多歲，剛剛結婚，把坐新幹線看世博會當成了兩人的新婚旅行。很多走不動的老人和嬰兒，都在親人的陪同下數次來到大阪。
一對來自新瀉的夫妻，帶著兩個老人和4個孩子驅車到大阪看世博會，他們輪流開車一晚上奔馳了600公裏，一到大阪就參觀，晚上睡在車上。第三天參觀完，他們連夜開車回家。
回到新瀉，夫人清點孩子時忽然驚叫起來：他們才3歲的小兒子弄丟啦！
而在大阪世博園，晚上12時清場的時候，保安看見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台階上。問他父母是誰，哪來的，孩子隻是哭泣，什麽也不說。沒辦法，保安隻好把這個男孩領回了自己的家。後來確認這就是那對新瀉夫妻丟的孩子。
“不僅是丟孩子，還有丟東西、丟錢的。”宮尾舜助說：“世博會期間撿到的錢包，裏麵的錢多達 4900萬日元。”
由於參觀的人實在太多，通過各種捷徑進入場館的花招也不斷翻新，這成了當時輿論監督的重點。讓一些老記者記憶猶新的是一起“殘疾議員事件”。當時一位著名議員為了不用排幾個小時的隊也能看阿波羅號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殘疾人輪椅，想從殘疾人通道入館，結果被工作人員發現，此事經媒體曝光後，轟動一時。
“在我的記憶裏，大阪世博會最終的參觀人次是64218770”，時隔40年，宮尾舜助一字一頓：“最多的一天是83.6萬人，那也是個沒被打破的紀錄。”
日本的黃金時代
世博園開啟的豪華世界像夢境一樣。
台風是日本最大的自然災害。日本孩子看到台風席卷而來的時候，都夢想在台風中心投放炸彈，幫助人們度過危機。
在三菱重工的企業館，有一台體驗式的轟炸機，尾形武壽操縱著它飛向台風中心，投放炸彈。“我們參觀世博會是來尋找夢想的。”當時20多歲的尾形武壽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這也使他那一代的日本年輕人相信，技術能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未來。
“世博，讓日本人找到了自信，也看到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尾形武壽說，日本人參觀了一圈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後驀然發現，日本擁有的技術與世界最高標準並不差太多。
大阪世博會之前，日本的部分產業如造船業已經在國際上領先了。馬六甲海峽最淺的地方隻有20米，很多國家製造的船都過不去。但愛動腦子的日本人突破了這項技術，他們製造的30萬噸油輪吃水正好18米。這讓他們通吃了油輪業。當時世界60％的油輪都是日本製造的，船體發動機占了世界的70％。
“世博給日本人帶來的自信超過了奧運會”，尾形武壽解釋。
世博會所展現的西方世界和現代科技深深刺激了那一代人。就像一次全民動員，由此日本堅定了技術立國的決心。
尾形武壽說，大阪世博會前的日本也是個出口大國，但少有品牌，一直處於產業鏈條的低端。世博會後不久，日本開始控製產品質量，追求精工製造。國家出台了嚴厲的出口檢查製度，達不到質量標準的不許出口。
日本製造終於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家電和汽車在全球的霸業漸成。
山田秀之40年後指出，世博展館是日本技術研發的起點，為日本精工製造提供了路線圖。
東芝展館展示的三維圖象，是今天3D技術的雛形。三菱重工館展示的便攜電話，由於軟件開發現在已經實現。當年粗陋的機器人和阿童木一起走入人心，為今天日本機器人技術獨領風騷埋下了堅實的民間基礎。
伴隨著日本的公司在世博會後大批走向世界，很多年輕的精英也開始謀求到海外發展。
造船工程師尾形武壽就收到了荷蘭鹿特丹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邀請。此時他的大兒子剛剛出生，到底去不去？
“當時日本的潮流就是最優秀的人都出國工作。”尾形武壽最終決定闖闖荷蘭，而這一去就是4年。“海外工作經曆能開闊眼界也很鍛煉人，所以，現在日本的中流砥柱，多是當年的那一批年輕人。”
1970年大阪世博會，把現代世界博覽事業推向了巔峰，也把日本推向了巔峰。接受采訪的老人，無論是75歲仍在擔任名譽會長的宮尾舜助，還是80歲的老職員北條仁；無論是還經常回到世博園進行花卉攝影創作的八木亞夫，還是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談起當年，都雙頰潮紅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因為那是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是日本的輝煌時代。
回望1970年，老人們最留戀的是全國上下有理想有希望有幹勁的精氣神。
借奧運與世博的東風，日本人努力工作，出口量劇增，貿易順差巨大，日元和美元的比價從340∶1，變成了130∶1，日本人變成了有錢人。
“然而日本發展太快，開始有點忘形了，太急著對西方強硬說‘不’。”每日新聞常務副社長常田照雄說：“大阪世博會後上任的首相田中角榮製定政策非常激進，那時全世界銀行業的頭幾把交椅都是日本銀行坐著，日本企業在全世界範圍買土地買工廠買古董，就像現在中國的情形一樣。”
“可西方利益哪是那麽容易撼動的，招來的隻是更強烈的反彈。那時候國際上各種媒體和電影電視都在醜化日本人，田中角榮也在美國的壓力下下台。”
相較這些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國內因素，尾形武壽問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是否注意到了房地產泡沫，是否注意到有一個吞吃掉大量資源的大黑洞？
大阪世博會後的日本就是個教訓。 “日本的攤子鋪得太大了，而日本本身是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尾形武壽說：西方人拚命拱著乍富的日本不斷製造新的泡沫，讓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正當日本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中東戰爭爆發，資源價格飛漲。“石油危機重創了日本，從此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在老人們心中更糟糕的是：“富裕後的日本人不再勤勞，而且許多人沒有了夢想。”
“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後，遇到的挫折更多。回頭看曆史，最大的經驗就是給孩子的教育更大的投入”，宮尾舜助表示，千年曆史告訴日本人，鑽研工藝和技術符合大和民族的性格，日本適合開發新科技，而且基礎很好。我們不能避免新的問題發生，大國地位也不一定能保持。但立國之本不能丟掉。
大阪世博會剛剛落幕，就趕上大阪府知事的選舉。幾乎所有預測都認為主持了大阪世博會的佐藤義詮會勝選。“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大阪世博會那麽成功，讓大阪經濟大步發展，他還修了高速公路，增加了電車路線。”
但出人意料的是，佐藤義詮落選了。
選民的理由是，雖然舉辦世博會拉動了經濟，但也造成大阪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
負責報道此事的宮本二美生總結：“在經曆了世博會的大阪市民看來，這種光知道發展經濟的人不合潮流了。”
“非洲館的人黝黑的皮膚太稀奇了，我真後悔沒摸一摸”“自助餐太解饞了，能把人撐死”……當時是初一學生的阪東賢治站在學校體育館的主席台上，向全校師生報告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盛況。
阪東賢治是日本青森縣那所中學惟一一個去參觀大阪世博會的學生。看著同學們羨慕的表情，他備感驕傲。
大阪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次達6422萬的曆史紀錄，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當年，全日本每4人中便有1人離開自己的日常生活圈來到會展現場。
“那是一場全民的國事活動”，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這樣給大阪世博會定義：國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一代年輕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70年的日本，經濟實力已經實現了跳躍式趕超。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於1965年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躍居世界發達國家的第二位。但在阪東賢治的印象裏，雖然經濟騰飛了，可有1億多人口的日本開始出現兩極分化、價值觀紊亂。
而為時半年的世博會，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在世博會上贏得自信樹立了目標的日本人，把產業升級和質量監控放在了首位，開始重塑日本製造。大阪世博會帶動了關西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縮小了地區之間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大阪世博會實際上擔負了國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國民開闊了眼界，頭腦開了竅，日本走向均衡發展。
後來，阪東賢治考大學、找工作，在華盛頓、北京擔任日本每日新聞社的駐外記者，精通多國語言，現任該社國際部主任。他至今最難忘的還是他小學老師的教誨：“外國客人來了，要講文明，不要再隨便撒尿了！”
高速發展中的動蕩
1960年日美安保協議簽訂。在當時，許多日本國民把它看作是個喪權辱國的協議。“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師生率先開始示威遊行。後來幾十萬工人、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流血和傷亡事件時有發生。”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回憶，有人評價“1960年的安保鬥爭，幾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難以融合的政治觀點、貧富差別、男女不平等、大地震帶來的問題，無論經濟多麽高速發展，都無法解決無法掩蓋。
日本政府把寶押在奧運會和世博會這兩個國際盛會上，希望通過打開世界之窗，激發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人心和意誌。“世博會籌備的第一站就是去邀請剛剛完成登月的阿波羅號飛船來參展”，吉見俊哉說：“它也真激發了許多年輕人對未來無限可能性的想象。”
但當時“反博”勢力也非常強大，他們批評：在鐵路和高速公路方麵花錢太多太浪費；他們質疑：與其那麽大把地燒錢，何不把這些錢用在窮人福利上？同時，大規模建設難免破壞環境和擾民，“世博會後，留下大片空地無法利用也是世博會被抱怨的原因。”
日本許多地方政府也明確表示反對。反應最激烈的，是大阪的近鄰京都。京都府知事質問道：國家把錢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投入到了大阪，他們火了，對京都有什麽好處？看世博的車可能連著半年堵到我們這兒，讓我的老百姓出行不便。
開局不順，一切都勉勉強強，但政府卻執意要推進此事。
當時，連大阪世博會會長也沒人願意擔任。
1965年，到了會長提名的最後期限。政府一個個找大阪大企業的負責人談話，卻不斷被拒。“政府頭大了，如果再拖就是國際事件了。”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石阪泰三的秘書宮尾舜助事後回憶說。
通產省大臣找到馬上滿80歲的石阪泰三。石阪泰三是東芝公司的退休總裁，當時兼任了380個職位，工作已經超負荷。
老人看無法推托，便回答說：“那我就出山吧，日本既然舉了手，哪能再放下！”
“相對於產業界，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藝術家的感覺要敏銳得多。”吉見俊哉介紹說：“大阪世博會最初的主題叫‘光從各處來’，想以此表現當代社會的多元化。但是以日本大文學家桑原武夫為首的世博會主題委員會認為，世博會不能僅僅是一個大party，還應當起到社會預警的作用。”
這個匯聚了全日本知名知識精英的委員會呼籲：“世界處於不和諧狀態，充斥著戰爭、環境、貧困問題，一步走錯，人類就會走向滅亡，因此人類智慧必須承擔起調和的責任。”
然而，知識分子的想法並不被產業界和政府接納。
主題委員會的方案送上去，日本政府吸取了其嚴肅內涵，但消解了原來預警的意思，最終定為———“人類的進步與和諧”———“調子積極向上，就是人類一步步在走向和諧。”吉見俊哉如此評價主題的轉彎：“這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失敗，政府和產業界的勝利。”
大阪世博會前幾個月，彩色電視機在日本普及。借助媒體的威力，一場自上而下的世博運動很快興起。 “全家3口人，1萬日元環遊全世界”，媒體打出了這樣煽情的廣告，國民的胃口被吊起來。
自上而下的全國總動員
擔任了世博會會長的石阪泰三立刻趕赴大阪。
下了飛機，石阪泰三四處看了看，說：“這個城市可不太幹淨。”
大阪市長臉紅了：“您這麽說，我真沒麵子。”
“1000年積攢下來的垃圾，正好在世博會上好好展示展示！”石阪泰三一副不依不饒的架勢。
大阪市長臉上掛不住，石阪泰三一走就召開了政府會議，會議決定掀起一場全市清潔運動，所有市民都要每天打掃自家房前屋後的衛生。
“二戰”後，被重創的日本走上了積極複興之路。然而當時的東京變化很大，關西地區卻沒什麽起色。當舉辦世博會已成定局後，日本各方逐漸形成了共識：通過世博會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均衡化。對此，大阪上下更是積極踴躍。
八木亞夫作為《每日新聞》大阪世博會的采訪總負責，指揮記者報道市民運動時說：“3年之後，外國客人就來了，髒亂差可不是咱東方人的待客之道。”
市民運動有聲有色。安靜運動：要求市民開車盡量不要按喇叭；清掃運動：每個月有固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去打掃街道；排隊運動：所有市民必須養成排隊習慣。
在大阪市負責招商的北條仁回憶，當時的大阪市民運動的主題之一是要用溫暖的心保證世博會順利舉行。他們選拔的接待人員都是20歲左右的大學生，對他們的第一要求是保持發自內心的微笑。“不是表麵做出來的那種，微笑不能敷衍客人。”
幾十年後，日本給世界的印象是：待人彬彬有禮，做事講規則到了苛刻的程度，街道一塵不染，服務兢兢業業。北條仁說，那都是大阪世博會養成教育的成果。
當時《每日新聞》跑政法口的年輕記者宮本二美生一開始就對世博成功充滿信心：“警察忽然都開始蓋新房或者重新裝修改建自家的房屋。”他一琢磨才明白，大阪警察大都是外地人，世博會要開了，擴建了新房可以讓親戚朋友來住啊。“警察都這樣有信心，世博會不會有問題！”
很多老人在幾年前就開始規劃世博之旅，存下一筆錢專門去開洋葷。連大阪周邊酒吧的女老板都在忙著學英語、法語。此時，那些“反博”聲音變得微弱了。
藝術家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1969年宮尾舜助遇見了日本的一位著名畫家。
老先生拉著他的手說，你們幹了件好事啊，我70多歲了，好多名畫都隻看過照片，以為這輩子看不到真品了，現在好了，明年就可以了這個願啦！
老畫家40多歲的兒子也從美國回到東京。宮尾舜助解釋說，我這兒子也是藝術家，在紐約搞浮雕多年。外國人在那兒發展多有“玻璃天花板”，他兒子隻能按當地設計師的要求幹點小活。而現在他為大阪世博會工作，才是真正的創作！那麽大的項目讓他自由設計，對藝術家來說，太難得了。
對日本的科技人員來說，大阪世博會更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時很多研究所都在默默地開發新產品，大家的心思是共同的：“一定要趕上世博會，去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富士通公司一位技術員告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顧問竹田一平，有了世博會，我們這些搞研發的人就有了名義去開發新的產品，公司從人財物各方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我們去開發平時不能做的東西。
“世博會代表了全日本國民的夢想。懷抱著這個夢想，大家期盼著開幕那一天。”宮本二美生說。
突如其來的井噴
人算不如天算。剛開幕時的一場大雪，讓世博園人氣低迷。
“開園頭一周每天隻有10多萬人，”宮尾舜助回憶說：“開局並不順利，還出現了赤軍爬上太陽塔示威的事件。”
對於大阪世博會的參觀人次，政府請一些研究機構作了預測。當時幾乎所有研究機構都預計在4000萬上下，因為畢竟日本當時的人口才1億多一點。
但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研究所預測參觀人次達6400萬。這個機構就是剛剛成立不久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綜合研究所經營與改革部首席顧問山田秀之拿出了當年的計算方法：能接待人流的土地有330公頃，按每平方米每天能接納1000個人計算，乘以180日，最後算出了6400萬人次。這被當作是一個笑談。
然而奇跡最終發生了。井噴是從8月學校放假開始的。“參觀的熱情一天天上漲，一早大門口就擠滿了人，一進大門就向美國館、德國館、蘇聯館和日本企業館衝刺。”山田秀之說：“日本百姓太需要感受和觸摸這些最先進的東西了。”
大部分外地人都在美國館和蘇聯館那漫漫長隊前選擇了放棄。而大阪人卻得地利之便，很多都參觀過5次以上。
當年8歲的小笹井就是得天獨厚的大阪人，從家到世博會場隻需半個小時。他下課後背著書包直接趕去世博園。天黑了，他一點也不怕，還很興奮。因為他知道晚上5時以後的票打半折隻要400日元。
二年級小學生笹井前後參觀了10次。作為老手，他總是事先看好地圖，進門直奔最難排上隊的美國館和機器人館，他還四處在各個國家館搜集徽章，第二天拿到學校向同學們炫耀。
對於外地人來說，世博會是一次科技之旅。他們多半先坐上新幹線，體會到陸地上最快的速度，然後再進世博園，體會人類最高的科技成果。現在服務於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副本部長小川正人當時也是坐新幹線去的大阪世博會。而尾形武壽當年才20多歲，剛剛結婚，把坐新幹線看世博會當成了兩人的新婚旅行。很多走不動的老人和嬰兒，都在親人的陪同下數次來到大阪。
一對來自新瀉的夫妻，帶著兩個老人和4個孩子驅車到大阪看世博會，他們輪流開車一晚上奔馳了600公裏，一到大阪就參觀，晚上睡在車上。第三天參觀完，他們連夜開車回家。
回到新瀉，夫人清點孩子時忽然驚叫起來：他們才3歲的小兒子弄丟啦！
而在大阪世博園，晚上12時清場的時候，保安看見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台階上。問他父母是誰，哪來的，孩子隻是哭泣，什麽也不說。沒辦法，保安隻好把這個男孩領回了自己的家。後來確認這就是那對新瀉夫妻丟的孩子。
“不僅是丟孩子，還有丟東西、丟錢的。”宮尾舜助說：“世博會期間撿到的錢包，裏麵的錢多達 4900萬日元。”
由於參觀的人實在太多，通過各種捷徑進入場館的花招也不斷翻新，這成了當時輿論監督的重點。讓一些老記者記憶猶新的是一起“殘疾議員事件”。當時一位著名議員為了不用排幾個小時的隊也能看阿波羅號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殘疾人輪椅，想從殘疾人通道入館，結果被工作人員發現，此事經媒體曝光後，轟動一時。
“在我的記憶裏，大阪世博會最終的參觀人次是64218770”，時隔40年，宮尾舜助一字一頓：“最多的一天是83.6萬人，那也是個沒被打破的紀錄。”
日本的黃金時代
世博園開啟的豪華世界像夢境一樣。
台風是日本最大的自然災害。日本孩子看到台風席卷而來的時候，都夢想在台風中心投放炸彈，幫助人們度過危機。
在三菱重工的企業館，有一台體驗式的轟炸機，尾形武壽操縱著它飛向台風中心，投放炸彈。“我們參觀世博會是來尋找夢想的。”當時20多歲的尾形武壽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這也使他那一代的日本年輕人相信，技術能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未來。
“世博，讓日本人找到了自信，也看到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尾形武壽說，日本人參觀了一圈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後驀然發現，日本擁有的技術與世界最高標準並不差太多。
大阪世博會之前，日本的部分產業如造船業已經在國際上領先了。馬六甲海峽最淺的地方隻有20米，很多國家製造的船都過不去。但愛動腦子的日本人突破了這項技術，他們製造的30萬噸油輪吃水正好18米。這讓他們通吃了油輪業。當時世界60％的油輪都是日本製造的，船體發動機占了世界的70％。
“世博給日本人帶來的自信超過了奧運會”，尾形武壽解釋。
世博會所展現的西方世界和現代科技深深刺激了那一代人。就像一次全民動員，由此日本堅定了技術立國的決心。
尾形武壽說，大阪世博會前的日本也是個出口大國，但少有品牌，一直處於產業鏈條的低端。世博會後不久，日本開始控製產品質量，追求精工製造。國家出台了嚴厲的出口檢查製度，達不到質量標準的不許出口。
日本製造終於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家電和汽車在全球的霸業漸成。
山田秀之40年後指出，世博展館是日本技術研發的起點，為日本精工製造提供了路線圖。
東芝展館展示的三維圖象，是今天3D技術的雛形。三菱重工館展示的便攜電話，由於軟件開發現在已經實現。當年粗陋的機器人和阿童木一起走入人心，為今天日本機器人技術獨領風騷埋下了堅實的民間基礎。
伴隨著日本的公司在世博會後大批走向世界，很多年輕的精英也開始謀求到海外發展。
造船工程師尾形武壽就收到了荷蘭鹿特丹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邀請。此時他的大兒子剛剛出生，到底去不去？
“當時日本的潮流就是最優秀的人都出國工作。”尾形武壽最終決定闖闖荷蘭，而這一去就是4年。“海外工作經曆能開闊眼界也很鍛煉人，所以，現在日本的中流砥柱，多是當年的那一批年輕人。”
1970年大阪世博會，把現代世界博覽事業推向了巔峰，也把日本推向了巔峰。接受采訪的老人，無論是75歲仍在擔任名譽會長的宮尾舜助，還是80歲的老職員北條仁；無論是還經常回到世博園進行花卉攝影創作的八木亞夫，還是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談起當年，都雙頰潮紅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因為那是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是日本的輝煌時代。
回望1970年，老人們最留戀的是全國上下有理想有希望有幹勁的精氣神。
借奧運與世博的東風，日本人努力工作，出口量劇增，貿易順差巨大，日元和美元的比價從340∶1，變成了130∶1，日本人變成了有錢人。
“然而日本發展太快，開始有點忘形了，太急著對西方強硬說‘不’。”每日新聞常務副社長常田照雄說：“大阪世博會後上任的首相田中角榮製定政策非常激進，那時全世界銀行業的頭幾把交椅都是日本銀行坐著，日本企業在全世界範圍買土地買工廠買古董，就像現在中國的情形一樣。”
“可西方利益哪是那麽容易撼動的，招來的隻是更強烈的反彈。那時候國際上各種媒體和電影電視都在醜化日本人，田中角榮也在美國的壓力下下台。”
相較這些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國內因素，尾形武壽問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是否注意到了房地產泡沫，是否注意到有一個吞吃掉大量資源的大黑洞？
大阪世博會後的日本就是個教訓。 “日本的攤子鋪得太大了，而日本本身是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尾形武壽說：西方人拚命拱著乍富的日本不斷製造新的泡沫，讓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正當日本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中東戰爭爆發，資源價格飛漲。“石油危機重創了日本，從此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在老人們心中更糟糕的是：“富裕後的日本人不再勤勞，而且許多人沒有了夢想。”
“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後，遇到的挫折更多。回頭看曆史，最大的經驗就是給孩子的教育更大的投入”，宮尾舜助表示，千年曆史告訴日本人，鑽研工藝和技術符合大和民族的性格，日本適合開發新科技，而且基礎很好。我們不能避免新的問題發生，大國地位也不一定能保持。但立國之本不能丟掉。
大阪世博會剛剛落幕，就趕上大阪府知事的選舉。幾乎所有預測都認為主持了大阪世博會的佐藤義詮會勝選。“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大阪世博會那麽成功，讓大阪經濟大步發展，他還修了高速公路，增加了電車路線。”
但出人意料的是，佐藤義詮落選了。
選民的理由是，雖然舉辦世博會拉動了經濟，但也造成大阪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
負責報道此事的宮本二美生總結：“在經曆了世博會的大阪市民看來，這種光知道發展經濟的人不合潮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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